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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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生經濟增長模式的缺陷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是從哈羅德(Harrod,1939)和多馬(Domar,1946)提出的資本積累模型開始的。由于假定資本收益率不變，勞動力投入的增長率外生給定，則國民儲蓄率（即資本積累率）成為決定經濟增長率的唯一因素。他們的模型可以解釋一國經濟的穩態增長，但充分就業的均衡增長卻很難實現，因為資本報酬率不變的假定實際上暗含著資本和勞動的不可替代。

索洛(Solow,1956)修正了哈羅德—多馬模型，提出了能滿足一般均衡條件的增長模型，成為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代表。它假定資本和勞動是可以連續地彼此替代的，人均投資收益率和人均產出增長率是人均資本存量的一個遞減函數，即收益遞減。索洛模型雖然可以滿足競爭性均衡條件，但均衡的增長率仍然等于勞動力增長率。如果不存在外生的技術進步，經濟就會收斂于一個人均收入不變的穩定狀態，即零增長。這就是說，經濟增長依賴于一個自己都無法把握的外生因素——技術進步。

這一“不愉快的結果”使得傳統經濟增長理論陷入了尷尬的局面。其根源在于它們將知識外生于物質生產過程，構造出來的生產函數是收益遞減的，致使經濟增長僅僅依賴于資本積累或人口積累，因而是收斂的、趨同的和短期的。各國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水平長期而巨大的差別，在這種增長理論中無法得到解釋。

事實上，在索洛(1957)對美國經濟增長的經驗分析中，人均產出的增長率只有12.5%是由資本和勞動等有形要素的投入帶來的，另外的87.5%就是“索洛技術進步余數”。此后，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就從這個余數，以技術內生為主線而展開，最終形成了以知識積累為基礎的新增長模式。

二、內生技術進步的增長模式

知識在實踐中積累是很普通的現象，通常用積分曲線來描述。同時，知識的積累使單位產品的成本隨生產總量遞減，這也可以用一條遞減速的積分曲線來描述。從而，知識的內生首先在物化方向上打開了通道。

阿羅(Arrow,1962)提出的“邊干邊學”模型是內生技術增長理論的思想源頭。它強調實踐學習的重要作用，將技術水平解釋為產出總量或資本總量的函數，從而導出了一個規模收益遞增的生產函數。增長不僅是有形要素投入的結果，也是實踐經驗累積的結果。顯然，阿羅模型已部分內生化了技術進步。但由于技術溢出不夠強，內生的技術進步不足以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還須要人口以一定比率增長，因而還不是一個完全化的內生模型。

羅默(Romer,1986)對阿羅模型做了重大的修正和擴展，更加強調了知識的外部效應，建立了一個完全內生的知識外溢模型。它是一個由知識外部效應、產出的收益遞增和新知識生產的收益遞減三個因素共同決定的競爭均衡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知識作為一個獨立的因素，不僅能形成自身的遞增收益，而且能使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投入也產生遞增收益，從而使整個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這種遞增的收益又成為技術進步的資金來源，對知識的不斷投資又使其外部效應累積并放大，最終導致擴散式的增長。如此，便形成了一個知識外溢——遞增收益——知識投資——效應放大的良性循環，知識積累和經濟增長在這種動態的自催化機制作用下共生共長。但任何特定技術的外部效應總是有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外部效應終究會耗盡。要實現經濟的持久增長，還須不斷地出現新技術。于是，斯托克(1988)又提出“新產品引進知識外溢模型”，只要有新產品不斷地引入，舊產品不斷地淘汰，溢出效應就可以在不同產品間綿延不絕，使經濟保持長久的增長。阿溫·楊還建立了一個邊干邊學與發明相互作用的雜交模式，把知識的外部效應進一步拓展了。

但新產品、新發明等新技術的產生從何而來呢？實際上，大量的創新和發明并不是意外出現的，而是有意識投資的產物。因而，又產生了內生技術創新的增長模型。

羅默(1990)又提出了一個內生技術變化的模型，引入了一個專門生產新技術的研究部門。并強調了開發者對其新技術擁有排他性的控制權，以提供研究和開發(R&D)的動力。壟斷性知識產權保護產生的“租”不僅可以補償其開發費用，而且可以帶來可觀的壟斷利潤，因而極大地推動了新技術的開發。新技術一方面使中間產品的邊界得以擴展，進而提高最終產品的生產；另一方面

，又擴大了現有知識存量，進而加快知識的積累。因而，有意識的技術創新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

但是，技術創新也具有負的外部效應。因為新技術在創造一部分人的壟斷利潤的同時，破壞了另一部分人的利潤，技術的老化使其資產價值受到損失。因而技術創新是一個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技術淘汰的壓力提供了強大的反向激勵作用，使技術創新在不同研究者之間不斷攀升、循環往復、你追我趕，形成一個創新——老化——再創新的動態演變模式。

另外，企業不僅從事創新性的技術開發，而且還從事模仿性的活動。創新與模仿之間相互作用，簡單的創新誘使快速的模仿，而低廉的模仿又會導致創新的加速，這就是創新——模仿——再創新的自我催化模式。

三、人力資本積累的增長模式

最早的人力資本增長模式是由宇澤弘文(Uzawa,1965)和費爾普斯(Phelps,1963)提出的模型開始的。他們引入了一個非生產性的教育部門，使產出變成了有形要素投入和由教育部門帶來的技術進步共同作用的函數，因而間接內生化了“索洛的技術余數”。雖然這種模型也碰到了阿羅模型同樣的問題，經濟增長還依賴于人口的增長，但它從人力資本的角度開辟了一條與阿羅不同的內生化道路。

盧卡斯(Lucas,1988)吸收了人力資本的思想，但放棄了引入教育部門的兩部門模型結構。他假定每個勞動者用一定比例的時間從事生產，剩余時間專用于人力資本建設。這就帶來了兩種人力資本，兩種效應。不脫離生產，通過邊干邊學能形成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并產生外部效應，表現為使其他要素的收益發生遞增；脫離生產接受教育形成一般的人力資本，并產生內部效應，表現為勞動者的收入遞增。雖然對于特定的生產過程，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是遞減的，但隨著產品的不斷更新，專業化技能不斷地轉移，因而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在總體上還是遞增的。

不同的人力資本形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不同。人力資本在一般的生產過程是重要的，但在新技術的創造中更為重要。如果把技術水平表示為人力資本的函數，則一般的人力資本積累便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內生因素，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積累才是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一般的人力資本的積累，決定于全社會的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和教育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顯著正相關。經濟增長與收入水平的提高，社會的生育率下降而教育投資增加，對人力資本質的要求提高而量的要求下降，人力資本朝著正向積累。反過來看，經濟增長的低水平，用于教育的投資減少，個人得到受教育的機會也減少，人力資本的積累成為一種“低水平的均衡”。這就是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動態過程。

見克爾(Becker,1991)對家庭經濟行為的研究反映了全社會人力資本積累的一個側面。貝克爾詳細討論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生育率下降問題，以及與此同時發生的父母對兒童人力資本投資的增長過程。當收入不斷提高時，人們對閑暇的追求不斷增長，即時間價值的提高，如果父母在兒童生養和教育所花的時間成本是一定的，時間價值的增加使得父母減少兒童的個數而提高質量。這樣，教育和人力資本投資就從“社會產品”變成了貝克爾體系中的“私人產品”。在家庭收入受限制的情況下，培養高質量的兒童就必須減少其數量。

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的積累不同于一般的人力資本，不直接依賴于經濟增長而主要依賴于邊干邊學過程中的專業化分工的深度和廣度。這需要從人力資本的角度轉到勞動分工的角度研究。

四、勞動分工演進的增長模式

勞動分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早在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中就做了較為深入的闡述，其核心思想就是專業化分工是國民財富增長的源泉。之后，這一深刻思想被長期擱置一邊。

楊格(Young,1928)首先對勞動分工理論進行了系統研究，發展了斯密有關勞動分工的程度決定于市場范圍的思想。他認為市場規模不僅取決于人口規模，而且取決于購買力。而后者又與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密切相關。因而市場范圍也依賴于勞動分工。勞動分工和市場規模是相互作用的，經濟在這二者相互促進的動態循環中不斷增長。同時，勞動分工使得單個勞動者專業化于單一的工作，得以積累專業知識和熟練操作技術，因而使新技術的發明和使用有了更大的可能，它又為進一步的勞動分工提供了可能。總之，勞動分工把專業化知識積累和市場規模擴大演化為長期增長的動力。

楊小凱和博蘭德(YangandBorland,1991)提出一個將交易成本和分工演進相結合的模式。該模式借助動態均衡研究了由自給自足經濟向高水平勞動分工經濟演進的過程，分工的深化增加了協調分工的交易成本。雖然分工產生了遞增收益，但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分工深化需要提高交易機制的效益，從而把制度與勞動分工連起來了。克姆提出了一個與楊小凱—博蘭德不同的分工模式。他認為生產率的提高以專業化人力資本為基礎，即使在沒有技術變化或邊干邊學的條件下，只要提高人力資本的專業化水平，長期經濟增長依然可以實現。

貝克爾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提出了一個新的勞動分工模型。他們認為勞動分工不僅受協調成本（相當于交易成本）的限制，還受到可獲得一般知識數量的限制。他們的模型還繼承了自阿羅以來知識積累過程的“溢出效應”，克服了楊小凱—博蘭德模式中沒有處理知識在分工發展中的作用的缺陷。在此基礎上，他們得出了一個分工擴展與知識積累相互作用的演化模式，并指出均衡的增長率依賴于協調成本的彈性（反映了協調分工的效率）。因此，法律健全、有效或政治穩定的國家，不僅可以有效提高人均收入，且有較高的增長率。這個結論使經濟增長理論進入了制度分析的新領域。

五、制度變遷的經濟增長模式

新制度經濟理論深入闡述了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諾思(North,1968)開拓性地把制度因素內生于

經濟體系，認為即使在沒有發生技術變化的情況下，通過制度創新亦能提高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劉易斯在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內生變量分析的時候，強調了它與資本、技術等因素的相互關系。經濟增長強調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投資是重要的，但制度更為重要，因為這些因素的社會投入程度決定于制度中的激勵結構。一個效率較高的制度，即使沒有先進技術，也可刺激勞動者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在前述的新增長模式中，也強調了具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羅默闡述了知識產權保護對技術創新的重要性；盧卡斯認為政府應為人力資本積累提供補貼，應采用降低資本稅、關稅等政策措施鼓勵資本積累、技術開發與引進、國際貿易等，以促進經濟增長。各國政府實施不同的經濟政策以及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導致各國經濟增長率存在差異的重要原因。

制度可以理解為關于如何協調分工中的人們的知識載體。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識共享于同一制度中分工與協調的人們，使每個人事先就知道其他人對他的行為的反應，從而大大減少個人決策中的不確定性。所以，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變遷就是人們不斷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

制度可由正式規則（如法律、政治等）和非正式規則（如習俗、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組成，在正式規則沒有定義的地方，非正式規則起著約束人們相互關系的作用。制度變遷往往是從非正式規則的邊際演變開始的，正是制度在邊際上連續的演變才引起正式的可見的制度變遷。從而文化傳統作為一個主角在制度變遷中發生作用。一個國家可能長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陷阱之中，乃是因為其“文化陷阱”。在給定的文化、意識形態和觀念的知識結構中，制度創新的決策和行為受到制約，對于新制度的了解和想象必然受累積的知識傳統所左右。

如此看來，人類所累積的傳統知識結構對制度變遷的可能空間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反過來，文化傳統又是在特定的制度條件下演化而成的。因而，制度變遷也就是知識結構的自我演化。

【責任編輯】陶永立

【校對者】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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