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滿堂劇作中性別角色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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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靜作者單位：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高滿堂創作的“遼寧工業系列”電視劇，在工業題材創作日趨冷清的新世紀是很值得關注的。這些作品大都通過一些半意象化的人物分別折射了不同時代的工業精神：紅色時代則有一身鐵骨、剛正不阿、全心為公的肖長功、尚鐵龍；改革時代則有機敏的楊寶亮、執拗的德虎、敢于創業的德豹；新時期則有有知識、有技術，心系工業并在創造中尋求生命價值的霍云華、沈晗、張雨彤。如果對這些作品中人物關系結構進行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工業文化價值和工業精神的變遷也是伴隨著性別角色關系變遷的。紅色時代的工業精神總是化身為強有力的男人，且多是成熟的、有權威的中年或父輩男人，而他們身邊的婦女則或成為馴順、犧牲的角色，或成為陪襯者；改革時代的工業精神具有一定的過渡性，活躍在前臺的仍是男人，但已多是青年或子輩；市場經濟時代的工業精神卻經常在青春亮麗的女性身上展現，她們身邊的男人———尤其丈夫則處境尷尬，如此而多致婚姻不幸。這種性別角色關系的變遷當然具有一定客觀性，一定程度上是社會機制和社會文化觀念轉變的現實結果。但進一步探尋，這些性別角色是否更具有隱喻意義，是否與工業文化價值之間存在著耦合？兩性之間的主導與服從，壓制與反抗，爭執，默契，換位，認同……種種關系，是否也耦合著、折射著特定的工業文化發展階段內不同話語力量之間的妥協與交鋒，共在與辯難？這是本文將要探討的課題。

一、紅色工業精神與父權制隱喻

這里提到的“紅色工業精神”，指的是從建國到改革前的工業精神，它主導著那個時代中國的文化，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立場、強勢的話語霸權性、激昂的外在形式和不可動搖的主流地位。它是一種現代“宏大敘事”，“總體性最終將導向了對差異、多元性和自由的暴力與壓制”。[1]它也像所有的“解放型敘事”一樣，“富于激進的政治性”，制造著“構成了國家神話的元素”。[2]但它的“現代性”又是特殊的，它消解了“解放”、“自由”、“民主”等關鍵詞，而將東方專制主義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家長制———父權制的表現形式之一———巧妙地改頭換面，使之配合宏大敘事模式而強化了同一性，這種強化在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高滿堂的《大工匠》、《鋼鐵年代》，都涉及到了這個“紅色時代”，并且對“紅色工業精神”懷著較復雜的感情。他既懷念其中洋溢著的理想主義激情，又對其進行了去神話化，而性別角色的安置便是這個揚棄過程的一部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大工匠》中的肖長功,還是《鋼鐵年代》中的尚鐵龍，都既是舊工業精神的承載者，又同時是父權制統治的隱喻，進一步說，父權制本身便可以作為統一性與霸權性的隱喻。弗洛姆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討“母系文化”與“父系文化”的差異，指出母系文化與血緣、生命存在、博愛以及父系文化與等級、權威、秩序、服從、優勝劣汰的角色聯系：“母親對所有孩子的愛都是同等的，而且是無條件的，因為她的愛是基于他們都是她的孩子這一事實的，而不是基于她的孩子們的成就與功勞的；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樂，而且沒有比人的存在和生命更重要或是更崇高的事情了。但是父系社會中，我們看不到平等原則的影子，相反我們所能找到的只是寵愛的概念和森嚴的等級制度。”[3]女性主義批評從話語的角度來批判“父權”天然的霸權指向：“父權這一比喻包含著‘主義’或擁護的意思，但這個復雜的比喻還會導致另外一種理解。因為如果作者/父親是其文本及讀者注意力的主人，他當然也是文本主題的主人/所有者，即人物、場景和事件———這些大腦的孩子———的主人，他用白紙黑字刻劃它們，并用衣服或皮革把它們‘裹’起來。這樣，因為他是一位作者，一名‘文人’，他像他神圣的相應物一樣，同時也是父親、主人、統治者或所有者：一個家長的精神偶像。”[4]在肖長功、尚鐵龍這兩位工業時代的“大家長”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霸權。

“大工匠”肖長功一身正氣、全心為公，確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工業精神鑄造出的典型的“螺絲釘”，但是，作品對這個人物是褒揚與反思并存的。肖長功的價值觀，像所有現代性宏偉敘事那樣具有獨斷性和排異性：他容不得另一位“大工匠”楊老三的自由個性，也看不慣妹妹肖玉芳與楊老三的浪漫愛情，寧可妹妹做單身母親也不允許二人結婚；他堅持原則，執拗不通容，以至妻子馮心蘭為兒子婚事而去偷竊、受批判，兒子德虎當兵不成、受挫發瘋，妹妹肖玉芳家庭破裂，成了人情被異化的專制家長。尚鐵龍沒有肖長功那樣獨斷專行，人性、人情更加豐富，但是也有簡單粗暴的一面。這從他對分廠工人的訓話中，從對楊壽山的執拗誤解中，從那句頗帶大男子主義色彩的“臭老娘們兒”的粗口中，都有所展現，仍不失為一個紅色年代的“家長”形象。

那么，在這些鋼鐵般的男子形象背后，婦女又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呢？我們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溫順的、服從的，她們認同、遵循著那個年代的價值規范和社會秩序，而又默默地以她們的博愛與同情來彌補“鋼鐵精神”的冷硬。《大工匠》中的馮心蘭、《鋼鐵年代》中的麥草屬于這一類。馮心蘭作為肖長功的妻子，因肖長功的固執專斷而受盡貧困、辛苦，而丈夫的不解風情更讓她潛在的女性浪漫情結終生沒得到滿足，肖玉芳一句“你幸福嗎，你和哥一起看過電影嗎”竟讓她流淚。但是，她一直沒有怨言，只是盡她所能支撐著一貧如洗的家，最后為了兒子的婚事而失足，又為保住肖長功的名譽而主動離家。麥草誤以為丈夫尚鐵龍已死而改嫁楊壽山，之后就一直在“死而復生”的尚鐵龍和失去性功能的楊壽山之間掙扎：她既不肯背叛楊壽山，又盡力照顧尚鐵龍；既舍不得與尚鐵龍的舊情，又最終覺醒而設計促成尚鐵龍和加代結合。與舊工業精神的霸權性與理想性并存相適應，這樣的女人既有偉大的一面，又有可悲的一面：她們無私的犧牲令人敬佩、動容，然而卻引起人們對將她們推入絕境的價值規范和社會秩序的質疑和反思。

另一種是個性的、反抗的，她們不愿意屈從于當時霸權話語和普遍規范，而是追求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愛情和生命之美的滿足。《大工匠》中的肖玉芳、《鋼鐵年代》中的鈴木加代、沈云霞、小門兒是這類女性的典型。但是，她們的反抗和追求并不能突破時代的鐵籠，她們或失敗、或妥協、或仍要依賴“家長”的格外赦免。肖玉芳愛著自由不羈的楊老三，但是她拗不過專制的哥哥，仍不免被囚禁在家、未婚生子、委屈嫁人，她只能沉痛地指責楊老三“不是個男子漢”。鈴木加代不顧國籍的障礙和民族意識的隔閡去愛尚鐵龍，但并沒有屈從依賴于他，而是優雅地維護著自己的尊嚴并且也尊重著他人（尤其麥草）的感受。她最終為了尚鐵龍的前程而與他分手、無奈歸國。沈云霞是個高傲的知識女性，她身上知識分子的個性意識、自由向往以及女性對浪漫愛情、優雅生活的追求，展現得最為充分。這種追求與那個時代是如此不相稱，以至于她只能把它寄托在一個西方人———蘇聯專家謝寥沙身上。但是，時代終究容不下她浪漫的異域愛情，政局的緊張迫使蘇聯專家組撤回國，沈云霞最終還是與“過日子”的邊立明結合，安心地做家務、懷孕、生子了。小門兒敢想敢做，與所愛的金虎遠走他鄉，受處分、被勞教，最終還是要靠父親開恩做主，才得以與金虎過上正常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時代話語霸權的反叛者也并非都被設置為女性角色，也有很多處于“邊緣”的男性，如《大工匠》中的楊老三，《鋼鐵年代》中的金虎等。因為如前所述，父權制本身便包含著等級化的要求，包含著統治與服從的對立，被壓抑的自由意識、個體意識、生命意識以及人情、愛與美等所謂“女性化價值觀”其實也是男人心理結構中不可磨滅的“阿尼瑪”，它總要尋求突破口———楊老三、金虎等邊緣男性在批判和反抗舊工業原則的斗爭中，總是“反抗的女性”的盟友。

二、新工業精神與女性困境隱喻

高滿堂的現有作品中改革家形象不是很豐富。改革時代的工業精神也是一種現代宏偉敘事，只不過它把革命的神話、政治的神話變成了發展的神話、利潤的神話，它是推倒舊權威而建立新權威，消解不合時宜的話語霸權而建立適應新時期的權力話語。它仍是“男性”的、菲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只不過它正經歷著一個“文化弒父”的過程，因此，它的代言者多由子輩、年輕男性充當———如《大工匠》后半部的德虎、德豹。待女性們在《大海風》、《漂亮的事》中登場時，轟轟烈烈的改革激情已經沉靜了下來。

轟轟烈烈的改革浪潮之后，中國進入了一個較為平和的歷史時期，從前在價值領域被貶抑的許多觀念受到了更多的尊重，這是一個要求消解父權制的霸權話語和普適價值，從而顯得更為“女性化”的價值體系。工業也不再顯得粗糙冷硬了：就物化層面講，機器由“重厚長大”向“輕薄短小”發展，越來越精密細致，并且科學文化知識在生產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超過了屬于身體的技藝和力量。

就精神理念層面講，工人也被鼓勵在創造性的勞動中充分實現其個體價值，而不是如紅色時代那樣成為一顆泯滅了個體意識、絕對效忠國家的“螺絲釘”，不是如改革時代那樣成為專注于外部事功的建立而忽略了內在心靈的體驗的“工作狂”。工業勞動中的奉獻精神，與其說來自規馴和強制，不如說來自生命本真的追求。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首先，當代工業是生存于市場機制之中的，它不可能擺脫擴大再生產模式和效率優先原則。其次，當代工業也無法改變被阿多諾等學者廣泛詬病，認為其取消了個體責任的流水線作業模式和專業分工機制，個人仍然無法在工業生產的整體性中兌現自身的價值。在幾位新時代女性家庭和情感的困境中，我們就可以找到這種隱喻：如果“女性”這個意象本身隱喻著愛、情感、存在的完滿與豐富、生命的自由與快樂等女性化價值觀，那么，她們被迫變得強硬粗造、變成“女強人”，以至最終失去了愛、失去了家庭，不但是女人的無奈，也是一種價值、一種文化精神的無奈。

兩部以男人為主人公的作品和兩部以女人為主人公的作品的結尾場景的差異，是具有耐人尋味的隱喻意義的。前二者都收束在勝利的歡呼中，只不過《大工匠》是對往昔光輝歲月的回顧，《鋼鐵年代》是對突來巨大喜訊的興奮。后二者都歸根在親情的私語中，只不過《大海風》是親情無法實現的失落，《漂亮的事》是尚存之親情的告慰。可見，這些女人最根本、最內在的需求仍是生命的傳遞與情感的寄托，變得“強悍”并不是她們的本心。

《大海風》中的霍云華本性上并不是個工作狂，她更愿意多給丈夫和孩子一些時間和精力，再苦、再累也愿意把女兒帶在自己身邊，但是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她身不由己，她只能選擇盡一個技術人員的責任。對此她充滿了內疚和自責，以至于丈夫提出離婚，她答應了，丈夫要將女兒帶到國外去，她也只得答應了。《漂亮的事》中的沈晗是位個性鮮明、高傲的女知識分子，她與浪漫多情的張雨彤、優雅含蓄的王心潔、自在灑脫的陶然然構成了一道青春亮麗的風景線，然而企業面臨的危機改變了她的處境。如果說，張雨彤與季漢廣婚姻的破裂，是浪漫清純、真性真情的張雨彤與不能戰勝人性的功利、自私，雖良知不泯但仍無法克制一個商人的世俗欲望的季漢廣之間本來就不協調。那么，沈晗與周子強的悲劇，就仿佛是一個命運悲劇了：周子強深愛著沈晗，尊重她、支持她，為她甘愿付出很多犧牲，卻被癌癥帶走，而且正好走在沈晗贏得勝利的前夕———這看起來幾乎像是強勢女人“命硬克夫”這個古老而頑固的集體無意識的現代翻版。但是，這個“命運悲劇”背后卻隱藏著現代的理性、情感與傳統的深層心理定勢之間的矛盾：周子強理性上認同女性追求實現人生價值的權利，感情上也因為深摯的愛而甘愿支持妻子。但是，他無法克服傳統文化積淀的心理定勢，也無法超越現行社會流俗的性別觀念對他的審視，尤其在他的請辭報告一次次被駁回的時候，在他第一批下崗的時候，他更是滿懷難言的抑郁———他的死與這種抑郁恐怕是不無關系的。身為女性的沈晗，竟然也因為堅持原則而犧牲了周子強，就像紅色年代的肖長功因為堅持原則而犧牲了妻子馮心蘭、妹妹肖玉芳和兒子德虎一樣。

正如麥克艾文在《夏娃的種子》當中剖析的那樣：現代社會機制仍是以男性化價值觀和法則———諸如權威、競爭、優勝劣汰、效率、利潤等———為基礎建構起來的。當現代職場已經不能阻止女性進入，它仍然可以阻止“女性化價值觀”，迫使進入職場的女人不得不遵循男性世界的法則，服從權威（或者成為權威）、投入競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