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嚴重警告經濟繁榮背后社會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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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當前中國經濟社會形勢，這是‘治國安邦’正確決策的信息基礎。過去20多年中國經歷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出現了空前的經濟繁榮。但是，經濟繁榮并不必然或自動導致社會穩定。從中國歷史來看，嚴重的社會危機往往發生在經濟繁榮期；從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長突然因社會危機而停滯、衰退甚至崩潰。 當前，中國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世界最大范圍的生態環境破壞。 老百姓的心態始終是中國社會穩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國社會治理的‘測量計’。建國50多年的歷史特別是2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史告訴我們，社會穩定是保證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重要基礎。社會穩定的核心是人心穩定、人民滿意；反之，人心不穩定、人民不滿意，就會引起社會不穩定。 我們發現，目前全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1-2億人，其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滿意者在3200-3600萬人，其比例在7-8%。不滿者主要是那些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過程中的利益受損者，包括下崗失業者、農民、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下降者，以及不同利益受損者。他們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有矛盾也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是，這種大范圍的不滿情緒已經形成破壞中國社會穩定的催化劑，它的迅速積累甚至有可能演化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或者當出現突發性事件時，這些不滿情緒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成為‘燎原之勢’。 在過去幾年，各種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連續對我國城市居民進行了社會形勢問卷調查，調查表明，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結構性的不穩定因素。20多年的經濟持續增長并沒有化解這些不穩定因素，反倒愈來愈強化。我們的分析表明，社會分配不公是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個倫理問題，它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穩定性的政治問題。對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執政并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 中國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 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呈現了歷史上少有的持續“經濟繁榮”。但是在經濟繁榮的背后，是否存在一系列社會不穩定因素呢？如果存在，是否能保證中國今后5到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繁榮呢？決策者應當是“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見《易經》）。這是中國歷史上“治國安邦”的最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態勢，這是‘治國安邦’正確決策的信息基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我們寧可把困難與挑戰估計得嚴重一點，把應對預案與對策準備得嚴重一點，才能避免被動，立于不敗之地。但是，決策者們仍然過低地估計各種國內的挑戰（這里還不包括臺灣與國際挑戰），又過高估計處理各種社會危機的能力。在重要的文獻中對中國當前社會形勢的估計是“輕描淡寫”，例如，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穩定；也面臨著一些突出的問題是：農民收入增長較慢，就業壓力增大，企業改革中許多深層次矛盾尚未解決，國民經濟結構矛盾仍然比較突出，整體素質不高。我們認為，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極其嚴峻，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世界最大范圍的生態環境破壞。 作者曾經在1999年的國情報告中提出嚴重警告，“盡管目前中國還不會發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也不排除發生局部的突發性事件的可能性，社會不穩定又成為當前中國最突出的問題。這就決定了中國當前必須把保持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但是，有的人認為這是“危言聳聽”、“言過其實”。1999年4月爆發了組織沖擊中南海事件，被總書記稱為“神不知，鬼不覺”，震驚了中央，也震驚了全世界。迄今為止，這個政治事件給中國及其領導人在世界造成的負面影響還遠沒有消除。 1999年5月作者再次撰寫了《關于當前我國社會穩定的狀況與對策》的國情報告，引用了沉致遠等人的研究成果，突發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發生機制可大致分為兩類：一是“能量積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發，當能量積累超過所能承受的臨界值后突然釋放出來，又如泡沫經濟的虛假價值不斷積累，直至突然崩潰。二是“放大型”，例如企業倒閉而引起一系列債主相繼倒閉，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國危機引起“級聯放大”效應，造成亞洲金融危機。這兩類突發性事件都有“一觸即發”的特點，也有能量積累放大效應，即‘能量積累越多，放大倍數越高。我們的報告指出，目前我國的許多突發性事件大都屬于“能量積累型”，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有一個“能量”積累過程，也出現了許多明顯的前兆，而且問題積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顯，目前存在的諸如腐敗問題、干部作風惡劣問題，社會治安問題，拖欠工資和養老費問題等等，不解決或拖延解決，甚至對上“封鎖消息”，將最終“一觸即發”。國際經驗表明，如果不能處理好這些“能量積累型”的突發性事件的話，這些事件可能會轉化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無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統崩潰（政府突然間垮臺）。印度尼西亞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我們進行國情研究的宗旨始終是防止出現最壞的事件和結果。就像科學家一樣，我們還不能預測這些“政治地震”、“活火山”什幺時候爆發，但是我們能夠知道它們活動的地帶和正在積蓄的能量。為了防止中國再次出現1989年的事件，防止中國出現第二個“印度尼西亞”的社會動亂。這是作者向決策者和相關部門發出的最嚴重的警告。 國家長期戰略研究小組從最高國家利益出發，主要研究嚴重影響我國持續發展的根本性重大挑戰――當前我國社會不穩定狀況及其原因。這需要回答幾個基本問題，當前我國社會是比較穩定還是不穩定？如果不穩定，主要的表現是什幺，依據又是什幺？社會不穩定會產生什幺政治、經濟及社會后果？靠經濟增長能夠自動地解決社會不公平和社會不穩定問題嗎？對社會包括對政府不滿者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是人民內部矛盾，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如何避免演變或推向對抗性矛盾？ 在目前重大社會問題信息不完全、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開的情況下，特別是中央與地方有關部門在掌握了真實信息的情況下，“欺上（指欺騙中央領導人）瞞下（指對社會公眾隱瞞）”十分盛行，從電視上所看的是“一派歌舞升平”，極大地掩蓋了經濟繁榮下的日趨嚴重的社會危機。 本文研究結論來自于基本事實，主要參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公開發表的《社會藍皮書：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1年和2002年）和各類官方或非官方組織對城市居民社會形勢的問卷調查資料，這些調查的方法有所不同，調查的對象不同，調查的問題設計不同，但是均可以比較翔實地反映老百姓的心態，還可以從統計學的角度作相關分析。此外，作者還根據近年《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進行了各種計算，以便進一步分析了解社會不穩定的宏觀背景。 本文分為5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紹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宗旨，明確指出中國已經進入新的社會不穩定不公平時期。 第二部分詳細介紹各類調查不同人群對社會穩定及其影響因素的看法，當前最突出的社會不穩定是：日益嚴重的腐敗，大規模的下崗失業，農民收入下降負擔加重，貧富差距擴大。 第三部分給出本文研究分析理論框架，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地位影響滿意程度”，為此提出了4點基本判斷，以解釋為什幺有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和社會狀況滿意，有的人則不滿意。 第四部分進一步分析哪些人對自己生活狀況和社會狀況不滿意，哪些人比較滿意或者很滿意；社會的低收入人群、邊緣人群或者弱勢人群是輸家，是不滿意者的主體，社會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強勢人群是贏家，是滿意者的主體；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在1—2億人，其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滿意者比例在7—8%，大約在3200—3600萬人之間。 第五部分進一步討論本文的分析結果和社會含義，即在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過大，政府缺乏在全社會調節收入分配的能力，不能及時和主動解決公開的和潛在的社會矛盾與沖突，即可能出現‘倒J’現象，就像印度尼西亞一樣，持續的經濟增長突然出現“逆轉”，由社會不穩定導致社會動蕩。 不同人群如何看待我國社會形勢：中國社會不穩定的突出問題，目前我國社會不穩定最突出的問題是什幺？人民群眾如何看？黨政干部如何看？我們發現，各類調查有驚人的共識。 老百姓普遍認為：腐敗、下崗失業和農民負擔過重是影響中國穩定的三大突出問題。“我國社會穩定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城市居民對影響當前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或問題）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個大問題上：下崗失業，腐敗，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社會治安惡化；農村居民2001年關注的五大問題是：農民負擔過重，腐敗官僚主義，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失業下崗人員增加。以上都具有相當高的復選比率。從中央紀委系統1996年以來連續6年的調查中，人民群眾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中的頭號問題，1996年為通貨膨脹，1997－2000年為腐敗，2001年轉為失業與就業，腐敗居第二位。 黨政干部也認為腐敗已成為中國頭號的社會問題。從中央黨校課題組的調查看，地廳級黨政干部對影響中國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或問題）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問題上：腐敗，國有企業，收入差距，下崗失業，農民負擔；2001年黨政干部認為社會形勢中最嚴重的頭號問題依然是腐敗問題。腐敗問題連續3年位居榜首。黨內中高級黨政干部都一致認為，目前是中國腐敗最嚴重的時期。 歷史告訴我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無論是普通群眾還是黨政干部，他們對中國社會形勢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們在那些重大問題上不僅很準確，而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我們以如下事實來進一步說明。 當前我國社會不穩定因素突出表現為： 第一，在城市，存在大規模的下崗失業人群，“九五”期間全國城鎮國有單位在崗職工減少3159萬人，城鎮集體單位減少1648萬人，兩者合計減少4807萬人。這相當于一個韓國總人口。 第二，在農村，農民農業收入因農產品價格水平持續4年下降（累計下降22%）而遭受大幅度損失，估計在3000－4000億元；與此同時，農民各種稅費負擔愈來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廣大農民的福利。 第三，腐敗已經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根據作者對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四種主要腐敗類型（尋租性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行性腐敗；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所作的初步估計，在90年代后半期，僅以上四種主要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間；根據作者對國家各部門公布的數據（將其分為10類系統性腐敗），僅1999－2001年期間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竟平均每年高達GDP的14.5—14.9%。 第四，貧富差距在迅速擴大，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公共服務水平與可及性十分懸殊，二是地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極化指數迅速上升且達到歷史最高點，三是中國基尼系數明顯上升，已屬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數過高的重要原因。根據長期從事中國收入分配研究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陳宗勝等人對國家統計局資料的計算，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由1988年的0.35上升為1997年的0.40，當計入偷稅漏稅，官員腐敗，集團消費轉化，其它非法收入之后，我國居民收入實際基尼系數由0.42上升為0.49。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實際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屬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較嚴重的國家。 上述問題既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現象，也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這些問題彼此之間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強化。這反映了1990年代以來中國發展的五個相互關聯的悖論： 第一、在受到先后兩次世界性外部沖擊的不利情況下，我國經濟保持了宏觀穩定、低通脹、高增長，經濟效益明顯改進，是我國經濟的最好時期12，但是我國社會矛盾愈來愈突出，社會公眾愈來愈不滿意，社會形勢愈來愈不穩定； 第二、中央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明顯提高，實施防治腐敗的措施最多，懲治腐敗份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會的各類腐敗特別是系統性、單位性、集團性的腐敗愈來愈嚴重，涉及的金額愈來愈大，不正之風愈演愈烈，全黨不滿意，全國人民更不滿意； 第三、大多數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長，生活質量明顯改善，但是相當規模的城鄉群眾特別是農民收入水平增長緩慢，許多弱勢人群愈來愈被邊緣化，他們的基本生活愈來愈困難； 第四、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始終主張堅持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但是中國大陸收入分配變得愈來愈不平等，社會變得愈來愈不公正，甚至比實行資本主義的臺灣還不平等； 第五、無論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資產還是國家的財富都獲得了空前的增長，但是人們的不安全感（人類不安全）愈來愈明顯，這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養老不安全，社會不安全，生態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等。 只要人們感到不安全，他們就會不滿意，當人類不安全問題不能解決，當人們不能通過參與和正常渠道表達來解決時，就會采用其它非正常的手段，直接引起社會不穩定。

研究分析框架：“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老百姓的心態始終是中國社會穩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國社會治理的“溫度計”。建國50多年的歷史特別是2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史告訴我們，社會穩定是保證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重要基礎。社會穩定核心是人心穩定，人民滿意；反之，人心不穩定，人民不滿意，就會引起社會不穩定。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實行“良治”的基礎，也是保證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礎。 那幺為什幺有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不滿意？在什幺情況下，這些人對社會和政府不滿意？如果他們不滿意的話，將采取什幺途徑或手段表達他們的不滿？或者說在經濟迅速發展、社會劇烈變革、中國日益開放時期，哪些人是輸家，哪些人又是贏家呢？ 改革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下半期，中國社會的收入分配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從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長到“部分獲益型”增長，從全民“非零和博弈”增長到“零和博弈”增長，從“人人受益”增長到“部分人獲益型”增長。在過去20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開放的成果。如果說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不公平僅僅體現在有些社會群體所獲得的收益要比其它群體大上，在過去六、七年里，改革開放越來越像一場“零和博弈”：在少數人暴富的同時，一些社會群體第一次變成了絕對意義上的“輸家”。改革剛開始的時候，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現在，盡管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數拉美國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但已經高于大多數東歐轉型經濟體、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中國的一些亞洲鄰國。在任何社會，不平等從來都是社會不滿的根源，嚴重的不平等都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本文的研究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以下四個基本判斷之上： 1、人們的實際經濟與社會地位直接影響他們對自身生活狀況的滿意或不滿意程度。一般說來，經濟社會地位越高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越滿意；反之，經濟社會地位越低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越不滿意。 2、人們對自己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直接影響他們對社會形勢穩定程度的主觀判斷。一般說來，對自己生活狀況十分滿意的人，往往傾向認為社會形勢穩定；反之，對自己生活狀況不滿意的人，傾向認為社會形勢不穩定。 3、人們對自己生活狀況滿意與否還會影響他們表達不滿的方式。一般說來，對自己生活狀況滿意的人，往往選擇正常渠道來表達對其它事務的不滿；反之，對自己生活狀況不滿的人，更可能傾向于選擇非制度渠道并以較激烈的方式表達其不滿。 4、人們對自己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對社會形勢穩定程度的主觀判斷，及其表達不滿方式的激烈程度都可能影響客觀社會形勢的穩定。如果相當多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不滿，對形勢作出不穩定的主觀判斷，并傾向選擇激烈方式表達不滿，勢必造成社會形勢難以穩定。反之則反。 在這個分析框架中，最關鍵的變量是人們對自己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它受人們實際經濟與社會地位的影響，同時也會對客觀社會穩定產生間接和直接的影響。 調查結果：哪些人對生活與社會狀況不滿意 哪些人對生活與社會狀況不滿意呢？他們有多大比例呢？又有多大人口規模呢？為什幺了解和研究這個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呢？如果說在革命戰爭時期，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1926年）。那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政治統治及其合法性的首要問題是“誰擁護政府？誰反對政府？”對經濟轉軌期保持中國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而言這是最為重要的信息，也是我們最為關心的、最需要了解的信息。 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和零點調查公司的調查資料提供了詳細的、比較權威的重要信息。我們在上述資料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分析，試圖尋找影響人們主觀看法的原因，了解影響我國社會不穩定的重要人群和重要因素。 1、人們對自己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比例明顯增加 根據“我國社會穩定研究課題組”2000年對城市居民調查，對自身生活狀況不滿者（包括較不滿意和不滿意）達到22%，即超過城市居民的1/5，就全國城鎮人口而言，約有1億人。 根據零點調查公司2000年對10個城市居民調查，對市民生活不滿者（不太滿意和非常不滿意）達到26.7%，2001年這一比例提高到33.6%，即有1/3的城市居民不滿意。就全國城鎮人口而言，約有1.5億人。與此同時，對市民生活滿意者（指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比例由55.5%提高到63.4%，出現“兩極同化”趨勢，即不滿意者與滿意者的比例都在增加。 在“我國社會穩定研究課題組”過去三年的調查中，總的來說，人們對自己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變化很小。每一年都有大約55%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表示滿意，大約45%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表示不滿意。就全國城鎮人口而言，約有2億人。由此可知，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在1－2億人，其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滿意者比例在7-8%，大約在3200-3600萬人之間。 那幺哪些人比較滿意自己的生活，哪些人不滿自己的狀況呢？我們將對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2、人們的實際社會地位：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社會 人們的社會地位是指相對地位：一方面是相對社會其它階層進行比較，另一方面是相對自己過去的地位進行比較。90年代中后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力度的加大，中國經歷了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結構調整。1995－2000年僅國有部門和城鎮集體單位在崗人員減少了4800萬人，同時社會各階層的相對收入水平急劇變動。改革與開放并不是“人人都是贏家”，盡管產生出了一大批受益者，但也制造了人數規模較大的利益受損者。 我們用三項指標衡量人們的實際社會地位，即是否下崗失業、收入水平和收入變動情況。下崗失業對人們社會地位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對在崗就業的人來說，收入水平則是衡量其社會地位的主要指標。如果說前幾年還存在過“腦體倒掛”現象的話，現在中國社會已變成與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相似的準等級社會：人們的社會地位已充分反映到其收入水平上。“腦體倒掛”現象已經基本不復存在。我們要考察的是，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下降？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上升？ 下崗職工是收入水平下降的主要人群，而在崗人員收入水平增加的比例較高。下崗職工是城鎮人口中的主要“輸家”。1999年，在調查的城市里，有38.5%的居民收入比上年有所下降。而在下崗失業工人中，收入下降的比重卻高達72.4%，比平均數高出34個百分點。同年收入有所增加的居民占被調查對象的16.9%。但在下崗失業工人中，這一比例不到5%。2000年被調查城市的情況總的來說要好一些。下崗失業工人仍然是嚴重的利益受損者，他們的收入水平下降的比重比在崗人員要高出一倍，分別為42.7%和21.3%；而下崗失業工人收入增加的比例則微乎其微，只有4.9%，在崗人員要高出近4倍，為19.1%。作者從當年一同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了解到，大部分人已經下崗或提前退養，他們講“讓我們下鄉務農，鄧小平讓我們回城務工17，讓我們下崗失業”。這反映了1500－1700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心態，期間他們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機會，現在他們的大多數又失去了就業勞動的機會，“上有老，下有小”，當他們加入退休大軍時，成為低收入人群或社會邊緣化人群，顯然讓他們一生中多次承擔政治決策失誤和社會改革成本是不公平的。 下崗失業人員屬于低收入群體，但低收入群體還包括很多在崗就業的人。如果把城市居民按收入分成以下八檔，一種相關關系便凸現出來：即在過去兩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體收入變動的方向越可能繼續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體收入變動的方向越可能上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意味著平均月收入低于300元。在有些城市，這樣的收入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線。但這樣的低收入群體中，有61%的人在1999年收入下降，有38%的人在2000年收入下降。反觀年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群體，他們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幾乎高于任何其它群體。 中國的官方數據表明，過去4年中國城鎮居民出現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他們之間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對差距愈拉愈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最低收入困難戶占城鎮居民戶的5%，人數達到1850萬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187元，；到2000年，人數達到2290萬人，他們的人均月收入196元。最低收入戶占城鎮居民戶的10%（包括了最低收入困難戶），人數達到359萬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204元；到2000年，，人數達到4584萬人，他們的人均月收入223元。在1996－2000年期間，城鎮最低收入困難戶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長率分別為1.2%和1.6%，而最高收入戶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長率分別為9.7%和9.3%。他們之間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對差距分別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擴大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照過去4年的增長趨勢，5年后，他們之間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對差距分別擴大為8.53倍和5.74倍。我們發現，收入水平愈低，就業面愈低，下崗失業比例愈高；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業面愈高，下崗失業比例愈低。城鎮最低收入困難戶平均每戶就業面最低，只有42.81%,比全國城鎮平均數（53.60%）低10.79個百分點，比最高收入戶水平（60.04%）低17.23個百分點。 我們估計，2001年我國城鎮貧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難戶人口）的上限為2300萬人，約占城鎮人口的5%，月人均收入為200元左右；我國城鎮貧困人口的下限為1400萬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員1230萬人），約占城鎮人口的3%，月人均低保資金不足100元（2000年為58元）。這還不包括大量在崗職工和民工拖欠工資和報酬（約有1400－1500萬人），大量退休離休人員拖欠養老金。 以上微觀抽樣調查與宏觀統計數據都表明，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國家，如同“馬太效應”。最令人擔憂的是連最高領導人也在否認中國已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的活生生的現實。長此下去，中國將付出沉重的社會代價和政治代價。 3、人們的實際社會地位與他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 人們的實際社會地位對他們是否滿意自己的生活狀況有很大的影響。根據“我國社會穩定研究課題組”的調查有如下結果。 下崗失業人員對自己生活狀況最不滿意。從就業角度看，絕大多數在崗人員對自己的生活狀況是滿意的，而下崗失業人員中1999年有70%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不滿意，2000年這一比例近占一半。 低收入人群對自己生活狀況最不滿意。從收入水平看，雖然在不同年份人們對自己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有所變化，但明顯存在一種相關關系，即收入水平越高，對生活狀況越滿意；反之，收入水平越低，對生活狀況越不滿意。年收入在三千元以下的群體對自己的生活狀況最不滿意。 收入水平下降的人對自己生活狀況最不滿意。從收入增減的角度看，絕大多數收入增加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表示滿意，而絕大多數收入下降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表示不滿，1999年這一比例占2/3，2000年占1/2。 若以1分表示對生活狀況不滿意，用5分表示很滿意來反映不同收入組或不同類型人群的滿意程度。根據“我國社會穩定研究課題組”資料，從不同年齡組比較，31—50歲之間的4個年齡組滿意程度最低，在3.02—3.15分之間；從不同收入組比較，最低收入滿意度最低，只有2.82分，而最高收入組滿意度最高，為3.69分；從不同職業分類比較，下崗失業和非技術工人滿意度最低，分別為2.67分和2.97分，離退休、干部或經理、高級技術人員滿意度最高，分別為3.48分，3.47分和3.46分；從不同文化程度比較，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被訪者滿意度最低，分別為3.14分和3.16分，而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被訪者滿意度最高，為3.90分，其次是大學文化程度者，為3.46分；從不同城市比較，上海和貴陽居民滿意度最低，分別為2.98分和3.00分，而廈門居民滿意度最高，為3.53分。 顯然社會的下崗失業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邊緣人群或者弱勢人群是輸家，是不滿意者的主體，社會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強勢人群是贏家，是滿意者的主體。這種大范圍的不滿情緒已經變成破壞中國社會穩定的催化劑，它的迅速積累甚至有可能演化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或者當出現突發性事件時，這些不滿情緒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成為“燎原之勢”。 4、不滿者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高風險人群。 對自己生活狀況滿意的人中，超過一半認為我國的形勢是穩定的或比較穩定的。而在對自己生活狀況不滿的人群中，持同樣看法的人要少得多。相反，這群人中有相當大的比例認為我國的形勢較不穩定或不穩定。這種對穩定與否的判斷是主觀的，與客觀形勢的穩定程度沒有一一對應的關系。但是，勿庸置疑，人們的主觀判斷可能影響客觀形勢。為什幺對自己生活狀況不滿的人傾向與認為形勢不穩定呢？一方面，這當然是由于他們也許看到了其它人忽略了的不穩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于不滿使他們暗暗期待某種變動。因此，當一個社會里相當多的人認為形勢不穩定時，不穩定就可能變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對自己生活狀況不滿還可能影響人們的行為。當被問到會采取什幺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時，總的來說，我國城市居民是相當理性的。絕大多數人會選擇通過正常渠道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或向新聞單位反映、或訴諸法律。也有一些人會以消極方式表達不滿，如發牢騷講怪話。只有極少數人會采取激烈的方式表達不滿，如聚眾游行請愿，或罷工罷課。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對生活狀況不滿的人比其它人更傾向于采取激烈手段表達自己；二是在2001年，傾向使用激烈手段表達自己的人在比重上翻一一番，既包括那些對自己生活狀況不滿的人，也包括那些對自己生活狀況滿意的人。這兩點都不是好征兆。

結論與討論：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 經濟繁榮并不必然或自動導致社會穩定。從中國歷史來看，嚴重的社會危機往往發生在經濟繁榮期；從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長突然因社會危機而停滯、衰退甚至崩潰。 在過去24年里，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跡。尤其是1997年以來，在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里，我國經濟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經濟衰退的情況下，雖然面臨種種不利因素，我國經濟增長的勢頭也沒有停下來。但就是在宏觀經濟穩定、GDP持續增長的背景下，目前我國各類不穩定因素卻在大幅度增加，例如過去五年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年平均增長30%以上，幾乎每3年翻一番。又如，1996年底我國傳統民政“三無人員”只有50萬人，到1997年底我國最低生活保障人員（簡稱低保對象）達到89.2萬人；據民政部最新統計，到2002年1月底，全國享受低保人數達到1235萬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難職工和失業家庭成員。全國沒有納入低保范疇的仍有約500萬人。232002年1月我國城鎮低保人數是1997年底的近14倍。這些社會指標增長率都大大超過經濟增長率。 一個十分流行的主流派的觀點是“發展萬能論”，主張“靠發展解決一切問題”。這里的“發展”實際上是“增長”，與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發展觀相差甚遠，是典型的“增長至上論”。很明顯，希望用經濟增長來解決社會不穩定問題既不現實，又不會達到社會穩定的目標，正如上述所言，中國一直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也顯著增加。 為什幺我國的經濟高增長并沒有帶來人類安全，人心穩定和社會穩定呢？原因很簡單。并不是所有的增長都會帶來社會穩定。各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公平的增長才會帶來社會穩定；不公平的增長則往往帶來社會不穩定甚至是社會動蕩。不幸的是，90年代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像是“無就業增長”（不創造就業機會的經濟增長，“不公平增長”。結果，下崗失業和收入分配不公變成了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必然自發地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和各個階級分化，只有政府有意愿或有意識地主動地在全社會公平分配收入和財富，才能抑制和縮小收入差距，糾正社會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正，真正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從這個意義上看，政府的職能不是直接介入市場經濟活動本身，而是創造良好、公平的市場環境，不是優惠一部分人或地區，歧視其它人和地區，而是維持和保證公平競爭的統一市場。在過去一段時期里，政府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這種分化，而沒能抑制這種分化的形成和擴大。無論是對經濟體制的選擇，還是對發展策略的選擇，我們都自覺不自覺地默認甚至鼓勵了階級分化。現在到了必須反思我們增長模式的時候了。否則，階級分化只會進一步加劇，甚至有可能導致階級間你死我活的斗爭。那時候才認識到公正的重要性則為時晚矣！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社會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實現長治久安無異于緣木求魚。 另外，我們必須正視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維爾就注意到，社會大動蕩往往不是發生在經濟長期停滯的地方，而是發生在經歷了經濟增長的地方。根據他的觀察，最可能發生動蕩的時刻是經濟停止增長、開始出現下滑的那個拐點。法國革命正是發生在這樣一個時刻。后來，研究革命和動蕩的學者把與托克維爾類似的觀點稱之為“倒J”假設。他們找到了很多證明“倒J”假設正確的證據。 為什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或對外開放過程中容易產生社會不穩定呢？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得瑞克在總結東亞金融危機的教訓時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公式：經濟增長=－外部沖擊×（潛在社會沖突+沖突管理機構）。該公式表明：（1）外部沖擊對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而外部沖擊如亞洲金融危機、石油危機或世界經濟衰退均屬于不可預測、不可控制的隨機事件；（2）潛在地社會矛盾越多，沖突越大，外部沖擊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就越大，例如收入差距越大、社會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民族矛盾越劇烈，那幺經濟增長下降的幅度就越大，社會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大；（3）在給定的外部沖擊和現存的社會矛盾狀況下，社會管理機構越脆弱，其調節社會矛盾的能力越低，在全社會進行公平分配的意愿越小，人民廣泛參與政治民主和利益表達的機會越少，弱勢群體越容易受到忽視，那幺，一旦遇到經濟動蕩和外部沖擊，就會加劇原有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也就越大。這正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社會不穩定、社會動蕩不止、政府不斷更迭的原因。最近的一個典型案例是，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但社會卻越來越不平等、政治越來越腐敗的印尼蘇哈托政權在受到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后垮臺了，這個民族國家在危機中走向混亂，GDP下降了20%以上。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十分不利。依靠廣大的內部市場，我國經濟應該能夠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但“天有不測風云”。凡事需做最壞打算，未雨綢繆才能防患于未然。如表15所示，一旦經濟增長大幅放緩，或者外部挑戰強烈沖擊，就很容易引起中國內部社會矛盾沖突時，如果不能及時處理，或者受外部干預，就會形成全局性的突發性事件，不排除1989年的政治風波事件或者類似印度尼西亞事件的出現。 已經有學者強烈意識到，中國將發生嚴重的社會危機。例如中央黨校的周天勇教授早在1999年就發出嚴重警告，未來10年，中國發生社會不穩定狀態的可能性要比過去20年大得多，國民經濟因社會失穩而突然陷入負增長的概率也較高。他指出，當金融體系崩潰，失業和下崗勞動力規模太大，城鎮日益擴大的貧困階層的不滿情緒不斷高漲，社會將陷入動蕩狀態，國民經濟將因負增長而蒙受巨大損失。可惜這種“真知灼見”都被社會廣為流行的“歌舞升平”所淹沒，被決策者所忽視。 我們認為，不能簡單用加速經濟增長的方式來化解這些不穩定因素。我們的分析表明，社會分配不公平是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倫理問題，而且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合法性穩定的政治問題。對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執政并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