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勤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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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艮始終把學習看作是一件快樂而重要的事情｡他認為,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不管是何等聰慧之人,都需要學習｡只有認真學習才能成為明徹之人｡他提倡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勤奮嚴謹的治學風格｡他要求學習者要向老師學習,向朋友學習,向“途之人”學習｡他還提出了“百姓日用”命題,認為“道”就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學習者應該到百姓日用中去尋“道”｡同時,他還強調學習者要遵循“自然天則”,并把學習與思考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心悟”的作用｡
關鍵詞:人貴知學;雜學并包;尊師重友;當思則思
王艮(1483-1541),原名銀,字汝止,號心齋,明代泰州安豐場人｡王艮是泰州學派創始人､明代平民哲學家｡王艮始終把學習看作是一件快樂的事情,他認為“不樂不是學”[1]｡怎樣才能做到樂學?除了要學好良知之學以外,王艮還有三個基本觀點:一是去除私欲｡他說:“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2]二是學不累人｡他認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3]三是堅持學習｡他說:“不學不是樂｡”[4]人要真正地獲得快樂就要不斷地學習｡王艮認為,人性之中有“氣質雜性”,“以學能變化氣質也｡”[5]同時他還從更高的角度闡明了學習的意義:“學既明,而天下有不治者哉?”[6]所以他特別要求人們發揚勤奮好學的精神｡
一
王艮逝世后,有人問鄒元標:“泰州崛起田間,不事詩書,一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鄒元標答道:“惟不事詩書,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7]意思是說,由于王艮不事詩書,才不受正宗儒學和程朱理學的束縛,而重于創造,這樣才使他逐步形成本質上不同于正宗儒學的“異端”思想,成為泰州學派的創始人,成為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的先驅者｡
其實,鄒元標的這種評價是一種偏見｡筆者認為,王襞對王艮的評價是最為中肯的｡他把王艮的思想發展過程概括為“三變”｡他說:“先君子之學有三變焉,其始也,不由師承,不挺獨復;會有悟處,直以圣人自任,律自身極峻｡其中也,見陽明而學猶純粹,覺往持循之過力也,契良知之傳,工夫易簡,不犯做手,而樂夫天然率性之妙,當處受用,通告今于一息,著《樂學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處之義,本良知一體之懷,而運世之則｡學師法乎帝也,而出為帝者師;學師法乎天下萬世也,則處為天下萬世師｡此龍德正中而修身見世之矩,與點樂偕童冠之義,非遺世獨樂者,侔委身屈辱者倫也,皆大學格物安身立本之言,不襲時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處然也,足之謂大成之圣,著《大成學歌》｡”[8]由此看來,王艮理論創新也是經過學無師承､發憤讀書､“逢人質義”,拜師學習､修身講學的過程的,并不是如鄒元標所說“唯不事詩書”才有創新的那么神奇｡
王艮對學習是非常重視的,他認為每個人都需要認真學習｡孔子雖天生圣人,也是通過認真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才成為“明徹”之人的｡由此他認為,學習要一個好的態度｡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入太廟每事問;惟其入太廟每事問,所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9]這里王艮對“入太廟每事問”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進行了相互論證,說明的道理只有一個,就是人要老老實實地學習｡他還提醒說:“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須養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后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有功夫做｡”[10]王艮的這些話有他的缺陷,但也有很大的道理｡即先要學習一些知識,然后進行實踐,通過實踐驗證知識,在實踐很“得力”的基礎上,再去看書學習,就能起到“溫故而知新”的效果｡他強調了抓緊時間讀書的重要性,也重視了從實踐中學習的意義｡王艮認為學習必須認真仔細,馬虎不得｡他曾在詩中這樣寫道:“莫因簡易成疏略,務盡精微入細詳｡”[11]就是說,不要因為提倡“簡易”學習,就在學習上草率疏略,馬虎了事,還是要“精微”､“細詳”地學習｡
同時,王艮還認為,學習要在勤奮上下功夫｡他十分贊賞孔子的學習精神｡他說:“孔子之時中,全在韋編三絕”[12],所以他經常教育學生:“人生貴知學,習之唯時時｡”[13]他告誡學者:“瑞氣騰騰寶韞山,如求珍寶必登山｡”[14]學習沒有什么捷徑可走,非勤奮不可｡
王艮對老實而勤奮學習的人是非常贊賞和支持的｡如徐樾在嘉靖七年和十年,兩度從學,都沒有得聞所謂的“大成之學”,直到嘉靖十八年,王艮經過十一年的考察,才寫信給徐樾,稱贊他恭謙好學,說他聞道以后,便有“解官善道”的志向,是“信道之篤”的“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他身邊的許多學生所能企及,表示要授他以“大成之學”｡這封信的名稱是《再與徐子直•又》,全文是:“屢年得書,必欲吾慈憫教誨,于此可見子直不自滿足,非特謙辭已也｡殊不知吾心久欲授子直大成之學,更切切也｡但此學將絕二千年,不得吾子直面會,口傳心授,未可以筆舌諄諄也｡幸得舊冬一會,子直聞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后與道合一,隨時即欲解官善道｡于此可見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篤,乃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聞別后沿途欣欣,自嘆自慶｡但出處進退,未及細細講論,吾心猶以為憂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我命雖在天,造命卻由我｡子直聞此,當有不容已者,余俟而講不備｡”[15]有人曾經研究王艮為什么要傳給徐樾以“大成之學”,就是因為徐樾具有勤奮好學為精神｡
王艮一生都充滿了學習精神｡這種精神不只是來自于他老師的教導,而在于他的一種志向｡王艮先祖來自姑蘇(今蘇州),世占灶籍,家境貧寒,七歲上學,十一歲輟學｡后隨父在煎鹽的亭子里干活,成為一名灶丁｡十九歲起經商,販鹽山東｡《年譜》上說,王艮二十五歲時,“客山東､過闕里,謁孔圣及顏､曾､思､孟諸廟,瞻拜感激,奮然有任道之志,歸則日誦《孝經》､《論語》､《大學》,置其書袖中,逢人質義｡”徐樾在《王艮別傳》中也說:“(艮)既冠,商于山東,特謁孔廟,即嘆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歸,即奮然有任道之志,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己｡”[16]從此,他放棄了經商､行醫的職業,開始了他發憤自學成才的道路｡王艮一邊經商,一邊讀《孝經》､《論語》､《大學》等書｡由于王艮自己識字不多,缺少文化基礎,加之當時在安豐一帶找不到老師,他只好逢人質義,以知者為師｡從二十七歲開始他“默坐體道,有所未悟,則閉關靜思,夜以繼日,寒暑無間,務期于有得,自是有必為圣賢之志”｡三十歲時,他“筑斗室于居后,暇則閉戶坐息其間,讀書考古,鳴琴雅歌”｡[17]耿定向撰《王心齋傳》說:“先生入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圣耶?’歸取論語教經誦習｡至顏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顏子為孔子高等弟子,曰:‘此孔門作圣功,非徒令人口耳也｡’為笏書‘四勿’語｡聽夕手持而躬踐之｡……久之｡行純心明｡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慨世學迷蔽于章句｡思國學為天下首善地……”之后,開始通過刻苦學習與矢志耕道,成為一派宗師的｡觀王艮先生一生,他能夠從一名社會地位低下的灶丁､鹽販,而成自立門戶的一代儒者,在學術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二
王艮的好學精神還表現在廣閱博覽上｡王艮對孔子之學非常厚愛,他認為“天下之學,惟有圣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圣人之學,便不樂｡”[18]王艮在《大成學歌寄羅念庵》中說:“自古英雄誰能比,開辟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后惟孟子,孟子之后又誰知?”[19]王艮所說的“大成學”就是指孔子的儒學｡“孔子之學,唯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真是一句道著｡”[20]從總體上來看,王艮仍屬儒家一脈,他始終是把儒學作為主要的學習內容的｡王艮說過:“諺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非先生而何?先生知我之心,知先師之心,未知能知孔子之心否?欲知孔子之心,須知孔子之學｡知孔子之學,而丈夫之能事畢矣｡”[21]有門人問他“志伊學顏”,他回答說:“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志,學孔子之學｡”[22]在他看來,儒學理論是一種“至簡至易”之道,孔子就是以“簡易”為宗旨｡他說:“康節極稱孔子,然只論得孔子玄微處,至其簡易宗旨卻不曾言｡”“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地無歇手地,故孔子為獨盛也｡”[23]所以他盡心盡力學好儒學理論,事實也正是這樣,王艮在成為王守仁弟子以前,學的是儒家經典,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服堯之服,儒家的經世哲學是他的指導思想｡
但是,王艮又是一個十分開放的人｡他曾經說過:“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卻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24]那么如何進行廣博的學習呢?王艮認為,最重要的是“雜學”｡他治學不分派別,廣覽百家,所以他自稱“東西南北之人”｡他沒有正宗儒學的嚴格觀念,即使在儒學內部,他也不嚴守門派家法｡如他認為,朱陸之爭并無是非可分｡他說:“昔者陸子以簡易為是而以朱子多識窮理為非,朱子以多識窮理為是而以陸子簡易為非｡嗚呼!人生之間,孰知其是與非而從之乎?”[25]又如他對王守仁與湛若水之間關于天理良知的爭論,也采取折衷調和的態度｡而從他標舉“自然”來看,則又多少汲取了陳獻章､湛若水學派的思想｡再如,他對“道學”不感興趣,但對“道學”理論也有所涉獵｡他還談及“佛老”與儒學的關系:“或言佛老得吾儒學之體｡先生曰:‘體用一原,有吾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則自是佛老之體也’”｡[26]可見,它雖崇尚儒教,但不排斥佛道,對其有用的東西也是兼收并蓄的｡
王艮的雜學還表現為向實踐學習｡在如何“知”的問題上,王艮與王守仁有著極大的區別｡王守仁認為,“知”“行”是相互并進､相互滲透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27]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28]“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29]他還認為,真正的知必能實行,不能實行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知;有時知在先而行在后,有時行在先而知在后,所以知與行是相互推移的｡王守仁的這一觀點主要來自他的“心即理”說,因此在學習問題上他是持學問要旁人“點化”不如自己“解化”的觀念｡王艮不同意王守仁的事物之理在我心里的觀點,他認為事物之理存在于事物之中,“即事是學,即事是道｡”[30]所謂“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也就是說要到客觀事物中去學習,去求道｡他認為,只有從日常生活的生產實踐中去學習､去探求,才能夠獲得知識的道理,獲得對客觀真理的認識和把握｡所以要學真理,就要到人民群眾的生活和生產活動中去,在具體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學習知識｡這里特別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的觀點｡他認為所謂“道”,就是百姓日用之事,主要表現在百姓的知､行上,而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的“道”與萬物中的“理”是一致的,“圣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31]“愚夫愚婦與之能行,便是道｡”[32]所以“圣人經世,只是家常事｡”[33]他鼓勵學生們到百姓中學道,他教育學者們不要瞧不起老百姓,他說:“途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34]｡要求學生不恥下問,以天下百姓為師｡
三
《禮記•禮運》篇指出:“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形象地反映了師與父相連的社會意識｡荀子則將君師與天地､先祖并列,作為禮之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35]對諸子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的《呂氏春秋》指出:“疾學在于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36]西漢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揚雄指出:“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范也｡”[37]隋代教育家王通認為“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38]任何人的知識與才能都是從師求教并經過個人勤奮學習取得的｡“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唯明主乎?”[39]可見,我國古代對于從師的作用看得是非常重要的｡
王艮也一樣,他是非常重師教的(有人因為王艮在某些觀點上與其師不合,就認為王艮不重師教,這也是一種誤解｡)據史料記載,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艮三十八歲,他在家鄉講學期間,當時有一個叫黃文剛的塾師,是江西吉安人,他聽到王艮講說《論語》,感到詫異,說他和江西巡府王守仁所講的觀點相似｡王艮聽了這一消息,立即產生去江西會見王守仁,進行驗證的欲望｡趙大洲在《王艮墓銘》中說:“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府公之談學問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后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40]徐玉鑾也介紹說:“先生從塾師黃元剛聞其語,詫曰:‘海內士大夫亦有明圣人之道如某者乎?吾不可以不往證’｡”[41]聽說有人的觀點與已相似,王艮就要去驗證,去學習,這一方面說明王艮對于“學問”是不肯馬虎的,另一方面也說明王艮重視向他人學習｡王艮之所以重師教,主要在于他對學者拜師學習的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王艮說:“學本無異,以人之所見者,各自以異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為是,而以稱字者為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則執其字為是,而以稱名者為非也｡是各以己之所見者為是,以人之所見者為非也｡既知人矣,又知名矣,又知字矣,是既以己之所見者為是,又知人之所見者亦為是也｡夫然后洞然無疑矣｡”[42]而要做到“既以己之所見者為是,又知人之所見者亦為是”,就要有他人的指導,特別是老師的指導｡他說:“學,講而后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43]王艮在自我成長的經驗中,對于“師友提攜勵進”有深切的體會｡早年他獨自摸索學習長達十年之久,這段時間固然有其獨特的心得與收獲,但在師事王守仁并與同好切磋數年之后,他在見識與胸襟上所展現的成熟氣象,無不歸諸于“明師良友鼓舞于前,誘掖獎勸抑其過,引其不及以至于中”｡[44]所以他感嘆地說:“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圣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工夫方得不差｡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不然恐所為雖是,將不免行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僻乎?”[45]
王艮認為,要學有所成除了要善于向老師學習以外還要善師友｡他認為師友也是獲取知識､交流思想的重要途徑｡通過師友,可以得到相互影響,彼此切磋,都能得到提高｡他說:“予幸厚諸友相愛,彼此切磋砥礪,相勉于仁,惟恐不能遷善改過者,—體相關故也｡”[46]王艮關于學習要重師友的觀點,也是王守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王守仁主張廣泛交友,即使是學生也應當成為朋友｡因此,王艮無論是講學還是與友人論道,都不斷強調“明師良友”的重要｡當然,王艮的“師友”并不局限于講堂之內,而是廣泛地指一般人際往來之人,因此舉凡社會中的每位眾生皆可以為師､可以為友,如他所說:“途之人皆明師也｡”[47]王艮講學時期,前來問學求教者甚多,社會各個不同階層者皆有,不論身份或高或低､年齡或長或幼,王艮皆不以小輩或晚輩視之,而是以并列的朋友關系相待｡王艮這種虛心向人求教,視他人為師的態度,與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48]的氣概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四
王艮重老實的學習態度､勤奮的學習精神,重老師之教､師友之學,但王艮學師不為師之縛,學詩書“不泥傳注”｡王艮雖然“夜以繼日,寒暑無間”地學習,但他不是死記硬背儒家經典,而是以個人的思想去解釋經典,以經典來印證自己的思想｡王艮雖然提倡學習要“以經證悟,以悟釋經”,“經傳印證吾心而已矣”｡[49]“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50]這種不重視章句誦習的學習方法,也是王艮學習的一個重要特色｡
王艮是一個“以自然為宗”的人｡對于學習他主張順其自然,反對“人為”､“著意”｡[51]所以學習不要太廢事｡“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為子累矣｡’因指旁斫木之匠,示之曰:‘彼卻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52]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王艮所說的不廢事､不累人,并不是說學習就不要用功,關鍵是要順應“自然天則”｡[53]
事實上,王艮十分強調思考的作用｡他說:“良知之體,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54]如王艮在三十八歲師事王守仁之前,思想上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獨立見解｡如他所說的:“王公論良知,某講格物”[55],就說明他早已形成了淮南格物說,與王學有所區別｡王艮從學王守仁之后,固然受到王學的某些思想影響｡但他在從學王門期間,堅持獨立思考,不迷信盲從｡他治學不主一經,其學旨不重視“章句誦習”而注重實踐｡他自稱其學說是“五經總義”,就是并非出自哪一經,而與“章句世學”對立,是封建正宗思想的異端｡所謂講經書,他“多發明自得,不泥傳注”[56],其實質就是背棄正統思想的教條,用自己的新意作異端之說｡他的基本思想和王學貌合神離｡
王艮的學習重思考的觀點是直接接受了王守仁“心學”思想的｡王守仁認為:“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圣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于學;……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也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后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57]所以在學習方面他強調靜坐體悟和獨立思考｡他說:“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于心｡眾皆以為是,茍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眾皆以為非,茍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也｡”[58]這就是說,做學問要有獨立的思考,獨立的見解,即使大家都說是對的,經過內心思考與事理不符,也不能認為是對的;大家都說是錯的,經過內心思考與事理相符,也不能認為是錯,決不能人云亦云,不經過思考而隨聲附和｡
王艮接受了王守仁的這些思想,治學是十分嚴謹的,他反對本本主義,不唯書,不唯上,即使是他的老師,他認為不能理解或不切實際的東西也要反復進行“辯難”｡如,王艮拜王守仁為師時的一段故事就表現了這種重思考的治學態度｡王艮初見王守仁,“講及至良知,先生(王艮)嘆曰:‘簡易直接,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師事之｡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遂自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復見公,亦曰:‘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先生復上坐,公(王守仁)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為茍從,予所甚樂也｡’乃又反復論難,曲盡端委,先生心大服,竟下拜執弟子禮｡公謂門人曰:‘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59]可見,在學習上不是隨意之人,而是一個重思考､真正搞學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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