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管理改革路徑選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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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摸著石頭過河”的初期改革戰略；“先易后難”改革戰略；空間布局上的非平衡演進戰略；以開放促發展促變化戰略；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愈改愈清晰的市場取向改革戰略；獨具特色的漸進式改革戰略；改革、發展、穩定三原則的戰略等進行講述，包括了人們從中國農村改革實踐中還能發現一個改革原則、如果沒有當初創立深圳經濟特區,很難想象今日中國改革會是個什么樣子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30年改革開放,30年風云激蕩,30年神州巨變,中國制度變遷(改革)為何取得巨大成功,其原因眾說紛紜。中國實現成功改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選擇了正確的改革戰略,這包括市場取向改革戰略、漸進式改革戰略等,并且這些戰略對中國今后進一步改革開放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關鍵詞:制度變遷;路徑選擇;改革戰略

制度變遷是制度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從一種制度方式向另一種制度方式變遷過程中的路徑選擇與整體設計問題,仍是制度經濟理論中的薄弱環節。中國改革開放已歷時30余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創造了世界奇跡。中國的制度變遷(改革)較好地回答了這一問題,值得研究總結。毋庸置疑,決定中國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這里面最值得人們總結的是中國改革所采取的戰略。也許可以這樣認為,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采取了比較正確的改革戰略。

一、“摸著石頭過河”的初期改革戰略

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正處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近30年的成功、挫折、曲折和反復,大多數人盼望能走出一條新路。鄧小平用“摸著石頭過河”這一形象的說法,對初期改革戰略做了精辟注解。中國改革首先發生在農村,且以包田到戶這種形式出現。土地是一種比較單一和固定的生產資料,和每家每戶勞動力相結合,就能構成一個基本生產單位,全國所有農戶大同小異,人類歷史上幾千年基本上都是如此做的。包田到戶這種農民打心里想做的事情可以說是世間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包田到戶和大集體相比,不僅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還會給農民自由(這一點過去大多數人在分析農村改革的動力時似乎忽略了這一點)。所以,這種既容易改革又符合人性的改革,一旦時機成熟就自然“忽如一夜春風吹,遍地改革悄然來”。

今天,人們再回過頭審視當初的農村改革,除了驚嘆它的歷史影響外,還一定要看到它對以后中國其它改革所做的鋪墊作用,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為城市改革的推開奠定了良好基礎。如果農村還繼續實行大集體制度,中國不會有幾億富余勞動力流向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擔當起當代中國工業化的重任。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承包制,深化農村改革,這顯然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統籌城鄉改革為舉措,深化農村改革的又一個突破。

二、“先易后難”改革戰略

人們從中國農村改革實踐中還能發現一個改革原則,這就是先易后難的改革次序選擇原則。中國城市改革和農村改革相比,農村改革相對容易,農村改革的成功不僅可以給城市改革提供一些經驗,如國有企業普遍推行的企業承包經營制就是其表現,而且穩住了農村這一頭,城市改革即使有再大的困難也會有吃下了定心丸的感覺。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決城市待業青年就業問題,個體戶就是最早形式的“體制外改革”產物。中國城市真正大面積改革是從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及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開始的,這一改革在初期階段比較成功,曾極大地調動了城鎮企業的積極性,但也帶來了曾經困擾人們多時的雙軌制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在國有企業全面推開了以承包制和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為標志的改革,但雙軌制問題未有解決。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抓大放小”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階段,在1992年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以后,雙軌制體制問題在不太長的時間里迎刃而解。

從國有企業改革的發展脈絡中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在城市經濟改革很長一個階段里,改革是在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改變經濟管理體制這類相對容易的淺表層次上進行的,如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實行企業承包經營制等。這些改革相對容易,其改革阻力和引發的社會振蕩也相對較小,不容易出大問題。真正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如所有制調整與改革問題,特別是公有制企業的產權改革問題,由于在意識形態方面極易引起社會爭論,因此在改革實踐中慎之又慎,甚至一拖在拖。實際上這類改革是在經歷了十幾年“轉換經營機制”后,發現產權改革是饒不過去的,才不得不進行推進的。如1992年以后進行“抓大放小”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就觸動到產權這類深層次改革問題。這也就是所謂改革難度越來越大,“骨頭越來越難啃”。總之,從“機制”性改革到“制度”性變遷的選擇和轉換,正是中國先易后難改革次序選擇戰略的具體體現。這一改革戰略被后來的事實證明是成功的,并且這一改革戰略在以后中國多方面改革中普遍得以實行。

三、空間布局上的非平衡演進戰略

如果沒有當初創立深圳經濟特區,很難想象今日中國改革會是個什么樣子。深圳特區被稱為中國改革的搖籃,隨后有珠海特區、汕頭特區、廈門特區等。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各地建立起各式各樣的開發區,其中上海浦東新區是最成功的典型。特區包括開發區,在中國30年改革進程中是濃彩重抹的一筆,今天回過頭看經濟特區包括開發區的建設歷史,可以肯定地說,它決不亞于當初的農村(包田到戶)改革,它對促進中國經濟騰飛功不可沒。

對于社會主義中國來說,進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并沒有把握,因為這是全人類的一項嶄新事業。經濟特區的首要意義在于它是一塊改革試驗田,建立特區搞改革試驗,如果成功了可以起示范推廣作用,如果失敗了就可以把它關掉,這顯然是一個正確而可行的改革策略。經濟特區和后來的開發區還有一項更為重要的意義,這就是它日后出人意料地成為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孵化器。中國先后搞過沿海開放區的建設,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環渤海區建設等,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呈現從東部到西部、從南部到北部的梯度推進態勢;與此同時,各地又以城鎮為中心,興建開發區,以此向周邊地區輻射。如此空間布局上的“雁陣式”(非平衡)改革和發展戰略,已被事實證明對促進中國的轉型和發展是非常成功的。現展經濟學中有許多關于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起飛的理論,這些理論一個共同的不足之處就是缺乏實用性,都沒有理論見之于實踐的具體途徑。相反,中國籌劃改革試驗區(經濟特區)的方案,區域布局方案,不僅具遠見卓識,而且極具操作性。

與創辦經濟特區構想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國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思想。幾千年來,中國人向來“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國成立近30年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一再強化人們的平均思想,如“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改革開放打破這一教條需要智慧、勇氣和膽識。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適當拉開差距,可以使先富起來的人(地區)起示范作用,以此極大地刺激更多的人發家致富,從而使潛藏在人們心底的致富動機和社會能量,以排山倒海之勢釋放出來。所以,改革開放戰略太切合中國實際了。創設改革試驗區,規劃空間布局的梯度推進,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等,表面上看似乎沒有什么高深理論,然而這些政策完全可以達到那些現展理論要達到的目的。僅就于此,人們不得不佩服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睿智與偉大。

四、以開放促發展促變化戰略

近些年,人們在總結中國改革戰略時認識到,實行對外開放也是一項改革戰略,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近現代史教訓后做出的一個大膽嘗試。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1]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使中國從總體上融入世界經濟,走出去引進來不僅可以使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組織資源,實現資源更高層次的最佳配置,而且能直接利用當今世界的先進技術(跨越技術發展的多個階段),從而實現超越式的發展,這一點是解釋中國為何在如此短時間里實現經濟起飛的最有力的證據之一。另外,以開放促改革也是中國30年改革實踐中形成的一條重要經驗。〖JP+1〗中國改革一開始大多是由內在需要推動的,即所謂“內生性”機制,但也有一些改革是借助外部力量推動的,有人稱它是經濟改革的“倒逼”機制。比如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過程中以及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許多方面的改革是被迫要求“按國際規則辦事”而逼出來的。據統計,為了加入世貿組織,為了與國際接軌,中國共修訂了3000多部法律法規。可以說加入WTO,中國的改革開放才算真正由政策性開放階段轉入制度化開放階段。對外開放有助于增強人們的改革意識,有助于拓展改革思路,有助于借鑒并吸收其它經濟轉軌國家改革的經驗教訓。對外開放后,人們會明顯感受傳統體制與國際社會經濟運行規則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認識國外先進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和根本屬性;另一方面進一步認識中國舊體制的弊端,進而提高改革的主動性和自覺性。所以,開放使人們打開了眼界,開放使人們楊長避短,開放使人們從“拿來主義”中受益,開放使人們擁有了世界市場,開放“督促”人們進步。

五、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鄧小平同志講:“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變革。”[2]鄧小平曾明確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那么改革是要對中國社會進行一場深刻變革,把握改革基本方向至關重要,也就是說中國在改革中要舉什么旗、走什么路,這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改革的根本方向搞錯了,其后果將不堪設想。因此,對改革加以定性,這不僅是一個根本戰略問題,而且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

在中國進行的第一次革命,最終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預言,社會主義能創造新的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能夠解放生產力。然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成為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因此,在保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等,即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方針,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成為第二次革命(或改革)的基本性質。

從蘇聯及東歐國家的社會劇變,共產黨紛紛下臺、國家“顏色”發生改變,導致社會陷入混亂、經濟長期陷入停滯的歷史后果看,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是極富遠見的。正是這一改革戰略使中國走出了一條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事實已雄辯地證明,中國的改革之路不僅走對了,而且也已給世界樹立了一個新的成功榜樣。

六、愈改愈清晰的市場取向改革戰略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最終目標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確立這一目標并不是一番風順的,可以說相當曲折,并有諸多爭論。但是,在最終確立這一改革目標之前,似乎有一點自始至終未發生太大偏離,這就是在自覺與不自覺之中堅持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隨著時間推移,這一改革取向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

伴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開放進程,對中國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有不同說法:(1)1992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2)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央文件的提法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3)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的提法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即“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1989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5)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的提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回顧歷史進程,隨著人們對計劃經濟種種弊端的反思,理論界討論得最熱烈的話題是商品經濟問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商品經濟不是想取消就能取消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須搞商品經濟,而且只有搞商品經濟,才能較好地發展生產力。這場爭論當時盡管很激烈,但最終還是以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央文件形式,對“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作了“統一聲音”的定調。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應建立“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即“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運行模式,這一提法應該說與后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運行模式上基本一致。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3]由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目標模式選擇上終于有了最后的定論,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定位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也因此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問題終于有了一個完美的結局。

兩百多年前,亞當?斯密把市場對經濟生活的調節稱為“看不見的手”的作用[4],憑著直覺揭示了市場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今天,人們對市場及市場機制的認識顯然比那時深刻得多。首先,市場機制具有強大的動力激勵機制。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難以產生這種激勵機制,因為它抹殺了個體的物質利益之所在,使人們只能被動地執行國家指令而從事生產和經營。市場經濟承認每個人的物質利益及創造,能夠使整個社會的生產能量充分地激發出來。其次,市場機制具有高效的信息傳遞功能。在計劃經濟下,信息傳遞是縱向的,環節多、速度慢、成本高,并且易出現扭曲和失真。在市場經濟下,信息主要是在各經濟主體之間橫向傳遞,其距離短且及時,不易失真。由于價格是經濟活動的晴雨表,生產者和消費者根據價格變化,就能及時安排自己的生產和消費。第三,市場機制能保證要素的自由流動,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在計劃經濟下,生產要素具有凝滯性,常常出現“貨到地頭死”現象,特別是在價格固定情況下,資源配置僅僅是一種“技術性”安排,即實物性分配。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素充分流動,價格才能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使資源得到真正最優配置。

七、獨具特色的漸進式改革戰略

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改革過程的漸進性,這一特征幾乎得到全世界的公認,中外許多專家及政府官員對此給予高度評價,并認定它是導致中國成功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之所以選擇漸進式改革方式,有以下幾方面原因:第一,改革的探索性。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經濟改革并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參照,在實踐中走一步看一步就自然成為改革的必然選擇。第二,改革的艱巨性。中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各地區、各行業參差不齊,要讓全國的改革“齊步走”,不僅不合適而且根本辦不到。由于改革涉及整個舊體制的重新調整,不僅要進行農村改革,而且要進行城市改革;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文化體制改革。只有一步一步突破,一步一步改革才是一個比較現實的做法。第三,考慮社會穩定問題。改革一般會涉及利益調整,為保證改革順利進行,必須盡可能減少改革帶來的震蕩和矛盾,使多數人從改革中受益。因此,漸進式改革戰略就成為最現實的選擇。總之,漸進式改革之路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特色,漸進式改革之路從總體上是利大于弊的。今天,也許中國要慶幸沒有走前蘇聯、東歐的激進式改革道路,但也不應忘記中國改革開放的任務尚未完成,必須加快改革步伐,大膽推進新的改革。

整體推進配套改革是漸進式改革必須遵守的一條基本規則。如果把改革的局部推進稱作是不平衡戰略,把改革的配套進行稱作是平衡戰略,那么從總體上平衡戰略和不平衡戰略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平衡戰略要以不平衡戰略為突破口,不平衡戰略要以平衡戰略為依歸,二者相互依賴相互補充。如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調整(“抓大放小”),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分稅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外貿外匯體制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如此大規模改革的同時進行,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只能是配套改革的要求。此外,配套改革還表現在除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同時中國還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教育科技體制改革、文化衛生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國防安全體制體制改革等,這同樣是配套改革之所在。因此,改革必須處理好繼承與發展的關系,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較大成功,就是較好地把握了改革的辯證法原則,這一原則至今仍然是指導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重要原則。

八、改革、發展、穩定三原則的戰略

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是指導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原則,分析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應明確改革是發展的動力,發展是改革的目的。通過政策調整與制度創新,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和源源不竭的活力,目的在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發展應是經濟和社會的綜合協調進步,惟其這樣,經濟改革才能深化,經濟發展才有意義,人民群眾才能真正收益。如果說經濟和社會綜合協調發展是對發展理解的橫向拓展,那么可持續發展則是對發展理解的縱向拓展。當前,中央又進一步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顯然這將進一步豐富發展的涵義。

應明確穩定是改革的保證,改革必須以穩定為前提。沒有穩定,改革就無從談起,發展就更談不上。穩定,首先是政治上的穩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穩定,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偉大旗幟,不斷克服來自“左”和“右”的干擾,并保持領導核心的平穩過渡,以及有關基本政策的連續性。穩定,其次是經濟上的穩定。經濟穩定主要是防止經濟大起大落。中國的國情是人口多、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就業問題、糧食問題、能源問題等都絲毫不能大意。更何況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還不完善,在經濟全球化如此復雜的背景下,保持經濟的穩定性,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不僅意義重大,而且難度相當高。所以,穩定要保障社會穩定,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重視社會穩定問題。

觀察今日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應忽視兩個前提事實:一是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也就是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國已初步建立起一個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這為日后進行經濟改革奠定了一定物質基礎;二是在改革開放前30年里,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進行了艱難、曲折的探索,沒有這一時期的成功、挫折、失敗和反復,就難有日后中國毅然決然地走上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如果不看到這些,人們的判斷將有失公允。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255.

[2]鄧小平.鄧小平文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5.

[3]鄧小平.鄧小平文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5.

[4]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