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生健康教育多元協同措施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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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廣東省中小學體育與健康教育的調查數據為依據，構建其影響因素的結構模型，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發現廣東省中小學生體育與健康教育從大到小依次受到“學校條件”“教育制度”“體育課學習”“經濟支持”“家長示范”“學生認知”“社區教育”7個潛在因子的影響，潛在因子間既有一定的獨立性，又互為補充、互為滲透，形成一個多元協同整體。研究結果顯示，中小學生體育與健康教育多元協同理論模型成立，學校、家庭和社區教育是影響中小學生體育與健康教育的2階潛在因子；“學校教育”對學生體育與健康教育的影響最大；隨著年齡增長，學生對學校體育與健康教育的認知趨于下降。中小學生體育與健康教育多元協同模型的成立說明學校、家庭、社區多元協同教育模式與結構合理，但在多元協同的基礎上要依據地區和年齡的不同進行針對性干預。

關鍵詞：學校體育；體育與健康教育；中小學生；結構方程模型；廣東省

進入21世紀以來，兒童青少年體質持續下降，如何更有效提升青少年體質健康迫在眉睫[1]。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是提高青少年體質健康的重要手段，干預體系構建研究已逐漸成為熱點[2-5]。廣東地處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區域，是經濟、人口與教育大省，但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學生體質健康水平持續30年下降，且隨著年齡的增長體質健康下降趨勢顯著[6-8]。區域性學生體質健康關聯問題復雜，這一獨特的區位特點和現實問題為開展研究提供了多元化樣本與條件。本研究以廣東省為例，探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諸因素對中小學不同年級學生的影響，構建針對中小學生體質健康提升的多元協同體育與健康教育模型，提出精準干預策略。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根據廣東省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區域統計劃分，分別抽取珠三角(廣州、東莞)、粵東(揭陽、汕頭)、粵西(肇慶、湛江)、粵北(韶關、梅州)4個區域8個地市的城市及鄉鎮96所學校的小學5、6年級及初中、高中共8個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分層整群抽樣方法，以班為單位進行問卷調研：(1)小學32所，每所學校發放70份，每個年級35份(男生20份、女生15份)(因部分小學5年級或6年級女生不足20人，因此女生抽取15人)；(2)初中32所，每所學校發放120份，每個年級40份(男、女生各20份)；(3)高中32所，每所學校發放120份，每個年級40份(男、女生各20份)。

1.2問卷設計

1)問卷設計。結合體育與健康教育影響實際情況，分別從學校、家庭、社會3個方面開展調研，具體包含：(1)學生認知(體育學習興趣、課外體育鍛煉、休閑安排、體育鍛煉目的等)；(2)體育課學習(體育課喜歡程度、運動鍛煉技能掌握、教師態度、課程教學內容等)；(3)學校條件(體育場地、設施條件與利用、學校重視體育、班主任關心督促體育鍛煉等)；(4)教育制度(體育政策與制度、《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2014年修訂)》實施、體育考試等)；(5)家長示范(鍛煉習慣、陪伴與指導督促等)；(6)經濟支持(購買體育用品、場地租用、體育教育培訓等)；(7)社區教育(社區體育場地設施、體育活動組織與指導、體育氛圍)等7個維度問題，并設計了從1~5分5個分值，分別對應從“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5個梯度。無法用梯度設計的“學生睡眠時間”依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2007年5月7日)第10條“確保青少年休息睡眠時間，加強對衛生、保健、營養等方面的指導和保障。制定并落實科學規范的學生作息制度，保證小學生每天睡眠10小時，初中學生9小時，高中學生8小時”的指導意見，將“學生睡眠時間”分別以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10、9、8小時為中值，代替梯度，即對應為3分。2)問卷的效度與信度檢驗。問卷的效度與信度檢驗。邀請體育教育專業領域5名專家分別對問卷進行評價和修訂，刪除不合理條目，并根據專家意見修訂相關條目，最后問卷保留55個條目。其中，與學校教育相關的24條，與家庭教育相關的11條，與社區教育相關的4條，與學生個體認知相關的11條，與行動實踐相關的5條。根據問卷結構對條目分類，可以得到內部題目較為相似的7個類別，分別是：學生個體認知、體育課學習情況、學校條件、教育制度、家長示范、經濟支持、社區教育。分別對7個類別進行α系數信度檢驗，得到的克隆巴赫系數均大于0.8，具有高信度，說明測驗的題目是同質、相似的，適合用于社會調研。3)小學調查問卷設計。為保障問卷調查的難易程度能夠與調查對象的基礎知識儲備相符，不至于出現因難度過高而使小學生無法準確作答的情況，還將問卷郵寄至多位小學教師手中，邀請其為問卷把關，修改題目的語言表達，按照相關程序對修改前、后的問卷進行了備案保存。4)反向條目補充。為避免學生因無效審題而造成的誤判，問卷在保留原有正向提問條目的基礎上補充4個反向提問條目，正向條目與反向條目的調查目標相同，進一步增強了調查結果的可信度。

1.3問卷篩選

有效問卷的篩選錄用條件為：至少完成50道題目的作答，且正向條目與反向條目的分差在4分以內，可作為有效問卷，不滿足上述條件的均為無效問卷。

1.4問卷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首先采用SPSS對模型進行分析構成，在清晰模型基本構成因子的基礎上，通過正交和反交進行潛在因子分析判定，根據潛在因子條目的覆蓋情況進行因子命名。驗證性因子分析。根據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結合中小學生體育與健康相關問題的辯證關系進行驗證因子判定和因子梯度分階；2階因子主要包含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3個因子，采用AMOS軟件建立1階與2階因子路徑，確立建構模型，并將偶數問卷數據進行檢驗模型適配度。差異性分析。潛在因子之間存在變量差異，因此其所含條目的分值也不同。本研究對測量結果進行球形檢驗，如果需要修正，則用Greenhouse-Geisser法修正，再進行變量間的差異性比較。在對所有問卷篩查后，最終剔除無效問卷757份，有效問卷7704份，有效比例為91.05%。將有效問卷編號并按照單雙號(單雙均為3852份)進行歸類，分別用以模型構建和適度驗證。

2結果與分析

2.1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

對問卷條目進行適配度檢驗，結果顯示KMO為0.846，Bartlett球形檢驗的卡方值為30225.512(df＝406)，P＜0.001，說明問卷條目符合問卷適配要求，載荷度過低的條目在條目過篩過程中逐漸顯露并被檢出。如表1所示，在對所有條目的潛在因子進行過篩后，發現了F1~F7共7個貢獻率超過50%的潛在因子。F1為學校條件因子，表示學校的硬件設施等條件情況；F2為家長示范因子，表示家長的習慣，如陪伴和監督；F3為學生認知因子，表示學生的認知情況；F4為體育課學習因子，表示體育教學情況；F5為經濟支持因子，表示家長對孩子的經濟支持；F6為社區教育因子，表示社區開展體育活動情況；F7為教育制度因子，表示學校的教育制度。這7個因子的貢獻率分別是11.46%、9.84%、9.07%、8.59%、7.13%、6.80%、6.54%。

2.2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

根據因子相關性的大小建立理論模式路徑圖本研究采用卡方擬合指數(即卡方與自由度的比值)來評價模型與數據擬合程度：卡方擬合指數1~3算很好，3~5算較好；NNFI、CFI、GFI、AGFI、NFI、IFI＞0.85表示擬合的比較好；RMSEA＜0.05擬合的較好，而RMSEA＜0.08表示可以接受。根據原始變量和隱性因子之間的相互關系，將之前的7個隱性因子進行降維分類(降維前稱為1階因子，降維后稱為2階因子)：將F1、F3、F4、F7歸為“學校教育”因子，F2、F5歸為“家庭教育”因子，F6“社區教育”直接由“社區教育”命名。進行同階因子與異階因子間的內聯測試，發現2階因子和1階因子間以及2階因子間的關聯度基本都在0.6以上，在可接受的標準范圍之內。根據3852份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外的偶數樣本數據，采用極大似然法得到如下模型參數：RMSEA＝0.060，GFI＝0.917，AGFI＝0.898，NFI＝0.839，CFI＝0.848，IFI＝0.848。這表明模型與調研獲得的數據之間能夠較好擬合，具有較好構想效度，初步證實本研究構建的“學校、家庭和社區共同參與的體育與健康教育模型”具有很大的模型可行性。

2.3學校、家庭、社區教育組成差異比較結果

由于不同潛在因子間存在變量差異，因此不同潛在因子所含條目的分值也應不同。對測量結果進行Mauchly球形檢驗，結果顯示需要修正，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進行修正后，因子主效應顯著，P＜0.01；運用Games-Howell法多重比較顯示，7個因子之間無顯著性差異，因子得分從大到小順序為：學校條件(3.79)、教育制度(3.51)、體育課學習(3.43)、經濟支持(3.33)、家長示范(2.97)、學生認知(2.86)、社區教育(2.44)。2.4不同年級體育與健康教育影響因素的差異比較結果對測量結果進行Mauchly球形檢驗，結果顯示P＜0.05，需要進行修正。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進行修正后，教育類型主效應顯著，F(2，214333)＝545.058，P＜0.01，表明在學生眼中，其自身所受的絕大多數體育與健康教育來源于學校；對不同年級之間主效應顯著，F(4，137915)＝707.851，P＜0.01，表明隨著年級升高，體育與健康教育對學生所產生的積極效應在逐漸趨弱。

3討論

1)基于廣東省8個地區中小學生體育與健康教育現狀調查，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發現，學生體質健康影響因素方面存在“學校條件”“教育制度”“體育課學習”“經濟支持”“家長示范”“學生認知”和“社區教育”7個潛在因子。它們之間既有一定的獨立性，又相互補充。根據潛在因子中主控條目內容，本研究將其進階為“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3個2階因子，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建立廣東省中小學生體質健康提升的學校、家庭、社區協同模型。“學校教育”包含“體育課學習”“學校條件”“教育制度”“學生認知”，其中“學校條件”因子得分(3.79)最高，“教育制度”因子得分(3.51)、“體育課學習”因子得分(3.43)、“學生認知”因子得分(2.86)分列2~4位。“學校條件”所具有的學生健康教育影響效用最為顯著，這表明進一步加大學校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增加學校體育場設施數量是增強學校教育效用行之有效的手段。另外，“學校教育”的4個1階因子間的得分存在顯著性差異(見圖3)。這表明，雖然同屬“學校教育”，但學生對其中因子的認可度和所受影響也存在顯著效應差異，且隨著年級的增長而增長，初二、初三、高一年級學生的認可度和所受影響尤其明顯。“體育課學習”對中小學生而言，受教育時間最長，但其因子貢獻率卻低于“學校條件”“教育制度”，而且“體育課學習”隨年齡增長，認可度和受影響程度降低十分顯著，說明學校體育與健康課程有可能對學生的教育影響較差，教學質量等有待進一步提升。“學生認知”同樣呈現隨著年齡增長而對學校體育與健康教育的認知下降特征。這表明學生并未充分認識到體育鍛煉對身體健康的價值與意義。這也是設計多元協同體育與健康教育模型的初衷，符合健康教育“信念支撐、知行合一”的基礎理論[9]，該結論對揭示廣東省學生體質健康水平持續30年下降，且隨著年齡的增長體質健康下降趨勢顯著的成因具有參考意義。“家庭教育”包含“家長示范”和“經濟支持”2個1階因子，其中在“家庭教育”中“經濟支持”因子得分(3.33)，“家長示范”因子得分(2.97)，“經濟支持”比“家長示范”重要；且“家庭教育”呈現隨著年齡增長而對學校體育與健康教育的影響下降的特征。但從現有的文獻資料看，“學生的體育興趣培養，家長的運動習慣和陪同孩子一起運動要遠比經濟支持更加重要”[10]。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不能把經濟投入與家長言傳身教混為一談。“社區教育”包含社區活動、社區指導和場地條件3個條目，“社區教育”在7個潛在因子中得分(2.44)最低。對“社區教育”的因子分析發現，社區教育在中小學生體育與健康教育促進中，主要作用表現在具體的社區服務、環境、活動空間方面。從問卷調研結果看，社區體育場地設施并沒有起到社區教育的應有作用，63%的學生認為所居住的社區體育設施無法滿足體育鍛煉的需求，幾乎所有的社區均沒有配備體育指導老師和組織開展體育活動或競賽。這表明在中小學生體質健康促進中，社區教育的重要性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2)本研究對所構建模型的3個2階因子貢獻率進行測量后發現，“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的因子貢獻率分別為35.66%、16.97%、6.80%，“學校教育”是3個2階因子中最重要的部分。在開展以提高中小學生體質健康為目標的體育與健康教育活動中，不僅要從整體上構建學校、家庭、社區協同促進策略，還應關注構建整個模型結構的7個方面。因此，本研究在驗證學校、家庭、社區協同教育模式與結構合理性的同時，發現學校、家庭、社區教育協同基礎上存在分析細化的趨勢，這有利于準確找到阻礙兒童青少年學生參加體育鍛煉的原因，實現精準體育與健康教育干預。

3)針對廣東省中小學“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共同參與的體育與健康教育模型現狀調查及存在的問題，提出廣東省中小學生體育與健康教育多元協同策略。

(1)“學校教育”干預策略。進一步改善學校體育場地設施；強化體育教師的責任心、敬業精神，提高體育課堂教學質量；落實體育課程評價在升學考試中的具體實施，這也是今后廣東省學校體育與健康教育的發展目標。在“學生認知”教育干預策略上，做到內因干預與外因干預相結合。內因干預：首先通過外部壓力即體育中考、體育高考提升體育重要性，迫使學生轉變觀念提高學生自身內因的認知力，因為個體意向是行為發生的重要決定力量[11]；其次是加強對體育鍛煉重要性的認知教育，促進健康認知向體育鍛煉行為的轉化，形成自覺鍛煉的行為習慣，個體態度和信念對鍛煉行為的影響很大[12]。外因干預：首先強化學校體育與健康課程的深化改革；其次突出以生為本，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堂教學內容，強化“每天鍛煉一小時”的政策實施；再次是校內與社區聯動為學生提供體育場地設施與健康指導；最后是父母身體力行陪伴左右。

(2)“家庭教育”干預策略。首先提倡家長身體力行，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帶動子女多參加體育鍛煉或其他戶外運動，起好表率和榜樣作用，使子女體驗到更加強烈的快樂感，更好激發他們的鍛煉愿望。其次是適當的經濟支持滿足學生體育運動必要的物質，鼓勵學生參加各種體育競賽與體育活動，支持學生參加體育興趣班學習，不斷提高體育技術水平。

(3)“社區教育”干預策略。一是政府主導，出臺住宅小區體育場地設施配套細則，把體育場地設施建設作為商品住宅“容積率”一樣，列入到住宅小區規劃、配建中，同時體育場地設施應以公益建設為主，以不收費或少收費為目的；二是以居委會或物業管理為主體責任人，節、假日在社區配備(聘請)社會體育指導員，加強對中小學生身體鍛煉的指導，并以此為依托開展有利于中小學生參與的社區體育活動和體育競賽；三是加強社區體育與健康知識的宣傳，在社區體育場地設施或電梯、樓道等公共區域張貼不同類型的體育健身、體育競賽知識、體育規則等，增加中小學生對體育鍛煉與健康知識的全方位接觸與了解。

4結論

本研究構建的“中小學生體育與健康教育多元協同理論模型”成立；“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是影響學生體育與健康教育的3個2階潛在因子，其影響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學校條件”“教育制度”“體育課學習”“經濟支持”“家長示范”“學生認知”“社區教育”。學生對“體育課學習”的評價認同不高，且隨年齡增長，認可度和受影響程度降低十分顯著，提示應提高體育與健康課的教學質量。“學生認知”呈現隨著學生年齡的增長，體育鍛煉興趣認知下降的趨勢，是造成學生體質健康持續下降的主要成因，提示“學生認知”干預教育應該抓早抓小，補齊“學生認知”教育這一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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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滎 單位：廣州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