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日本對華經貿政策調整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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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日兩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從此中日關系揭開了新的一頁，日本政府對華政策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回顧30年來日本對華經貿政策的演變和發展，總體來說，日本采取的是積極發展中日經貿關系的政策，但在不同時期采取不同的措施，并根據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結合國際形勢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調整。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對華政策

進入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過戰后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經濟實力大增，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日本外交開始推行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自主外交。事實上，在20世紀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搖擺于“對美一邊倒”與推行自主外交之間，對美牟取利益時，就“對美一邊倒”；對華牟取利益時，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特別是“尼克松沖擊”，促使日本必須調整對華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榮組閣的當天，在首次的內閣會議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緊實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動蕩的世界形勢中強有力地推進和平外交”，“中國的問題是最大的外交問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對華采取的經貿政策主要是以本國的國家利益為前提，推動中日經貿關系向前發展。在這一政策的指導下，1974年—1975年締結了貿易、航空和漁業協定。1978年—1979年又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中日長期貿易協定》等文件，并開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貸款。

在這一時期，雖然日本極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期，美國出于聯華抑蘇的目的，在中日關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國的政策，使日本在對華經貿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積極的態度，特別是在日本對華貸款方面表現更為明顯。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華盛頓協商對華援助計劃時，日美出現意見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規定，日本對華提供日元貸款“沒有附加條件”。對此日本的通產省表示反對，最后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則上沒有附加條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積極的對華政策和美國的支持下，中日貿易關系得到了快速的發展。1980年中日貿易額達到89.1億美元，與建交時1972年的10.4億美元相比增長近9倍（表—1）。這一時期也是中日貿易發展最順利的時期，增長幅度大都在兩位數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貿易進出口

（金額單位：億美元）

進出口占中國對外貿中國對日中國從日增長率

年份總額增長率易總額的比重本出口額增長率本進口額

197210.416.54.16.3

197319.587.517.88.4104.911.176.2

197431.360.521.511.435.719.878.4

197538.021.425.814.022.823.920.7

197630.4-20.022.612.2-12.918.2-23.8

197734.714.123.413.611.521.115.9

197848.238.923.317.226.531.147.4

197967.139.222.927.660.539.426.7

198092.037.124.340.346.051.731.2

資料來源：外經貿部統計資料

二、20世紀80年代日本對華經貿政策

進入80年代以后，日本開始推行從“經濟大國”到“政治大國”的外交戰略，對華經貿政策雖然繼承了70年代的對華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經濟政治化的傾向。

1979年12月，蘇聯出兵阿富汗，美蘇冷戰進一步升格，這促使中、日、美聯合抗蘇的戰略格局正式形成。應該看到，中日美聯合抗蘇并無穩定的政治基礎。就美國而言，只要條件具備它仍愿奉行在中蘇之間搞平衡戰略，從中漁利，日本也不希望過度刺激蘇聯。1982年以后，中國開始與日美拉開距離，以貫徹不同任何超級大國建立戰略聯盟的獨立自主外交路線。盡管如此，美國仍視獨立自主的中國為其在軍事上抗衡蘇聯的重要力量。美蘇冷戰對中、日、美關系產生復雜的影響。以對華技術出口問題為例，由于美國對日仍有相當的控制力，故能對日本的對華技術出口產生促進或抑止作用。從積極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國要求日本進一步限制對蘇聯技術出口的同時，主張放寬對華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國同意放寬對華出口限制，尤其放寬7種軍民兩用項目的限制。美國的對華技術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東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僅禁止東芝公司履行35個對華合同，而且還拖延審批其它日商與中方簽訂的9億美元的合同，一度嚴重影響了日本對華技術出口。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國際戰略格局的結構性變化開始對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關系產生具有深遠意義的影響。首先，蘇聯經濟實力迅速衰退，這導致美國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隨著在1985-1987年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而美國則淪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日本威脅論”在美國迅速抬頭。第三，中國的崛起開始影響到美日對外戰略的制定。在這樣大的國際環境下，中日關系的客觀條件發生了變化，這既是日本對華政策調整的客觀依據，又是中日關系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基本標志。

綜觀日本20世紀80年代對華政策可以概括為政治上借用中國的地位，擴大日本的政治影響，但受到蘇美兩國的影響較大；經濟上支持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受政治關系影響較大，致使中日經貿關系發展緩慢，中日進出口貿易有的年份還出現下降的現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貿易進出口

（金額單位：億美元）

進出口占中國對外中國對中國從

年份增長率貿易總額的日本出增長率日本進增長率

總額的比重口額口額

198199.88.522.746.014.153.84.1

198287.6-12.221.148.65.739.0-27.5

198390.83.720.844.6-8.246.218.5

1984127.340.223.853.520.073.759.5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年鑒

80年代日本對華政策概括起來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關系在日本對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對華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國在日本外交中處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國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來只用于美國或東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關系上，稱其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認識到中國的重要性。

(2)視中日友好關系是日本綜合安全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在全球經濟地位的提高，積極謀求擴大自己的政治發言權。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從政治上、軍事上遏制蘇聯，同時也要借助“日中友好”來提高同美國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說，日本要做政治大國，同有世界政治影響的近鄰中國保持良好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同時，中日關系也是日本亞洲外交的基礎之一。良好的中日關系有利于亞洲的和平，特別是朝鮮半島的穩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東南亞地區之間的關系。如果中日關系惡化，勢必要導致日本亞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關系也常常對日本國內政局影響較大。

在經貿方面，日本以經濟合作為基礎，試圖通過經濟合作實現某些戰略意圖：(1)通過經濟合作，適當增強中國的經濟實力，使之成為抵御蘇聯威脅的天然屏障。日本認為，中國經濟的不穩定會導致政治上的動蕩，有倒向蘇聯的可能，中國經濟的穩定有利于保持中蘇之間現有的“不戰不和”的關系。這樣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國的實力與蘇聯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眾議，決定向中國提供大規模的日元貸款。第一批日元貸款從1979年至1984年實施，貸款方式金額為3309億日元，共安排了7個項目；第二批日元貸款從1984年至1989年實施，共安排了17個項目，貸款協議金額為5400億日元（包括700億日元的黑字還流貸款，主要用于出口創匯型企業）。第一批貸款及第二批貸款前半期，貸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訊及水力發電等基礎設施項目，如北京至秦皇島鐵路擴建項目，秦皇島煤炭碼頭擴建工程，衡陽至廣州鐵路擴建項目，連云港和青島港擴建項目，天津、上海、廣州程控電話項目，天生橋水電站項目，五強溪水電站項目等。目前，秦皇島港已成為我國最大的煤炭裝卸口岸。

從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礎設施項目也開始使用日元貸款，如北京市地鐵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處理廠，北京、天津、西安、重慶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氣項目。

(2)通過經濟合作使中國靠向西方。1981年5月，鈴木首相在美國明確說：“我們希望見到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希望見到中國繼續采取合作的態度，必須保持中國作為西方聯盟的一員”，并“為了維持中國和西方的關系支持中國現代化政策，繼續進行經濟合作”，以“通過經濟方面的援助把中國拉過來，使之成為經濟向西方開放的國家”。

(3)加強經濟合作，捷足先登中國市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國這一巨大市場所吸引。中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與日本資金和技術的結合將具有巨大的潛力。在日本與歐美經濟不斷發生摩擦的情況下，日本更感覺到密切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的重要性。這一時期，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增長較快，但呈波浪式增長。1990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與1983年相比，件數增長6.4倍，合同金額增長4.6倍，實際使用金額增長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狀況

（金額單位：億美元）

年份項目數合同外資金額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增長率(%)

1979-198257.60.81——

1983520.951.86129.6

19841382.032.2521.0

19851274.713.1540.0

1986942.832.63-16.5

19871133.012.20-16.3

19882372.765.15134.1

19892944.393.56-30.9

19903414.575.0341.7

合計140132.8526.64

資料來源：外經貿部外資統計

三、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對華經貿政策

1989年美蘇冷戰結束，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大國都加緊調整自己的對外戰略。美國竭力維持其超級大國地位和發揮“世界領導作用”；俄羅斯重整經濟，極力恢復“世界性強國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歐三極體系”的構想，加速向“政治大國”的目標前進。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將謀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演，呼吁修改聯合國憲章，刪除“舊敵國條款”。這次講演成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國的“宣言書”。在國際大的背景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中日兩國友好關系的客觀條件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進入90年代后，中日兩國各自的發展戰略也發生了變化。中國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戰略，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日本則緊緊抓住國際關系新舊格局轉換與其國家戰略調整相吻合這一歷史機遇，加速向政治大國邁進。90年代末期至21世紀初期，對中日兩國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時期。中國在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正以越來越開放的姿態走向世界。日本在實現政治大國目標的過程中，一方面認識到“日本成為政治大國，日中關系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2]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標準和價值觀念來處理中日關系。日本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來，正在實現政治大國目標的日本與經濟上日漸強大的中國難以保持象過去那樣的友好關系，認為“中國增強了經濟實力以后，對渴望在國際社會增加發言權的日本來說，無疑會成為一個超出純友

好對象范疇的存在，日中兩國將進入摩擦的時代。”[3]無可置疑，中日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必將對日本的對華經貿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20世紀90年代日本對華政策調整的起點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訪華。海部首相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實施所謂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訪華的。作為“六四”風波后西方發達國家第一個訪華的政府首腦，海部抓住有利時機，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發表了題為“世界中的日中關系”的演講。他在演講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關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國的極大關注。《東京新聞》發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說，特征是面向未來，從全球的觀點強調日中關系”。[4]繼海部之后的日本歷屆內閣基本上都肯定和繼承了“世界中的日中關系”這一方針。以細川護熙為首的日本聯合政府執政后，在強調“日中關系與日美關系對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時，將“共同在軍備管理、裁軍、保護地球等國際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上積極做貢獻”作為今后日中關系應循方向的第一條，把從“全球角度”考慮日中關系放在優先的地位[5]，也體現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關系”的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