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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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60年代初期，東亞十個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發展進程不同，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并不懸殊。目前情況大不同，它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社會經濟差異，而且這種差異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是最大的。
從共性的角度考察，在20世紀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東亞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相繼形成了至少四種不同類型的經濟發展模式：(1)“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香港）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2)東盟三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綜合型經濟發展模式；(3)菲律賓拉美型二元斷裂性經濟發展模式；(4)中國和越南過渡型經濟發展模式（注：根據發展經濟學與開發經濟學的有關理論，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指標應包括：(1)反映經濟增長的人均國民收入或人均GNP及其增長源要素。(2)經濟部門結構變化與產業部門結構變動指數。其中最重要的標志是工農業在GNP中的比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業、信息產業等新興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及發展情況。(3)反映一國與世界經濟聯系程度與經濟自主能力全面提高的外部平衡指標，包括一國GDP中的外貿依存度、主導產業的外貿依存度、外部儲蓄在資本形成中的比重、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等。(4)能顯示經濟發展實績的社會經濟的指標，如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受教育情況、就業比例、收入分配和貧困緩解程度等。）。從特性的角度考察，東亞每一個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均有各自的特點。統計數據表明，屬于同一類型的經濟體中，其人均GNP與經濟增長率要素組合、經濟結構變動情況、外部平衡狀況以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甚大。
（一）“亞洲四小龍”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
“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模式呈現出有別于其他類型發展模式的特征：(1)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出口增長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帶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均GNP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國家與地區。(2)產業部門的結構轉換具有跨越性特點。第一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產業中的新興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產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產業超前性跨越性發展，并向國際化、信息化迅速邁進。(3)具有較強的外部平衡能力。除韓國外，其他三個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均為順差，經常賬戶長年持續巨額盈余，外匯儲備豐裕，無外債負擔。(4)反映經濟發展的社會經濟指標，包括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醫療衛生與營養、人民大眾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貧困緩解等普遍得到明顯改善，有的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
然而，從特性角度來考察，“亞洲四小龍”的人均GNP顯然處在兩個不同的檔次上，新加坡、香港要比*、韓國高出1至2倍。經濟增長源要素組合差異也很大。在經濟發展早期，新加坡和香港主要依靠勞動投入與資本投入，韓國和*則主要依賴美國提供的軍事和經濟援助、、進口替代工業和農產品出口等全要素生產率。60年代之后，全要素生產率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愈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倚重面向出口工業政策、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創新和金融深化。香港則主要得益于金融業先行發展與深化以及自由貿易政策。技術創新對*與韓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也起了關鍵性作用。*主要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與當地企業合作的方式獲得先進的技術，韓國則著重利用國外貸款購買成套設備技術，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模仿、改造、創新（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經濟結構的演變過程折射出不同的特點。韓國和*表現為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再向高新技術制造業部門轉換的特點。香港和新加坡則從服務業部門低生產率活動（如倉儲貿易和非正式城市部門）向制造業部門、現代金融部門、現代商業貿易、運輸與通訊等部門迅速轉移，工業化發展進程呈非同步性。香港的工業化發展過程只經歷了兩個階段，即從資源與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出口（1950～1970年）到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混合（1970年至今）。新、韓、臺的工業化進程雖然都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但是，階段的劃分、產業扶持重點并非一致。新、港、臺的外部平衡要比韓國強勢，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長期以來都呈盈余，外匯儲備額充裕，大大超出3個月進口貿易總額的國際標準，均無外債負擔。韓國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呈長期赤字，債務負擔沉重。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經濟指標因各自情況差異而有所不同。新加坡、香港的生活水平指標被認為是除日本之外亞洲最高的，有的指標甚至超過發達國家，韓國和*較為遜色，但*與韓國的收入分配要比新加坡、香港相對公平一些（注：以吉尼系數衡量，*為0.299（1987年），韓國為0.316（1993年），香港為0.453（1981年），新加坡為0.474（1984年）。）。
（二）東盟三國綜合型經濟發展模式
東盟三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凸現出以下特點：(1)經濟增長與貿易出口在長達十多年期間呈良性互動增長狀態，人均GNP有了很大提高。馬來西亞被世界銀行列為中上等收入國家，泰國和印尼則為中下等收入國家。(2)注重各經濟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農業部門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在GDP中的比重已顯著下降。工業增長很快，資源型傳統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非傳統制造業發展很快，服務業也得到較快發展。(3)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外部不平衡，這主要是外資的贏利匯出、債務償還、外貿逆差、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赤字造成的。(4)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得到改善，但仍存在著較大差距。人均預期壽命、醫療衛生與營養、嬰兒死亡率、受教育程度等指數大有改善。絕對貧困指數隨著經濟增長有所降低，但收入分配不均現象比較嚴重。
這三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性也很突出。人均GNP差距很大，經濟增長源也不盡相同。80年代之前，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資本投入除了利用本國儲蓄之外，主要是用海外融資方式向外借貸和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泰國則主要依靠大量的美國軍事和經濟援助。80年代中期之后，貿易出口和技術進步、金融部門對外開放等成為馬、泰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經濟結構變動表現出明顯的多樣性、非同步性。馬來西亞的工業化經歷了四個階段，泰國則為三個階段。印尼的工業化發展階段具有較模糊的特點，表現為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到非石油制成品出口的增加。90年代之后，經常賬戶赤字以泰國為甚，貿易逆差是其主要因素。印尼的對外負債數額最大。三國各項社會經濟指標差距甚大：馬來西亞的各項指標遠高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泰國的大部分指標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印尼大部分的社會經濟發展指標僅達到中低收入國家的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泰國嚴重不平衡，馬來西亞次之，印尼較為均衡（注：泰國的吉尼系數在1992、1994和1996年分別為0.5313、0.5179、0.5114；馬來西亞的吉尼系數在1989、1995和1997年分別為0.484、0.462、0.467；印尼1996年的吉尼系數為0.365。）。
（三）菲律賓拉美型二元斷裂性經濟發展模式
菲律賓的經濟發展模式反映出以下特點：(1)國內低投資率。這是因為國內儲蓄率和生產率都比較低。菲律賓經濟年均增長率較低并伴隨著“高漲—崩潰”反復循環經濟發展周期的特點。菲律賓被世界銀行列為中下等收入國家。(2)各經濟部門之間的發展很不平衡。土地分配極其不公致使農業發展滯緩。工業發展長期處于停滯狀態，尤以制造業為甚。服務業發展相對較快，但公共基礎設施、金融服務明顯滯后。(3)貿易與經常項目長期處于逆差與赤字狀態。國際收支平衡主要依靠勞務收入和外國貸款彌補。(4)社會兩極分化十分嚴重，人民生活極其貧困。
（四）中國和越南轉軌型經濟發展模式
中國和越南的經濟發展模式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點：(1)經濟增長呈持續高速增長態勢，建立在工農業快速穩步發展、投資與出口大規模擴張的基礎上。人均GNP水平雖然較低，但增長速度很快。(2)部門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已經改變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畸形經濟結構，建立了有重點的協調發展的部門經濟結構。越南則逐漸地發展了重工業和基礎工業。(3)貿易和資本的對外依存度大幅上升。(4)一些主要社會經濟發展指標包括人均預期壽命、醫療衛生與營養、嬰兒死亡率、孕婦死亡率等有很大的改善。絕對貧困人口大幅減少。
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比越南更快。1980至1990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為10.2%，1990年至1995年為12.8%。同期，越南為7.1%和8.3%。中國的人均GDP是越南的兩倍。例如1999年中國的人均GDP為780美元，越南僅為370美元。部門經濟結構變化也不同。90年代初期，中國已經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轉變成為工業國。越南在革新開放以前長期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可是，至今越南仍是一個農業國。兩國的對外平衡能力大相徑庭。中國的貿易往來欄目通常呈小幅逆差，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則長年贏余，國際儲備長年保持充裕。越南的進出口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通常赤字，經濟的外部平衡問題比較嚴重。從人均預期壽命、醫療衛生與營養、嬰兒死亡率、產婦死亡率等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指標來看，中國明顯高于越南。中國的收入分配指標低于越南。例如1998年的吉尼系數中國為0.403，越南為0.361（注：世界銀行1999年統計數據。）。
政府（當局）在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中的作用
在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形成的過程中，各經濟體的政府（當局）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韓國政府、新加坡政府和*當局在經濟發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預手段，對有增長潛力和能創造就業機會的特定部門進行積極的干預。但在經濟起飛之后，這三個經濟體的政府（當局）對經濟的干預便逐漸從直接轉為間接，從有形轉為無形。香港政府對經濟歷來實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預”政策，強調市場機制和自由企業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現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計劃、制定引資優惠政策、支持與補貼公共商品供給、重視工業教育和職工技術教育、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扶持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等方面。
東盟三國政府在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決策的科學性、前瞻性和政策的連貫性方面均遜色于“亞洲四小龍”。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東盟三國都將工業發展的方向從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國客觀條件的制約和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政府在相當長時期內采取“中性化”的干預措施（注：所謂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種政策的同時，又采取了另一種與之沖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種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為吸引外商投資、發展出口工業而采取的財政、稅收優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護貿易政策如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匯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滯了工業面向出口的轉變。8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亞太區域資本和歐美短期資本的大規模進入，東盟三國政府放棄了原先設計的外聯內擴、工農業綜合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在重要的經濟領域實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賓政府的性質決定了政府干預經濟的局限性和低質量。以大地主為代表的菲律賓政府與美國壟斷資本代表勾結在一起，支配著菲律賓的政治與經濟。從50年代至今，菲律賓政府無論采取何種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權貴們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拋棄。直到90年代初，菲律賓仍然未能實現工業發展從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的轉變。
中國和越南政府在轉型經濟的過渡時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發揮了主導作用。兩國的改革開放始終在政府的統一部署之下，由政府制定方針政策、實施和管理，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強制性與誘導性相結合的制度變遷。兩國都在探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建立市場機制的改革，以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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