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生活與藝術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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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階層的破產和新興經濟本位社會中知識分子的地位

中國“士”階層到了清朝出現(xiàn)了空前的膨脹化，這一方面歸咎于數(shù)千年封建思想的日積月累，另一方面也是明清時期開科取士的知識分子遴選制度風氣過于浮夸和華而不實的結果。這種重量不重質的情況在滿清尤為嚴重，根據(jù)《明史會要》的記載，明朝時期中央按照每個府或縣的規(guī)模，每次取其地生員四至八名，已經造成了知識分子勢力擴大的現(xiàn)象。明末啟禎時期的走馬換相，以及民間知識分子結社議論朝政的現(xiàn)象，就是這種知識分子人數(shù)不斷增多，能量難以正確導引的結果。清朝建立后，這種情況卻有愈演愈烈之勢，清政府的規(guī)定將每府縣每次提供的生員人數(shù)從四至八名一下增加到二十到四十名，提高了五到十倍，士人群體的迅速臃腫可想而知。到了滿清末年，每個府縣所在地通常都平均聚集有生員三四百人，大一點的府縣甚至可能破千。康熙末年至乾隆時期，士人多而出路少的情況已經相當嚴重，但是這種情況并沒有得到政府應有的重視，甚至在有些時候被認為是國之祥瑞。在太平天國以后，清廷出于征斂收入的考慮，甚至出臺了一個政策，根據(jù)各地民間捐資的數(shù)量來決定增加當?shù)厣鷨T數(shù)量的比例。例如1859年上海一個富紳一次向中央捐銀二十萬，中央就獎勵上海縣永遠增加生員名額十九名，松江府十名。此外，毋須考試直接獲得生員資格的“捐監(jiān)”制度也是由來已久，依靠捐輸獲取的生員資格叫“監(jiān)生”，雖然與正式生員稱呼不同，但是享受的待遇都是一樣的。在明朝時期，捐監(jiān)的費用還比較高，捐監(jiān)現(xiàn)象還并不普遍，至于清朝費用就大大降低，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國以后，一次捐監(jiān)的費用降低到了十幾兩，即便是一般的中下人家也能夠輕易承受。種種優(yōu)厚的條件決定了士人階層的空前繁榮，但是也決定了他們所面對的是破產的必然結局。毫無疑問，作為一個精神生產的階層，“士”階層的物質生產力是非常弱小的，所以他們在物質分配方面享有特權。然而捐監(jiān)等簡化遴選制度的出現(xiàn)，使得許多本來不具備精神生產能力的人也名正言順地獲得了脫離物質生產的特權，其唯一結果毫無疑問就是使得可供他們分享的社會資源也就越來越顯得貧乏。但是另外一方面，“安貧樂道”的思想又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亦不改其樂”的這種貧困生活，在傳統(tǒng)士人看來無疑是一種值得炫耀的資本。“士”階層的這種經濟規(guī)則則又決定了無論他們在整體上如何貧困化，他們也不會試圖改變自己，只能等待社會的變革來強制改變他們。這種知識分子的消極經濟觀，民國人蔣星煜在其所著的《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一文的第五章《中國隱士的經濟生活》中，抨擊得絲毫不留情面：“隱士遂以為非貧窮不足表現(xiàn)其高尚的樂以忘憂的精神，顏回的貧窮是真實的、不得已的，后世隱士的貧窮大半是虛偽的、故意的做到這般地步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的轉化是政治和經濟關系的一次大顛倒，社會思想的迅速變革和價值觀的本末倒置是實現(xiàn)士人階層的這種強制改造的前提。在這種全新的、經濟本位主義的社會剛剛出現(xiàn)的階段里，物質是絕對的，精神是相對的。評價一個人的價值不再依靠傳統(tǒng)的精神、道德等抽象標準，而是看其對于社會實實在在的物質貢獻。另一方面，特權階層的范圍也在迅速塌縮，吟風弄月再也難以換來三飽一暖，按勞取酬的經濟機制也在更廣闊的社會范圍里被確立起來。這一切都決定了社會對于知識分子的強制性改造，就表現(xiàn)為士人階層的破產。其具體途徑是經過破產、游離、價值觀的重新塑造，最后實現(xiàn)知識分子階層重組和適應新社會的過程。歷史學家李長莉在其著作《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中特別提到了一個名叫王韜的讀書人，他的遭遇可以說是在中國社會大轉型中士人階層逐漸破產并樹立新價值觀的代表。王韜字仲，號紫銓。上海甫里人。父親是私塾教師，他本人也于18歲考上秀才，其出身可謂標準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書香門第。王韜21歲時，父親病故，家貧如洗。迫于生計，王韜不得不來到上海，謀得了一份在墨海書館（英國人所開的一家出版社）幫助西人譯書的工作，為求一點微薄的工資，任此職達12年之久。

到了光緒年間，王韜文名漸著，被《申報》聘為主筆，《上海軼事大觀》里記載他“光緒年曾任《申報》主筆，月撰論說六篇，月薪七十元”。讀書人單純地為了經濟目的而賣力掙錢，這在舊思想看來已經是俗不可耐之舉，況乎為蠻夷之人效力？在社會思想的新舊斗爭以及知識分子個人思想的新舊斗爭之中，不得不以這種“務俗”和“失節(jié)”的行為為業(yè)，無疑王韜的心中是十分苦悶的，他在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其時寄以全家之仰事俯育，曾無大力之左提右擎。困苦交攻，鹿思走險，寒餓所迫，燕慣依人，所以為幕之巢，而不為蔭之擇也。”王韜所說的“無大力之左提右擎”，恰好說明了當時社會動蕩，茍延殘喘的清政府已經無暇也無力顧及散亂于社會的中下層知識分子的死活。特別提及這一史例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了解清末民初時期破產知識分子流入上海的情況，而且這種情況也越來越普遍。在王韜的著作中，記載很多清客文友前來上海求為賬房、西席之事。王韜對此感嘆地說：“滬雖非孔道，而近來名流至者，聯(lián)鑣接軫，特一至即去，如海鷗天雁，往稻粱鄉(xiāng)謀食，飽即飛去。蓋此間為人海，亦利藪耳。”隨著士人流入的增多，知識分子在上海謀求生路也越來越艱難。王韜自己就接待過一位謀生無著、病急亂投醫(yī)的許姓士子，“急謀一枝之棲，且愿貶節(jié)以求合，婁嬲不休”。這種破產士人衣食難繼的生活是何等凄涼。

二、藝術市場化的必要性——藝術家的生活支出

將藝術創(chuàng)作作為商品待價而賈，其根本的出發(fā)點還是為了謀生。所以，在探討海派藝術的市場特點時，上海社會當時的謀生環(huán)境可以說是這個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fā)點。從現(xiàn)有資料上來看，上海清末和民國時期的生活環(huán)境兩極分化相當嚴重，中下階層的城市平民生活以貧困者居多。城市平民收入的有限和上海生活費指數(shù)的日益升高成為上海謀生環(huán)境的兩大特色，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民國人潘公展在《上海市工人生活費指數(sh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二十年》一書的序言里說的這樣一些話：“‘生活程度太高呀！謀生真不易啊！’這句話成為今人的口頭禪，何嘗指工人，凡是月入在二十元至六十元，一家三口至六口的大多數(shù)中國人民平均一家一年的生活費，不過四百五十元之譜，以上海生活程度之高，僅僅供給中等階級一個人的生活，也不能說舒服呵！但是這很少的數(shù)目，要供給平均一家四五個人的全部生活費用——我們應注意到——其中食物一類，就要占百分之五十三強，房租衣著燃料三類共占百分之二十二強。這意思就是說人民衣食住三者必需的費用，已占據(jù)全部生活費用四分之三以上”這本書中所列舉的數(shù)字，是民國時期上海工人的生活費指數(shù)，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上海謀生實屬不易。因為沒有系統(tǒng)的統(tǒng)計數(shù)字，我們現(xiàn)在很難找出當時上海畫家的生活費平均指數(shù)來予以對比了，但是大多數(shù)畫家應當是屬于比工人生活景況略好一點的中等階層，這樣的推測應該不是信口開河。我們再來參考第二章中引用過的，關于趙子云前往上海開拓市場的例子，那一段話是這樣說的：“子云設法租賃了盆湯弄的一家箱子店的小樓，作為工作室。日夜不停地揮毫。經過半載的努力，結算除去一切食宿開支及交際費外，尚積余二百多元。當時昌碩敦促子云赴上海鬻藝，是含有試探性質的，先鋒隊去了很順利，他老人家的大軍也就長驅直入了。”根據(jù)這段話我們可以來算一筆賬，趙子云“日夜不停地揮毫”，半年時間除去生活費和成本能夠賺到二百余元，也就是一個月的積余在三十元到四十元之間。這樣看來比起潘公展所說的“月入在二十元至六十元”（包括生活費消耗和節(jié)余）的最低等人家似乎是好得多了；然而不能忽視的一點是趙子云初到上海是只身一人，并沒有家小的生活費投入，所以說如果代入潘公展所說的“一家三口至六口”的標準情況來計算的話，一個月的節(jié)余就肯定沒有那么多，甚至有可能只是略有盈余而已。趙子云半年積聚二百余元，已經是令吳昌碩相當滿意的、“先鋒隊去了很順利”的結果，由此可以推測出，上海大多數(shù)景況一般的、并不是那么順利的畫家，平均生活費標準應當是處于比普通人家略好、但是相去無幾的中檔層次水平。上海畫家處于這種中檔層次、甚至時而出現(xiàn)捉襟見肘的窘況，其情況很有可能要比我們想象的要普遍。因為即便是如吳昌碩這樣聲名卓著、作品風靡一時的大家，也有時會大發(fā)生活艱辛之嘆。我們來看看下面的這首詩：“人情世態(tài)不可說，趨勢利若江河。趨之不足繼諂媚，吮舔痔言報恩。溺勢利者神志，目所不視氣所吞。那知白屋寒云屯，雪風獵獵柴無門。米無可炊棉無，鼻涕墮地冰一痕。一客送炭來前村，羔裘積雪難手捫。圍爐促膝天黃昏，依人雞犬牛羊豚。奴子待客皴顏溫，飛走猛若來昆侖。一鶴獨立孤松根，清淚喚醒袁安魂。且卜性命須臾存，不知世有幾乾坤。”我們且不說吳昌碩此詩中有無言過其實之處，但是他時而需要接受王一亭的接濟卻是事實，至少就好像這樣在詩中所特別提到的，總不可能是無中生有。不光吳昌碩自己而已，對于旅居上海的另一位藝術大家李瑞清，吳昌碩同病相憐，也曾經寫詩描繪過他的困境：“滔聲浩浩翻秋空，破壁飛動來真龍。云從龍兮龍化松，時云時雨清畫此者誰臨川李，玉梅花清道士。三日無糧餓不死，枯禪直欲參一指。我識其畫書之余，鶴銘夭矯龍門矍。筆力所到神吸噓，有時幻出青芙蕖。賣字我亦筆尖禿，一日僅飽三餐粥。墨飲一升難鼓腹，猶自開口笑向天。羞為阮籍窮途哭，手疲作畫輸蒼然。氣象倔強撐南山，大夫之封烏可攀。參天黛色橫斑斕。”誠如吳昌碩所說的“賣字我亦筆尖禿，一日僅飽三餐粥”，生活境況艱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物價的居高不下，其中相當部分的費用都是衣食住等必須的生活基本設施。20世紀初期到30年代，受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上海市的物價也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因此使得在上海生存變得越來越艱難。

這樣看來，標準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費是三百九十元零五分三厘，也就是說一口人一年的花費平均是一百三十元；如果按照前文所給出的數(shù)值來計算，趙子云之初來上海，要養(yǎng)活的不是他孓身一人，而是一個三口之家的話，那一年的生活費開銷還要增加二百六十元；按照趙子云單身生活一年的節(jié)余四百元算，再養(yǎng)活兩口人的話，一年的節(jié)余就只剩下一百四十元，實在不能算得上非常富裕。這已經是景況令人滿意的畫家的遭遇了。在《上海生活費指數(shù)》這本書中，還列舉出了民國十五年至十九年的詳細零售食物物價表，但是因為以月為單位太過冗長，我們這里只摘取每年一月的物價來予以比較：可見除了食物和衣著比較穩(wěn)定以外，其他的項目都在扶搖直上。其中增長幅度相當大的是燃料和雜類。房租的變動也在呈現(xiàn)逐年穩(wěn)定上升的趨勢，至民國二十四年為止，房租居高不下的情況終于成為了一個動搖社會安定的問題所在，對此，上海市政府曾經于民國二十三年提出了上海市住房減租運動，但是遭到了房產租賃界的一致抵制，后來也不了了之。在民國二十四年的《上海市年鑒》中，刊載了這樣一段上海市房產公會對于減租運動的意見：“惟上海房地產業(yè)主與內地完全不同。內地業(yè)主，必要有余財，方能置產，上海則完全營業(yè)性質，以三四成之墊本，即可購置產業(yè)。近數(shù)年來新建筑驟然增加，地價亦突飛猛進，一切建筑為競爭招徠之計，圖樣力求新穎，工程力求堅固，衛(wèi)生設備力求齊全，成本之重較前倍蓰。故房租雖比昔日為高，而業(yè)主利益轉比昔日為薄。故今日業(yè)主現(xiàn)狀，上者付息之外或可略有盈余，次者收租僅敷抵息，再次則空屋較多，收租尚不足抵押款之息，因此賠累者，不知凡幾。”如此義正詞嚴地予以拒絕。就是說，租客在負擔房租的同時，也負擔了業(yè)主的生活費用和銀行利息，其付出不可謂不大。居住也是一個不能不考慮的問題，如鄭逸梅《藝林散葉》中說“吳昌碩初來上海，與張子祥同住一小室，只容二榻及一桌，甚為局促”。畫家租房，空間要求較大，因此負擔也可想而知。衣食住是生活基本設施的投入，解決了這一系列問題，尚有積余的話，方可考慮層次略高的一些消費。近現(xiàn)代上海的消費生活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繚亂的。1872年8月6日的《申報》上，曾經刊登過一篇題為《記咸豐三年上海縣城被擾事實》的回憶錄，而咸豐三年上海縣城的“被擾”，就是指小刀會起義。在這篇文章中，署名為黃浦江頭冷眼人的作者對比上海二十年間的變化，曾經不無感慨地這樣說道：“余游上海二十年矣，見夫昔之殺氣彌天者，今則酒肉熏天也；昔之肝腦涂地者，今則金銀布地也。鐵馬金戈之所，一變而為燈紅酒綠之場；焦頭爛額之區(qū)，一變而為買笑追歡之地。”城市財富的迅速集中和兼并也帶來了豪華奢靡的享樂之風，各種消費設施如雨后春筍應運而生。有一個名叫池式微的人，在他的《滬游夢影》中，以一種“阿房宮賦”式的華麗筆觸，記載了一家名號叫“南誠信”的高檔煙館的設施之豪華：“入其中者，覺畫棟雕梁，枕榻幾案、燈盤茗碗，無不華麗精工。而復庭設中外之芳菲，室列名人之書畫。夏則遍張風幔，不知火傘之當空；冬則遍設火筒，不知冰霜之著地。每一榻中各嵌大鏡一面，夜則電燈初上，以鏡照鏡，以燈映燈，鏡金相臨，燈燈相映，幾如入玻璃世界，珠寶乾坤，令人目閃心眩。”

《淞南夢影錄》中還記載了一家高檔的大茶樓“閬苑第一樓”說：“四面皆玻璃窗，青天白日，如坐水晶宮，真覺一空障翳。”還有1872年7月9日的《申報》里，有個署名晟溪養(yǎng)浩主人的人寫了一首竹枝詞描述大戲園裝潢之豪華說：“群英共集畫樓中，異樣裝潢奪畫工。銀燭滿筵燈滿座，渾疑身在廣寒宮。”極度奢華的享樂設施一方面是社會貧富分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從物欲上刺激了社會財富的不斷創(chuàng)造和流通，藝術當然也被包括在內。相對于紙醉金迷的上海社會而言，畫家的生活尚算是平靜，但也不可能不為之所影響。在上海的浙江藝術家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加之浙江優(yōu)厚的人文傳統(tǒng)和享樂風俗，他們不可能獨立于消費生活之外。很多事實證明，上海藝術家多有晉人之風，他們對于一些奢華的、靡廢的甚至是不怎么健康的享樂消費并不免疫，只是這些軼事在藝術史的正史中鮮有記載罷了。而藝術家非此即彼的生活習慣也并非大多數(shù)人一貫以為的那樣，與藝術史的研究毫無關系，至少它們反映了藝術家與當時社會環(huán)境的聯(lián)系，它們對于藝術的發(fā)展也會有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海派藝術而言，藝術家以藝術品交換享樂之資也是藝術品市場化必要性的一個側面。我們來看看前人筆記中的以下的內容：“（李瑞清）性嗜蟹，一日能馨其百，故當時人戲錫以‘李百蟹’之號。又嗜食閩菜，小有天閩菜館中恒有其足跡。”嗜好口腹之欲在清末民國時期的上海不足為大驚小怪。我們再來看看以下的這幾則令現(xiàn)代人頗難理解的軼事：“（胡公壽）旅滬之時嘗眷戀一妓，而此妓自高身價，視胡為措大一流人，待遇疏形落寞，不令得傍妝臺，胡因是悒悒思有以博其歡心，乃書一極工整之雙行便面配檀香扇骨以貽之。”藝術家多是生性浪漫之人，這種情況到了近代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場，就更加屢見不鮮了。“山陰任伯年嗜鴉片煙，一日戴用柏先生與楊伯潤過其門，任方臥榻吸煙，”此段記載的就是那個戴用柏為書僮迫任伯年交畫稿的故事，因原文太長，不必全引。這個故事膾炙人口，《清稗類抄》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里也有所提及。“周堅白曾拜趙叔孺、馮超然為師，奈二人均癮君子，俾晝作夜，無從請益。阿芙蓉癖甚深。值窘鄉(xiāng)則攢其眉而入小煙室，僵臥敗榻破席間，涕泗橫流，乞主任賒取紫霞膏以制癮。主人不允。于此有人焉，先密商于主人，俟其至，當其窮蹙，乃謂主人曰：‘余有數(shù)百錢，權為任先生作東道，并無他求，扇一頁，或紙一楨，便愿代請一揮何如？呼吸既畢，即假筆硯，就榻間，攢蔟渲染，頃刻而成。視之，真佳構也。轉售于人，立致重價。故得其畫者，十九從小煙室中來也。”而在此兩段里記載的任預煙癮發(fā)作時“攢其眉而入小煙室，僵臥敗榻破席間，涕泗橫流，乞主任賒取紫霞膏以制癮”的丑態(tài)，是藝術家之生活習慣與其藝術創(chuàng)作息息相關的一個絕好佐證。這種行為雖然斯文掃地、實在太過荒唐，然而民國書畫家為癮君子的情況很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普遍。除去這些五花八門的生活習慣以外，書畫家消費生活中比較健康的內容還有雅集、冶游和收藏，其中收藏之風在民國書畫家中非常普遍。民國時期，前清宮廷珍品廣為流散民間，文人鑒賞之風盛行、鑒賞水平提高，為私人收藏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鄭逸梅之《藝林散葉》中對于這方面之記載車載斗量，我們可以摘取幾例如下：“劉靖基藏有吳漁山八言大對，已破損，重裱一過，完好如新，裱費二百金。范祥雍亦有漁山所書直幅，漁山畫多于書，甚珍稀。”“二弩精舍，為趙叔孺齋名，家藏二弩機，一有吳大帝年號，一有蜀漢后主年號，為僅見之物。叔孺卒，二子各得其一。”“吳湖帆見有破損古畫，輒以價購之，委裱工劉定之裝池，破損處，吳親自填補加筆，了無痕跡。”“陳渭漁家藏清嘉慶御用墨，外裝錦匣，絕精致，墨上均為中南海各齋閣軒堂之景跡，以三希堂一錠為冠，全套六十二式。渭漁于光緒癸卯晉京，由一式微之清宗室出讓，已用去五錠，所剩五十余，渭漁以巨值得之，曾分貽朱古微、褚禮堂、趙叔孺等。時袁寒云居流水音，即以流水音墨為贈。”“張大千之大風堂，以所藏唐宋名跡炫耀于世，溥心畬舊藏陸機平復帖，及韓干所繪照夜白圖，自詡足以壓倒大風。奈曾幾何時，二跡已易主，王孫早歸道山，而大風堂巍然獨存。”“顏韻伯藏東坡寒食詩帖，為蘇書之精品，后歸日本。”“馮展云富收藏，多宋元名跡，一日不戒于火，馮號于眾曰：有能出圖卷者，酬百金。一少年應聲突火，攜數(shù)卷出，則黃公望秋山無盡圖、范寬重山復嶺圖、顧虎頭洛神圖。”“周瘦鵑家藏一巨大之玉謦，乃大內物，叩之厥聲清越。”

這些五花八門的收藏品中，如大內的御墨及玉磬這樣的物品，想來也是價值不菲。這樣，書畫家在維護（如劉靖基、吳湖帆修補古書畫）和征集收藏品過程中的支出不可謂不大，這其中涉及的資金甚至一度左右了上海收藏品市場的動向。美術史學家鄭重有許多研究書畫家收藏習慣專門著作，但是此題與本文關系并不密切，在此就不深入探討了。很多書畫家憑借自己的知識和手藝，在收藏品交易界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也成為了創(chuàng)造財富的一種手段。從生活的必要支出一直到嗜好的支出，這一統(tǒng)計過程可以說是涵蓋了不同家境的各個文人階層，其中不乏豪富之家或者一貧如洗者，但是最多的應該是中產階級。總之，對于書畫家這樣一個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能力不強的階層，為了應付生活支出，其謀取金錢無非是依靠其創(chuàng)作的一技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