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律師倫理困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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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律師職業倫理的困境

在眾多的職業中，律師是較為特殊的一類，他們總是身處激烈的價值沖突和利益矛盾的漩渦之中，其職業倫理困境尤為突出。如教師、醫生的日常業務不會通過犧牲一方的利益來幫助另一方，教書育人、治病救人分別是他們的職業倫理的基本要求，也符合社會大眾對他們的要求，因此他們的職業活動不會引起外界過多的爭議。而律師在具體案件中總是被置身于強烈對抗的境地，既有利益的對抗也是價值觀的對抗，其所從事的職業活動則必然會在支持一方利益的同時損害另一方，在選擇某種價值觀時拋棄另一種價值觀，所謂“雙贏”或“皆大歡喜”的局面與律師無緣，而這種支持或損害、選擇或拋棄很容易引發來自各方的詬病。“可以刺痛一個律師良知的案件，總會撩撥起另一個律師的美德。每一個案件都有兩個方面，每有一個律師站在錯的一方時，都有另一名律師站在對的一面。”幫了原告就意味著對被告不利，反之亦然，律師在受到一方歡迎的同時必然要承受另一方的厭惡和批評。律師甚至明知一個人有罪還竭盡所能為其辯護，幫助一個惡人無疑會對社會造成傷害，這明顯更是和社會倫理不相容的。因此，律師不僅面臨一些與其他職業相同的倫理問題，即職業活動中的兩難選擇造成的內心煎熬，還會經常處于與社會倫理嚴重沖突的狀態，且該沖突導致了律師和社會大眾一定程度的關系緊張，這可以形容為一種“內憂外患”的困境。在現實中，一方面，少數律師為了攫取利益不擇手段，罔顧法律和道德，成為玩弄法律的大眾眼中的“訟棍”，另一方面，大部分律師的正當執業活動也缺乏大眾理解而容易受到質疑和指責，無論哪種情況都會損害律師職業的榮譽和尊嚴，這就是律師職業倫理困境的真實寫照。

2律師職業倫理困境的根源———價值分析的角度

如上所述，倫理是受價值觀念支配的，律師職業倫理的困境就在于多元價值及其與社會大眾倫理價值觀的沖突。因此我們可從價值分析的角度來進一步探討律師職業倫理困境產生的根源。

2．1忠誠與正義

在社會大眾看來，正義是人類社會所有美德的代表，一切社會制度的設定都應該是為了實現正義，法律的存在即是如此，正義是法律至高無上的追求，“法的理念決不可能區別于正義”，所有法律職業活動理所當然圍繞正義的實現而進行，在正義的光輝之下其他的都顯得無足輕重。而對于律師來說，其職業活動的價值是多元的，作為核心價值追求，在正義之外還有忠誠。因為律師職業究其實質是以專業知識和技能為社會提供一種法律服務，其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客戶的需要和信任，律師與委托人之間是一種基于信賴而形成的民事關系，這決定了律師必須忠實、勤勉、盡責地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毫無疑問，律師職業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社會正義，這一點與法官、檢察官并無不同。但作為“國家法律工作者”的法官、檢察官是代表國家，通過適當行使所掌握的公權力———審判權、檢察監督權，依據法律對當事人的權益做出權威性認定和分配，對犯罪實行懲罰，從而來實現正義；而律師則是通過提供法律專業知識、運用法律專門技能服務于當事人，最大限度地保護當事人的正當權利免受他方（包括公權力）不法侵害，從而使正義得以伸張。從宏觀制度設計上來說，律師制度的設立正是使法官、檢察官、律師三方通過既分工又制衡來維持一種權力均衡，才能對社會正義加以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忠誠于當事人和追求社會正義是殊途同歸的，律師忠誠于當事人本身就是追求正義的體現。因此，在很多國家的律師法和律師職業道德規范中都同時強調律師的忠誠和正義兩方面的價值。如我國《律師法》第2條第2款規定：“律師應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律師職業行為規范》第7條規定：“律師必須誠實守信，勤勉盡責，依照事實和法律，維護委托人利益，維護法律尊嚴，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忠誠與正義在個案中卻并不總是一致的，甚至存在尖銳的矛盾，律師的職業道德應該首先體現在前者還是后者往往是爭議的焦點。在現實生活中，肩負著維護法律正義與維護委托人利益的雙重任務的律師不得不經常面對這樣的困惑：為當事人盡忠，最大限度地保護和實現當事人的權利就可能損害社會正義，正如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社會利益存在矛盾一樣。最典型的情形就是，律師根據已了解的事實明知當事人罪大惡極，還要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或控方的疏忽和不足盡力提供幫助，這種幫助甚至可能使其最終逃避其應得的法律的制裁。在這里，忠誠體現了，但正義何在？反之，把對社會正義的追求放在首位，律師在中總是首先進行道德評判，以是否符合大眾普遍的正義觀作為行為的標準，則無意中充當了法官、檢察官甚至警察的職能，混淆了律師和其他法律職業的角色，如此律師職業存在的必要性當受到質疑。且當事人基于充分信賴將自己的生命、自由、財產等權利托付于律師，而律師為了“捍衛正義”卻犧牲當事人的利益，這本身是否正義也值得商榷。因此，忠誠和正義的價值沖突是律師職業倫理困境的根源之一。

2．2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

同樣是追求正義，律師與大眾對正義的理解是存在差異的。大眾的正義觀總是著重于實質正義、結果正義。對于案件處理的過程怎樣、按照什么樣的程序進行、甚至法律怎么規定這些問題一般大眾不太放在心上，他們關心的是最終的結果是不是符合大家心中的賞善罰惡、公平正義的觀念。合情合理是最重要的，違背情理則是不可接受的。而作為受過專門訓練、具有獨特的法律職業思維方式的專業人士，律師關注的是程序正義、過程正義。對于律師來說，對結果的關心在于“勝訴”，而不在于普遍的正義要求是否實現。相反律師總在努力排除主觀情感、意志因素，包括大眾的普遍正義觀的影響，專注于運用法律專業術語、專門邏輯去觀察、思考和判斷。至于得出的結果是否符合情理并不考慮太多，合法性才是關鍵，只要辦案的過程沒有瑕疵，程序公正合法，那就表明正義得到體現。眾所周知，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是一對矛盾統一體。盡管現代法治國家對程序正義的獨立價值越來越重視，所謂“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的法律諺語也得到普遍認可。但不可否認，正當、合理的程序的產生源于對實質正義的追求，因為“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同的面貌”，在操作層面實質正義尤其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那么借助工具理性，即設計一套科學嚴謹的程序來加以保證就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通常情況下正當程序的應用帶來的就是結果的實質上的正義。這樣的判斷一經論證，堅持技術理性就成為從事法律技術工作的法律職業人員的自然選擇，即以程序正義代替實質正義作為優先追求的價值目標。但是，反過來程序正義之花并不必然結出實質正義之果，兩者畢竟是分離的。有時候嚴格依照程序的判決結果在公眾看來卻是不通人情事理，甚至是違背常識、滑稽可笑的———這樣的案例在現實中不時會出現，這時法律職業人員對程序正義的追求就變得不合時宜而遭到輿論的批評諷刺，“法律家的‘技術理性’，使得許多人擔心法律家遠離民眾，缺乏親和力，變成為‘不食人間煙火’者，甚至有悖離人間情理、違反社會倫理之虞”。尤其是依靠提供法律服務獲取報酬的律師更是處于風口浪尖，更容易因此被戴上“顛倒是非”、“助紂為虐”的帽子為眾人唾棄。這是律師職業倫理困境的根源之二。

2．3正義與功利

誠然，法律的產生寄托了人類的道德理想，是正義與公理的化身，法律職業也就責無旁貸地承擔起維護正義與公理的使命，而當功利成為這一職業的附加價值時，沖突就不可避免了。如前所述，由于在法律職業共同體內部分工的不同，律師與法官、檢察官在維護正義的共同使命中又各自承擔了不同的角色，后者是國家的代表，前者則是公民個人或企業的代言人。作為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司法機關，自然不應該有個人現實利益的考慮；而法律服務市場化是律師職業存在的一個基本前提，作為依靠專業知識服務于當事人而獲取報酬，同時必須參與市場競爭的自由職業者（而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功利不得不成為其職業活動的又一價值追求。律師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不斷尋找案源開拓市場，精心計算成本與利潤，努力爭取收益最大化，這使其顯得像商人，而商人是不必主動承擔維護正義的職責的———他們只承擔被動的責任，即不做違反良心和正義原則的事情。盡管律師有時也為當事人提供免費服務，對確實困難的當事人加以資助，積極參與公益訴訟與法律援助活動等，但在律師職業活動中這些畢竟只占很小的比例，總體而言律師不能舍棄市場經濟中的對價思維，法律服務總是與律師個人和事務所收益掛鉤，甚至上述行為也是贏利活動的一部分。律師的具體職業活動是有價的，而律師職業活動的終極目標———正義是無價的，這明顯是一個悖論。不可否認，任何職業都有一個解決“利”與“義”的沖突問題，但可以說沒有哪種職業在這個問題上像律師這樣矛盾：既是市場經濟中的自由競爭者，又是法律和正義的守護者。要平衡這樣的價值沖突是比較困難的，一些律師的價值天平倒向了金錢和欲望，更多的則在正義與功利的矛盾糾纏中痛苦不堪；而社會大眾觀察到律師一面幫人打官司一面收取不菲的費用，尤其是有人因請不起律師而承擔敗訴的后果，有人卻因財大氣粗能夠得到優質的法律服務而牟取最大的好處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律師沒有良心，“只認錢，不認人”，是社會不公的罪惡幫兇。這是律師的無奈和尷尬。正義與功利的矛盾是律師職業倫理困境的根源之三。

3律師職業倫理困境的救贖———價值沖突的避讓和平衡

如上所述，律師職業倫理困境的實質就在于忠誠與正義、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正義與功利的價值沖突，那么這就是問題的著眼點———處于困境中的律師可以依靠的自我救贖路徑主要有兩條：價值沖突的避讓和平衡。價值沖突的避讓就是以職業倫理的制度化為基礎，律師嚴守合法性原則，盡可能回避個人的價值選擇，保持一種價值中立的地位，從而避免陷入各種價值沖突所造成的倫理困境，這是一種基于制度的救贖。毫無疑問，律師既然是法律從業人員，理應視法律如生命，嚴格以法律明文及可合理推導的程序和實體上的要求作為自己行動的準則。這里的“法”是廣義的法，也包括律師法和有關機關及行業協會制訂的律師職業道德規范。同時也應看到，法律本身即是各方利益博弈、各種價值沖突妥協的結果和最具權威的表達形式，一些常見的倫理沖突在立法階段已經得到初步解決。如很多國家在律師職業規范中一方面明確律師應忠實勤勉地服務于委托人，另一方面又以列舉的方式對一些例外情形做出具體規定；一方面承認律師職業活動的商業性，另一方面又對律師費用的收取加以一定的規制等等。律師遵循合法性原則，以有關職業倫理的成文規范為具體的權威行動指引，在很大程度上能減輕律師個人價值選擇的內心痛苦和道德風險，也能避免個體選擇的不確定性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傷害。事實上，這種倫理的規范化、制度化也正是現代社會除了法律職業以外其他很多職業的共同做法，構成了現代職業倫理的一個顯著特點———“非道德性”，而職業特性決定了律師對此無疑應更加擅長。因此，從實踐中產生的價值沖突出發，對律師職業倫理不斷做出集體的建構性努力，形成書面表達，然后賦予其普遍的約束力，個體則嚴格按其指示行事，這種做法雖然有困境下自我逃避的嫌疑，無助于律師思想修養水平的提高和內在品格的完善，也可能導致律師因長期疏于自主的道德思考和價值判斷而進一步遠離大眾生活倫理，但從現實性來講還是有效和必要的———它畢竟幫助律師擺脫了眼前的困境，同時也是穩妥的。然而，無論怎樣努力地具體和完善，律師法或各種形式的律師職業道德規范即使能在多數情形下為律師的執業行為提供技術性的明確指引，但決不是全部。正如法律總是存在漏洞一樣，制度化倫理不可能涵蓋所有的現實問題，因為社會生活是紛繁蕪雜的，職業活動的遭遇也是豐富多彩的，“正義與不正義的選擇放在我們面前時，這個世界常常不是確然二分的呈現，而是透過一種模糊的、帶有解釋空間的狀態出現。而這樣的朦朧，就很容易使人陷入迷惘”。這就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間，對此，律師無可逃避，必須獨立做出判斷和取舍。另一方面，律師首先還是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的人，這就決定了他不能僅僅作為一臺在社會倫理的真空中只憑規則指令行事的法律機器而存在，無論怎樣努力也不能完全擺脫人之為人的情感意志的控制，必然要形成自己的道德思維和價值取向，而這是不可能完全脫離社會大眾倫理影響的———盡管社會大眾對法律人獨特思維一定程度的容忍也是必要的。更進一步來說，任何行業的從業人員都不僅要成為一個職業倫理意義上的好的從業者，也要做一個社會大眾倫理意義上的“好人”。不能設想當一種職業淪落到遭受全社會的鄙視、反對、唾棄時，從業者還能心安理得地保持一貫的機械、教條和傲慢，不能設想該職業還能存在和發展。而好律師和好人往往存在二律背反，“好律師未必是好人；好人未必是好律師”，緊要之處還是在于兩難中的價值選擇。總之價值沖突仍然存在，如何在相互沖突的價值中進行衡量、比較、選擇，找到最佳的平衡點就是關鍵。一般說來，價值平衡有三個基本的原則：一是價值位階原則，即不同位階的價值發生沖突時，位階在先的價值優于在后的價值；二是個案平衡原則，即為了實現個案的正義，可以違背價值位階原則；三是比例原則，為了保護某種較為優越的價值，而必須損害另一價值時，不得逾越目的所必要的限度。而這些基本原則的具體運用卻是非常復雜的，需要較高的職業素養和人生歷練才能達到相對合理的結果。因此深諳法律技術，具備精湛的業務水平僅僅是律師職業素養的一方面，養成法哲學思維，加強道德修養，提高對社會倫理的洞察、理解、甄別能力，尤其是銘刻一種高度的職業責任感、使命感和“身份榮譽意識”，把職業活動與社會政治理想、道德追求更好地結合起來，對律師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此為律師職業倫理困境的道德救贖。

4結語

律師職業活動往往面臨棘手的倫理問題，特別是其職業倫理經常與社會倫理發生嚴重沖突，這就是律師職業倫理困境。其產生的根源在于多元價值及其與社會大眾倫理價值觀的沖突，包括忠誠與正義、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正義與功利的沖突。由此決定了處于倫理困境中的律師可以依靠的自我救贖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是價值沖突的避讓，即以職業倫理的制度化為基礎，嚴守合法性原則，回避律師個人的價值選擇，保持個人價值中立；二是價值沖突的平衡，即憑借較高的職業素養在相互沖突的價值中進行衡量、比較、選擇，找到最佳的平衡點。

作者：何珍慧單位：西南石油大學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