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政治經濟學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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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數字經濟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發展動力和方向，其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經濟數量增長，而且有力地提升了經濟增長質量。基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觀點具體分析數字經濟對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的影響，有利于正確認識數字經濟本質，從容應對數字經濟變革。數字經濟雖改變了經濟活動的生產方式與生產效率、參與收入分配與剩余價值的分配、提升了流通效率并降低了流通費用、改變了消費方式且擴大了消費規模，但并未涉及這些經濟活動本質的變化。可以通過規范數據要素市場化、緩解數字鴻溝、提高數據治理水平、完善數字經濟法律服務等手段促進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數字經濟；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政治經濟學

物聯網、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5G技術等的不斷應用使得數字經濟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發展動力和方向。數字經濟不僅極大地促進了經濟數量增長，成為經濟數量增長的重要驅動力，而且有力地提升了經濟增長質量，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源泉。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5.8萬億元，占GDP的36.2%，占比增長1.4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名義增長15.6%，高于GDP名義增速約7.85個百分點①，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帶動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并稱為五種要素，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5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頒布實施，進一步提出“完善數據權屬界定、開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標準和措施，發揮社會數據資源價值”。這都是鼓勵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重大利好。此外，在肺炎疫情影響下，數字經濟作為經濟新動能，也表現出引領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按照《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對數字經濟的定義，數字經濟是將數據作為主要生產要素，將數字技術作為核心驅動力，依靠現代信息網絡，實現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從而不斷提高經濟發展和治理模式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的新型經濟形態，是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之后的信息革命的產物①。從文獻來看，大量學者分析了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例如楊新銘從企業、產業、經濟運行三個層面分析了數字經濟對傳統經濟的影響，提出傳統經濟深度轉型的經濟學邏輯[1]。趙濤等提出數字經濟通過提升創業活躍度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并以城市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2]。荊文君等梳理了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理，即從微觀上，數字經濟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及長尾效應可以提高經濟的均衡水平，從宏觀上，數字經濟通過提供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3]。類似的，丁志帆也從微觀、中觀和宏觀角度探討了數字經濟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他指出在微觀層面，數據要素成本遞減與網絡效應有助于企業實現生產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有助于改善配置效率；在中觀層面，數字經濟通過產業創新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產業融合效應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在宏觀層面，數字經濟通過豐富要素來源、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和資本深化效應、技術創新和擴散效應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4]。王靜田等認為數字經濟產生的加速機制和普惠機制有力地提升了社會生產力水平，加速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5]。郭周明等指出數字經濟通過要素稟賦、投入產出結構、價值鏈治理和升級、地理距離、國內制度與相關政策五方面影響全球價值鏈重構[6]。也有學者分析了數字經濟對經濟活動的具體影響。例如裴長洪等用政治經濟學基本觀點分析了數字經濟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包括數字信息產品的社會生產和新的社會交換關系[7]。何大安等探討了數字經濟對供給側結構重塑的機理[8]；王開科等通過構建投入產出模型證明了數字經濟顯著改善了生產效率[9]；李政等分析了數據參與分配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和實現方式[10]；謝莉娟等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分析了數字經濟驅動零售創新的潛在作用機理[11]；俞彤暉等探討了數字經濟時代下流通智慧化轉型的機理與路徑[12]；韓文龍分析了數字技術對消費內容、消費模式、消費需求等的影響[13]。可見，現有文獻大多關注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和數字經濟對經濟活動某一領域的具體影響，缺乏對數字經濟進行整體、系統、全面的分析。本文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數字經濟對社會再生產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環節的深刻影響，揭示數字經濟的本質及其對人類經濟活動的作用，從而說明數字經濟改變的只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具體形式，并未改變人類經濟活動本質的事實。

一、數字經濟對生產領域的影響

生產包括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勞動力的生產，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的統一。每一次生產技術變革都是生產方式的一種革新。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生產方式的革新體現在數字勞動的誕生。在數字經濟形態下，工業勞動與數字勞動并存。其中，工業勞動是指在工業技術革命條件下雇傭一定勞動力在一定時間內生產特定物質形態產品的勞動，從勞動的屬性看，工業勞動既具有具體勞動的屬性，也具有抽象勞動的屬性；從價值的角度看，工業勞動的產品既具有使用價值，也具有價值與剩余價值。數字勞動是在數字經濟發展下特有的產物，是一種特殊的勞動，我們可以將其定義為勞動者在網絡設備或終端設備上，系統化地表達或組織已有數據包括知識、信息、經驗等內容，從而帶來利潤的勞動[14]。我們可以根據馬克思勞動過程三要素理論來具體分析數字勞動。馬克思指出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包括有目的的勞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15]。勞動者通過有意識的勞動，在改變自然物形式的同時，也實現了自己的目的[15]。勞動對象包括自然、原料等，在數字經濟形態下，數字勞動的勞動對象變化為圖像、文字、創意、經驗、信息等抽象性的數據。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置于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15]。在數字經濟形態下，數字勞動的勞動資料也是物化的工具，即數字技術，包括手機、電腦等終端生產工具。生產力是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和生產資料有機結合從而形成改造自然的能力[5]，機器或人工智能設備都是物化的生產資料。為了滿足人類需要，生產力不斷被開發和發展，從農業時代到蒸汽時代，再到電氣時代、信息時代，最后到如今的數字時代，生產力進行了不斷變革，對應的生產要素、勞動者、主要勞動資料、主要勞動對象、代表性產業和組織方式都發生了變化（表1）。最早出現的是農業時代，土地是其關鍵生產要素，主要勞動者是農民或者手工業者，主要勞動資料是人力或畜力，主要勞動對象是農作物和手工藝品，該時期主要發展種植業和畜牧業，生產組織方式較為分散和粗放；18世紀60年代，蒸汽機的出現使人類進入蒸汽時代，該時代資本成為關鍵生產要素，勞動者變為機械工人，主要勞動資料變為機器設備，主要勞動對象為礦物、森林、水等自然資源，代表性產業有紡織等輕工業，也有鋼鐵、煤炭等重工業，這時候的組織方式一般是規范經營或合作經營；19世紀60年代，電動機和內燃機的發明標志著人類進入電氣時代，此時資本和技術成為關鍵生產要素，主要的勞動者變為化工工人，主要勞動資料為電動機和內燃機，主要勞動對象為人工合成材料等，代表性產業多是電力、鋼鐵等重工業，生產組織方式接近標準化作業；20世紀50年代，通用電子計算機的誕生標志信息時代的到來，此時，信息成為關鍵生產要素，技術工人成為勞動者，主要勞動資料為電子計算機，主要勞動對象是一些精密設備，代表性產業有先進制造業、新能源等，生產組織方式多是跨界合作、跨界競爭；近年來，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科技公司的崛起以及大數據、區塊鏈技術的成熟勾勒出數字時代，在數字時代，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智力工人成為主要勞動者，智能計算機以及機器人成為主要勞動資料，信息、知識成為主要勞動對象，代表性產業包括新型數字產業、數字化賦能產業以及數字治理產業，這時候的生產組織方式更加注重個性化、定制化和精準化。數字勞動及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應用于生產過程中，尤其是傳統行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夠使企業更加專注于研發、生產本身，通過重組生產方式，實現智能化生產和個性化定制，推動資本、勞動、技術和數據等各要素的優化配置，提高生產力效率。從制造業來看，制造企業通過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信息技術，實施數字化轉型。制造企業對外通過整合全球的研發、設計、服務、人才等資源，有效縮短其產品的研發周期；在企業內部，通過將生產設備、生產管理和生產決策集合成智能工廠，使生產過程更加精益化、柔性化和智能化。例如中國商飛有限責任公司通過建立網絡化、智能化協同研發平臺，利用跨地區的資源，實現協同研發，使得其商用飛機研制周期縮短了20%，成本降低了20%，整體生產效率提高了30%。在一些需求個性化比較突出的行業，比如家電、服裝等，企業正通過互聯網平臺，整合分析客戶需求數據，打通生產現場和客戶端，實現按需設計，按需生產，通過消費驅動生產，極大地降低設計成本和庫存成本，增加企業利潤。對一些售后維護要求高的行業，比如機床設備、工程機械等行業，企業在產品中生成傳感、控制等功能，通過聯網，實現實時數據監測分析，對其設備狀況進行遠程維護，進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如此，數字經濟的運行模式重構了供給側結構[8]，具體來說，數字經濟運行使得廠商的供給結構由大數據決定，廠商投資運營數據化。隨著大數據、互聯網和人工智能與傳統行業的全面融合，以價格為信號的市場供給機制逐漸會被智能化供給機制所代替。廠商通過運用云計算、云平臺、人工智能等手段搜集關于其他廠商和消費者的行為數據，繼而對這些數據進行加工整理，確定自己的投資運營情況，包括投資什么、投資多少、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以及產品價格確定等。從農業生產來看，智慧農業已經成為發展趨勢，通過運用物聯網技術，運用傳感器和相關軟件，對農業生產全流程進行有效控制，實現農產品生產智能化。目前國內外的知名互聯網企業都加快在農業領域的布局，有力推動農業數字經濟的發展。總之，數字經濟催生了數字勞動，變革了生產力，重組了生產方式，提高了生產效率，重塑了供給側結構。但是，數字經濟改變的只是生產的具體形式和效率，并未改變生產的本質，即人類利用勞動資料，通過勞動工具，改變勞動對象，從而創造物質和財富的過程。

二、數字經濟對分配領域的影響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數據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生產要素，成為數字經濟時代核心的生產資源。黨的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數據第一次在黨的權威文件中被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收入分配是在勞動者與非勞動者之間進行的分配，勞動者得到勞動力的報酬（v），非勞動者得到生產要素的報酬，即剩余價值（m）。每年新生產的總價值在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中間進行分配[16]，新增價值采取不同的收入形式分別歸屬于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一部分以工資的形式歸勞動者所有；一部分以利潤的形式歸企業所有者，以利息的形式歸貨幣資本所有者，以地租的形式歸于土地所有者，以其他形式歸技術、管理及數據等的要素所有者。數據參與收入分配一般有兩種形式：其一，作為勞動產品的數據商品，通過對其生產、創造、加工或傳播參與收入分配，數據商品的生產屬于生產性勞動；其二，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通過所有權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具體說，一方面，數據商品在參與生產之前，首先是一種獨立的商品，對其的創造、加工、整理是一種勞動過程，應當屬于物化勞動的范疇，所有者獲取物化勞動轉移舊價值的報酬（收回成本）。另一方面，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數據單獨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參與一般商品的設計、生產、銷售等環節，為廠商、消費者提供信息，數據所有者可以依據對數據的所有權參與剩余價值（m）的分配。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作為無形資產列入會計目錄，通過資產價值評估，可以投資轉讓，可以融資貸款等。例如電網公司對運營中的相關數據進行收集、整理，作為資產進行投資。電網公司在運行過程中產生了發電、變電、輸電、配電、用電以及調度等大量數據，將這些數據資產進行價值評估，并將其作為出資方式與民營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投資，結合其他數據進行綜合分析，向行業內外提供高附加值的數據增值服務。數據成為資產已經成為業內共識，盤活數據，充分釋放其價值，規范數據的確權、開放、流通、交易等環節成為許多企業的重要課題。數據資產管理已經成為實現大數據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其中數據資產指的是由企業擁有或者企業控制的，能夠為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的，以物理或電子的方式記錄的數據資源，如文件資料、電子數據等①。數據資產管理的初衷很大一部分便是實現數據資產的保值增值，確保數據要素公平參與分配。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運營的關鍵在于通過數據分析或者數據交易實現數據價值。數據資產作為企業的無形資產，其公允價值的確定應該參考市場參與者通過最佳使用數據或將數據出售給其他市場參與者而創造的經濟利益的能力。只有合理評估數據資產的價值，才能更合理更高效地管理數據資產，對外提供數據服務，更有效地實現數據要素參與分配。總之，數字經濟對分配領域的影響集中在數據要素參與分配，一方面數據商品作為一種獨立的勞動產品，參與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依據對數據的所有權參與對剩余價值的分配。同樣，數字經濟改變的只是分配的具體形式，其本質并未改變。

三、數字經濟對交換領域的影響

交換通過完成商品銷售從而實現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一切商品對它們的占有者而言是非使用價值，而對它們的非占有者而言是使用價值，因此商品必須全面轉手，形成商品交換，商品交換使商品彼此作為價值發生關系并作為價值來實現[15]。馬克思把商品交換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物物交換（W-W）、買賣（即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流通：W-G-W）和商業或貿易（即資本流通G-W-G）。無論是商品流通還是資本流通，都會耗費一定的流通時間，而在此時間內，資本既不生產價值也不生產剩余價值，與生產時間相互排斥，因此資本的流通時間越長，生產效率就越低；反之亦然。同時，交換或流通還會產生流通費用，包括在商品流通時間內對勞動力的耗費、簿記的費用，都屬于非生產性費用，不會把價值追加在商品上。這些費用必須從剩余產品中得到補償，對資本家而言，是剩余價值的一種扣除[17]（在流通過程中只有包裝、保管、運輸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因此，減少流通時間與流通費用非常重要。數字經濟時代，新一代信息技術有力地提升了流通效率，加快了商品資本的周轉速度，降低了流通費用。隨著商情信息的數字化趨勢，交換更傾向于“薄利快銷”，通過快買快賣來縮短流通時間對產業資本增殖運動的消極限制[11]。從供給與需求的協同來看，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助于識別不同主體的消費需求，從而有利于交換與消費更緊密地聯系，通過大數據挖掘消費情況，識別各個主體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實現消費洞察，反向助推生產的柔性化與交換的匹配化；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繁榮有益于提升交換過程對于快速匹配供給與需求的能力，降低供需誤配，使得商品以較短的時間拓展到更廣、更遠的空間，有助于交換市場的拓展，從而實現時間和空間雙重維度流通效率的提高。從交換方式來看，數字經濟能夠實現跨時區、跨空間的新型交換。具體說，數字經濟可以縮減商品交換的環節，改善信息不對稱情況，有利于節省流通時間和流通費用，并且能夠有力帶動跨區電商和全球貿易的發展，有利于剔除商品交換的諸多壁壘，從而實現商品的“直接交換”。從國際貿易看，貿易手段數字化改變了全球貿易格局，電子商務發展迅猛，商品流通環節實現了線上線下相結合。同時，大數據有力支撐平臺經濟發展，大幅度減少了中間環節，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豐富了交易的商品種類，聚合物流、支付、信用管理等配套服務，使得跨時區、跨空間的交換成為常態。從交換技術手段來看，算法、區塊鏈、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使得物流產業實現智慧化，配送時效由原來的“天極”或“小時級”驟減至“分鐘級”，物流效率得到提升，顯著減少了流通時間。比如，盒馬鮮生利用數字技術精準控制其商品的到店、上架、打包、配送過程，能夠實現“3公里范圍內30分鐘達”①。從交換支付手段來看，移動支付等技術的普及應用大大節約交易雙方成本，減少流通費用，有助于激活交易、提升效率，增加隨機性交易。移動支付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微信、支付寶、云閃付、翼支付等支付方式基本覆蓋了線上線下、交通出行、生活繳費等各種支付領域。2018年，銀行業金融機構共處理移動支付業務605.31億筆，金額277.39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61.19%和36.69%，非銀行支付機構發生網絡支付業務105306.10億筆，金額208.07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85.05%和45.23%②。總之，數字經濟提升了流通效率，加快了商品資本的周轉速度，改善信息不對稱情況，降低了流通費用，但并未改變交換的本質。

四、數字經濟對消費領域的影響

這里的消費領域包含馬克思所講的兩種消費，一是生產消費，二是生活消費。其中，生產消費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工人通過自己的勞動消費生產資料，并把生產資料轉化為高于預付資本價值的勞動產品，這也是資本家對工人勞動力的消費；生活消費即個人消費，是指工人用自己勞動所獲得的貨幣購買生活資料[15]。數字經濟通過高新技術的發展不僅重組了直接勞動過程，而且通過生產與消費一體化的數字活動重塑了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將其納入資本循環中[18]。在數字經濟中，用戶使用互聯網平臺進行商品和勞務的消費，同時也為平臺提供了很多數據和內容，使得消費過程同時成為數據的生產過程。具體包括兩種“數字產消”活動，一種“數字產消”活動可以生產個人用戶數據以便推銷廣告。例如，用戶在阿里巴巴平臺搜索商品信息或在微信上互動（包括點贊、評論、轉發等）、閱讀公眾號或廣告時，都在平臺上產生海量的用于推斷個人需要的數據，可以使互聯網廠商定位不同廣告的目標受眾。另外一種“數字產消”活動能生產更多的數字內容。例如，現在流行的抖音、快手等提供的視頻資料絕大多數都是由用戶自己制作的，用戶創造的內容又吸引更多新用戶。可見，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數據產品的消費過程與生產過程一體化，實現了勞動者個人消費和生產消費的統一。在個人消費領域，數字經濟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方式，擴大消費規模。一方面，人們的消費內容出現了新變化，變得更加多元化、虛擬化和個性化[13]。首先，人們消費產品的范圍更加廣泛，不僅包括數字產品、數字服務等新消費內容，也包含傳統消費內容的數字化，例如手機銀行、在線理財等。其次，人們消費產品中非物質類商品的比例擴大，例如，網絡視頻、音頻、文字等越來越受人們歡迎，消費內容虛擬化。最后，隨著數字技術在消費領域的應用，人們越來越能夠享受個性化服務和購買個性化產品，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滿足人們消費的個性化需求。通過大數據、可視化技術或者采用網絡直播帶貨、精準廣告推送方式，人們能夠實現消費內容個性化。運用大數據可以實現精準營銷、商業智能，利用消費者年齡、性別、消費能力、意愿、頻率等各個方面大數據，讓產品找到最佳顧客。例如，國際電子商務巨頭亞馬遜根據消費者大數據，尤其是消費者的購買歷史、頻率、喜好，直接向消費者家中寄貨，消費者打開快遞后不需要就退回，需要就完成消費支付。通過不斷的數據修正，最終實現讓顧客需要的產品自己找到顧客。再如，健康醫療大數據使得個人用戶的醫療消費由被動尋醫轉變為主動的健康管理，健康醫療大數據可以實時檢測個人健康狀況，醫美、藥膳等個性化健康管理的需求量不斷擴大。另一方面，人們的消費模式更加網絡化和平臺化。由于數字經濟的發展，全球網絡零售規模保持快速增長。2018年，全球網絡零售額和全球總零售額分別達到2.8萬億美元和23.9萬億美元，同比增長分別為23.4%和5.8%①。2018年，我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70198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8.4%。同時，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得信息消費急劇增長，引領現有消費結構轉型升級。信息消費包括信息產品消費和信息服務消費，前者指對手機、數字家居產品、可穿戴設備等各種聯網產品的消費，后者指對通信服務、軟件應用服務等的消費。2018年我國信息消費規模約5萬億，占最終消費支出比重達10%，同比增長超10%②。而且線上線下融合已然成為了主流的消費方式，數字經濟時代，文化旅游、教育培訓、交通出行、商貿零售等各個領域都形成了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消費閉環，從而不斷滿足大眾的個性化需求。其中，智能零售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新興技術，使得傳統零售業改變了經營理念、經營模式和支付場景，由原來的傳統人工運營逐漸轉向全鏈路數字化運營。這極大地豐富了消費場景，改善了居民的消費體驗，從而實現消費提質升級。此外，信息消費還促進網絡購物、網上外賣、共享出行、在線教育、遠程醫療等新興消費蓬勃發展。在農業方面，涉農電子商務、綜合信息服務的應用快速推廣，使農產品通過互聯網走出鄉村。農村電商通過網絡平臺嫁接農村資源，拓展農村信息服務業務、服務領域，極大地拓寬了農產品銷售市場。統計顯示，2018年，我國農村電商超過980萬家，全國農產品網絡零售交易額2305億元，同比增加33.8%①。總之，數字經濟的發展把數字產品的生產與消費融為一體，實現了勞動者個人消費和生產消費的統一，擴大了人們的消費規模，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方式，引領現有消費結構轉型升級，但同樣也沒有改變消費的本質。

五、結論

數字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改變著我們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引致整個社會再生產的改變，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方面影響著經濟活動。在生產領域，數字經濟催生了數字勞動，重組了生產方式，實現智能化生產和個性化定制，推動資本、勞動、技術和數據等各要素的優化配置，提高了生產力效率。在分配領域，數據一般以兩種形式參與收入分配，其一，作為勞動產品的數據商品，通過對其生產、創造、加工或傳播參與分配；其二，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通過對數據的所有權獲得對其剩余價值進行分配，而且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作為資產已成共識。在交換領域，數字經濟時代，新一代信息技術有力地縮減了商品交換的環節，改善了信息不對稱情況，提升了流通效率，加快了商品資本的周轉速度，節省了流通時間，降低了流通費用。在消費領域，數字經濟通過生產與消費一體化的數字活動重塑了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改變了消費方式，擴大了消費規模，促進消費結構轉型升級。但這些改變的只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具體形式，并未涉及這些領域本質的變化。數字經濟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改變了傳統經濟生活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在新一輪的科技產業革命中，數字經濟的發展也將面臨許多難點與困惑，包括數據產權確定、數據性質分類、開放對象及開放程度、流通、交易等許多環節的相關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數字鴻溝使得一些人排除在數字經濟紅利之外，不利于社會公平[19]；數據化治理水平不高，比如政務服務能力不強、市場準入限制不清等；數據經濟引起新的經濟糾紛，而相應的法律服務滯后等。因此，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亟待需要規范數據要素市場化、緩解數字鴻溝、提高數據治理水平、完善數字經濟法律服務等。

參考文獻

[1]楊新銘.數字經濟：傳統經濟深度轉型的經濟學邏輯.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34（4）：101-104.

[2]趙濤，張智，梁上坤.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3]荊文君，孫寶文.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經濟學家，2019（2）：66-73.

[4]丁志帆.數字經濟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研究：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現代經濟探討，2020（1）：85-92.

[5]王靜田，付曉東.數字經濟的獨特機制、理論挑戰與發展啟示——基于生產要素秩序演進和生產力進步的探討.西部論壇，2020，30（6）：1-12.

[6]郭周明，裘瑩.數字經濟時代全球價值鏈的重構：典型事實、理論機制與中國策略.改革，2020（10）：73-85.

[7]裴長洪，倪江飛，李越.數字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財貿經濟，2018（9）：5-22.

[8]何大安，許一帆.數字經濟運行與供給側結構重塑.經濟學家，2020（4）：57-67.

作者：白永秀 單位：西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