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節目傳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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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京電視臺教育科技頻道黃金時段播出的《法制現場》的子欄目《有請當事人》不僅給了老百姓申訴的機會，更在大眾當中普及法律知識，可以說這個欄目貼近百姓心聲，解決百姓的實際困難，這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有請當事人》從中國法制現狀出發，結合南京的地方特色，以特有的“主持公道”的形式使法律知識得到普及，使百姓民聲得到申訴，在當前的法制類節目中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大眾傳播現場化本土化私人行為過于公開化

首先，《有請當事人》(以下簡稱《有請》)節目中受眾直接參與節目，由單純的受眾轉變為“傳播者”，發揮受眾的能動作用，克服大眾傳播負面功能：第二，采用由主持人面對事件當事人的形式在演播室對事件進行敘述，主持人在傾聽同時采用“主持公道”的方式理清是非曲直，得到百姓支持；第三，欄目關注的內容多為生活當中的瑣事，符合普通受眾對民生新聞的需求，滿足受眾傾聽的期望，利用“本土策略”使法制內容“民俗化”，達到法制宣傳的目的。第四，應避免在《有請》節目中注意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因為當事人現場的敘述和表現使私人行為過于公開化，使當事人的隱私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侵害。

“大眾傳播”的概念首次出現于1945年11月在倫敦發表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憲章中。

根據美國傳播學者德福勒對大眾傳播的定義，大眾傳播的傳播者是職業的傳播者，“是一個傳播組織(如報社、電臺、電視臺、雜志社等)整體或個人”。

也就是說，這些傳播者是受過專門職業教育或者訓練的人，而傳播是他們的職業。他們向受眾傳播各種信息，分擔著傳播中的各種角色。而節目主持人正是經過專業培訓的人員，是傳播的職業傳送者。

由于媒介所帶來的事實只能是部分再現生活場景，大量的事實因為媒體自身的原因被棄之不用，而這些被選擇了的事務經過職業傳播者的傳播很可能已經不能代表真正的事實或者是社會趨向。但是，人們正是通過媒介，通過職業傳播者增進對社會的了解，由于人們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和媒介的接觸上，而且習慣并且滿足于這種間接了解事件的方式，把積極參與事件變成了消極旁觀，甚至逐漸產生了對事件冷漠的態度。這是職業傳播者在大眾傳播中的負面影響。

《有請當事人》的特點之一就是“現場化”，非常符合電視傳播的特點，節目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是現場調停的空間場景，而觀眾通過當事人現場的述說來了解事件的內容，并且根據自己的判斷形成好惡，在腦海中組織出自己心中的故事，滿足了人類喜歡“聽故事”的天性。而此時，節目的傳播者就不僅僅是主持人，而參與傳播更多更直接的則是事件的當事人，不僅使事件的展現更加真實，也使受眾變消極接受為積極參與，直接參與節目的制作或者是在接受傳播的同時產生心理反應，消除了接受傳播時的冷漠態度，克服職業傳播者在大眾傳播中的負面影響。

心理學研究顯示，比較小的結構或者相對比較封閉的空間、相近的年齡比較容易引起人們對自己的經歷和所熟悉的生活習慣的聯想，與對方產生“自己人”的效應。演播室作為錄制訪談類節目的場所具備了以上所說的條件，因此在演播室這樣的情境當中，主持人與被采訪者，也就是參與節目的市民之間容易在較短的時間內縮短心理上的距離。另外，由于主持人在采訪之前已經對事件進行了一定的了解，因此在實際錄制的過程當中，對事件的熟悉程度使被采訪者產生共鳴，容易使其找到共同語言，產生訴說的欲望。而此時，正是這樣的訴說期待成為打開了主持人與事件當事人之間交流局面的契機。

與一般的訪談節目不同的是，從一開始，《有請》的主持人的身份就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不僅僅是事件的傾聽者，記錄者，采訪者，更承擔著評判的責任，即不僅僅是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更要理清“是非曲直”。在這樣的情況下，主持人除了要引導當事人繼續敘說之外，還要即時的做出反應，這與中國獨特的文化體系相符合，老百姓有了家庭糾紛，不愿意去衙門打官司，而是更愿意選擇具有社會聲望的人來主持公道。在《有請當事人》中，節目主持人就承擔了這樣的責任，扮演了這樣社會賢者的角色。正是因為這樣的節目構成，使該節目在老百姓當中有了很高的聲譽，也充分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

《有請當事人》的“本土化”體現在事件內容的選擇上是完全植根于當前法制建設現狀的，面對南京地區的收視人群，制作出本土化的法制節目。在當前法律知識需要不斷普及，法制建設不斷加強的同時，老百姓的法制觀念還沒有完全轉變，但是生活中的“小”糾紛，“小”矛盾大量存在，卻又迫切需要解決，老百姓常常感覺投訴無門，甚至有些問題是需要在道德層面進行解決的。《有請當事人》不僅給了老百姓申訴的機會，更在大眾當中普及法律知識，可以說這個欄目貼近百姓心聲，解決百姓的實際困難，這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有請當事人》從中國法制現狀出發，結合南京的地方特色，以特有的“主持公道”的形式使法律知識得到普及，使百姓民聲得到申訴，在當前的法制類節目中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最后，節目中出現的問題也值得一提，《有請當事人》中的當事人多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自我保護意識較差，在節目中因為爭執和維護自己常常將隱私也公之于眾，電視使一些私人經歷暴露于眾目睽睽之下，梅羅維茲把這一現象稱之為“私人情境”并入“公共情境”。這樣“不僅傷害了當事人的權益，也使受眾在接受傳播中關注點發生轉移，由原先的關注事件本身的發展和解決變為對他人隱私的探聽和鑒賞，削弱了節目制作宣傳法制的初衷。因此在這一過程中，主持人作為職業傳播者應該本著保護當事人權益的目的對話題進行引導，真誠的關懷當事人，要避免將關懷變味了“嘲弄”，作為百姓心目中主持公道的賢者，能夠在若干傳播者中成為引導者和情節發展的操控者，使《有請當事人》更加符合民聲。為百姓服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