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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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我國高等教育在進一步發展過程中需要特別關注三個問題：首先，在公辦高校繼續發展的同時，必須發展民辦高校，提高民辦高校的辦學水平。其次，無論是公辦高校還是民辦高校都需要提高質量。再次，在公辦高校中，應當將精英教育與大眾化教育區別對待。

【摘要題】改革與發展

【英文摘要】Afterenteringthenew

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也就是要防止片面性。世紀之交，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發展時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這對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加快我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步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們也要對這種“高速”發展保持適當的冷靜，切不可只注意發展，而忽視了提高，以致誤人子弟。特別是在注意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同時，千萬不可忽視少數大學必須踏踏實實地名副其實地實行精英教育。為此，我國的高等教育在當前還需要著重關注以下幾個問題。

一、在公辦高校繼續發展的同時，必須發展民辦高校，提高民辦高校的辦學水平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和信息化社會，在這種情況下，一切競爭包括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結底都是知識和人才的競爭。而要培養大批高層次的優秀的專門人才，主要依靠高等教育來完成。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很快就撤并了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使所有高等學校都變成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舉辦的公辦大學。經過1952年院系調整和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我國公辦大學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成為國家高等教育的主力軍，有人形象地稱之為“國家隊”。而近年來民辦高校雖然已經崛起，但由于起步較晚、基礎薄弱，目前還無力承擔國家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培養大批高素質人才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公辦高校的肩上。所以，在面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繼續發展公辦高校是快速培養人才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我們應當看到，我國大學生、研究生的數量還遠遠不能滿足國家經濟和社會建設的要求。盡管從1999年開始，全國高校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擴招，但截至2002年，我國高校的毛入學率（在校大學生人數與適齡青年之比）也才達到14%，按照美國學者馬丁·特羅(MartinTrow)的研究結果，我們仍然處于精英教育階段，還沒有達到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當然，早在去年，教育部一位官員就指出，今后幾年擴招的速度將保持在10%左右，直到2005年實現毛入學率15%的目標。盡管如此，不僅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校的這個比例比較低，即使同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是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辦事處高等及遠程教育計劃專家王一兵教授說，據“世界銀行1994年報告，‘經合組織’各國高等教育平均毛入學率已達到51%，跨入了普及化階段；其中，按教科文組織1995年世界教育報告，北美（美國和加拿大）高教毛入學率1992年已經達到82%；中等收入國家為21%；低收入國家為6%。1965年到1990年，東亞地區從8%增加到17%。70年代到80年代末，全世界高等教育入學率從8.5%增長到13.5%；發展中國家則為8.3%”[1]。王一兵教授進一步說明，“1996年，中國共有普通與成人本專科在校生567.7萬人，18～21歲人口大學毛入學率為7%，每10萬人口中大學生數為470人，由此看出：中國的高等教育仍處于精英階段；同發達國家相差兩個階段；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中國每10萬人口中大學生數在亞太地區僅高于巴基斯坦、孟加拉、老撾、越南、柬埔寨和阿富汗”[2]。

所以，我們還要繼續提高我國大學生的總體人數，而要做到這一點，僅靠公辦高校是很不夠的。眾所周知，我國的國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各項建設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也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仍屬于發展中國家，由于國家財力有限，不可能舉辦更多的高等學校。因此，必須調動社會和民間力量，積極舉辦民辦高校。無論是從理論層次看，還是從實踐層面看，我們都必須有相當數量的民辦高校，這些民辦高校的地位和作用必須得到承認。

1998年8月29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在《總則》第六條中明確規定：“國家規定企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及其他社會組織和公民等社會力量依法舉辦高等學校，參與和支持高等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由于與該法相配套的法規、政策等還不夠完善，所以目前民辦高校在舉辦過程中還存在不少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2001年3月23日《中國經濟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民辦學校期待“國民待遇”》的文章。文章指出：“民辦學校近年來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得到迅速發展，但在具體的辦學過程中所遇到的資金、用地、生源等方面的困難仍較為突出。……不少政協委員呼吁有關部門取消對民辦學校的一些歧視性政策，與公辦學校一視同仁。”[3]那么，民辦高校受到哪些方面的歧視呢？文章舉例說：“全國政協委員、民盟浙江省常務副主委陳新增指出，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對民辦學校的歧視政策，使民辦學校在具體辦學過程中困難重重。他舉例說，譬如民辦學校在建設用地、銀行貸款、師生來源等方面與公辦學校都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競爭。按國家規定，民辦學校學生和公辦學校學生應享有同等權利，而目前實際情況兩者是不等的。公辦高校學生無須擔保和抵押可享受助學貸款，而民辦高校學生卻不能享受這一權利，這是個明顯的歧視政策。”[4]民辦高校的困難可見一斑。

按照馬丁·特羅的觀點，世界上目前已經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國家只有美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之所以能率先進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階段，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得益于他們各自的私立高等教育的穩步發展。在日本，有70%的高等學校是私立的，而其在校生人數占全國在校生人數的比例則超過70%。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還不過150年的歷史，但是他們十分重視發展私立高等教育，拓寬了日本國民上大學的渠道，使得日本能比較快地實現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在美國，高等教育普及化得力于舉辦的私立大學、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私立大學功不可沒。實際上，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的高等學校毛入學率之所以能夠超過15%，也是得益于私立大學的舉辦。我國要加快發展高等教育的步伐，民辦高校這一條腿必須“硬”起來，真正實行“兩條腿”走路。

在過去十幾年當中，民辦高校還是在不斷發展，形成了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即公立大學大體占高校總數的1/3，業務部門辦的各種管理學院大體占1/3，民辦高校也大體占1/3。我國目前民辦高校已經有1000多所，民辦高校現在有辦得好的和比較好的；但毋庸諱言，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民辦高校的辦學水平還存在著參差不齊的現象。我們應當采取多種有效措施，促進民辦高校盡快提高辦學水平和質量。出現這些問題，辦學者當然有責任，但主管部門應負主要責任。作為主管部門幾乎很少過問，下面自然會發生形形色色的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首先在于教育主管部門的重視。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濟大學教授江景波說：“目前，由社會力量舉辦的全國各類高等教育機構多達1200多個，在讀學生為150萬人次，這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國家應加大對民辦學校的扶持力度，實現扶持和嚴格管理并舉”[5]，“政府在加大扶持的同時，要建立科學的評估和督導制度，對民辦學校既要管理、監督，又不能過多干預，要嚴格把握民辦學校的審批制度，定期對民辦學校的辦學質量、標準進行審計，以確保學校健康、持續發展。并要盡快出臺《民辦教育法》，通過法律程序來扶持和規范民間辦學”[6]。我們認為，這個思路對提高民辦高校的社會地位、擴大民辦高校的影響都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

二、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不容樂觀，無論是公辦高校還是民辦高校都需要提高質量

為了及早實現我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增加高等學校的數量是必要的，但是更要重視提高質量。不僅民辦高校存在著質量問題，公辦高校同樣也存在質量問題。現在，在我們有些研究刊物上，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就是“發展”一詞出現得很多，而“提高”一詞出現得太少。就全國范圍來說，高等教育事業當然要發展，而且還需要發展若干年。但在發展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注意提高。不論是哪個層次的高等學校，都應當在其已有水平上繼續提高。然而，現實的情況則是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質量問題。2001年3月28日《中國經濟時報》第一版刊登了《高等教育質量嚴重滑坡》一文，文章根據2001年年初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發表的2000年度《國際競爭力報告》的結果，認為：該報告顯示，“中國的國民素質、科學技術和國際競爭力在世界的排名連續下滑：國民素質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學技術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國際競爭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7]。為此，該報記者采訪了清華大學劉西拉教授。劉西拉教授組織在一所著名高校的兩個工科系細致調查后認為，這與當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嚴重下滑有關。劉西拉教授分析高等教育質量下滑的首要原因是“學校普遍存在‘浮躁心態’，熱衷‘轟動效應’。因為追求短期內迅速提高各種評比指標，重金獎勵作者，不顧其他；為了提高學術知名度和爭取課題，拉一些社會名流或官員到高校當領導、做教授，制造輿論，不計效果；為增加科研收入，不論技術含量，只要來錢就行。因此，很多教師不在教學上投入”[8]。記得90年代初，原教育部副部長周遠清說過高等學校存在著四個方面的投入不足的問題，即教育經費投入不足、領導精力投入不足、教師精力投入不足、學生精力投入不足，現在看來這些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此，大學生對整個教學環節的滿意程度在下降。據劉西拉教授的調查結果看，對整個教學環節“認為‘很滿意’和‘滿意’的學生只有5%，認為‘不滿意’和‘很不滿意’的學生達53%；……認為在大學苦讀幾年后，‘能學到一點點’和‘根本學不到’有用東西的學生占79%”[9]。在這所學校的課程設置方面，學生也不很滿意。調查結果顯示，“認為專業課設置合理的只有8%，認為基礎課設置不合理的有18%，認為‘選修課不合理’的學生比例已達78%”[10]。據此，劉教授認為這些都是“高等教育質量滑坡的重要原因”[11]。著名大學尚且如此，其他高校情況如何，可想而知。

無獨有偶，2002年7月18日的《南方周末》在A4版上辟出大幅版面討論擴招以后的高等教育問題。從文章中我們有這樣的感覺，始于1999年的高等學校的擴招，固然有很大成績，但也進一步影響了高等教育的質量。“隨著學生規模的急劇膨脹，大多數學校的宿舍、教室、實驗室等頓時緊張起來。……學校想了各種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但很顯然，學校投入的增加趕不上擴招的速度，于是社會上出現了‘質量下降’的擔心”[12]，“從1999年開始，廣州外語外貿大學開始接受省政府下達的擴招計劃。……大量學生的擁入，使該校以語言教學為主的優勢正在受到影響。語言教學理想狀態是小班化模式。而學校所有的二百多間教室顯然已經變得緊張。今年5月份，學校的班級數是236個。今年9月份新生入學，又要增加三十多個班級”[13]，“在擴招迅猛的大學，超負荷運轉的教室和老師都有點力不從心。這使學校里產生了一種焦躁的情緒”[14]。某大學的一位負責人對畢業生的質量憂心忡忡地說：“擴招后實驗設備的添置滯后，致使一些學生喪失了動手的機會，常常是幾個學生一起實驗，只能看，不能摸。有些學生根本沒有親手做過實驗。”[15]一般說來，發展比較容易，無非是鋪攤子，現在就是一個勁“擴招”，反正蓋學生公寓、蓋食堂，大家都有了經驗，并不難，駕輕就熟。但是提高卻很困難，比發展困難得多。有人也許會說，“發展”里面包含著“提高”的意思。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提高教育質量”、“提高學術水平”、“提高師資水平”、“提高學生素質”等等，是否都可以改為“發展教育質量”、“發展學術水平”、“發展師資水平”、“發展學生素質”？顯然，這樣的說法是不能令人贊同的。“發展”是硬道理，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但“提高”也是硬道理，未來也將證明這一點。兩者相輔相成，切不可片面地強調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個方面。

當然，對于不同層次的高校也應當有不同質量要求，就好像每年高考也需要分批錄取一樣。我們不能因為擴大招生規模而忽視甚至放棄對質量的要求。目前，我們有不少高校片面地強調規模，似乎規模越大越好，學校地位也就越高。從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規律看，這種傾向是有害的！

三、在公辦高校中，應當將精英教育與大眾化教育區別對待

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大會上講話中，發出了“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的號召。這些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就是我們所要舉辦的精英教育的主體。相對來說，要實現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雖然并非輕而易舉、一蹴而就，而最為困難的則是辦好精英高等教育，這其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更多，工作更艱巨。2000年8月份在北京密云，由教育部主辦了一次“中外大學校長論壇”。在這次論壇上，英國牛津大學校長科林·盧卡斯(ColinLucas)說過這樣一句話：要辦好世界一流大學很難。世界一流大學校長能發出這樣肺腑之言，決不是空發議論，而是經驗之談，值得我們深思。

但是我們今天在向大眾化行進的過程中，卻是希望所有公辦大學包括實施精英教育的學校都一起來參與，這種做法是考慮不周的。相反，我們應當采取措施，減輕精英教育大學的負擔，使這些學校能夠“輕裝疾進”，逐漸發展成為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學。那么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任務主要靠誰來完成呢？一是省屬本科大學和其他各種類型高校；二是靠民辦大學，現在這條“腿”很弱，需要加強領導和管理。

我們欣喜地看到，近年來我國有些重點大學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不用說，其余也有部分高校以實際行動面對擴招，減少各自的招生規模。2002年，武漢大學本科的招生規模為7000人，比上一年減少了1000人；復旦大學認為，“對于我們來說，‘擴招’的概念用不上”[16]。據介紹，復旦大學近三年來本科招生人數也都在3200～3400人之間，在各省市的招生人數都沒有什么變化。另有信息表明：“今年（2002年）重點高校在廣東雖然仍在擴招，但不少高校已減緩了本科的擴招規模。據了解，清華今年計劃在廣東招生較去年僅增加5人；北大增加7人；復旦增加2人；上海交大比去年擴招4人。而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的招生則與去年持平。”[17]

另一方面，要加快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步伐，把我國早日建設成為發達國家，必須建設若干所名副其實的研究型大學，其中還必須有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學。鑒于我國體制、歷史等原因，建設這樣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只有依靠一部分知名公辦大學，這也是歷史賦予這些為數較少大學的重大使命。國家需要采取各種切實有效的措施，積極發展這些大學，以便從中脫穎而出一批更高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學。

因此，在公辦高校中，必須將精英教育與大眾化教育區別對待，重點辦好一批實施精英教育的大學或研究型大學。教育主管部門對高等教育在宏觀方面可以兩手抓：一手抓少數高水平大學，實施精英教育，使之在今后幾十年陸續成為世界知名大學，并進而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另一手抓絕大多數的其他高校，既有公立，也有私立，即社會力量辦學。

具體說來，這種區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經費投入和辦學規模。

所謂經費投入，就是指為了辦好這些實施精英教育的大學，國家在經費上必須進一步給予重點支持，從我國的國情看，我們能辦好50～100所實施精英教育的大學就已經相當不錯了。國家如果能在資金上保證這一批大學的辦學需要，并給予充分的辦學自主權，我們相信，在這些高校中會涌現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

所謂辦學規模就是指對于實施精英教育的大學要控制規模，對于這些大學可由學校自主確定招生規模，而無須給他們下達指令性計劃。哈佛大學榮譽校長陸登庭(Neill.Rudenstine)曾經對《中國教育報》記者說，大學并不是越大越好（這當然主要指高水平大學）。2002年哈佛大學有20000人申請入學，但他們只招收1600多人。哈佛大學在校的研究生與本科生總數大約是16000～18000人，研究生人數多于本科生。哈佛大學的模式當然不能全盤照抄，但人家三百多年的經驗來之不易，其精神值得認真思考。從上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目前已經有少數著名高等學校開始在控制每年的招生規模，這是值得肯定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我國高等教育目前面臨的這三個方面的問題最為緊迫，因此也最為重要，盡管我們也還會有其他一些困難和問題。希望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和各級各類高等學校能夠重視這幾個問題，端正思想，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以便使我國的高等教育進一步邁上健康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2]王一兵.知識經濟、信息社會與高等教育大眾化——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戰略選擇[J].上海高教研究，1998,(6):1.

[3][4][5][6]林春霞.民辦學校期待“國民待遇”[N].中國經濟時報，2001-03-23(1)。

[7][8][9][10][11]冀文海.高等教育質量嚴重滑坡——教師隊伍中出現“斷層”、行政干預過多、高校創新受限等是主要原因[N].中國經濟時報，2001-03-28(1)。

[12]鄧科.高校擴招陷入尷尬境地[N].南方周末，2002-07-18(4)。

[13][14][15][17]江華.廣東：大學對擴招的不同聲音[N].南方周末，2002-07-18(4)。

[16]陳音.復旦：“擴招對我們不適用”[N].南方周末，2002-07-18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