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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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功能翻譯理論派以德國功能翻譯理論為其主流。其中，費米爾的“目的論”是功能翻譯理論的主導理論。紐馬克和奈達也把翻譯研究與語言功能結合起來，從文本功能的角度探討翻譯，打破了傳統語言學研究的框架，開拓了翻譯研究的視野。

關鍵詞：目的論文本功能分類說功能對等

一、引言

隨著現代語言學和翻譯活動本身的蓬勃發展，西方譯論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诜g研究的不同途徑和方法，出現了眾多學派，如翻譯的語言學派，翻譯研究派，翻譯文化派，翻譯功能派，多元系統派等等。各派學者在吸取前人優秀成果的基礎上，融入自己的觀點，從新的角度描述，論證翻譯及其研究方法，逐步形成了自身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在上述眾多學派中，翻譯功能派即是具有代表性學派之一。

二、功能翻譯理論

翻譯功能派持功能翻譯理論?！胺g的‘功能主義’就是指專注于文本的一種或多種功能的研究”(Nord，2001:1)，它是對此研究方法產生的多種理論而使用的一個廣義術語。其中，德國功能翻譯理論的“目的論”（skoposthoery）是該學派的主導理論。除此之外，還包括認同功能翻譯理論以及受德國“目的論”啟發的學者。代表性的如，英國學者紐馬克，美國學者奈達。二者均把翻譯研究與語言功能結合起來，并提出針對不同功能文本應采取不同的翻譯方法。

（一）德國功能翻譯理論

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是翻譯功能派的主流，它出現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1971年萊斯的《翻譯批評的可能性與限制》一書的出版為標志。其中，費米爾的“目的論”（skoposthoery）是其主導理論。費米爾明確指出，所有的翻譯都是指向其預定的對象的，翻譯本身就是“為的語目的和的語環境中的的語對象創造出的語背景中的文本”(Nord，2001:12)。作為有目的的交際行為，整個翻譯的過程是由它要達到的目的來決定的，即“目的決定手段”（Nord，2001:124）。原文文本在翻譯中只起“提供信息”的作用，譯者在翻譯中完全可以根據譯文預期的交際功能，為適應新的交際環境，結合譯文讀者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對譯文的期待以及交際需要等，采取適合翻譯目的的具體翻譯策略和手法，在不必拘泥于原文功能的情況下更加有效地實現譯文的交際功能。

同時，費米爾提出了翻譯過程應遵循的三大規則：目的規則（skoposrule）、連貫規則(coherencerule)和忠實規則(fidelityrule)。目的規則指譯文要達到的交際目的。連貫規則反映文本內關系，即譯文能否被接受者所理解，具有可讀性，并在譯語文化及其譯文的交際環境中有意義。忠實規則反映的是文本間關系原文本和目標文本。譯文文本不能隨意創作，過多地偏離原語文本。目的規則是第一位的，它貫穿整個文本，適用于文本的各個部分，連貫規則和忠實規則從屬于目的規則。在翻譯過程中，如果目的規則要求譯文與原文的功能不同，就放棄忠實規則；如果目的規則要求譯文不通順，就放棄連貫規則。

萊斯德國功能翻譯理論先導人物，首次把語言功能與翻譯結合起來，把文本按不同功能進行分類，提出三大功能文本類型（text-type）：“信息型”選取恰當語言和文體形式，向讀者呈現客觀世界的物體和現象；“表達型”注重美學功能，文體形式的選擇要體現美學效果；“誘導型”內容和形式應以獲取文本預期的超語言效果為準則。

（二）紐馬克的文本功能分類說

英國翻譯理論家紐馬克在萊斯的“信息型”，“表達型“和“誘導型”三類文本的基礎上重新劃分文本體裁：“表達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喚型文本（Newmark，1982:21），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交際翻譯”和“語義翻譯”兩種翻譯方法?！氨磉_型文本”如官方文告，自傳文學，私人書信等，重在表達作者思想，體現作者個性，尤其是作者個人語言風格“個人習語”（idiolect），為保留原文形式，使譯文在結構和詞序上力求接近原文，應采用語義翻譯的方法；“信息型文本”如自然科學，報刊文章，會議記錄等，重在信息傳達的真實性和信息傳遞的效果，應采用交際翻譯的手法，（Newmark，1982:39）；“呼喚型文本”，如通告，說明書，公共宣傳品等，重在信息的傳遞效果和讀者的情感呼應，以喚起他們去行動，去思考，去感受。因此，譯文應充分考慮譯文讀者的心理感受和欣賞習慣，運用它們所熟悉的語言表達形式，采取“闡釋”而不是“復制”的方法，對文本做“邏輯上的改進”，通過重組譯文的語言結構，使譯文地道流暢，明白易懂，加強譯文的可讀性（Newmark，1982:42）。由于大多數文本三種功能兼有，而以其中一種為主。因此，譯者應首先確定文本的主要功能，或同一文本不同部分的語言功能，進而有針對性地采用相應的翻譯策略和手法。

（三）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

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在《圣經》翻譯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功能對等”理論，即“從語義到語體在譯入語中用最切近的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原語信息”（Nida，2001：91）。從“最切近的”，“自然的”，“對等語”三個層面考察譯文，看譯文讀者與原文讀者對所接受的信息能否做出基本一致的反應，即注重言外的交際效果的對等。奈達最初提出該概念時，用的是“動態對等”這一術語，由于易被誤解為僅指一種影響力，因此，用“功能對等”替換了“動態對等”。雖然不同語言表達形式不同，但均具有同等表達力，在使用中所能發揮的言語作用是相似的，具有彼此相同或相似的語言功能，如認知，人際，信息，祈使，移情等等。翻譯要以反映“深層結構”的“功能對等”為主，而不是反映“表層結構”的“形式對應”。要注重原文意義和精神的傳達，不要拘泥于原文的語言結構。當原語與譯語語言文化差異較大時，要通過從語法到詞匯改變原作的結構形式來保全原作內容。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必須從作者，作品內容，讀者，作品背景，作品表達手段等各個方面，對作品進行全面分析，然后轉換出能起類似原作交際作用的譯文”（譚載喜：1999）。如果譯語讀者做出與原語讀者基本一致的反應，那么就達到了翻譯的功能對等。

三、總結

費米爾，萊斯，紐馬克和奈達均把翻譯與語言功能結合起來，重視文本或語言功能在翻譯中的運用，文本創作者根據不同的交際目的，采取相應交際策略，選擇相應文本形式來實現其預定文本功能。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在宏觀上把握原文的功能特征，根據自身目的，采取相應翻譯策略，選擇相應譯文形式以最大限度地實現譯文功能。

參考文獻

[1]譚載喜，1999，《新編奈達論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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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ida.2001.LanguageandCulture:Contextsin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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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ermeer.2001.AFrameworkforaGeneralTheoryof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