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經濟發展中基本設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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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基礎設施作用機制的理論分析

長期以來,基礎設施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基礎設施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由于地域廣闊、經濟發展水平低、自我發展能力弱,農村地區體現出對基礎設施更強的依賴性。發達國家實踐表明,農村基礎設施對改造傳統農業、實現農村產業升級、將現代文明引入農村、改善農民生存狀況具有重大作用。農村基礎設施是向農村生產生活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并保證農村社會擴大再生產順利進行的各種物質技術條件總和,它與“私人資本”相對應,被稱為“社會間接資本(socialoverheadcapital)”?；A設施種類繁多,包括農村道路、通訊、能源、農田水利等經濟基礎設施和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社會福利事業等社會基礎設施兩大類別。農村基礎設施具有公共物品性質,外部性強,是農村生產生活的基礎所在。它不僅能夠通過對農業生產成本、生產效率及組織形式的影響,直接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為農村非農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技術條件,能夠直接或間接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村貧困,提高農村社會福利水平。

1.基礎設施對農村生產的作用機制

在農業生產方面,以農田水利、農村交通運輸、倉儲、農產品市場及農業氣象服務設施等為代表的農業基礎設施,不僅能夠有效降低包括生產成本、運輸成本、儲藏成本、銷售成本、風險成本在內的農產品總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農產品市場交換能力,而且能夠增強農業抵抗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的能力,保障農產品生產和銷售的穩定性,促進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產業化、市場化和一體化發展。[1]在非農業生產方面,農村道路交通和通訊設施通過擴大市場范圍,提升交換能力,能增加產品需求量,并促使需求多樣化和需求結構的變動,為非農產業的發展創造巨大的空間。同時,便捷的交通和通信也使非農生產能更多接受城市經濟發展的輻射,轉變生產方式,提高生產效率,加快發展步伐。

2.基礎設施對農民增收的作用機制

基礎設施對農民增收的作用機制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農村基礎設施能夠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直接增加農民的農業收入;其次,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倉儲、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能促進非農產業的發展,為農民提供更多獲得其他商品和服務的機會以及非農就業的機會,從而增加農民的非農業收入;再次,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可以在農民收入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大幅提高農民的購買能力。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99年12月抽樣調查和分析結果顯示,農村電價每調低0.1元,農戶對彩電、冰箱、洗衣機的需求相當于人均純收入分別提高了370元、667元和909元,足見基礎設施服務改善的重大作用;最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本身能夠直接增加農民收入。諸如修筑鄉村公路、架設鄉村電網等項目均屬于高度勞動密集型,加強其建設能夠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直接增加農民收入。我國長期實行的“以工代賑”扶貧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恰好印證了這一點。

3.基礎設施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機制

農村現代化首先是農村基礎設施的現代化。農村教育文化、衛生保健等項目建設,可以從根本上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綜合素質,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道路交通和郵電通信項目的發展有利于加強農村與外界社會的聯系和交流,引入現代文明,促使農村傳統觀念的轉變。而社會福利事業本身就是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范圍,其投融資水平直接決定了農村福利事業的發展水平。

二、農村基礎設施作用機制的實證分析

1.分析方法

國內關于農村基礎設施的研究由來已久。林后春早在1995年就從農業、工業和基礎設施間的交換關系入手揭示了我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長期不足的重要原因。[2]陳文科、林后春提出農業基礎設施是農業、農村乃至全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在實證分析中,彭代彥的計量分析表明,鄉村道路建設和農村醫療衛生設施在降低農業生產支出和增加農民收入方面具有顯著作用,而農業科研和科技推廣服務卻起到相反的作用;[3]劉曉昀等通過分析貴州農戶的調查數據得出,貧困地區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對農戶人均收入和家庭消費支出有著積極作用;[4]李銳測算了農村生產性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農戶收入的貢獻;[5]方芳等的分析結果表明,農業基礎設施投資的目的是為了釋放原有農業經濟的生產潛力。[6]從現有實證研究看,在基礎設施類型方面,對經濟基礎設施分析較多,對社會基礎設施分析較少。在基礎設施數據選用方面,采用投資(增量)數據分析其投資效益較多,對基礎設施存量的作用關注較少。而基礎設施的產業特性決定了其作用發揮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因此本文認為存量數據能夠更合理地反映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在分析基礎設施作用方面,現有成果探討基礎設施對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影響較多,較少涉及其對非農經濟的影響。而在實踐中,我國農村地區非農經濟的發展在推動農民脫貧、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上發揮了支撐性作用,顯然不應被忽略,準確測算基礎設施在這一領域的作用效果無疑能增加我們決策的科學性。為此,本文依據基礎設施存量數據,從經濟和社會兩大類基礎設施中選取農村道路、電力、通訊和教育四類代表性基礎設施,對其在農業生產、非農生產和農民收入三方面的作用機制進行實證分析,以準確測算不同基礎設施在農村經濟發展不同領域中的作用效果,從而為西部地區農村基礎設施政策提供科學合理的依據。

2.模型、數據及估計結果

在對樣本數據進行初步分析后,本文采用雙對數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進行基礎設施作用機制的實證分析。模型如下:1nY=β0+β11nX1+β21nX2+β31nX3+μ模型中,被解釋變量Y分別表示農業產值、非農產值和農民人均純收入三個變量,解釋變量X1、X2和X3是對應于不同Y而選用的三類基礎設施,以下分析將根據具體情況以不同字母代號表示Y和X;μ是隨機誤差項,β0、β1、β2和β3:是有待推算的回歸系數,后三者作為彈性系數,反映了相應基礎設施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程度。為全面反映農村基礎設施存量情況,本文選用1996年全國第一次農業普查數據作橫截面分析。雖然數據年份較久,但普查數據比年鑒數據更具普遍性和準確性,且不會影響我們對總體趨勢的判斷;農業普查數據中沒有反映的變量,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和《中國鄉鎮企業統計資料(1978~2002)》。[7]回歸式(1)測算了基礎設施對農業生產的作用機制。被解釋變量AY代表省區農業總產值,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解釋變量ROAD、ELEC、EDU分別代表省區公路里程、農村用電總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前兩項數據直接取自1996年全國《第一次農業普查》,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據普查中“農村住戶從業人員文化程度構成百分比”數據,賦以不同文化程度相應的年限權重后進行加和運算得出。[8]西藏缺數據較多,山西省數據經分析屬樣本奇異值,剔除這兩個樣本后,樣本總數為28?；貧w式(2)測算了基礎設施對非農業生產的作用機制。其中被解釋變量NY代表省區鄉鎮企業總產值,數據來源于《中國鄉鎮企業統計資料(1978-2002)》;解釋變量及其來源同回歸式(1)。因西藏和湖南缺鄉鎮企業產值數據被剔除,樣本總數為28?；貧w式(3)測算了基礎設施對農民收入的作用機制。其中被解釋變量NI代表省區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解釋變量選用平均基礎設施值,分別以AROAD、ATEL、EDU代表省區公路密度(km/10000km2)、萬人電話擁有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數據來自農業普查。剔除西藏和海南兩地數據后,樣本總數為28。

回歸分析數據顯示,三個方程的總體顯著性均很好,擬合優度較高,調整R2分別達到0.875、0.909和0.878,說明模型具有較好的解釋能力。回歸式(1)中各回歸系數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回歸式(2)中ln(ROAD)的回歸系數在10%以上水平顯著,ln(ELEC)和ln(EDU)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以上顯著。這表明農村道路、電力和教育三類基礎設施在全國農業和非農業生產增長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中尤以教育基礎設施的作用最為突出。ln(EDU)的回歸系數在回歸式(1)和(2)中分別達到1.934和3.259,表明在其他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則農業總產值和鄉鎮企業總產值分別增長1.934%和3.259%,顯現出極強的促進作用。繼教育基礎設施之后,鄉村道路對農業生產、電力對非農業生產的作用分別更為顯著。

在上述兩個回歸式中,三類基礎設施的產出彈性之和均大于1,說明在農業和非農業生產增長中,農村基礎設施發展存在著規模經濟?；貧w式(3)中ln(AROAD)和ln(ATEL)的回歸系數在1%以上水準高度顯著,ln(EDU)的回歸系數在15%以上水準顯著,表明農村道路、通訊和教育三項基礎設施在農民人均收入提高上發揮了積極作用。與前兩項分析結果一致,教育基礎設施的彈性系數仍然位居首位,表明教育水平在農村生產生活中均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三類基礎設施的回歸系數之和小于1,說明存在本模型無法解釋的因素影響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如國家提高糧食收購價格、農民進城務工等因素也可能對農民收入提高有促進作用。

三、結論

1.農村道路、電力、通訊和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對于我國農業生產、非農生產以及農民人均收入均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基礎設施發展在農業生產和非農生產增長中都存在著規模經濟效益。因此西部地區應繼續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以帶動該區域農村經濟加速發展。

2.在四類基礎設施中,教育基礎設施的作用最為顯著,尤其在農業生產和非農生產中的作用更遠遠大于其他基礎設施。這為西部地區調整農村基礎設施發展政策指明了方向。長期以來,在西部農村發展資金極為有限的情況下,我們更重視與農村生產生活直接相關的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追求其投資的短期效應,卻往往忽略了具有長期效應的教育等社會基礎設施的發展,導致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發展受到嚴重的制約。本文的實證結果肯定了教育基礎設施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突出作用,因此西部地區應重點加強對教育基礎設施的投資,發揮其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杠桿作用。

3.除教育基礎設施外,農村道路比電力設施在農業生產增長中的作用更顯著,而農村電力比道路設施在非農生產增長中的作用更顯著。因此西部廣大農村地區應針對各自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有重點、分階段地進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資金效益,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在本文分析中,使用的普查數據能使分析結論更為準確,但由于年份較久,未能反映出我國農村基礎設施的當前狀況。因此,對最新數據的收集和分析是下一步的工作重點;基礎設施是一個廣泛的范疇,而文中只選用了四類有代表性的基礎設施進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還需進一步拓展分析對象;在現有財政體制下,如何建立合理有效的西部農村基礎設施投融資機制,保障其建設的順利進行,是后續研究中最大的難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