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開埠和近代江西社會經濟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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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開埠通商是江西近代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它為相對封閉的江西地區開啟了對外接觸的窗口，同時也對江西內腹地區的社會轉型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僅就商路變遷和貨流逆轉，市場重心位移與市鎮結構變化以及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局部調整等三個方面對江西社會經濟變遷作些簡要論列。

一、商路變遷與貨流的逆轉

“江右一省額設二關，贛關抽收江粵往來商稅，九江關抽收江楚往來船稅。”①這一南一北兩關，從傳統到近代的變遷中，決定了江西商業的基本路徑和貨物流向，亦決定了江西在全國的貿易地位。

傳統社會，國內市場流通多依賴水運，內河交通異常發達。自隋唐以后，京杭大運河的開通，運河—長江—贛江—大庾嶺—廣州，這條被稱之為“京廣大水道”的流通路線成為全國漕運和南北貨物對流的運輸線。從明代海禁，到清朝乾隆二十二年實行廣州一口通商，特殊的歷史條件使大庾嶺商道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成為南北貿易的重要干線。“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廣、豫章、楚、甌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②處于南北貿易重要干線上的江西，以其“屏蔽吳越，控制荊楚，南腧庾嶺，又可提挈粵東”③的優越地理位置，成為連接湖北、湖南、福建、浙江、安徽、廣東的襟要之區，是中原王朝與南方數省聯系的樞紐。自然地擔負起閩、蘇、浙、皖、湘、粵等省物貨交流的中介作用，相應地帶動了江西以贛江為主體的過境貿易的繁榮，并由此形成了若干條重要的商路。

其一是廣東—大庾嶺—贛州—樟樹—吳城—漢口：這條商道在鴉片戰爭以前曾是國內長距離貿易的黃金商道，也是江西省際貿易的主要渠道。大庾嶺是連接這條商路主要陸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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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檔案：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唐綏祖折。

②李鼎：《李長卿集》卷一九《借箸篇》。

③同治《鉛山縣志》卷一八《人物·善舉》。

“許多省份的大量商貨抵達這里，越山南運；同樣地，也從另一側越過山嶺，運往相反的方向。運進廣東的外國貨物，也經同一條道路輸入內地”①。同治《南安府志》亦記載：“與夫諸夷朝貢，皆取道于斯，則斯路之所系匪小。”②贛州、樟樹、吳城三地構成江西貨流的主要出入口和集散中心。吳城又是贛江人鄱陽湖的咽喉，贛江流域各種農副產品及由大庾嶺商路輸入的洋廣雜貨北出長江，轉銷江、漢、皖、豫諸省均要經過吳城轉口換大船出江，素有“裝不完的吳城，卸不完的漢口”之盛譽。

其二是廣東—大庾嶺—贛江—信江—河口鎮—衢江—富春江—杭州、寧波：這條商路在江西境內是以信江為溝通紐帶，以河口鎮為主要集散碼頭，溝通閩、浙與廣州聯系的重要水陸運線。該商道在五口通商以前，極為發達，江浙一帶的絲棉產品、福建的茶葉均由該條商道進入江西，或于江西內地行銷，或溯贛江而上入贛關轉大庾嶺商道而下廣州出口。而河口作為該條商路的主要集散碼頭，“貨聚八閩、川、廣；語雜兩浙、淮、揚”③。其商業十分繁榮，所謂“舟車馳百貨，茶楮走群商”④。由于這些省份通過江西水路的過境物資的運輸量占有很大的比重，明清時期通過信江、贛江兩條運道航運為生的省內外挑夫、客店、小販再加船民，“以此為生者，不下數千萬人”⑤。

其三是贛州—貢水—瑞金—汀州—汀江、韓江—漳州、潮汕。這條商道是贛南地區連接潮汕、廈漳泉地區的重要商道，也是由贛關商品流通派生出的一條商道，汀州是主要的中繼集散地。據史料記載：這條商路外運的貨物有稻米、大豆、煙葉、夏布、藥材、瓷器等，運人的貨物有來自福建的紙品、果品、最主要的是來自閩、粵的鹽。汀州“山多田少，產谷不敷民食，江右人肩挑背負以米易鹽，汀民賴以接濟”⑥。與這條商道相伴的線路是贛州—貢水—會昌—筠門嶺—嘉應—潮州，其交易物資與上一條商路基本相同，主要體現的是米、鹽交易，會昌縣南部的筠門嶺是集散碼頭。

由此還派生出兩條比較重要的商路。其中一條鄱陽湖—鄱陽—昌江—浮梁—徽州(祁門、至德、休寧、黟縣)，這條商道是徽州地區兩條重要出入商道之一。徽州“農者十三，……即豐年谷不能三之一。大抵東人負祁水人鄱，民以茗、漆、紙、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給”⑦。大體說明江西與皖南徽州地區的貿易情況；另一條則是樟樹—贛江—袁江—萍鄉—醴陵—株洲—湘江。這條商道是湘贛貿易的主要通道，其間主要靠袁江和湘江相連，萍鄉是重要的集散地，相互貿易中原材料是這條商道的特征，輸入遠高于輸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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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利瑪竇：《利瑪竇札記》。

②同治《南安府志》卷二《疆域》。

③乾隆《鉛山縣志》卷二《地理·疆域》。

④蔣士銓：《忠雅堂詩集》卷三三《河口》。

⑤黃贊湯：《請預防失業民夫疏》。

⑥卞寶弟：《閩嶠輏軒錄》卷二。

⑦《祁門縣志》卷五《風俗》。

⑧劉家豪：《贛湘貿易調查報告》，載《經濟旬刊》第7卷，第1期。

以上貨運較為集中的幾條省際貿易路線，連接三個經濟區域，即萬安十八灘以北連接漢口、滬杭地區，萬安以南連接福建的廈漳泉地區、廣東的潮汕地區，江西的物產通過這些路線加入全國市場流通網。就江西自身而言，在地域上可以分成兩個基本經濟區域，萬安以北處于長江經濟區的邊緣，萬安以南處于以華南沿海為中心的華南經濟區域的邊緣，這兩個基本經濟區域都具有明顯的區域分工的特點和作用。

就貿易量而論，以信江和贛江為主體的商路最為重要。以此形成三個商品流通層面：其一是以河口為集散中心的浙贛閩交易線。信江是溝通的紐帶，浙江的生絲、福建的茶葉必須借道信江而人贛江出大庾嶺而下廣州出口，因而河口鎮的集散作用十分明顯。其二是吳城出入江西與湖北漢口的商路，贛江則擔負著廣東洋貨入長江進入鄂、皖、湘、豫、山陜的輸出以及鄂、皖、湘、豫、山陜的貨物南下廣東的輸入，吳城鎮為集散中心；其三是贛江為經的江西內河主運道，其起點為贛關，中經樟樹，北出吳城。而這條商路以樟樹為中心，負擔江西地區的分銷，吳為極點，擔負起外銷的任務。而贛州關，由于獨口通商的政策影響，外貿進出口貨物均要以此集散。因而商賈輻輳，“或棨戢之出入，或錢貝之紛馳，從朝至暮攘攘熙熙”①。往來貿易亦十分繁榮。清末商部大員傅春官在其《江西商務說略》中曾追述嘉道年間江西商務概況時有這樣一段描述：

(江西)各處市鎮除景德鎮外，以臨江府之樟樹鎮、南昌府之吳城鎮為最盛。樟樹居吉安、南昌之中，東連撫州、建昌，西通瑞州、臨江、袁州。吳城瀕江而瞰湖，上百八十里至南昌，下百八十里至湖口，凡商船之由南昌而下，由湖口而上，道路所過，無大埠頭，吳城適當其沖。故貨之由廣東來江者，至樟樹而會集，由吳城而出口；貨之由湘、鄂、皖、吳入江者，至吳城而躉存，至樟樹而分銷。四省通衢。兩埠為之樞紐。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被迫開放連原有廣州在內的廈門、上海、寧波和福州等五個口岸對外通商。從一口通商，到五口開放，這不僅僅是數量上的變化，在本質上促使中國傳統的貿易商路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自此十余年間，中外貿易格局發生一個明顯的變化，即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很快由廣州轉向上海。中國傳統的由“京廣大水道”構成的南北縱向貿易路線開始轉向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流域為主體的東西橫向路線。

與此相適應的是，江西的過境貿易亦開始逐漸衰落。以前江浙皖等省進出口貨物多經贛江走大庾嶺赴粵，“由南昌至廣州計程二千余里，中隔大庾縣之梅嶺極其高峻，山路陡險”②。但至上海開埠，原先南下走大庾嶺的商貨紛紛改道經贛江趨九江轉上海。“洋貨廣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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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贛州府志》卷一六《濂溪書院賦》。

②《江西巡撫錢寶琮奏》，見《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3冊，第103頁。

由輪船運入長江，不復經由贛郡。”①“商賈懋遷趨利乘便，孰肯舍近圖遠再出廣東，以致贛關絕無大宗貨物經過，所收稅課均屬小販零星，縱使竭力招徠，總不能照前暢旺，實為時勢使然，莫能強求。”②以往“商賈如云，貨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③的大庾嶺商道頓顯冷落。贛關關稅“僅賴本省所產杉木、白糖、茶油等項以及零星土產”④。

九江開埠以后，由于其“扼滬漢交通之咽喉，輪船接跡，鐵軌交馳，贛省商業集中于此。森林礦產，靡不以此埠為轉運躉積制造之所”⑤；成為江西對接長江橫向貿易路線的中介口岸，而一躍成為江西近代貿易的中心。“本省一切輸出物產，莫不以此為輸運樞紐。”⑥江西境內主要的進出貨物運輸線路，雖仍走贛江水系，但已形成了以九江為中樞的贛州—吉安—樟樹—南昌—吳城—湖口—九江的基本構架。⑦九江取代了贛州、吳城成為江西進出口總匯。“米谷、瓷器、茶葉、夏布、紙、竹木、鎢以及植物油等，均有大宗出口，價值動輒百萬，悉皆由此轉入長江各口，行銷國內外。九江各大碼頭及貨棧，悉皆堆貨壘壘，轉運棧、報關行、押款錢莊，以及各種行棧莊客，林立櫛比，較之南昌，有過之而無不及。”⑧與此相伴隨的是傳統的過境貿易商路出現衰落的氣象。

昔時，江輪未興，凡本省及汴鄂各省，販買洋貨者，均仰給廣東，其輸出輸入之道，多取徑江西，故內銷之貨以樟樹為中心點，外銷之貨以吳城為極點。自江輪通行，洋貨由粵入江，由江復出口者，悉由上海徑運內地，江省輸出輸入之貨減，樟樹、吳城最盛之埠，商業亦十減八九。⑨

同樣，傳統社會以進出口貿易主體的贛關亦隨之衰落。由于過往貨物銳減而導致稅收短絀，以致當時贛撫亦不得不對贛關關稅銳減作出說明：⑩

贛關貨稅，向以絲茶為大宗。自各口通商以后，凡洋、廣、川、楚、閩、浙、蘇、皖往來營運之貨，商人利于便捷，皆用輪船裝載，不從贛關經過，湖絲則歸滬關代收，茶葉則分厘無收，遂因之驟絀矣。然光緒二十六年以前之不聞賠累者，初則因滬關代征絲稅，收數較旺，繼則因贛屬厘金土藥膏捐，均歸關道經理，堪以挹彼注茲。近年厘金土藥，均已派員專辦，滬關絲稅，又因洋商收買干繭年短一年。外省之客稅既無，而本省及廣東之土貨，亦多被郵政包裹、子口單、三聯單、保商票侵占過半。

總之，九江開埠通商以前，受廣州一口通商禁令的影響，江西內腹地區的貨物集散以河口、樟樹、吳城為中心，以贛關為出入總匯；五口通商以后，全國對外貿易中心由廣州轉向上海，以其量大面廣的內外貿易商品吐納，直接帶動了覆蓋整個長江流域市場網絡的組合。九江開埠以后，成為這個市場網絡組合的中介口岸，江西的物流多改由九江經長江水運而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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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鈔檔》光緒十年九月初二日，江西巡撫潘尉題本。

②劉坤一：《贛關短征四年分盈余銀兩邀懇援案減免折》(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劉坤一遺集·奏疏》卷二。

③桑悅：《重修嶺路記》，同治《南安府志》卷二一《藝文》

④《鈔檔)光緒十年九月初二日，江西巡撫潘尉題本。

⑤中央地學社編：《中華民國省區全志》第五編，第四卷《江西省志》。

⑥(江西)《工商通訊》第1卷(1937年)，第13期。

⑦戴鞍鋼：《港口·城市·腹地——上海與長江流域經濟關系的歷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頁。

⑧《申報》，1934年12月27日。

⑨傅春官：《江西農工商礦紀略》清江縣，商務。

⑩《撫院胡請免贛關賠貼折》，見(江西官報)，丙午年(1906年)第七期，《奏牘》。

二、市場重心的位移和城鎮體系的演變

與商路變遷和貨流逆轉相伴隨的是，江西的市場重心發生位移，傳統市鎮開始衰落，而新興的市鎮體系由此產生。

獨口通商時期，由于過境貿易的繁榮，相應地帶動了贛東信江流域、贛中吉泰盆地以及以贛關為中心的贛南地區的經濟繁榮，市鎮亦得到了迅速地發展。在五口通商以后，江西“向為要沖，今為迂道”，導致了江西的市場重心亦隨之發生位移。萬安十八灘以南的贛南地區逐漸衰落，而憑藉鄱陽湖與九江相連接的贛中、贛北地區成為江西貨物進出口的重要區域。其重要的表現是南昌的地位日益凸顯。

五口通商前，南昌雖處省會，但貨之出入并不很多。所謂：“貨之由廣東來江者，至樟樹而會集，由吳城而出口；貨之由湘、鄂、皖、吳人江者，至吳城而躉存，至樟樹而分銷。……惟彼時省會，轉視兩埠弗若焉。”①

五口通商，尤其是九江開埠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與鄱陽湖及九江相連接的贛中、贛北地區成為江西進出口貿易的主要渠道。相應地市場重心亦隨之亦向贛北地區位移，這使省會城市南昌的地位日顯突出。江西出口土貨以此聚集而至九江出口，進口洋貨亦以九江人口至南昌分銷各處，茲摘幾例，以資證明：

糧食：“(江西)省米谷運輸，以贛江撫河及南潯鐵路為主干，米谷集中之趨勢，大致以南昌為總匯，贛縣、吉安、樟樹、豐城市儀、臨川、黃金埠、瑞洪、鄱陽、涂家埠等為主要集散市場。尚有出口，鐵路則經九江，水路則經湖口，尤以九江為重要門戶。”②

紙張：“全省紙的交易重心是在石城之橫江鎮，瑞金、萬載、宜春不過是據點，但是真正的出易，卻仍在南昌，且占有重要地位。但紙的運輸比較麻煩，為了減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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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傅春官：《江西商務說略》(《江西官報》，丙午年(1906年)第二十七期。

②江西省農業院(專刊第4號)：《江西米谷運銷調查報告》，(1937年)第4頁。

本，大都是利用船只，內產地集中南昌，然后再由水陸運輸出口。”①

瓷器：“本市(南昌)雖非直接出產所在地，但沗居江西省會之區，交通便利，商賈輻輳，各省人士，慕于贛省盛名，屢多因便利關系，則在本市購買，至于各地批發，本市亦有一部分營業。……是以本市瓷器營業，每年亦頗巨大，綜計大小瓷店，約有七十余家。”②

布匹：“南昌之銷場頗著，一由貴溪弋陽河口玉山轉入福建之崇安、浙江之常山；一由饒州、樂平景鎮轉入安徽之婺源等處；一由撫州、南豐、建寧轉入福建之邵武汀州等處；一由奉新、瑞州、義寧、武寧轉入湖南之平江等處。”③

由于南昌在江西內外貿易中的重要職能，為了方便貨物進出，江西近代交通運輸工具——鐵路，首選的就是連接九江與南昌的南潯鐵路。1916年建成南潯鐵路的建成通車后，不僅對加速贛北、贛中的物資流通，促進江西經濟特別是贛北經濟的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更深層的意義在于南昌至九江的發展軸線在江西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而加強了南昌在江西內外貿易中的重要杠桿職能。這種傳動意義主要表現在：一是縮短了九江與江西腹地的距離。九江至南昌水運里程為210公里，鐵路運輸至牛行鎮為128公里，這使九江與腹地的聯系更加密切；二是加快了九江與江西腹地的貨物周轉的時間。九江至南昌輪運要1至2天，木帆船要3至5天，鐵路運輸只需幾個小時；三是擴大了經過九江港吞吐的物資運量。內河輪運和木帆船運輸載量小，枯水季節還需減載、倒載，影響港吞吐物資的集散，而自南潯鐵路通車后，九江港的貨物集散速度加快，經過九江港吞吐的貨物也顯著增加。從開通第一年的14506噸至1919年就達171964噸，增加了10多倍。④與此相適應的是，九江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亦顯著增加，開始營運的第一年1915年九江港進出口貨物總值即由1914年的3776．7萬關平兩增加到4023．1萬關平兩，突破了4000萬兩大關。以后基本均保持在4000萬兩以上，二三十年代增加到6000萬關平兩。個別年份突破7000萬關平兩大關，達到7014．9萬關平兩，為九江開埠至抗日戰爭前的最高峰值。⑤

在南昌這一政治中心的制導作用下，江西的市場也相應地以行政職能的高低而定等級，依次形成了省會、府治、縣治、農村集市的格局。在贛東北地區，河口鎮的地位為廣信府的上饒所取代，而贛中地區的樟樹鎮為吉安府的廬陵所取代，贛北吳城的地位為涂家埠所取代。相應地形成了以南潯鐵路為中軸新的經濟增長帶和新興的市鎮體系，其中涂家埠和牯嶺鎮的興起就是典型的例證：

涂家埠，地處修、潦兩河下游。1916年南潯鐵路的全線通車，修水、銅鼓、武寧、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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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西省政府經濟委員會編印，《江西經濟問題》民國23年。

②《南昌市商業盈虧之回顧》見《經濟旬刊》第2卷，第2、3期合刊。

③《商務官報》第十六冊，戊申年(1908)。

④《九江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第94頁。

⑤民國24年實業部國際貿易局編《最近三十四年來中國通商口岸對外貿易統計》(1900—1933)，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123頁。

新、安義、德安等六縣運輸茶葉、糧食、木竹及土特產品的船只都要集中于涂家埠車站，然后換裝火車至運至九江出口。“在昔修、潦二水流域商口之運輸，直經吳城出口。自南潯鐵路告成，在涂家埠設車站，逐漸舍吳城而改由涂家埠轉運。”①1921年，涂家埠成立了商會，擁有京廣洋貨、煙酒、糧食、木竹、國藥、五金、木器等十多個同業公會。①至1931年，全鎮已有近萬人口，有米廠、糧行、南雜、布店、金銀樓、酒樓、茶館等各行各業大小商店四、五百家，此外，涂家埠還有外國洋行德士古煤油公司、大英煙草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小大輪公司私營、裕民銀行、郵政局、電信局、厘卡等機構，成為贛北一個重要的土洋貨物集散中心。

牯嶺鎮：牯嶺的開發，完全是九江開埠的產物。1895年傳教士李德立簽訂租地約以后，有20多個國家僑民上山租借界地，興建不同風格的別墅數百棟之多。從此，廬山便成為外國商民和國內權貴的避暑消夏之地，來山定居人口逐年增多。由此帶動了營造業、旅館業、商業迅速發展，與此相適應的建筑工人、商人、廚師、挑夫、轎工等大量增加，而使牯嶺成為贛一個熱鬧市鎮。據《江西年鑒》民國24年(1935年)七月調查，廬山有1153戶，其中男7457人，女3721人，共計11178人，已成為一個較大的市鎮，牯嶺的外僑人口有1663人。由于牯嶺的重要性，江西省專設廬山管理委員會，實行垂直領導。

類似的情況如沙河鎮，1916年，南潯鐵路通車，設沙河街車站，南北暢通，遷此定居從事手工業和商業的人越來越多，街市上設有飯店、茶館、米糖加工坊、丐店、黃煙絲店、銀制工藝店、中藥店、西藥店、紡線店、紙扎店、雕刻店、雜貨店、布店、食品加工坊等，為南潯線上一個熱鬧的集鎮③，逐漸發展成為九江縣治所在地，是全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位于都昌縣城東北25公里的徐家埠在九江開埠以后，“水路通左蠡，商賈如云，有乃都昌縣境中部市之盛者”④。而成為贛北地區一個重要的棉花和油料等農產品市場集散中心。當地有“買不盡的埠下，裝不盡的吳城”之說。湖口縣的流泗橋鎮：九江開埠通商以后，由于其距離九江較近，逐漸發展成為都昌、湖口、彭澤、波陽以及安徽東至等五縣農副土特產輸出和工業品輸入的集散地。至民國時期已經發展成為“街鄰櫛比，商鋪林立，行商走販絡繹不絕”。一些外國傳教士在鎮設立了天主堂、至公會：“創辦教會學校，吸收了成百上千個教徒。亞細亞、美孚、卜內門等洋行在鎮上設了煤油、肥田粉的代銷網點。”⑤大信船每月往返上海、武穴、安慶、南昌等地四、五次，小信船幾乎天天往返于九江。

傳統商路上的市鎮則逐漸衰落，昔日繁華的河口由于茶市出口路線的轉變而呈衰落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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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西省農業院1936年編印：《江西米谷運銷調查報告》第8—9頁。

②蔡道財：《涂家埠的工商業和商會》，見《九江近現代經濟史料》下集，第207頁。

③宋萍：《沙河街今昔》見《九江縣文史資料》第二輯，第115頁。

④同治《都昌縣志》。

⑤盧定遠：《流泗橋今昔》《九江近現代文史經濟》下集，第300頁。

查鉛山地物產庶蕃，人心明敏。海禁之會，茶商紙販，麕集于斯。小民糊口非艱，謀生甚易，閭閻之殷富以此，習俗之浮惰亦以此。至今日茶市一蹶不振，紙業日見衰微。……竊謂河口一埠……今家無尺布之機，女無寸絲之縷，煙賭竊盜，游民遍壤，窮惰之害可勝言哉。①

又比如樟樹鎮和吳城鎮，亦出現衰落的氣象。這一點，傅春官在《江西商務說略》中說得很明確②：

昔之所謂樟樹、吳城最盛之埠，其商業十減八九，蓋自天津條約立，長江輪船通行，洋貨之由粵入江，由江復出口者，悉由上海徑運內地，而江西商人之往來漢口金陵，不過本地土產，為數無多，輸出輸入之貨減，故商埠寥落之形見。

在《江西米谷運銷調查報告》中對吳城的衰落亦有同樣的記載③：

在昔修、潦二水流域商品之運輸，直徑吳城出口……咸豐以后，海輪盛行，民船運輸多被放棄，外省來吳城之貨物，曰見減少，……以糧食一項而言，當南潯鐵路未通車前，贛江、撫河、修水產品，大都必經吳城轉運出口，通車后，贛江、撫河之糧食，南昌起而代之；修水流域之糧食，涂家埠起而代之，于是吳城糧食市場慘落矣。

河口、樟樹和吳城的衰落代表了一個商業時代的衰落，即由傳統運輸技術烘托起來的市場，在新的運輸技術應用后，形成了新的進出口運銷格局，南昌、涂家埠、九江起而代之。南昌——九江成為江西經濟新的增長帶，由此形成以九江一南昌為中軸的市鎮鎮格局。這種格局與全國貿易重心的轉變及傳統商路的變化和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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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西官報》甲辰年(1904年)第17期，函告：“擬辦鵝湖織布公司條議”。

②傅春官：《江西商務說略》(《江西官報》，丙午年(1906年)第二十七期。

③江西農業院1936年編印：《江西米谷運銷調查報告》第8—9頁。

三、進出口貿易與經濟結構的局部調整

九江開埠后，使江西地區直接融人世界市場，進出口貿易得以迅速發展。從出口方面而言，“贛省土廣肥沃，農產之富，甲于長江各省，除瓷器、茶葉、木材、紙張、夏布五特產外，余如糧食、棉花、煙葉等亦為農產之大宗”①。豐富的農副產品，成為九江出口的主要貨源。其進出口貿易總體上是呈上升之趨勢，并長期保持較高水平，如下

就進口方面而論：九江口岸輸入的主要是以棉布、棉紗、火柴、五金等機制洋貨和煤油、砂糖、染料、海產品生活日用品為大宗。②進口貿易有升有降，但總體上亦是呈上升之態勢，具體情況詳如下表：

表中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九江的進口貿易從開埠之初的三四百萬兩不等發展到1900年代以后的1000萬至3000萬兩不等，其增長速度是較快的，“至洋紗、煤油、火柴、洋錢之用，雖窮鄉僻壤，無不偏及”③。

九江的對外貿易，使江西地區的產業結構得到局部的調整。同時也使農副產品的商品化提高程度不斷提高。

首先，農業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由于出口需求的拉動，直接刺激了江西地區農副業的發展，茶葉、棉花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明顯擴展，并出現專業化趨勢。以茶葉為例：九江開埠通商以來，其茶葉出口量猛增，使許多新的產茶區出現了。1875年英國駐九江領事商務報告稱④：

本埠周圍產茶地區的發展是很有趣味的，距本埠87英里的建德縣是1861年才開始種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賣價極高，五個新產區的茶已經進入了市場，此即距本埠280英里的吉安，距本埠287英里的建昌(即今永修，該處距離287英里疑為87英里之誤，筆者案)，距本埠35英里的瑞昌和九江附近包括廬山山脈的一些地方。福州附近的譚尾街地區今年也出產了小種茶(SonChong)，供本市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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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經濟旬刊》第1卷(1933年)第9期。

②日本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檔·江西省》，第2編，第l章《九江府城·生業》，1918年版。

③傅春官：《江西農工商礦紀略》之《南城縣·商務》。

④CommercialReports,1875年九江，p60，轉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3冊，第1475頁。

使“江西省沿鄱陽湖的產茶區，在最近五十年中，已發展為一個很重要的茶區，所有婺寧及寧州茶都是這個地區出產的，并且大量輸往歐美”①。由此而出現了以修水、武寧為主體寧紅茶的銷售市場。“故該地生產以茶葉為大宗，居民十之八九，賴茶為生。”②隨著茶葉貿易的進展，在茶區收買、加工茶葉的中國商行逐年增多，由19世紀70年代的7家增加至1881年的252家，1882的344家。③江西的茶葉種植面積也居全國首位，達1，267，93畝。④僅祁紅、寧紅茶區就涉及“三四百茶號，四五萬茶工，百余萬茶農”⑤。

再如棉花，亦得到大面積種植。1884年11月7日的《申報》記載：“江西德化縣之封一、封二、桑落等鄉，山多田少，秋收以棉花為大宗”；傅春官在《江西農工商礦紀略》中說：“該縣(德化縣)出產農田之外，以棉花為大宗，每年約出二十余萬包。”據1928年的調查，棉花的產量“九江及江北地方，每年產數約三十余萬擔，有運往上海出售者；有由久興紗廠購買者，其數不能確定”⑥。1931年江西全省棉花總產量達39．9萬多擔，居全國第lO位。⑦而且出口亦保持了較高的水平。

江西煙葉亦得到普遍種植，民國之初，煙葉生產保持了一個較快的發展勢頭。據農商部1917的統計，江西每年產量在198．9萬多擔，“實為中國最大之煙草出產地”⑧。江西煙葉每年除留給自用之外，基本上都供出口。從九江海關出口統計來看，1928年出口總值為310萬海關兩，1929年為252．8萬海關兩⑨，居全國上游水平。

農副產品的商品化程度也普遍提高，致使各縣均有一些特色的經濟作物提供市場，據傅春官在《江西農工商礦紀略》中記載：

瑞昌縣：“惟民山隙地，向種煙麻，隨時諭令鄉民推廣種植，現在煙葉統稅，本年已加收錢四百千文，苧麻統稅，亦較往年大旺，因民之利而利之，似屬已有功效。……該縣南北鄉出產，以麻與煙桕油為大宗，麻約出五六萬梱，煙葉約出十余萬擔，桕油約出五六千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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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Portune：AResideceamongtheChinese,p393轉引自《中國近代貿易史資料》第3冊，第1473—1474頁。

②國民政府實業部上海商品檢驗局編：《江西之茶》，1932年印行，第2頁。

③TradeReports,1882年，九江，p106，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3冊，第1537頁。

④張景瑞：《江西產業現狀之檢討》，《實業部月刊》第2卷第2期。

⑤《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設立經過及其成績》載《經濟旬刊》第7卷第l3、14期合刊，1936年。

⑥商衍鎏：《江西特稅紀要·調查》。

⑦許道夫編：《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頁。

⑧《江西之煙產與卷煙消耗》，見《江西經濟問題》，第315頁。

⑨《江西之煙產與卷煙消耗》，見《江西經濟問題》，第316—317頁。

新城縣(今黎川)：“縣屬出產，以煙葉為大宗，各行棧收買刨絲，打包裝箱，經客商販運蘇滬及九江、吳城一帶出售，銷路既廣，獲利甚厚。”

廣昌縣：“婦女均以績麻為事，所織夏布，每年約出二萬余疋，運銷山東河南福建等省。價值約三萬余金。……煙葉一項，產于白水鎮驛前市等處，每年多則四五十萬斤，少亦三十余萬斤。每百斤價約八九兩或十余兩不等。近年有洋商信隆行夥，請領聯單，來縣采買。”

吉水縣：“邑內并無大商巨賈，惟出產紅瓜子薄荷油兩項，間有美商粵人來縣採買，分運九江粵省銷售。……折桂、中鵠等鄉，所收紅瓜子，已有美商新義泰洋行，來縣採買，每石可售洋六七元。……三十二年，收紅瓜子七八百石，每石可售洋六七元，薄荷油約收二三百斤，每斤售洋四五元。”

據1936年《江西農村社會調查》中有江西農民對農產品的支配情況亦可以看出其主要農產品的商品化提高的基本狀況：水稻商品率為5．97％，油菜籽為61．39％，小麥為26。32％，甘蔗為96．29％，花生為75．67％，芝麻為62．82％，黃豆為61．04％，棉花為73．49％，蕎麥74．88％①。

其次，手工業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19世紀末，外來棉紗開始涌人江西，它使江西傳統的手工棉紡織業發生變化。至1919年輸入棉紗16．8萬擔。②此后平均每年外來之棉紗達10萬擔以上。手紡之紗不如機織紗勻細，“內地人民有盡用洋紗織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價亦較土棉紗為廉，且較買市肆洋布，更為便宜”③。20世紀20年代，全省出現了“機杼不減于舊，蓋業布業者市洋紗為之，貧婦計段責值而已”④的發展趨勢，“每日織出之布，則由家中男丁負入城內，向各專賣土布店零賣，隨時復在城內紗號零買洋紗歸家以供紡織”⑤。據江西省政府1930年調查，吉水、豐城兩縣每年各產80萬匹以上；龍南、峽江、清江、南康、新淦五縣，年產各在10萬匹以上；其余年產數千匹至數萬匹的有南昌、東鄉、進賢、上饒、新余、安福等縣。13縣合計年產約280萬匹，值340萬元。另據棉統會1933年調查江西27縣，共產棉布900余萬匹⑥，足見江西手工棉紡織業的發達程度。

九江開埠后，夏布出口量大量增加，帶動了手工夏布業的發展。夏布最旺盛時期是清末民初，加工夏布的家庭遍于鄉間。德興縣的農村到處都見家庭加工夏布，“篝燈四壁，機聲軋軋，卒發之謀，常取具于是”⑦。機杼之聲在萬載也處處可聞，全縣有100多家作坊從事夏布生產。上高縣最旺盛時每年有百萬元的夏布進行交易，宜黃則為“各處夏布集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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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經濟部江西省農村服務區管理處編印：《江西農村社會調查》，第107頁。

②《關冊》中文，1895年，上卷。

③陳榮華等編《江西近代貿易史資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頁。

④《廬陵縣志》卷四，宣統版。

⑤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3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15頁。

⑥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261,266頁。

⑦《德興縣志·物產》，民國八年刊本。

至1933年，江西夏布的產量是94．7萬匹①，占同年全國夏布總產量210萬匹的45％，居第一位。

復次，近代工業企業的緩慢興起。九江開埠以后，西方資本主義的契人，在土洋貨相互碰撞中，迫于落后的生產方式敵不過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競爭，因而產生了改變生產方式、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愿望和要求。“振興實業”、“設廠自造”、“挽回利權”，成為19世紀未初江西商紳發展民族經濟的口號并開始嘗試，先后有20家新式礦冶業和十數家新式工業問世。②總體而言，這些近代工業企業分布不平衡、結構不合理、設備簡陋、規模不大、資金短缺、經濟效益普遍較差，存續時間亦相對短暫。但是，這些新式的工礦企業的出現，標志著先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勢力的在江西的興起，為以后江西近代工業企業的創辦和發展開風氣之先。

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滲透對江西商品經濟的打擊和破壞作用遠遠超過了它對江西商品經濟的刺激作用。比如造紙業是江西比較發達的手工業，鉛山縣和石城縣是江西造紙業的兩個中心地區，鉛山“紙張一項，昔年可售銀四五十萬兩”，但到光緒末年，因“洋紙盛行，售價不滿十萬”③；石城縣“素以造紙為業，紙料尚稱堅白，末停科舉以前銷路甚廣，昔年出口，不下百萬之數”，但到光緒末年，也因“洋紙盛行，銷路既滯，歇業者十居八九”④；景德鎮的陶瓷業在明清之際享譽國際市場，為江西“出口貨第一色”，然而，到“咸同以降，出口大減，而洋瓷人口，歲且百萬”⑤；夏布也是江西銷路較好的產品，但是，由于洋布的輸入，“非但各省銷路頓窒，即贛省本地人亦竟購外貨，而布業一落千丈，紛紛虧蝕收歇”⑥。不僅如此，就是出口增長很快的茶葉，自19世紀80年代以后，也由于在國際市場上受到日本、印度、錫蘭等地茶葉的競爭，也日趨衰落下來。義寧州本是江西著名產茶區，但是，由于“外茶日興，中茶減色，制造不精，莊用及關稅加重，種種折算，出戶所人不過十分之一”⑦，導致茶行紛紛歇業或轉行。義寧州茶葉生產的衰落，也導致九江茶市的衰敗，“茶市逐漸移至漢口，九江洋行、茶莊均先后收縮或停業。于是一般茶莊不得不改弦更張，另辟途徑，轉趨于茶棧業，專營轉運報關之事”⑧。這不僅使江西農村貧困化現象日趨嚴重，同時又阻礙了經濟近代化的進程。

綜上所述，九江開埠對近代江西經濟的變遷起了重要作用，它使江西的傳統商路它為封閉的江西地區開啟了對外接觸的窗口，傳遞著外界的信息；進出口貿易使江西地區的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產業結構得到局部的調整，甚至對江西地區的近代工業的產生與發展也起到了催化作用，使得江西整體社會經濟發生近代性的變化，也逐漸地向近代化方向轉型。但是，也應該看到，作為江西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極，九江在江西地理位置中的趨中性較差，對江西地區的輻射功能需要通過政治中心城市。因而九江開埠對江西經濟進程和變遷的影響是有限的，并沒有從根本上扼制江西近代百年以來的邊緣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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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西年鑒》，1937年版，第942頁。

②根據陳榮華等《近代工礦史資料選編》、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相關數據整理。

③傅春官：《江西農工商礦紀略》之《鉛山縣·商務》。

④傅春官：《江西農工商礦紀略》之《石城縣·商務》。

⑤林傳甲：《大中華江西省地理志·稅關》，1919年版。

⑥《時報》：宣統三年正月二十日。

⑦龔溥慶：《師竹齋筆記》卷三。

⑧《工商通訊》第1卷(1927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