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現實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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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曾說過:“人文主義者不信‘進步的觀念’可以應用在文學史上，更不信在人類生活上可以找出什么‘歷史哲學’。人文主義者崇拜至善至美，文學標準是理想的。”③人文主義者首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一個救亡圖存的時代宣揚人文主義，就體現了梁實的理想性。梁實秋文學批評的理想是—追求至善至美的文學批評，但是人性論的理論批評不可能在“美”與“善”的問題上不偏不倚，必定要傾向于道德的善。雖然梁實秋的倫理批評不同于儒家道德說教，但是它具有濃厚的道德色彩而忽略了文學本質的審美因素。作為文學批評，審美的因素無疑是重要的，它涵蓋了文學批評的本質因素，是一種審美感受和判斷活動，它以一定的欣賞為基礎，從具體的審美感受出發(fā)解讀與領悟作品，并由此對作家作品做出相應的審美判斷。而梁實秋幾乎是忽視審美的價值的，因為在他的觀念里，道德價值無疑是更重要的。他說:“美在文學里的地位是這樣的:他隨時能給人一點‘美感’，給人一點滿足，但并不能令讀者至此而止;因為這一點滿足是很有限的，遠不如音樂與圖畫，這一點點的美感只能提起讀者的興趣去做更深刻更嚴肅的追求。”①而這“更深刻更嚴肅的追求”就是對倫理道德的追求。在重“善”輕“美”的觀念的驅動下，梁實秋還批評了前期創(chuàng)造社的文學觀，創(chuàng)造社成員主張“文學是自我的表現”，把藝術視點從現實社會轉向內心世界，不承認客觀世界的真實性，推崇文學創(chuàng)作的“直覺”與“靈感”，比較重視文學的美感作用而排斥文藝的功利主義。但在梁實秋的文學批評中，他從來沒有把創(chuàng)造社這一時期的主張當作某一種獨具特色的思潮看待，而是把它和受西方頹廢主義、象征主義、表現主義、唯美主義等影響而產生的文學流派一齊劃入“缺乏嚴重人生意味的東西”這個大圈子中，也就是從文學價值觀上把它們混同為一類。在他看來，這類文學在價值取向上表現為“把文學當作純粹的藝術”，受這種文學價值觀影響，許多人把文學當作了娛樂消譴，有些人則鉆進美學的象牙塔，是沒有意義的。梁實秋把美學僅僅是當作形式和娛樂消遣的活動，而忽視了美學作為人類的精神追求的價值本質。正是難以平衡這種文學批評中“道德”和“審美”的因素，梁實秋的人性與審美之間充滿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他企圖傳承白璧德的善惡二元批評體系，強調文學批評中的道德因素，在具體的批評過程中，也試圖在“善”與“美”二元中兼顧，但是由于他過度強調了道德一元的重要性，無疑削弱了審美的價值所在，而淪為一元的批評模式，喪失了白璧德善惡二元的張力。

同時，文學批評的審美價值與其社會性也是無法割裂的。因為文學是寫人的，它再現人的社會生活，展現人的精神世界，所謂“文學即人學”。自然，文學批評要涉及到人與社會、人的精神世界、人的情感特征等關系，并對此做出判斷和評價。批評家也必然在其中表示出他對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理解，表示出他對社會的態(tài)度和觀點。與文學創(chuàng)作相比，由于批評家的分析和評價是一種理論形態(tài)，因此所表示出的這種思想傾向可能比作品更為明確。一旦批評角度和價值取向不同，就會分別帶上政治和道德批評的性質。在歷史發(fā)展的巨變時期、在社會矛盾激化的情況下，文學批評的社會維度會更加突顯，它會使批評家站在一定的立場上，自覺將文學批評當作宣傳或維護沒中政治思想主張的途徑和手段。②而梁實秋雖然注重人的生活，但是過分地強調人性，把人的概念抽象化，進而遠離了具體、實在的人的個體的存在。雖然梁實秋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流派只是在象牙塔里構筑自己的理想花園，但是自己在民族危亡、文學為革命服務的時期提倡一種抽象化的人性論，無疑也是過于理想化的。所以說，梁實秋文學批評體系中的人性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理想的。什么是完美的人性?標準是什么?梁實秋自己都沒有明確的回答，人性在他的表述中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梁實秋的理論理想與實踐的現實出現了疏離，不單單是外部環(huán)境讓他的人性論難以很好地發(fā)揮作用，就是他自己的人性論框架也時常會出現矛盾。梁實秋身具濃厚儒家思想的底蘊，而單純以一種異質化的理論來拯救中國文學的設想是否真正符合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實際?文學固然尤其審美本質的屬性，但是在非常時期，文學不可能不受到時代、社會、政治的影響而帶有了強烈的政治色彩，正如伊格爾頓所說文學就是意識形態(tài)的，文學在有意無意間都會蒙上一層政治的色彩。平等對之，我們不得不肯定左翼作家的文學史作用。所以“他們(馮乃超、朱鏡我等)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宣傳和斗爭，明確和積極地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對于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進行歷史性的清算和批判，有意識地要和五四啟蒙運動以及資產階級現代性進行決裂，通過這種批判和決裂確立新的文學和文化以及意識形態(tài)，將中國的思想文化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①而左翼作家意識形態(tài)等因素的引入，無疑是強化了文學的社會功能，不但順應了文學史的發(fā)展趨勢，而且破除了文學只具有審美功能的神話，在很大程度上了支持了文學革命的發(fā)展。

4.42、結論

本章從文學革命與獨立、中西結合、理想與現實等幾個方面，探討了梁實秋早期文學批評的矛盾悖謬，很突出的一點就是他以人性論為核心的文學批評體系忽視了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而顯得抽象、模糊，出現了理想與現實的疏離。誠然，“至善至美”的審美理想的追求是每一個文學批評家的美好愿望，但是，鮮明的國內革命形勢和文學的意識形態(tài)性都要求文學擔當其社會批評的角色，所以二三十年代的文學不可能僅僅是審美批評或者僅僅是倫理批評，因為外部形勢賦予文學批評更多的社會因素與文學史的任務，因此，忽視這些社會、政治因素的存在，是不合時宜的。而且，梁實秋引進西方文學批評，在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對白璧德人文主義的改造。很多學者曾經批評梁實秋完全照搬了白璧德的理論，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當初梁實秋引進西方文學批評的目的在于建構中國自己的文學批評體系，所以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改造。同時接受者的內在視野也不斷在同化西方文學，使之中國化。西方理論資源孕育于西方特定的歷史語境，當它被引入到中國時，隨著載體的變更，其內在關系、意蘊必然發(fā)生某種變異。因為引入的過程，是一個雙向同化的過程。梁實秋接受白璧德的善惡人性論來批評中國的文學，強調理性、注重“文學的美”的特殊的倫理批評特征，都是再造的表現。這里體現的不僅是理論在傳播過程中的變異和轉化，而且牽扯到種種隱性的文化傳統(tǒng)及心理因素。“深刻的片面”已成為現代批評建構中對西方汲取的一大特色。如果換一種視角，也正是因為這種經過中國理論家過濾了的“片面”、非原裝的“西方”，才使理論得以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fā)芽，而不致成為無根的浮萍，隨時間推移而消逝其生命力。②這當然是梁實秋的優(yōu)勢之處，但是因為其嚴重忽視了革命性質的因素加上自己內在理論的模糊性，他的這種“嫁接”與改造在一定程度了沒有符合中國文學批評的現實，而僅僅淪為了一種抽象的人性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