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社會兩極化發展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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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長遠看來，收入差距擴大可能導致過低的儲蓄率，進而可能導致投資供給不足。在整個1990年代，美國的投資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來投資支撐起來的。"9.11"事件及隨之而來的美國公司的誠信危機爆發后，外來投資有撤出美國的趨勢，這就要求依靠國內儲蓄填補外資萬一抽走后留下的空缺，即需要美國提高儲蓄率。但研究表明：貧困階層由于沒有多少能力來進行儲蓄，所以邊際儲蓄率較低；富裕階層的人由于對將來的收入有良好的預期，雖然有很大的儲蓄能力，也不愿過多儲蓄，故而其邊際儲蓄率也不高；位于中間階層既有儲蓄的能力，又擔心將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再加上對更高層次生活的向往，相對于另外兩個階層的人來說，他們的邊際儲蓄率最高。（注：DebraJ.Ray,Development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8,pp.197-248.）隨著上層和底層之間差距的拉大，中間階層逐步縮小，必然導致新增社會財富的平均邊際儲蓄率相對于貧富差距較小的情況下有所下降。長遠看來，這樣會使美國社會對國民經濟進行再投入的能力相對減少，導致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當前美國整體儲蓄率的下降，雖然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貧富差距拉大所引起的新增社會財富平均邊際儲蓄率的下降，無疑是原因之一。

其次，貧富差距的擴大不利于新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勞動力的培養。美國的新經濟形態對各方面技術人才甚至普通勞動力的素質都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但現在的關鍵是，如果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機會僅限于高收入階層和特定的集團，那么，一方面將會成為對社會階層再生產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導致社會所需要的高素質的勞動力的供應不足，從而制約經濟的發展。誠然，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是世界技術移民的最大吸收國。在1990年代，由于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和全球化，更多高素質的廉價的人力資源源源不斷地從世界各地涌往美國，美國高素質人才并不特別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即緣于此。但隨著其他國家和地方經濟的發展，再加上美國經濟自身周期的影響，目前的人才流向美國的趨勢可能會減緩，甚至可能出現人才回流的現象。到那時，美國自身高素質勞動力的不足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就會凸顯出來。

最后，兩極化發展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這將可能與上述因素一道影響美國生產效率的提高。分配效率較低會損害要素使用效率。被譽為“福利經濟學之父”的庇古指出：“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如果把適當數量的資源從較富的人那里轉移給較窮的人，并把這些資源投資于窮人，以便使他們更有效率，那么這些資源由于增強能力而在額外生產上所得到的報酬率是會大大超過投資于機器廠房的通常的利息率的。”（注：參見厲以寧、吳易風等：《西方福利經濟學述評》[M]，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8頁。）鑒于貧富差距對儲蓄率、投資、消費、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等方面的影響，它對生產效率提高的制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社會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既取決于資本投資和工人的技能，也取決于社會的消費能力。就前者而言，個人技能的提高又明顯受制于家庭收入的多少。由于1990年代以來美國大部分人的收入實際處于下降狀態，可能直接影響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將損害公司效率并進而損害社會效率。就后者來說，理論上，貧富差距使低收入階層購買力下降，無力消費；再加上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作用，高收入階層的消費支出的增長通常也遠遠落后于其收入增長幅度，從而導致全社會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降低。現實也表明，消費者開支的下降已經成為令人不安的經濟的致命弱點，它限制了企業生產能力的充分發揮，不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注：SeeRobertB.Reich,"TheChallengesofInequality",TheTimes,May19[th],1997,p.5.）

2.兩極化發展正在成為美國政治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過高的收入差距易于引發社會的不滿和政治的不穩定。如果說美國社會的兩極化發展對美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損害在今后年代才會逐漸顯露出來，而現在還不是很明顯的話，它在社會方面造成的損害近年來已經相當突出。

首先，中產階級隊伍的縮小動搖了美國社會的穩定基礎。龐大的中產階級（美國一度有80%的人自稱自己是中產階級）是美國社會的穩定器，美國社會中間階層逐漸縮小必然不利于社會穩定以及社會長遠發展。在一個被稱為“大熔爐”(meltingpot)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國家，中產階級向各個形形色色的群體提供了一個可望而又可及的奮斗目標，使他們能夠凝聚共識，擁有共同努力的焦點。即便是身處下層的美國人也大多擁有通過個人努力而不是訴諸暴力進入中產階級的夢想。事實上，中產階級觀念已經成了大部分美國人共同的價值觀和夢想，并為美國政治帶來了穩定。但現在的關鍵是：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分裂，一小部分進入上層社會，一大部分跌入下層，留在中間的那一部分也在苦苦掙扎。更為不幸的是，下層的人進入中產階級的希望正變得越來越渺茫。如果說廣大的中產階級是美國民主政體的支柱，是美國社會的“穩定器”，那么中產階級的消失必然會影響到美國社會的穩定和持續發展。

其次，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導致美國社會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弗郎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信任》一書中指出，一個國家經濟的繁榮以及其參與競爭的能力與該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但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曾經造就美國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在于個體之間高度的信任——近年來遭到嚴重的破壞，社會成員之間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則是其中原因之一。福山在該書的第四部分專門論述了美國社會面臨的信任危機問題。他說：“今天，隨著就業機會流向海外及資本也能流向獲得最高回報的地方，持續的資本主義革命破壞了本地社區；人們紛紛背井離鄉，忠實的員工在裁員的名義下被解雇。19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無疑加速了這個過程。這些年來，美國上演著一個熟悉的歷史劇：內部紐帶牢固的小型家族企業被大公司收購；新來的不茍言笑的無情經理管理著公司；工作很長時間的老雇員被解雇或為他們的工作提心吊膽，以往的信任被猜疑所取代。”（注：［美］弗郎西斯·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M]，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部分“美國社會與信任危機”，第273-208頁。）其后，他又在《大分裂》一書中憂心仲忡地指出：貧富懸殊加劇，不僅導致美國廣大階層的經濟、社會不安全感和對他人的不信任感，也是導致對政府、國會以及現行政治機制產生嚴重信任危機的一個主要因素，而且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已經跌到歷史的最低點。（注：［美］弗郎西斯·福山：《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最后，美國社會的兩極化發展將有可能把美國推入危險境地。歷史早給人們以警示：分配嚴重不均是導致社會動亂的根源。貧富差距的擴大是美國當前社會危機的主要表現之一，也是導致美國社會危機加深的一個主要因素。美國目前面臨的種族矛盾加深、家庭破裂、無家可歸者增多、城市騷亂和暴力犯罪嚴重等社會問題，都同貧富差距擴大有密切的關系。

西蒙·庫茲涅茨強調，社會要有能力安置在變革中的受害者，要么幫助他們再培訓，要么保證促使變革中的受益者對受害者給予補償；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那些由于變革而受到威脅的人們就會通過政治或暴力手段來阻止這種變革。（注：SimonKuznets,"Economygrowthandincomeinequ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45(2),1955,pp.1-28.）在美國，通過福利國家制度，資本、勞動、政府三者之間曾經達成一種社會契約，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資本——勞動——政府三者利益的契合。使市場競爭中的“贏家”給“輸家”以補償，這不僅僅關涉倫理上的公平問題，也是政治穩定所必需。如果讓輸家承受太大的痛苦，他們將不會再支持這個制度。現在，三方的利益契合已經被打破。在世界各地進退自由的美國多國公司正在設法減少或停止交納維持社會契約的捐稅。有人指出，美國正在形成一種世代相傳的貧困文化，一種代代傳下去的生活方式。這種文化使人感到絕望，低人一等，形成不同的家庭結構、語言、社會心態和世界觀；這種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對主流社會抱有敵視或懷疑態度；這種文化滋生犯罪，其最終產物是城市暴亂。（注：JamesL.Nolan,TheTherapeuticState:JustifyingGovernmentatCentury''''sEnd(NewYork:NYUPress,1998),p.174.）

四、結論及啟示

1.認為經濟增長會自動縮小貧富差距，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則肯定是對理論的誤讀

美國社會1990年代的兩極化發展已經昭示：這實際上是一種盲目樂觀且極為有害的想法。上述觀點為實力雄厚的權勢集團及依附于他們的所謂IT精英、學者和政客積累財富、擴大權勢提供了心理安慰，成為這些僅占人口少數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幸運兒的意識形態。

美國社會的兩極化發展揭示了以下這樣一個簡單但并非不重要的道理：經濟增長雖然為民眾福利增長以及社會貧富差距的縮小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但并不必然會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相反，經濟的增長還可能伴隨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貧富差距的縮小不僅依賴于經濟總量的增長，更依賴于國家對不斷增長的國民收入進行的再分配。

2.公平與效率雖然有矛盾，但二者相互妥協完全是可能的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在對一項發展戰略進行評估時，人們不僅要根據它對國民收入產生的影響，而且也要根據它對失業或更一般地，它對不平等所產生的影響。有如此之多的人生活在難以忍受的貧窮之中這一事實，常常使得以增長率為最大目的的發展戰略不可能得到推進。”（注：［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經濟學》[M]，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頁。）約翰·羅爾斯在其傳世巨著《正義論》中，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一個正義的社會，不僅需要正義的第一原則，同時也需要平等的第二原則；在不違背自由的前提下，強者有義務給予弱者以各種最基本的補償，使后者能夠像前者一樣有機會參與社會的競爭。（注：［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也表明，極端的兩極化發展最終危害的不僅是勞動者的利益，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的危機便是極好的例證。

總之，一個相對公平的、顧及到窮人利益的社會發展戰略，對社會的團結進而經濟的持續和諧的發展來說，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相信以上論點不僅適用于發達國家、適用于美國，而且對現代化征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對于中國，也不是沒有啟示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