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能源格局和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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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石油經濟的不確定性，時至今日，經濟學家并沒有給出一個關于石油市場的比較完善的分析框架。油價的波動在一定時期取決于國際市場的供求狀況。但從長期來看，由于石油的政治屬性，其價格波動還取決于世界能源格局當中消費國和生產國權力的消長。歷史也證明，世界能源格局一直處于變動和演進之中，這就進一步增加了油價長期趨勢的不確定性。本文借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從世界能源格局及其變動的角度探討中國面臨的能源安全問題，為能源問題的進一步研究提供思路。
關鍵詞：世界能源格局不確定性油價周期能源安全
一、問題的提出和文獻評述
問題每講一遍，總會有所不同。那些長久以來困惑經濟學家們的問題總是存在無數個謎底。P.克魯格曼（2000）曾經悲觀地說，“經濟學中關鍵的難題從不會得到重新解決，他們只會慢慢消失”。世界能源價格及其走勢恐怕是這些“關鍵的難題”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個。
當今世界，“能源已經成為政治和經濟力量的通貨，是國家之間力量等級體系的決定因素，甚至是成功和物質進步的一個新的籌碼。獲得能源成為21世紀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能源對于今日中國之意義，從來也沒有如此重要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能源需求急劇增長，國民財富大量溢出，對外依存度也越來越高。在未來的10年，中國還將面臨巨大的供求缺口。
1.中國的能源需求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呈現增長勢頭。根據國際能源機構（IEA，2004）統計，20世紀90年代，世界石油消費需求增加的25%來自中國，2003年這一比重上升到33%。由于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持樂觀態度，有關機構（EIA，2000、2004；APEC，2002、2005）認為中國對能源的需求還將進一步增加。如果按照2020年中國經濟翻兩番計算，屆時中國能源需求將達到9.2億噸，即使中國能源利用效率能夠提高一倍，仍然需要4.6億噸，而中國的石油產量估計最多能夠達到1.8-2億噸，缺口在2.5-3億噸（IEA，2000）。
2.中國能源需求的對外依存度在未來二三十年呈擴大狀態。自中國從1993年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以來，對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已達近40%。中國目前還不是天然氣的凈進口國，即使到2010年中國天然氣進口在總消費量中也僅占9%。但到203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至27%（IEA，2004）。
3.2006年，中國的一次能源消費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一次能源消費增長率（如表1所示）。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P，2007）的統計，2006年世界一次能源的消費增長了2.4%，低于2005年3.2%的增長率，略高于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除了核電，各種燃料的消費增長都有所下降。而中國的一次能源消費增長了8.4%，繼續占據全球能源消費增長的一半以上。在全球新增能源消費當中，中國的石油和煤炭消費分別占世界消費增量的77.3％和71.7%。
表12006年中國和世界能源消費增長對比
全球消費增長率（%）中國消費增長率（%）
一次能源2.48.4
煤炭4.58.7
石油0.76.7
天然氣2.521.6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BP《世界能源統計2007》整理
4.世界能源價格的高漲導致中國大量國民財富溢出。根據國家信心中心測算，單純由于漲價因素，2005年一年中國就有相當于1200億元人民幣的國民財富轉移到產油國和國外石油巨頭手中（牛犁，2005）。可以估計，近年來的能源價格暴漲使得我國國民財富凈溢出達到數千億元人民幣。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能源安全已然成為“國之大事”，甚至可謂“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李侃如和戴維森（KennethLieberthal&WilliamDavidson，2006）指出，“能源安全不再是低政治性的國內經濟政策問題，已經成為關系中國國家安全的高政治性問題”。
石油是能源的核心。P.羅伯茨曾形象的描述到：“石油或許是能源太空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是20世紀政治和經濟學的輝煌、杰出的塑造者，并占有世界能源市場約40％的份額。”J.S.奈則將石油稱之為“權力的源泉”。因此，石油市場的價格波動牽動著世界經濟乃至國際關系的神經，也直接關系到中國的能源安全。
經濟學家對油價波動原因及預測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豪特林（Hotelling，1931)提出的可耗竭資源模型，即豪特林法則。這一法則說明在完全競爭和壟斷兩種條件下可耗竭資源的價格與產量的關系，[1]其理論要點為：當不考慮不可再生資源的生產（開采）成本時，資源價格將以相等于市場利率的增長率連續上升。豪特林模型后來在解釋國際石油市場的現實時遇到了困難。因為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對資源的需求總是不斷增加的，需求曲線也就發生相應的移動。即便西方主要國家的真實利率基本為正增長，石油價格也沒有出現按照等于當期利率的速度上升的情況。
K.J.Arrow&S.S.L.Chang（1980）從資源存量的不確定性方面入手，通過運用不確定性最優控制數學工具，對上述現象作出了解釋。他們認為，豪特林法則成立的先決條件之一是資源初始存量是已知的，但實際上，石油儲量總是隨著世界范圍內的勘探活動而不斷變動，對于特定時期的定價者來說，未來儲量的變動是不確定的。J.克萊默、D.S-伊斯法哈里也指出，由于石油儲量具有不確定性，已探明石油儲量[2]依賴于石油市場的價格來衡量，所以即便對已探明石油儲備的真實測定，其價值也有限，并不能說明石油的自然稀缺性。Danielsen（1982）提出了更為全面的評估量，包括可能石油儲備、最終可獲得石油儲備和石油量等。這表明，地球上石油儲量比已探明的儲備多。
石油工業中眾多不確定性的存在，如新的石油資源不斷被發現，技術的變化使開采成本不斷下降，現實中政治和經濟因素的擾動使價格曲線一次次移動，使油價波動的不可預測性大大增加。通過引入儲量不確定假設，Arrow&Chang導出了價格變動違反豪特林法則的結果。但Arrow&Chang的仍然無法解釋價格下降與產量上升會同時發生的現象。考慮到儲采比（即年初探明儲量除以當年產量）的變化，梅孝峰（2000）證明，當儲采比每增加一年，真實油價每桶將降低77美分（1996年美元幣值），儲采比的變化對于油價的滯后影響同樣顯著。
Houthakker（1983）認為石油在被發現時已經是產成品，石油儲備不過是在產的存貨。Danieslsen和Selby（1980）等則反對石油短缺的定義。石油短缺通常被認為是因為石油的可耗竭性引起了石油的長期不足，但是他們認為是價格控制產生了石油短缺，而Adelman（1993）則干脆反對可耗竭性，他認為油價不是依據豪特林模型來決定的。不過，多數經濟學家還是同意把豪特林模型作為一種分析標準。
沿著豪特林的研究思路后來的許多文獻通過設定石油市場不同結構和參與石油市場的行為主體的不同行為，建立各類理論模型，引進各類相關參數來分析油價波動的原因和未來趨勢，如Cremer&Weitzman(1976)、Hnyilicza&Pindyck（1976）、Ezzati(1976)、Pindyck（1978）、Gately(1983,1984)、Krugman（2000)、Alhajji&Huettner（2000）等。
按照其研究的側重點不同，大致可以把這些文獻分為市場結構模型和歐佩克（OPEC）行為模型兩類，其中市場結構模型又可以劃分為兩類，即競爭型市場結構模型和壟斷型市場結構模型。競爭型市場結構模型強調世界石油市場的競爭性，歐佩克不能控制油價。壟斷型市場結構模型側重歐佩克及其成員國對石油市場影響的研究，這類模型的其共同點在于把歐佩克看作卡特爾組織，把國際石油市場看作由卡特爾定價的壟斷市場。國際油價的波動決定于歐佩克國家的定價規則。
但是，A.克勞認為，“沒有一種理論模式能經得起事實的檢驗，盡管理論經濟學者們似乎并未意識到或者擔心這一點”。“石油資源在地緣政治上的分布使我們不能相信決定石油市場供需平衡的條件或知道石油貿易商作出相應選擇的因素是純粹的市場機制或理性的經濟參數。經濟模型或理論在未來將不能夠像過去那樣為我們提供如此大量的幫助。”翻閱有關文獻，我們發現經濟學家并沒有給出一個關于石油市場的比較完善的分析框架，以致我們對石油市場形勢的判斷經常出現一些“美麗的錯誤”：關于石油價格的問題幾乎每年都驚人的相似，而關于問題出現原因的解釋卻每年都不相同，一些國際機構對油價的預測幾乎從來沒有正確過。可能也正是鑒于這種情況，美國著名的智囊機構蘭德公司干脆就放棄對油價作任何預測。
因此，我們打算換一個視角，從政治經濟學及其在國際領域的擴展，即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和解釋國際石油市場以及油價波動問題。政治經濟學關心相互沖突的利益之間的集體選擇過程、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后果。從A.斯密出版《國富論》到馬歇爾發表《經濟學原理》的歷史時期里，經濟和政治始終是糾纏在一起的，那時存在的只是政治經濟學。但是，正如R.吉爾平指出的那樣，“馬歇爾用經濟學替代了政治經濟學，大大限制了經濟科學的范圍”。“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有很多種，吉爾平認為政治經濟學主要指研究由經濟和政治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與石油有關的問題從來就不是客觀的價格問題，而是涉及到大量與利益分配相關的權力斗爭，有時甚至是血腥的，這是由石油所代表的財富特性決定的。
我們關心的問題是，世界能源格局何以至此，又將去向何方？在現行的世界能源格局下國際油價的趨勢如何以及如何維護中國的能源安全？本文在對以往相關文獻討論的基礎上，在第二部分指出世界能源格局的現狀；并著重指出世界能源格局的變動趨勢和我們對未來油價走勢的判斷；第三部分重點介紹“能源安全”的含義和我們的理解，并簡要概括了中國維護能源安全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最后是簡單的結語。
二、世界能源格局的演進、現狀及其未來
（一）油價波動與世界能源格局的演進
油價波動反應了國際市場對石油稀缺性的認定和預期。作為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商品，稀缺性成為石油最基本的特點。[3]J.麗絲引用金凱德（Kincaid，1983）指出，歷史上大多數時期的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赤貧之中和稀缺的邊緣，因此毫不奇怪，資源稀缺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問題。
然而，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與油價的劇烈波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001－2004年世界經濟增長呈現上升態勢。全球GDP增長率從2001年的2.6%逐步攀升，2002、2003、2004年分別達到3.1%、4.1%和5.3%，2005年有所回落，但仍然維持在4.8%的高位，2006年則達到5.1%。IMF預計2007年全球GDP增長率為4.9%，比2006年有所回落但仍然維持穩定增長（IMF，2006）。1998年原油價格還停留在25美元/桶左右，甚至在1999年初曾一度達到10美元/桶的低價。2001年以來，國際油價持續上漲。但是在經歷了2006年7月中旬74美元/桶的高位之后，油價在1個月的時間內又急劇下降到60美元/桶以下，并在以后的半年維持高位震蕩態勢。[4]根據A.克勞的計算，1861－1995年間，實際只有41年油價相對穩定，波動幅度在5％以內；有49年油價增長幅度超過5％，其中半數以上超過20％；其余45年油價跌幅超過5％，其中有21次跌幅超過20％。石油名義價格唯一持續穩定的階段只有二戰結束至20世紀60年代末。
油價的不穩定根源于市場的波動，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世界能源格局的變動。A.克勞指出：“事實上，不確定性是整個石油史和石油經濟的核心成分。石油公司無論在處理搭建內部機構布局問題、設計他們與市場的關系，還是建立新的合約機制時，他們的策略一直以來都在致力于降低這種不確定性。”“就高度不確定性而言，各種公司決定的相互獨立性導致了市場上的不平衡和不穩定狀態，所有不確定性因素越是明顯，則不合作和不競爭行為就越是盛行。”而“不穩定性是石油先天所固有的一種內在特征”。S.斯特蘭奇則指出了這種不穩定對于國家安全的影響：“從某種實際意義上說，石油貿易的不穩定擴大了國家關于不安全的概念；反過來，國家的反應既增加了安全結構中核擴散的某些風險，又增加了石油市場的動蕩不安。”
概而言之，人類利用能源的歷史到目前為止大致經歷了三個時代，即薪柴時代、煤炭時代和石油時代。預計在未來幾十年內，由于石油生產頂峰的到來，天然氣將逐步彌補石油產量下降的缺口，人類將進入天然氣時代。之后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將被大規模的使用，人類利用能源的歷史就此進入新能源時代。
人類以薪柴等生物能作為主要能源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直到18世紀中后期，世界能源消費結構才轉到以煤炭為主。英國是歷史上第一個煤炭出口大國。根據《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歐洲卷，1750-1993）提供的數字，1816年英國才有煤炭統計，那時英國已經是一個煤炭凈出口國。在1837年煤炭出口就突破100萬噸，在1867年突破1000萬噸。1923年英國煤炭出口達8073萬噸，占其總產量的29％。英國的煤炭主要用于國際需求。英國失去煤炭出口大國地位是源于德國和美國煤炭出口的急劇增加。從19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德國逐漸成為英國煤炭出口的有力競爭對手，到1913年德國煤炭產量已與英國基本相當。美國在煤炭生產和國際貿易領域后來居上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和消費國，并開始在煤炭國際貿易領域嶄露頭角。1900年，美國煤炭產量達2.4億噸，首次超過英國。1910年，美國煤炭產量達4.5億噸，幾乎等于英德兩國產量之和。煤炭在能源中的主導地位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從1859年在賓夕法尼亞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到二戰之后的一段時間，世界能源版圖被稱之為“墨西哥灣時代”。“墨西哥灣時代”的形成發展期同時也是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膨脹，最終在西方世界確立其霸權的時期。這一時期幾乎與美國國內的石油開發同步。美國在“墨西哥灣時代”對石油的控制，促進鞏固了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石油成為美國建立世界霸權道路上的重要助推劑。
石油需求的增長和石油貿易的擴大起因于石油在工業生產中的大規模使用。一戰以前，石油主要被用于照明，主要產油國美國和俄羅斯同時也是主要的消費國。在一戰中，石油的戰略價值已初步顯現出來，由于石油燃燒效能高，輕便，對于軍隊戰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戰略意義。20世紀20年代，由于石油成為內燃機的動力，石油需求和貿易迅速擴大。據王亞棟的統計，到1929年石油貿易額已達到11.7億美元。該時期國際石油貨流的流向主要是從美國、委內瑞拉流向西歐。同時，前蘇聯的石油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末，美、蘇成為主要的石油出口國，石油國際貿易開始在全球能源貿易中占據顯要位置，推動了能源國際貿易的迅速增長，并動搖了煤炭在國際能源市場中的主體地位。二戰期間，石油的地位舉足輕重。美國在二戰期間成為盟國的主要能源供應者。二戰后，美國一度掌握世界原油產量的2/3。人類正式進入石油時代是在1967年。這一年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例達到40.4％，而煤炭所占比例下降到38.8％。
美國石油產量很大，但其消費量同樣巨大。1948年以后，美國開始從中東地區進口石油，成為石油凈進口國。這標志著世界能源中心從美國轉移到了中東。世界能源版圖的波斯灣時代開始了。不過，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之前，國際石油市場基本上處于消費國主導時期。但是，二戰以后國際能源領域有兩大歷史性發展。第一，由于石油取代煤炭成為主要能源，致使能源需求飛速擴大，而絕大部分石油均產在中東。第二，歐佩克在1960年開始組建，這一現象向人們暗示，國際石油公司和石油產出國政府間的關系正在發生著改變。但是，歐佩克會員的努力沒有使市場價格停止下降，對國際石油市場也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
1970-1973年間，國際石油市場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一，產油國政府開始在日益緊縮的原油市場發揮作用，舊的以公司為中心的機制被破壞，公司間妥協安排也被清除，經營中的公司被產油國收歸國有，喪失了對產油國的控制權。產油國政府于1971年在德黑蘭達成協議，導致油價猛漲。[5]第二，美國的石油產量達到了頂峰，而歐洲和日本對石油的需求仍在增長，這就使得世界對歐佩克的石油需求量飛速增長，這些需求絕大部分依靠中東的石油產出來滿足。
S.斯特蘭奇認為，實際上，重要的歷史里程碑不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建立，而是10年以后歐佩克對市場的有效干預。1973-1974年和1978-1981年兩次石油危機的爆發正式宣告國際石油市場已經處于產油國主導時期。IEA的建立表明石油消費國試圖通過國際合作增加自己在市場當中的權力。但IEA直到第二次石油危機的第二階段（1980－1981年）才真正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
1974-1978年期間消費國和產油國的力量相對平衡，世界原油價格基本保持穩定，一直運行在每桶12.21-13.55美元區間。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后，價格甚至呈現小幅下跌。1981年以來，國際市場的主導權重新回到石油消費國手中。其間，消費國和產油國還共同應對了波斯灣危機所引發的短期供給中斷，維護了國際市場的穩定。
（二）世界能源格局的現狀
當今的世界格局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大國主導的世界統一市場形成，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再一次出現。第二，美國是大國當中實力和“權力”最大的一個，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挑戰美國的地位。但是，隨著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力量在增將以及中國的崛起等諸多因素，美國的地位在相對衰落。第三，個別國家在特定的領域擁有優勢，如俄羅斯的軍事力量，中東國家的石油資源，中國的人口規模的等等（張宇燕，2004）。因此，在既定的世界格局下，由于國家間關系的變化和國家之間所擁有的不同領域的“權力”的大小，仍然會出現次格局狀態。世界能源格局就是基于世界格局三個特點產生的次格局狀態，它表現為能源領域中的國家實力結構的穩定狀態，利益相關的各方通過競爭、合作、談判等方式在能源生產、交換、消費、分配問題上達到的暫時妥協，任何試圖改變現狀的行為都是得不償失的。大部分產油國從綜合實力上來講是小國，但在能源領域，他們卻是擁有“權力”的大國。并且由于石油的可耗竭特征，產油國的“權力”越來越大，與那些凈進口石油的大國形成了“權力”的對峙和均衡狀態（管清友，2007）。
美國和歐佩克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基歐漢認為，“石油多年來一直是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原料。美國所尋求的開放、非歧視性的貨幣和貿易體系，依賴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和繁榮，而這些國家的發展和繁榮，必然也依賴于能比較容易的以合理的價格從中東進口石油。”“從物質含義上講，石油處于美國霸權再分配體系的中心位置。美國的影響建立在三種主要的利益機制上，而他的盟國正是通過這些以美國為中心的機制來獲得收益，并服從美國的領導。這三種主要的利益機制是：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開放的市場和保持石油價格的穩定。”
美國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還體現在石油-美元計價機制上。S.斯特蘭奇指出，“在世界市場經濟中有兩種容易波動的價格在起作用，一種是石油價格，另一種是美元匯率，影響者出口國和進口國的財富。”而石油-美元計價機制則進一步增加了美國對石油市場和能源格局的影響力。石油由美元定價首先要歸功于歷史的因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雖然美國沒有取得世界的霸權，美元還沒有獲得替代英鎊的實力。但美國卻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國，墨西哥也是主要的石油出口國。從墨西哥灣輸出的石油都是采用基點體系（basingpointsystem）定價的，即墨西哥灣產出的原油價格加上運輸的費用就成為到岸的石油價格。而墨西哥灣原油的價格和運輸費用的計價貨幣都是用美元來定價的，這就奠定了石油由美元定價的歷史基礎（Oweiss，1975）。對美國來說，以美元作為國際石油交易的計價貨幣，重要的不是匯率的高低，而是美元作為交易媒介的壟斷地位，這就鞏固了美元的霸權地位（管清友、張明，2006）。
由于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原因，歐佩克就不得不與霸權國家達成妥協，實現所謂的“相互依賴”。目前，原油市場的主要供應商是目前提供世界40%的石油，并且擁有世界70%的已探明石油儲量的歐佩克國家，以及一些非歐佩克產油國家。作為一個終端供應商，歐佩克一般情況下的作用就像企業聯合組織，通過保持充裕的石油產量來影響石油的價格。近年來，它的方針已經變成了在平衡市場的同時允許石油消費國保持適當水平的原油存貨。另一方面，非歐佩克成員國的儲量和剩余生產能力相對有限，一般只能充當價格的被動接受者。而且，由于世界經濟對石油的嚴重依賴，在石油利益的分配格局當中，石油需求國家往往處于被動和弱勢的地位。但由于以美國為代表的石油需求國家同時又是強大的軍事、經濟集團，他們在與石油生產國的博弈中往往又處于優勢地位。雖然在短期內石油價格和產量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但是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內，由于兩大集團各有所需并且勢均力敵，石油價格保持基本穩定就表明在兩大集團內部的利益分配比較“均衡”，國家之間的權力結構達到了暫時的穩定。
我們通過觀察1860年代以來國際油價的波動發現，油價在大多數年份比較平穩，比較顯著的波動分別發生在1861－1891年和1970－1986年，1999年以后的油價也呈現較大的上漲趨勢。西得克薩斯研究集團（WTRG，2004）提供的1869－2004年油價的統計數據顯示，從1869年開始，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后，美國原油平均價格為每桶18.59美元，而世界原油平均價格為每桶19.41美元。其中有一半時間，美國和世界原油價格低于15.17美元/桶的中值。不過我們也發現，在歐佩克成立之前，石油價格大多數年份處于價格中值以下，這表明石油需求國家在利益分配中占有優勢。在歐佩克成立之后，石油價格大多數年份處于價格中值以上，這表明石油生產國家在利益分配中占有優勢。可見，石油價格波動的長期趨勢實際上反應了世界能源格局中兩大權力的消長。
（三）國際油價的趨勢和世界能源格局的未來
國際原油市場實際上存在這高油價和低油價的周期轉換。從歷史上看，1948年至20世紀60年代末，原油價格一直維持在每桶2.50－3.00美元的區間，從1948年的2.50美元升至1957年的3.00美元附近。即便根據2004年美元實際價格計算，同期原油價格在15-17美元區間波動，石油實際價格的漲幅與通貨膨脹一致。1958-1970年期間，原油價格維持在每桶3.00美元附近，但扣除物價因素，價格卻從16美元以上跌至13美元之下。按照蒲志仲（2006）的計算，在1970年以前，高油價/低油價比值還出現了逐年縮小的趨勢。也就是說，油價逐漸趨于平穩。特別是在1946－1970年期間，長期均衡高油價和長期均衡低油價比值較小，整體看作是低油價時期。蒲志仲把1861年以來國際油價的波動劃分為六個長周期，并認為在144年國際油價變動的歷史中，存在著較為明顯的長期高油價均衡（高油價時期）與長期低油價均衡（低油價時期）相互交替現象。若將一個高油價時期及其后的低油價時期定義為一個油價波動的長周期，則在144年國際油價變動中存在著五個完整的油價波動長周期，分別為1861－1891年、1892－1914年、1915－1945年、1946－1970年、1971－1999年2月，1999年至今正處于第六次長周期波動的上升階段或高油價階段。以往的五個油價長周期波動存在以下特征。第一，在高油價階段，油價短期波動幅度較大；在低油價階段，油價短期波動幅度較小。第二，各個油價波動長周期的時間大致相等，周期平均長度約28年，最短的長周期約25年，每個周期的高油價階段和低油價階段均在10年以上。第三，前四個長周期的高油價/低油價比值逐年縮小。其原因在于：在早期即第一個油價波動長周期里，世界石油工業以美國為主，由于技術原因，已開發油田的產量迅速衰竭，新油田的發現和開發與老油田衰竭不同步，加上需求迅速增長，使得美國早期油價波動幅度較大。從第一個長周期至第四個長周期的90多年時間里，石油勘探和開發在世界各地擴展開來，先是俄羅斯、印尼，其后是中南美洲，直至20世紀30～40年代中東石油的大開發。石油開發領域的不斷擴展使石油供應逐漸充足和穩定，石油供給的增長超過經濟發展帶來的石油需求的增長，實際油價整體上呈下降走勢，因而在第四個油價波動長周期（1946－1970年）期間，長期均衡高油價和長期均衡低油價比值較小，以至于可以被整體看作是低油價時期。（圖1）
注：1861－1944年為美國均價，1945－1983年為RasTanura阿拉伯輕質油標價，1984－2006年為布倫特即期現貨價。
資料來源：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07。
M.A.Alexander（2006）雖然沒有劃分油價周期，但他認為哈伯特頂點（Hubbert''''speak）[6]將因為亞洲國家的巨大需求而提前于2008年到來，一些研究者甚至認為哈伯特頂點在2005年已經出現。這一判斷的重要性在于，一旦哈伯特頂點出現，就意味著一個新的油價周期的到來。由于對石油的巨大需求，在產量頂點到來之后價格會變得越來越高，高油價則必然使得石油消費急劇減少。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重大的技術突破或著新的油田被發現，最多在2010年以后，油價已經處于高位運行的長周期之中了。
根據我們的觀察，從1986年開始，國際油價經歷了12年的低位振蕩，即處于所謂的低油價均衡周期。本輪油價上漲實際始于1998年，并經過2000－2001年的短暫下降之后持續上漲。翻開油價波動的歷史，你會發現這樣一個規律，以美元實際匯率計算的油價的持續上漲時間從來沒有超過10年，即便是兩次石油危機時期的名義價格其上漲也只有10年。但是，油價的持續下跌卻有可能超過10年，甚至更長。從投資理論的角度來看，這也符合短牛長熊的基本規律。
目前來看，高油價的長周期有可能已經到來。最近幾年，世界能源格局處于重要轉折關口。2001年以來，國際油價的上升趨勢非常明顯。一些西方學者指出：石油價格的持續攀升的困局絕不僅僅是供與求的暫時震蕩，攪動能源領域的還有西方消費國和石油供應國之間權力的持久轉移。原來的相互依賴關系正在瓦解，新的秩序正在形成，美國與其盟國以及其他能源消費大國正在從優勢轉為劣勢。從世界范圍來看，能源領域正在經歷一場重大變動。近年來，一些國家分別建立了石油交易所，并改變或者正在準備改變石油貿易結算貨幣。伊朗早在1999年就開始宣稱準備采用石油歐元（Petroeuro）計價機制。2006年3月，伊朗建立了以歐元作為交易和定價貨幣的石油交易所。伊朗還向俄羅斯建議成立一個類似于歐佩克的天然氣聯盟。在總統查維斯的領導下，委內瑞拉用石油和12個拉美國家（包括古巴）建立了易貨貿易機制。俄羅斯建立獨立的石油交易所正在被提上議事日程。目前，俄羅斯在國際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市場上的地位舉足輕重，所占份額分別達15.2％和25.8％。俄羅斯很可能首先推動獨聯體各國之間的石油天然氣貿易以盧布結算。并把盧布結算擴展到與亞洲和歐洲的石油貿易。之后爭取伊朗，阿爾及利亞與委內瑞拉以及墨西哥等產油國組成以盧布作為結算貨幣的石油聯盟。石油貿易是俄羅斯近年來經濟增長的引擎，如果貿易的標價權始終掌握在美國手里，俄羅斯受到很大制約。前蘇聯的垮臺就與國際油價持續下跌而導致的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有直接關系。俄羅斯副總理梅杰耶夫根據俄羅斯轉型經濟研究所進行的計量經濟模擬分析指出，若2009年石油價格每桶為25美元，則俄羅斯聯邦政府收入減少9％；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將達到GDP的7％；穩定基金為零；通貨膨脹達到40％。世界能源格局正處于異常深刻的變革當中，兩大國家集團的力量對比正在悄悄發生變化。
除實際供求關系基本面的變化，石油供應品種的變化也是價格上漲的重要原因。以往的油品當中絕大多數是輕質油和中質油，最近這些年重油（重質稠油）成分大量的增加。由于最近幾十年煉油行業的技術進步沒有明顯改善，重油的增多導致煉油能力相對下降。因此成品油供應出現緊張態勢。由于信息不對稱和預期所導致的風險溢價提高，成品油供應緊張反而帶動了上游原油供應的緊張。
我們目前的基本判斷是，國際油價仍然將呈現高位震蕩態勢，處于長周期當中的高油價時期。但在短周期內（我們以一年為一個短周期），油價又有自身的變化規律。長周期當中的高油價周期和短周期當中的油價回落并不矛盾。高油價長周期當中也會出現油價的大幅度回落，短周期轉換的拐點是存在的。例如，每年秋季來臨，油價會有所下跌。原因在于美國夏季颶風等不確定性因素消失，投資者對石油供給的預期比較穩定。我們還發現，2003年以來，秋季油價下跌的幅度在逐年擴大。從長周期來看，這實際上是油價下跌的波浪在逐年擴大。從短周期來看，這往往是油價高位震蕩臨近周期轉換拐點并尋找下降通道的開始。[7]
三、中國能源安全的基本問題
什么是能源安全？世界各國對能源安全的認識不同。美國劍橋能源委員會主席D.耶金認為，能源消費國和生產國都希望獲得“供應安全”，但其含義卻不相同，各有見的。前者的“供應安全”是以合理價格得到能源供應的可靠渠道；而后者的“供應安全”是通往市場和消費者的充足渠道，確認未來投資的正當合理性(并保護國家收入)。耶金舉例說，對俄羅斯來說，能源安全意味著政府重新獲得能源產業的控制權，并將權利延伸到下游領域，掌控能提供政府收入的重要出口管道。對歐洲各國而言，目前最擔心的并不是原油，而是天然氣，特別是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程度。而日本關心的是，在資源貧乏的國土上如何推動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繼續發展。對中國和印度來說，能源并沒有阻擋經濟發展的腳步這一點令人安慰，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并防止社會動蕩，能源供應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保障。而在美國，美國的能源安全有兩個中心。一是防范再次出現任何類似中東供應中斷的風險；二是實現被反復提及的“能源獨立”目標。他還列舉了能源安全問題的八個主要原則以及世界能源格局當中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其中當務之急是將中國和印度納入能源安全體系。
中國科學院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2005）指出，能源的供應安全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持續的不能出現嚴重短缺的供應，按IEA的標準供應短缺要小于上一年進口量的7%；二是未出現持續的難以承受的高油價。事實上，石油進口風險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如進口依存度、國家石油戰略儲備、國際能源地緣政治關系、進口運輸方式等，相對于美國、歐盟和日本，中國石油進口風險隱患較多。
石油問題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我們是否買得起；二是我們是否買得到；三是我們既買得起也有人愿意賣時，我們是否運得回。關于第一類風險，只要我國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快速增長，我們就買得起。關于第二類風險，由于國內消費者和生產者兩方面的壓力，即使美國要控制中東的石油供應，它也得把石油價格穩定在一個可接受的水平上。此外，世界石油市場上的供應者除中東外，還有俄羅斯、中亞和非洲等地區的國家。再者，一個有很強支付能力的買主，其市場權力很大，是很多賣者不敢輕易得罪的。因此，我國買不到石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第三類風險，也就是運輸問題，則要嚴峻得多。管道和航線安全，恐怕是我國石油安全最薄弱的環節（張宇燕，2003）。我們認為，對中國來說，能源安全問題可以簡單歸結為價格波動風險和可獲得性風險。價格波動風險又可以區分為進口成本提高和支付能力的不可持續。可獲得性風險又可以區分為供應來源的穩定性和運輸安全。
（一）價格波動風險
對于大多數石油進口國來說，由于石油處于經濟產業鏈的頂端，油價波動會影響到一國國內的物價水平，進而對一國的通貨膨脹率、消費價格指數、國際收支以及進出口貿易等宏觀經濟指標都產生較大的影響。油價上漲會導致企業生產成本增加，商品價格上漲、消費價格指數上升，進而導致一國通貨膨脹。石油進口成本增加加，本國商品出口受挫，更會引發國際收支不平衡等。
從世界范圍來看，本輪油價上升周期沒有發生支付能力的危機。所謂支付能力，通俗地來說就是一個國家是否能買得起石油，即石油消費國彌補石油貿易逆差的能力如何。石油消費國當中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從世界范圍來看，如果有某些甚至多個國家支付能力出現問題，其貿易盈余不足以彌補石油貿易逆差，那么就很可能造成石油供應的中斷，石油美元的循環也無法完成。如果這些石油消費國在國際資本市場借入外債來維持其石油貿易的支付能力，那么債務危機就會發生。慶幸的是，當前世界各國經常項目赤字狀況與石油危機時期明顯不同。石油危機時期，發達國家的石油貿易存在巨額逆差，總體卻沒有大量負債。但是，不從事石油出口貿易的發展中國家出現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使石油美元停止循環，結果是在80年代初形成災難性的債務危機。目前，發展中石油消費國經常項目赤字總額占它們國內生產總值總額的比重小得多，而發達國家的經常賬戶呈現巨額盈余。美國雖然是龐大的債務國，但其信用程度比較高。因此從總體上來說，世界經濟陷入嚴重石油危機和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但也應該看到，油價的上漲給世界經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IEA首席經濟學家F.比羅爾認為，“創紀錄的高油價將使2005年世界經濟增長放緩0.8%，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常賬戶缺口都將有所擴大”。比羅爾認為，目前的國際油價已經超過了世界經濟可承受的50美元的“警戒線”，世界經濟將不可避免地遭受創傷。M.A.Alexander（2006）給出了判別油價高低的一個價格標準，即高于45美元/桶為高油價，低于35美元/桶為低油價，在35－45美元/桶的區間內為正常油價。[8]不過，如果剔除通脹因素并按照美元不變價格計算，國際油價要達到80——90美元的位置才能與歷史最高點持平。可見，現在的油價可能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高。即使達到80——90美元的名義價格，由于在過去15年里全球能源消費減少49%，世界經濟對石油依存度下降38%，高油價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沒有那么大。
盡管如此，國際油價上漲還是給中國帶來不小的負面影響。以2005年為例，這些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抑制經濟增速，加大通脹壓力。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測算，2005年國際油價上漲將導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減緩0.5～0.7個百分點，國內消費價格指數上漲0.8～1.2個百分點，生產資料價格指數上漲3.2～4個百分點。第二，國民財富凈溢出上千億元。單純由于漲價因素，相當于1200億元人民幣的我國國民財富將轉移到產油國和國外石油巨頭手中。第三，增加居民消費支出。第四，加大相關企業生產成本。第五，惡化我國外部經濟環境（牛犁，2005）。客觀地說，作為需求大國，中國正在以其強大的支付能力為世界承擔高油價的部分成本，防止了石油危機的發生。中國擁有大量的經常項目順差，足夠彌補石油貿易的巨額逆差。而中國的外匯儲備又有很大一部分回流到了美國市場，這就實現了美元的循環。所以說，中國以其良好的信譽和強大的支付能力為國際石油貿易平衡做出了重要貢獻。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進口的能源當中有很大一部分又出口到了國外，即能源再出口的比例較大。據李眾敏、何帆（2006）的估計，中國的石油進口中有大約20％以上是為其他國家進口的。并且中國與個別國家之間能源再出口比例可能呈逐年擴大趨勢。以美國為例，中國的主要能源產品對美國的再出口水平普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如2002年中國煤的再出口比例為23%，而對美國的再出口比例為40%；2004年，中國天然氣的再出口比例為37%，而對美國的再出口則為45%。中國的石油進口中，至少有24%是為美國的消費者進口的。按中國2004年每天進口原油290萬桶計算，則中國每天為美國進口的石油為69.6萬桶。
能源再出口比例較高意味著中國要確保支付能力的可持續性，并要努力保持穩定的能源進口渠道和價格，盡可能地避免國際能源市場的不穩定性對宏觀經濟造成沖擊。同時，中國對美的高能源再出口比例也給中美兩國在能源領域擴大合作、減少沖突提供了契機。
石油成為被投機的金融產品導致價格脫離基本面。在全球流動性過剩的背景下，對沖基金、私募基金等的發展速度很快。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GDP的20%（夏斌、陳道富，2006）。[9]當前，國際市場上僅對沖基金就有8000多只，約持有1萬億美元的資產。國際市場充斥著數量龐大、行蹤神秘的熱錢。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全球股市走牛以及一些新興國家出現貨幣金融危機等皆與此有關。張宏民、葛家理、胡機豪、郭小哲（2002）指出，作為一種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石油期貨交易的迅猛發展使得石油價格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石油商品的供求關系的束縛，而呈現出其獨有的價格運動規律。陳淮（2000）指出，國際套頭基金之所以選擇石油作為炒作的對象，主要是因為石油生產和消費的價格彈性都很小。一方面，石油生產受到資源賦存和產能建設條件的制約，不可能隨著石油價格的波動而快速調整產量；另一方面，石油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消費者在石油價格波動時也不能在短時間內找到替代能源，只能被動接受價格波動帶來的損失。石油生產者和消費者對油價波動的反應都需要一段時間，這就給了國際套頭基金以可乘之機。
（二）可獲得性風險
穩定的石油供應意味著經濟維持長期穩定的增長獲得了穩定的動力來源，政府的石油政策帶有謀取國家利益的色彩，因而旨在獲得穩定的石油來源的石油政策成功與否成為政府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標志之一，這也是一國石油政策的核心目標。以石油公司為代表的企業界則通過“院外游說”活動影響政府的對外政策，以謀取企業利益的最大化。以石油公司為代表的企業界則通過“院外游說”活動影響政府的對外政策，以謀取企業利益的最大化，其獲利行為非常依賴于本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因而他們有動力積極影響對外政策的決定。油價過高對于一國經濟的影響很大，甚至可能導致經濟的衰退。石油需求部門在面臨高油價的時候往往也會給政府施加壓力，使得政府能夠通過對外政策調整維持油價的穩定，進而維持經濟長期可持續的發展。政府實際上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其對外石油政策經常表現出圍繞核心目標的搖擺。這種搖擺取決于國內各方利益集團的博弈，也取決于他們給政府施加壓力的大小。石油消費國為了保證本國長期的足夠能源供給，競相儲備，或者限制本國開采量，或者進口石油等儲備起來，這也加劇了全球能源的緊張局面。按照IEA的要求，各成員國家的戰略石油儲備應該不少于上年90天的平均進口量。實際上，各成員國的戰略能源儲備都超出這一水平，日本、德國的戰略能源儲備分別為169天和127天（2001年數字）。美國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國。2005年7月份美國戰略石油儲備目前已經達到6.933億桶，9月份增加到7億桶的目標。
在國際市場上，由于氣候變化、地緣政治等因素而產生的供給中斷是有可能發生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可以依靠自給自足來維護能源安全。T.泰坦伯格則針對尼克松的“自給自足計劃”指出：自給自足不能解決能源安全問題。[10]泰坦伯格認為，“由進口引發的國家安全成本低于自給自足所引發的成本”。這是因為：首先，禁運不一定會發生，也許永遠不會再發生。對禁運所產生的損失的預期取決于禁運發生的可能性，以及禁運的程度和持續時間。從利益沖突小的國家進口比較安全，這樣的進口的國家安全成本比較低。這也可以理解為什么美國如此關注墨西哥的石油資源。其次，可以采取措施來降低由進口引發的國家安全成本。建立戰略石油儲備是一種臨時措施。不過，即便建立了充分的石油儲備，安全成本也不會為零。再次，加速國內供給量會使未來消費者的資源擁有量減少，從而增加使用者成本。解決了短期的脆弱性卻給未來帶來了更加嚴重的問題，未來的國家安全成本會更高。
在目前的世界能源格局下，既然存在一個國際市場，中國大致是可以以市場價格購買到所需能源產品的。維持供應來源的穩定性有幾種渠道：
第一，直接投資。好處是主動權在握，風險在于東道國的政治社會環境通常不穩定。作為消費大國，中國在全球尋求穩定、多元的能源供應，會被視為加劇了能源進口國之間的競爭關系，弱化了原有能源進口國的談判能力而增加了出口國的談判籌碼；同時，與中國進行合作的能源出口國是美國、俄羅斯等大國的傳統盟友，中國涉足與這些大國盟友的能源合作往往會被視為對大國傳統地緣政治利益的侵犯。比如中國與中東國家的能源合作就被視為對美國核心利益的威脅；與中國進行合作的能源出口國也有許多被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視為“問題國家”，如伊朗、蘇丹、阿曼、也門等國家。假如這些國家出現了內戰、迫害和危機，中國是該對此進行譴責和批評，還是默認和不表態？中國是該選擇和當地原有的政權合作，還是支持可能上臺的新勢力？在和這些國家合作的時候，中國明顯的缺乏改變這些國家行為的能力，也缺乏和這些國家討價還價的王牌，因此可能會因為能源安全問題把自己置于尷尬的“人質”境地。
第二，股權投資。好處是價格波動風險得到一定補償，但生產的決策權不在我們手里。而且，股權投資越來越受到雙邊關系的影響。沒有雙邊關系的穩定，股權投資幾乎不可能。
第三，戰略儲備。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價格波動和供應風險，但維持成本較高。目前存在戰略儲備與平準庫存兩種石油儲備，戰略石油儲備是在戰爭或自然災難時以保障國家石油的不間斷供給為目的。而以平抑油價波動為目的的石油儲備是平準庫存。戰略儲備體系應該考慮市場化的因素，但戰略儲備體系本身是服務于國家能源安全的，幾乎不盈利。戰略儲備的主要經濟作用是通過向市場釋放儲備油來減輕市場心理壓力，從而降低石油價格不斷上漲的可能，達到減輕石油供應對整體經濟沖擊的程度。對石油進口國而言，戰略儲備是對付石油供應短缺而設置的頭道防線，但其真正的作用不在于彌補損失的進口量，而在于抑制油價的上漲。
第四，市場即期采購。無法規避價格波動風險，但可以避免東道國的政治變動風險和儲備成本過高問題。即期采購會將長線需求在短期內迅速釋放，邊際需求過大，從而客觀上為國際炒家提供了做多“中國題材”的機會，“能源威脅論”因此產生。由于無法借助期貨市場實現風險規避和對沖，在國際價格處于歷史高位的時候，拋開國際市場，發展同能源生產國的雙邊關系乃至結盟以獲得穩定供應來源就成為必然選擇。也正因為如此，美國對中國更加重視“納入囊中的油田”而不是“靈敏而穩定的市場”耿耿于懷。越是如此，我們就越覺得不夠安全。越是覺得不安全，就越對國際市場體系沒有信心。越是沒有信心，我們與其他能源消費國之間的爭奪和沖突就越激烈。
和世界石油資源的分布相比，石油運輸線的分布更加不均勻。俄羅斯學者日茲寧指出，近東石油管道的歷史證明，從1931年世界第一條石油運輸管道開始使用到現在為止，八條國際能源運輸管線中的每一條都曾經（至少一次）被關閉過。多數情況下過境運輸出現的問題都與政治原因有關。
從波斯灣經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的石油運輸線對中國來說變得日益重要，因為中國仍然高度依賴中東的石油。但是，中國缺乏強大的海軍和海外軍事基地保障這些石油進口航線的安全。過境運輸國之間還存在著為爭奪油氣和電力出口運輸線路的競爭關系。過境運輸國的經濟利益在于從提供通過本國過境運輸能源的過境運輸服務中獲取最大的利潤。在實踐中，過境運輸國的利益會與能源出口國的利益相抵觸，尤其是在過境服務費用問題上。此外，在保障過境運輸的安全和自由方面，出口國和過境運輸國之間的利益也會相互抵觸，例如縮減能源和實行人為封鎖（如海上封鎖、港口封鎖）等。
中國處于歐亞大陸的東方，因此，陸路管線的過境運輸問題不突出，陸路能源輸出國主要是俄羅斯和中亞國家。中國是俄羅斯出口天然氣到朝鮮、韓國和日本的潛在過境運輸國家，陸路油氣的潛在過境運輸國家是蒙古。中國過境運輸問題主要集中在海路上，即“太平洋航線”。目前，在原油進口當中，75%來自中東、非洲，10%來自南美，其余部分分別來自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其中80%以上的原油進口要經過馬六甲海峽，也就是說，中國原油進口的過境運輸嚴重依賴馬六甲海峽。馬六甲海峽是國際政治中的敏感地區，其臨近的中國南海海域海盜活動頻繁，又是事故多發地區，因此，如何降低對馬六甲海峽的依賴就成為中國對外能源合作的重點之一。比如，目前，主要有兩條運輸通道正在考慮合作建設以分散中國的能源運輸風險。一條是通過泰國南部的克拉地峽，或者是運河方案、或建造輸油管道；另一條是緬甸通道，即由緬甸的實兌港修建運輸管道直達中國昆明。盡管關于兩條通道的建設還存在諸多爭論，但我們大致認為，多一條運輸線中國就多一份主動性，少一份脆弱性。[11]
運輸不僅僅是航道問題，還涉及到運輸能力和運輸工具問題。中國2005年年進口原油1.27億噸，成品油3000多萬噸。2006年中國原油進口將超過1.3億噸，預計到2010年進口原油將超過2億噸。這些進口原油和成品油主要依靠海運。由于運力不足，目前國內油輪承擔的運輸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全部依靠外輪。一旦出現政治風險，大國可能不會選擇封鎖運輸通道的方式，但很可能對承擔中國原油運輸任務的國外運輸公司經濟制裁，這就等于封鎖了中國的運輸通道。預計到2010年后，中國進口的原油和成品油將有50％由國輪運輸，石油運輸安全問題將得到有效改善。-去年數據
簡單的結語
通過油價波動和世界能源格局演變歷史的總結和回顧，我們認為油價波動既是國際市場供求雙方博弈的結果，也是“大國”關于石油利益分配的政治安排。油價波動既反映了國際市場的供求結構，也反映了國際關系的權力結構。歷史證明，世界能源格局一直處于變動和演進之中，這就進一步增加了油價長期趨勢的不確定性。世界能源格局的演進反映了兩大國家集團之間“權力”的消長。S.斯特蘭奇指出，“能源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是權力運作的絕對不可缺少的條件，并且，沒有可靠的能源供應就無法獲得安全和財富”。
中國維護能源安全的基本態度應當是立足現有的世界能源格局并尋找自己的位置，不公開挑戰、不試圖打破既有的能源利益分配。在維護能源安全方面，中國可以有所作為，也必須有所作為。
最后，需要補充的是，本項研究可以看作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在能源領域的初步嘗試，得出的“結論”帶有很強的命題色彩，尚需要進一步論證。我們的目的在于提供一個分析框架，以便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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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Hotelling.TheEconomicsofExhaustibleResourc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39:137-175,1931.這篇文章被S.Devarajan和A.C.Fisher稱之為資源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但直到1974年R.M.Solow引用這篇文章之后，Hotelling的文章和模型才引起學者們的重視。
[2]已探明石油儲量被定義為在現在的市場價格和技術條件下，可以開采出來并且有利可圖的那部分石油儲備。
[3]這里有必要說明一下。如我們在在第一部分所討論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石油根本就不存在短缺，也不是可耗竭資源。我們認為，問題不在于石油是否真的稀缺，而在于人們是否認為石油是稀缺的。如果市場上的買賣雙方都認為石油是稀缺物品，那么預期就會發生作用并會自我實現。
[4]如沒有特別說明，本文中的價格均為名義價格。
[5]一些石油輸出國通過廢除帶有讓步性質的協議或進一步參與到石油的生產過程中等手段來控制石油的產出。
[6]1950年代，美國地質學家哈伯特預言，美國的石油產量將在1966－1971年左右達到頂峰。事實證明了哈伯特預言的正確性。這一情形被稱作“哈伯特頂點”。但哈伯特關于全球石油產量將在1995－2000年間達到頂點的預言沒有實現。ColinCampbell（1998）則把哈伯特頂點推遲至2010年。WernerZittel&JorgSchindler（2002）也與Campbell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一些智囊機構和能源公司也開始接受哈伯特頂點的到來，只是把時間稍稍推遲。
[7]運用這一模式可以對油價短周期轉換拐點作出大致的判斷，這一分析模式對國際市場上的投資者具有重要意義。
[8]Alexander使用的是經過生產物價指數調整后的西德克薩斯中質油價格（PPI-adjustedWestTexasIntermediateoilprice）。不同地區的原油價格會由于原油粘度和雜質的成分及含量不同而不同。根據粘度不同而原油可分為重質油、中質油和輕質油。其劃分標準依據的美國石油協會（AmericanPetroleumInstitute)的API度。API度越高，原油越輕。根據含硫量不同，原油可以劃分為低硫油和高硫油。同類原油含硫量越高，價格越低。
[9]實際上，2001年以來，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普遍實行了超低利率政策，全球流動性幾乎泛濫。美聯儲為恢復經濟增長于2001年1月3日開始降息。9•11事件以后，美聯儲降息步伐加快。從2001年1月－2003年6月，美聯儲經過13次連續降息，將聯邦基金利率6.5％降至1％，并一直保持至2004年的6月。歐洲央行自2001年先后4次降息，并將利率維持在2％。在2001年到2006年7月，日本央行一直將短期利率維持于零利率水平。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主要經濟體貨幣發行量大幅度增加。2002年以來，全球貨幣增長率每年都高于10%，甚至達到25%，而同期全球GDP的年增長率僅僅維持在2%-5%，并且這一差距還在擴大。
[10]1973年11月7日，在石油禁運發生不久，尼克松總統曾宣布過“自給自足計劃”。尼克松在一次面向全國的公開講話中宣稱：如果進口降為零，那么由石油進口引發的國家安全問題將消失。
[11]瑪格利特·撒切爾夫人曾經告誡劍橋能源委員會主席耶金：“記住撒切爾法則”——“意想不到的事情總會發生，你最好有所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