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外交平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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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提出了著眼于未來的中國外交應當努力尋求的三種主要需求，它們是：發展需求、主權需求和責任需求。在論證了它們各自的內涵之后，作者指出，這三種需求代表了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的基本利益和長遠需要，然而它們之間可能產生某些深刻持久的磨擦與矛盾，其平衡和協調工作將是長期的、艱巨的。文章提出，國際政治的復雜性，現時代的進步內涵，都要求中國逐漸具備走向世界大國的自覺意識。

[關鍵詞]當代中國外交，發展、主權和責任三大需求，需求間的矛盾與協調。

我認為，面向21世紀的中國外交，有三項基本的利益與需求。這三項基本利益及需求是：第一，發展利益及需求，即服務于國內經濟建設目標，爭取有利于改革和發展的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第二，主權利益及需求，即保障領土、邊界和基本主權不受侵犯，經過一個較長時間的努力逐步實現國家統一；第三，責任需求及利益，即在亞太區域發揮積極的、逐漸上升為主導性的影響，努力成為全球范圍內有影響力的、被公認為起建設性作用的國家。這三種基本需求不是平列的、等重的，而是有一種由內向外、由近至遠、緩急不均的次序；它們之間根本上是互利的，但也會產生重大的矛盾與摩擦。協調工作將是艱難的長期的，對此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在考察不同的需求時，必須通觀全局、統籌未來。

一，發展需求――中國興盛的基石

"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給中國人留下的最重要的告誡之一，也是"發展需求"最直接、最簡潔的表述。建國以來半個世紀的歷史證明，如果中國國內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和平自主的對外政策往往是空洞乏力的，至少是缺少足夠有力、能夠持續的社會基礎；國內的經濟事業發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外交工作就會根基牢固、"理直氣壯"。當然，內部的事業成功與否，絕不完全取決于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還決定于國內的政治經濟大政方針；但在這里既然講的是外部環境的作用，就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盡量保持一個安寧、穩定的周邊環境和大氣氛上。雖然出現了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這樣的地區性局部戰爭，我相信，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國際關系的主調，全球范圍的大戰是有可能避免的，逼迫中國不得不放棄過去二十年一直堅持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之重心的戰爭形勢，看來也不大可能馬上出現。這種判斷，并不象某些分析者所批評的那樣，是出于某種"教條式的官方見解"，或出于對周邊形勢和全球形勢的一種盲目樂觀情緒；相反，從本文的討論可以發現，它是建立在對新世紀到來之際國際關系總體變化的理論分析之上，是對戰爭與和平各自力量消長的仔細對比之后得出的結論。與此相應，對于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不是任何外敵的入侵或其他戰爭，而是中國自身能否保持穩定、有序、健康的發展。

俄羅斯在科索沃問題上顯示的"內虛"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我以為，俄羅斯給人最深刻的教訓之一是，一個國家必須首先把本國的事情辦好，令任何潛在的或現實的敵人或對手難以"趁虛而入"；生活中的一個常識是，蒼蠅只叮爛雞蛋。一個大國的滅亡，最根本的破壞因素不是來自外部因素，而是導自深層次的內部問題；大國是不可能被消滅的，它的衰敗往往是從內部開始，從根上爛起；比方說，從民族分裂萌芽，或者從經濟停滯開始，或者從政治混戰發端，或者從社會失序誘導；陣腳自亂，不攻而破。事實上，最近十年的俄羅斯舞臺，剛好經歷了"民族分裂－經濟停滯－政治混戰－社會失序"的每一幕。俄國目前在抵抗北約蠶食面前表現出來的嚴重"內虛"，本質上是由沒有硝煙的"內戰"造成的。

想想葉利欽與國家杜馬之間、與政府之間的似乎永無止息的明爭暗斗對政治氣氛的破壞，想想可怕的車臣之戰對俄國國力的損耗和對軍心的動搖，想想各式各樣的"休克療法"方案對俄羅斯經濟病體的折磨罷！俄羅斯當今外交戰略及其政策的一波三折和難以捉摸，主要不是因為俄外交家的無能，而實在是由于國內政策多變和撲朔迷離所致；俄國軍人在美國和北約對其戰略"腹地"南斯拉夫的狂轟濫炸面前的束手無策，肯定不是因為俄國防部缺少抵抗欲望和抗擊能力，而主要是由于俄國國內經濟的嚴重制約，是由于財政部對國際貨幣基金那點貸款的渴求和巴結，是出于對卷入戰事而導致已十分脆弱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局面的內在擔心。

如果說中國人現在可以從俄國人那里學習什么，那么簡單的類比結論很容易得出：不僅對任何分裂主義勢力不能手軟；更重要的是，政治不能斗，社會不能亂，經濟發展不能停，自身的改革與制度建設不能中斷。國家的穩定和國力的強盛是國家安全的基石，是對外發言權和國際影響力的主要來源。"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如果沒有國內安全（包括各個領域的發展與穩定），是談不上國家安全的，更難以維護國際安全。歸根結底，最大的不安全在于自身而非外部，最根本的保障是是國家的改革與發展。

這里想強調一點，盡管有科索沃危機這樣的嚴重消極事態，但它并不意味著大國的戰略聯系已經全面消解，也不是說當今時代世界各國要和平爭發展的趨勢已被科索沃危機根本逆轉，事實上各主要大國的關系在更加復雜微妙的同時其互動性和依存度（哪怕是不對等的相互依存）也在增強，尤其是，經濟和科技的全球化進程并沒有因此而減速，全球科技創新活動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活躍，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仍然強勁，世界經濟的總量還在不斷提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從各方面因素綜合判斷，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世界范圍的核戰爭或各主要國家全部卷入、相互對抗的常規世界大戰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國依然會抓緊時間發展本國的經濟、科技和綜合國力，大力改善民眾生活質量和基礎設施。這種局面仍然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的主流，雖然它可能時常受到類似科索沃事態這種突發性危機的干擾。顯然，它與過去戰爭與革命年代的環境大不一樣，那時的條件逼得你沒法長期搞建設、抓經濟，只好為了民族的生存與各種敵人對著干。

現在的情況比戰爭年代復雜得多、變化也快得多，所以鄧小平才說，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尤其是把綜合國力搞上去，等到實力增強了，在國際事務中才好說話。中國的戰略家、軍事家和外交家應當牢牢記住鄧小平的這一告誡。想想看，在中國最近的200年里，絕大部分時間是受人欺壓羞辱的時期，或者是處于緊張的"戰爭與革命"的動員時期，真正象樣的發展和搞建設只有最近的短短20年，但這20年給中國帶來了多么巨大的躍進：中國從一個經濟發展動力瀕臨枯竭的陰影下走了出來，其經濟總體規模（GDP）按匯率計算已經進入世界前十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過日本從而躍居世界第二的位置，中國人至今仍在繼續實現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增長（12億人的國家在20年內以年均8％的速度擴展自己的經濟規模）！往前看，不用說再有一百年，哪怕再有20年，能夠保持象過去20年那樣的快速發展，能夠"聚精會神地從事經濟建設"，中國人就能完全有理由期待人均水平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標準、總量上（不管以什么標準衡量）穩居世界"前三甲"的局面。到那個時候，中國就能夠大大改善民眾的生活水平，也能夠把更大的資源用于國防現代化建設；到那個時候，"擁兵自重"的中國，不言而喻將在國際事務中握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立才更有可能朝著中國人期待的方向發展。在談及對現有國際關系的深刻改造或對外部世界的更大貢獻之前，中國人必須對自身的條件和處境有一個清醒的估計。應當承認，盡管經過50年的建設、尤其是通過改革開放二十年的快速發展，我們的綜合國力已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也大大上升，但是，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在多數領域國際排序仍然比較靠后的國家，離最發達的國家仍然相差很遠。這不僅是指"硬件"方面，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生活水平、道路交通的發達程度、教育設施齊備和信息手段的現代化、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中國在全球貿易和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等等，而且應當包括所謂"軟件"部分，如各方面制度的創新能力、服務業的綜合質量、一般人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自我宣傳水平、整個國家對國外資源（包括物質和智力等多方面的資源）的吸引力、理論研究的總體水準和跟蹤世界最先進水平的能力等等。正如國外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樣："軟件實力包括政治、社會和理論上的實力，并且包括以下因素：（1）開放、穩定、持久、吸收型的國內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安排；（2）強大的文化、政治、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3）理論指導；（4）戰略上的深謀遠慮和外交技巧；（5）國內和國際的有效管理，包括有效調動國內和國際資源（尤其是非軍事資源）；（6）教育水平高、有強烈文化意識的民眾；（7）高水準的生活水平。中國在取得這種軟件實力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經濟和軍事實力替代不了強大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歷史地看，當代中國已經沒有、也不可能再有漢唐鼎盛時代那種"放眼無敵手、一覽眾山小"的從容，它從近代以來始終是、現在依然是一個經濟、社會和政治"緊運行"的國家；由于經濟本身結構的轉變與整個社會政治體制的轉變同時推進，對外開放意識不斷擴大的同時民族主義意識（有時在外部事態的刺激下演化為某種比較極端的情緒）也在急劇滋生，看上去整個國家迅速增長、大力推進卻又問題叢生、麻煩不斷，大量新的麻煩在舊體制遺留下來的問題尚未根治以前就成為新的議事日程內容，如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地區間經濟和教育水平的差距、腐敗現象和所謂"三信危機"等等。無論如何，中國還面臨極其艱難復雜的國內治理任務。"打鐵先要本身硬"，中國這句老話形象地說明，我們現在自身的問題已經約束了中國影響世界、更不用提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果不深化既有的改革開放，不繼續大力發展，而是到此止步、虛驕自大，中國和世界的前景，是不會按照我們期待的方向出現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外交工作的頭號重點，依然是盡一切努力創造有利于我國改革、發展與穩定的良好的周邊環境和國際氣氛，依然是保障經濟建設的各種重大需求（尤其是吸引外國投資和技術）；除開不是中國造成、不是我們情愿的重大戰爭外，沒有任何其他理由能夠改變這一需求的優先性。

由此衡量，這里所指的"發展需求"所包含的內涵，比起人們通常的理解及我們過去的宣傳，要豐富得多、寬廣得多。例如，單從經濟發展角度講，中國人民已經基本實現了"小康生活"，但是，若用比較全面的標準對照，中國還需要進行更深刻的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設，需要使精神文明（信念、道德和價值等）的成長與物質文明的改善同步，需要使社會層化的過程和各種利益集團的磨合更加合理和順暢，需要使更多的中國人擁有更博大更寬厚的世界眼光，需要使中國國際關系的戰略思維和理論性"更上層樓"。政治發展，文明發展，社會發展，價值發展，這些都是"發展"范疇的題中應有之義。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前提下，上述全方位立體化的發展，將使中國在新世紀大大提升自己的國際位置上的層級和影響力，中國外交的施展自然也會有更加堅實雄厚的基石。因此，盡一切努力保障中國的發展，既是內政的需要，也是外交本身的需要。

二，主權需求――不可或缺的傳統安全

主權需求實際上也部分地涵蓋了安全需求，尤其是領土邊界保障和軍事安全需求。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直接與之接壤的國家有15個，可稱作近鄰的國家（如日本、孟加拉國、泰國、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另有十幾個；本來，世界上有如此多鄰國的情況就十分罕見，加上中國與大約十個國家曾經有過或目前仍然存在陸地邊界和海域劃界方面的主權爭端，更增加了中國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難度與復雜性。不用說，在我周邊地區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敏感地帶"或"潛在熱點"（如朝鮮半島的不穩定和南亞次大陸的核武化），有日本軍國主義化的危險（尤其是在美日提出共同發展戰區導彈防御體系之后）；對我國家安全的嚴峻挑戰，既有所謂"藏獨"、"疆獨"等內部分裂主義勢力，更有外部某些虎勢眈眈、對我始終存有領土割讓要求和宗教"一統"野心的國家及集團。從這個意義上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時刻是中國政治家、外交家和軍事戰略家不可掉以輕心的最重要戰略考量之一。這一戰略考量的存在，要求中國的安全防范能力和軍事威懾能力隨著綜合國力的提高而加強，使國防預算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保持一個合理的比例，使我們的國防現代化水平得到令人滿意的提升。沒有疑問，作為一個12億人口的大國，中國必須擁有一般世界大國應當擁有的武器裝備（如航母）和尖端技術（如各種信息戰的手段），問題只是何時、以什么方式獲得它們。不難看出，這一利益和需求同第一種利益和需求之間，存在著一種復雜的函數關系。在資源總量和國家預算給定的情況下，在多數中國人仍處于剛剛獲得溫飽階段之時，如何確立國防開支與經濟建設投資所占的比例，確保"主權需求"的充分滿足，是政治家和戰略家必須處心積慮處理的大難題。尤其在此次科索沃危機之后，美國及西方霸權主義的野蠻性和專橫性給了世人許多警示和壓力，它也迫使中國不得不更多地考慮外部干涉的可能性及相應的自我防備的問題，主權需求因而有了更嚴峻更明確的昭示。

臺灣問題特別需要研究，它是當代中國主權問題的焦點和難點，事關中華民族大家庭是否有一個和諧美滿之未來的大局。臺灣事務雖然屬于中國內政問題，但它又與一般的內政問題不盡相同。中國近代史上曾經飽經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外來侵略和壓迫，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最基本的主權權益都無法保障，它給所有中國人留下了銘心刻骨的慘痛記憶。在此意義上，任何中國政治家和戰略家都不會、也無人敢于放棄使臺灣寶島回歸、統一祖國的目標。然而，解決臺灣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它不可能完全依照單方面的愿望和時間表進行；一方面外部勢力隨時有插手干涉的可能，致使任何缺乏深思熟慮的行動會遭致我們不期的嚴重后果，另一方面臺灣內部近十余年出現了令世界關注、也值得大陸方面借鑒的某些積極變化，加上兩岸民眾的認同感的調整，需要我們在安排統一祖國的日程表時謹慎從事。毫無疑問，我們在推進和平統一的進程的同時，絕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尤其是一旦出現外部勢力的嚴重干涉和島內企圖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圖謀到達了十分危險、非運用軍事手段不能消除其嚴重后果的時候。但是，在建立統一時刻表、準備對付外部勢力干涉及臺獨武力抗衡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和影響，從長計較和從大局著眼，以一種大氣、大度的方式實現整合。比如，務必考慮統一時間表和統一方式對我整體改革、開放和穩定的后果，務必考慮"拿下臺灣"之后的接收與整合的可能性，務必考慮任何重大步驟帶來的全球性效果和歷史性影響。眼下，頑幎不化的李登輝政權即將過氣，我們應把注意力放在后李登輝時代的人與事上，盡最大努力爭取島上反對獨立、維持現狀的政治力量，盡最大努力爭取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與兩岸同胞的雙贏格局。考慮到兩岸幅員、人口、資源和國際地位的巨大差距，我們要有一個信心，即：只要大陸方面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保持過去二十年的發展勢頭，時間對我是有利的，中華民族實現祖國統一的愿望最終是一定能夠實現的。

除臺灣問題外，這里還有幾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理論問題。

一是主權實現的新形式。"主權"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一個經常受到批評的概念；無論是實踐中觀察或理論上分析，它確實面臨了前所未有的難題與挑戰。經濟和科技全球化的迅速擴展，信息與傳媒日益增長的作用，以及各國內部國家政權與社會關系的深刻調整（更加重視個人權益以及對政府力量的重新審視），都使傳統的主權觀及其實現形式，顯得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國際環境與各種"全球性問題"的要求。我認為，傳統主權觀的一個特點，是強調國家的整體利益至高無上。然而，當代世界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征，恰恰是認同變得多層化、多樣化，就是說，不僅存在國家利益，還存在著其它行為體及其需求，比如有各種集團利益和領域利益，少數利益和個人利益；重要的是，客觀形勢的發展導致這些行為體得到伸張的空間，很難簡單用"少數服從多數"或"個人服從國家"的說法消除它們。生態環境的污染退化導致比國家（中央政府）"更小"和"更大"的行為體的擴展，就是一例：前者是指各國內部出現的各種民間的環保組織，后者指的是國際范圍的綠色和平運動之類；無論規模大小，它們與各國政府的考慮角度及主張顯然不太一樣，而且看起來它們的勢頭有增無減。然而，我認為，無論傳統的主權觀有何缺失，它不可避免地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基石；國際關系的基本特點，仍然是各國在相對無序的國際狀態里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而努力，地球上人類從事的多數工作仍然是在民族國家的架構下完成的，各式各樣的非國家行為體仍然是國際關系的配角。現在的核心問題，不是要不要主權的問題，而是如何使之更好地適應新形勢新變化的問題。在目前階段上，使國家放棄既有的責任，或者企圖建立某種"世界政府"，或讓政府以外的某個行為體承擔管理全球的責任，并不能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除了某些"微型國家"外，歷史上很少有哪個國家真正愿意放棄主權。思想上，中國人對此必須有清醒的"兩點論"：主權作為國際關系的基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主權應當有新的、更加靈活多樣、層次豐富的實現形式。如果我們在理論上有了如此準備，實踐中就可能形成更有彈性和包容性的主權實現形式，它不僅有助于我在未來整合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且有利于我在國際舞臺上表達改革開放之后的當代中國新形象和施展新時期的大國戰略。

其次是主權與人權的關系。我相信，在世界歷史的現階段，人權是無法取代主權的，不應在人權與主權之間簡單劃出高下；西方某些勢力宣揚的"人權高于主權"別有用心，不可不防。實踐證明，沒有民族國家架構和相應的國際法保護的民族，是最悲慘的民族，典型者如散落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國、擁有幾千萬人口的庫爾德族，那里的人權是完全沒有保障的，誰都可以欺負他們，聯合國卻束手無策、只能旁觀。不難理解，為什么巴勒斯坦人浴血奮戰這么多年，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同理，也不難解釋，為什么從維護國際穩定、國際法的效用與多數國家的長遠利益出發，聯合國從成立至今僅僅承認主權國家的成員資格，而拒絕非主權實體的加入請求。但我們同時特別須注意的一點是，與舊的封建時代不同，在經濟國際化、信息穿透力日益強大的今天，捍衛主權必須體現在對政權體制對本國人民的真正愛護和尊重之上，就是說必須尊重人權、不斷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狀況和政治待遇。不尊重民眾和人的個體的主權是虛空的，最終這種僅僅錨定在國家本位之上的主權也是守不住的，典型的事例發生在波爾布特時代的柬埔塞，那里出現的民怨沸騰和社會失序，導致政權的土崩瓦解，最后只能靠聯合國來收拾殘局和托管國家。最近南斯拉夫在科索沃危機中所以遭受沉重打擊，除其它原因外，米洛塞維奇政權不恰當的民族政策，不能不負有相當責任；從現在的局面看，由于內部外部的多種原因，南斯拉夫實際上已經被部分地剝奪了主權權利。維護主權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應當是一個動態的、不斷實現國內進步（包括器物、體制、觀念各個層面）的過程，它絕不止是外交工作的任務。

中國的政治家、公眾和傳播媒介不應忘卻這一點，不要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不能因國際形勢的復雜和不利的變化而轉移應有的視野，不能把捍衛主權僅僅當作一種對敵斗爭，不能把維護和發展人權的重要工作棄之腦后，更不可使之成為似乎僅僅是西方特有的范疇。須牢記：主權是保障人權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只有更好地發展人權，才能更好地維護主權。

由此涉及到我想分析的第三點，即面向新世紀的新型安全觀。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過去我們講的安全概念有其優點和值得保留的內涵，但也有一些需要調整和充實的內容。我以為，符合新世紀特征、亦與中國走向世界大國的目標相吻合的新型安全觀，至少應當包含以下內容：第一，從器物層面考察，新安全概念涵蓋了比傳統的軍事安全更廣泛的領域，它不僅指軍事保障能力的加強，國防手段的提升與更新，擁有自己的"殺手锏"，如建造航母、新型戰機和新型導彈，擁有對付各種恐怖主義的手段等等，而且包括與經濟全球化時代相一致的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等方面。近年來的亞洲貨幣危機和全球金融震蕩使人們見到，有的時候金融沖擊和廣義的經濟危機對一個國家造成的打擊，并不亞于一場戰爭帶來的損失，例如印尼、泰國和韓國等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就下降了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倒退了十年以上。如果我們沒有這種綜合安全的防范手段及其意識，就無法應付經濟一體化時代和高科技條件下各種可能的不測事態。第二，從體制層面講，新安全范疇揭示出一個道理：國家是否安全，不光指對外防范的一面，比如裝備更精良的武器和其它御敵手段，好比一座房子的防護墻，其質料從竹籬笆變成鋼鐵直至電子裝置。這些措施都著眼于防范，防止外敵入侵，但它們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內部體制是否健全，政治是否合理而穩定，社會經濟是否向前發展，各民族之間是否團結和睦，民眾是否保持與決策層的向心力，整個國家的氣氛和步調是否與國際上、時代中的進步總趨勢相一致；假如情況不是這樣，而是停滯不前甚至倒行逆施，那么即使擁有再堅固的大墻，哪怕武裝到牙齒，這樣的國家還是不安全，它的社會、人民乃至整個民族仍然處于惶恐不安的狀態。新安全觀所要揭示的是，安全性與否及其大小，是與國家的體制的先進性相關的：當國家具備進步的、不斷發展的體制，其安全性就會逐漸增強，哪怕暫時弱小，也會不斷改善；相反，強大的國家也會陷入危機，俄羅斯就是一例。由此可以看出，新型安全觀注重的是一種動態而非靜態的、自身進取式的而非簡單防范式的安全；它強調，只有使本國人民滿意、令外部世界尊重，國家的主權才有保證，安全才會實現。此外，在信息時代和全球化過程中，一國的安全還越來越多地與鄰國的安全、周邊地區的穩定乃至國際社會的安定聯系在一起，生態危機造成的麻煩就是一例；其中的難題，在于協調各國的自主發展與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也即處理國家主權與國際合作之間的矛盾。新型安全觀必須將這一難題納入考慮的范圍，做出全面、長遠和統籌的安排。

三，責任需求――大國風范的體現

比較起來，"責任需求"是三個主要利益需求中最不容易確定、彈性也最大的一個，是近些年才逐漸顯露的一種需求，筆者估計，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這種需求將在中國整個對外戰略中（包括外交戰略、經濟戰略和安全戰略）里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這種需求涉及的面很廣，也可分出不同層次，如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扮演一種更活躍、更有建設性的角色，在各種主要的國際組織中獲得充分的代表權（如世界貿易組織、八國集團、"核能源控制俱樂部"等），主動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權益，在各種維持和平行動、難民救援行動、打擊走私行動和國際生態環境保護行動中，起到更積極的作用，等等。然而，中國的全球責任與利益仍然是一個比較長遠的前景，目前階段仍然是以地區重要國家的責任與利益為主，后者是前者的階梯和基礎。就亞太地區安全而言，這種需求的主要內容或許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地區大國，努力維護本地區的經濟安全與軍事穩定，減少沖突及其潛能，增進相互信任與合作，促進整個區域的福祉。這里特別應當包括：消除或緩和朝鮮半島不穩定的因素，減少南中國海地區的海界磨擦，防止中亞因油氣資源而形成新的"火藥桶"，遏制南亞次大陸的緊張對峙和軍備競賽局面，防止臺灣海峽兩岸的僵持對立擴大成國際事態，等等。可以說，亞太地區所有這些不穩定的"潛在麻煩點"，都與我有直接的利害關系，都需要中國外交有創造性思維，發揮建設性的、負責任的大國角色；從一個長的時段觀察，如果處理得當、進退有度，它們也將構成我國邁向世界一流大國行列的"試金石"和"鋪路磚"。比較起來，這也是較長時間才能逐漸滿足的一項重大利益。應當注意的一點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提高，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所作所為將會受到更多更大關注，各種磨擦與所謂"中國威脅論"可能會逐漸增加，因此中國的自我定位和統籌的、長遠的戰略將變得更加迫急，其中責任需求肯定將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和獨特文化傳統的東方國家，也是一個占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并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還是今天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它同時是擁有原子彈和遠程導彈等軍事"殺手锏"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些重要屬性是決定中國外交的基本利益與需求的關鍵因素。比如，中國的幅員與人口，決定了中國不似安道爾或斯威士蘭這樣的小國，可以依附其他國家。嚴格意義上的大國，從來不會長時期地完全依附他國，不論是政治經濟或思想文化，除非淪為殖民地。大國對他國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大國巨大的幅員與人口，所以能夠長時間地凝聚在一塊領土之內，必然有它獨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獨特的政治架構發展，有它獨特的經濟方式支撐，大國之間互相搬抄的情形極為罕見。從當代國際政治現實觀察，在國際關系里，真正的大國都有自己的國際政治觀念，只不過在有的國家那里這種觀念比較盛開和理論化，在有些國家中則不夠系統完備。從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國所有上述屬性的基本面在很長時間內大概不會發生根本變化，惟獨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可能隨著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的成長而有所變化。

它意味著什么呢？簡單說，它一方面意味著可能給中國帶來更多的大國氣質和責任，可能減少在急劇發展、渴望溫飽時期特有的功利主義，可能具備更系統更完備的中長期戰略。欠發達國家有欠發達國家的意識與追求，發展中國家有發展中國家的獨特處境與觀念，中等發達國家和高度發達國家又有各不相同的特殊利益與說法。當中國經過三、五十載發展變化之后，也就是說由一個發展中國家變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之時，中國的外交視野與國際觀會象國內體制和經濟發生的巨大改變一樣出現深刻的變化。比如，由于一般人食物開支在整個收入中比重下降，會有更多的余錢和時間用于旅游，從而將更加關心生態環境的質量，也會更加介意和敏感于外部世界對本國環境保護工作的評價。想想看，二十年前，中國有幾個人關注環保問題？誰又敢說，再過二十年，中國人不會對迄今為止仍然堅持的在防止氣候變暖的國際公約中不承諾任何減排溫室氣體之義務的立場有所調整？再如，過去半個世紀我國軍事手段（"兩彈一星"等）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中國成為發展中世界目前為數不多的幾個令西方大國不敢貿然攻擊的國家之一，但也使得中國成為發達世界千方百計在軍事上"適當"遏制的對象。我相信，今后這方面的磨擦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尤其在高科技含量的軍事裝備和技術方面，如導彈技術及其輸出規定，核武器微型化，太空偵察手段、高性能計算機、大型作戰平臺的建造及遠程空中加油技術的獲得等。它們對于中國在經濟國際化、全球化時代捍衛自己的各種權益（如海洋權益、石油運輸線、地緣要津和外層空間開發等等），威懾潛在的敵人和對手，都是必要的，但也自然會引起一些國家的緊張反應（其中既有惡意的反華喧囂，也有我們可以理解的誤解），給現有的國際軍控體制提出如何接納崛起中的這個大國的新課題。

對于上面所說的新課題，中國人自己首先應當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要有比較深入、細致的理論說明和戰略策劃。例如，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會提出哪些新的、更大范圍的資源和技術需求，會面臨什么樣的外部安全環境和國際制度約束？中國在自身壯大和安撫鄰國的不同需求之間，存在著何種協調上的困難？漸漸強大后的中國，會被國際社會要求承擔什么責任，我們又準備承擔哪些義務和不打算接受哪些要求？為了加強聯合國安理會的工作效率和使之發揮更大作用，世界上已經有幾十個國家提出了幾十種不同方案，中國的態度如何？例如，對德國、日本擔任（準）常任理事國的幾乎難以阻擋的勢頭，我們又有什么樣的長遠應對和構想？在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一個弱小的主權國家南斯拉夫橫加干涉的同時，中國應當如何盡自己的一切力量（比如主動倡議和參與聯合國框架下的維持和平部隊或軍事監察組），令聯合國有關機制在科索沃問題上發揮更大和更積極的作用？試想象世界貿易組織、國際禁雷公約、國際上關于多種導彈的參數控制方式以及核不擴散機制等具體事例，我國在短期內準備加入（或拒絕）哪些國際組織、國際公約和國際體制，中長期的情形又有什么變化？再如，一旦著名的"七大國俱樂部"發出正式邀請，中國是否準備在未來成為其成員和參加每年一度的首腦會議，加入后又如何避免成為一種"擺設"甚至被人利用？考慮到近幾年中國加入某些正式和非正式多邊安全對話的積極效果，也考慮到北約此次對南斯拉夫的打擊的"集體形態"，我們是否打算有針對性地在建立有關亞太安全的多層次機制上做出進一步努力（或對某些外部方案做出回應）？在批評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尤其是戰區導彈新設置（TMD）的同時，中國有沒有取而代之、易于為亞太多數國家接受的方案？這方面的清單還可以開列許多，應當承認，對于此類問題，我們不僅沒有現成的答案，甚至缺少認真的研究和探討，很多場合的表態看上去僅僅是一種被動應付和拖延時間。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傳統的策略和手法可能不會象過去那么奏效，中國人亦將在更高的層次上自覺超越舊的時代；前述問題以及其在此來不及一一提到的其他許多問題，不僅要求中國人避免過分實用主義的態度和"撞擊反射"式的反應，還要求具有更加高瞻遠矚的目光、更加寬廣博大的胸懷和更有全球性質的戰略。中國應當成為整個世界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也應當對人類的未來負起更大的責任。

從建構面向新世紀的、有著更大進步內涵的國際關系著眼，在此，我僅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對有中國承擔責任與義務的國際新秩序，做幾點原則上和輪廓式的提示：

首先，世界需要一個更加穩定、更加合理的結構，它的主要含義是，在同時尊重主權原則和人權原則、平等原則和進步原則、公正原則和市場原則基礎上，實現包括全球秩序、地區秩序和國家內部秩序（尤其是國家與社會關系）在內的多重關系的建設性磨合。民族國家的主權當然是國際體系不可或缺的基石，這方面必須堅決抵制英美等國的"新干涉主義"；與此同時各國應在建設本國的民主、公正和進步的社會政治體制方面做出不斷努力，避免遭人制裁甚至被"開除球籍"的厄運。市場化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在此基礎上經濟的全球化對人類應當說利大于弊，但新的國際關系及其體制設置，應當允許各國從容地安排其趨利避害的日程，而且南北關系的實質性改善與市場化的全球推進應當至少是同步的；全球化、區域集團化應當是促進而不是限制各國內部趨向合理性的自我整合過程。

其次，世界需要重新確認和扶助聯合國的道義權威和行動能力，避免再度出現某個區域性安全架構凌駕于安理會之上、無視公認的國際準則的局面。在此我十分贊成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許通美教授的一個判斷，他說："聯合國是公認的不完善的機構。然而，是否沒有聯合國，世界會變得更美好呢？我并不這么認為。總體而言，在過去的50年里，聯合國功大于過。盡管不完善，聯合國一直努力創造一個由法治原則面非弱肉強食原則統治的世界"。反對形形色色的霸權主義當然是增強聯合國活力的前提之一，更要緊的也許是商議建立更穩妥更有效的制度性安排，如改革安理會、增強聯大發言權、實現對國際沖突的多重法制化約束等等。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有重大責任在這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我們需要的，不止是譴責類似北約轟炸南聯盟這種霸權主義的行徑，或者對某些不公正的動議加以否決，更需要主動提出自己的方案與建設性意見，更加積極地參與聯合國框架內各種多邊安排與活動。這方面，最典型的如參加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PKO）和聯合國秘書處等官僚機構的改組；我們也可以根據本國國力的提高，視機主動提出適當增加中國繳納的聯合國會費比例；中國還可以在有關氣候變化的國際公約的談判中，相機提出在未來的某個時候（如當經濟達到某個水準之時），我國將在國際上正式宣布適當承擔減排溫室氣體的義務（事實上，我們國家目前的許多新做法，如大力提倡植樹造林、控制城市的各種污染源、使江河湖泊更加清潔以及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等，都是符合這一方向的）。

再次，世界需要重新審視和改革以IMF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使之更加全面更加穩妥地反映世界多數國家經濟發展的現狀和承受風險的能力。實事求是地講，發展中世界并沒有能力現在就"另起爐灶"，它們不得不參與現有體制和服從相關規則，但這并不應當成為現有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不加以改革和完善的借口，事實上連西方國家的許多有識之士都承認，后者的調整和改造是極度必需的。與此相應，國際社會及其各種規制需要特別重視發展問題。各國經驗一再證明，經濟的欠發達并且無望無助，既是一些國家內部極端行為和當今世界許多地區性沖突的誘發因素，更是南北關系緊張、多種全球性問題（如生態、資源、、債務、人口和糧食問題等）難以緩解的癥結所在。

停滯不前是災禍之源。"發展才是硬道理"。各國內部的改革，現有國際制度的修正和國際體系的穩定，國際和平的維系和國際經濟關系的協調，都應當以促進各國發展為首要目標。它是一個真正"雙贏"的互動。

結語：走向世界大國的自覺

中國是一個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大國和社會主義國家，又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大國之一；中國人應當對世界做出應當的貢獻，我們也需要在權利與義務之間尋找和保持必要的平衡。國際政治的復雜性，現時代的進步內涵，都要求中國逐漸加強走向世界大國的自覺意識。對中國外交家來講，保障國內改革、發展和穩定等目標的不斷推進，保證國家的領土完整和逐漸實現完全統一，在本地區（亞洲太平洋地區）乃至全球范圍逐步發揮建設性的和負責任的影響力，將是未來一段時期（5至15年左右）工作的重點。顯而易見，三者之間既不會平行的，也不是等重的，它們的內在矛盾和互相抵銷經常超出彼此間的和諧與互補。"外交是一門藝術"，這句格言用在此處特別貼切；沒有國際合作、斗爭與國家內部改革、發展之間關系的慎密思考和巧妙平衡，沒有軍事、政治、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諸領域的全面兼顧，沒有短期對策與中長期戰略之間的內在銜接，總之，沒有統籌考量的外交戰略，就不會有中國在過去20年基礎上新的更，就不會有中國成為21世紀世界大國的宏偉前景。考慮到上述"發展、主權、責任"三大利益之間的復雜關系，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必須注重大國關系、尤其是與美日俄等國的戰略關系（它們是中國外交發生影響力的主要支軸），注重區域關系、尤其與東盟國家和東北亞國家的和諧關系（它們是中國推進全球外交的晉級臺階和必由之路），注重華人關系、尤其是大力培養與港臺同胞及海外華人的親情關系（在文明沖突與融合日益加強的時代，它們是中國增強文化向心力和發揮外交威力的重要國際基礎）。

三大基本利益的存在，也使得中國樂見一個更加合理與穩定的國際體系；顯而易見，缺少合理性和穩定性，若再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和科索沃危機這樣的惡性事態（更不用說發生在中國周邊地區），不僅各項基本利益一個都無法實現，而且國際社會更易陷于混亂與紛爭的長期亂象。保持一種積極的建設性姿態，中國將以負責任的泱泱大國形象步入21世紀。隨著時間的推移，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將亦不攻自破。毫無疑問，不希望看到中國崛起的外部勢力是存在的，各種針對中國的分化圖謀和遏制戰略還會相繼登場，但只要我們不受其干擾左右，堅定不移地沿著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路線走下去，適時適宜地推進祖國統一的大業，根據國情國力的增強逐漸承擔更大的國際權利、責任與義務（包括取得國際社會各種組織和機制的充分代表權），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的的前景是不難想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