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師獨立性展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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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微觀動機和宏觀行為為分析框架,通過對有關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研究文獻進行歸納和分析,從中尋找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微觀動機和宏觀行為之間的聯系,并試圖從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微觀基礎推演其宏觀行為,或者從注冊會計師的宏觀行為來尋找行為的微觀基礎,從而為分析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問

題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視角。

[關鍵詞]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微觀動機宏觀行為

一、前言

目前關于對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個是研究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微觀行為,以注冊會計師個體行為作為研究對象,采用分析性研究方法,目的是揭示注冊會計師行為選擇的形成動因,以期對現實中注冊會計師的行為選擇取向進行解釋;另一個領域是研究注冊會計師的宏觀行為,以注冊會計師群體作為研究對象,更多的是采取實證性研究方法,目的是發現現實中注冊會計師的行為選擇取向。

顯然,對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微觀動機和宏觀行為的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前者為后者的研究提供相應的分析和解釋,后者為前者提供了研究的課題和實踐檢驗的基礎。但是,要將兩者結合起來,并不是一件簡單的加總和外推的事情。因為,我們不能僅僅就觀察到的群體行為就作出有關個體傾向的結論,也不能僅僅從我們所了解或猜測的個體傾向就作出有關群體行為的結論(托馬斯.C.謝林,2002)。我們需要建立起兩種研究之間的聯系和橋梁,從而才能對很多現實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和理解。

本文主要是基于微觀動機和宏觀行為的分析框架,通過對有關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研究文獻進行歸納和分析,企圖尋找兩種研究之間的聯系,從而為分析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視角。

二、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微觀動機①

目前研究注冊會計師微觀行為動機的主流理論是委托理論。Ijiri-Kaplan(1984)曾公開批評很多注冊會計師的目標均是外生的,對很多爭論的最終解決在于將注冊會計師的動機內生化。Antle(1982)認為應當將注冊會計師作為一個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引入委托模型,形成兩個:一個是管理者,另一個是注冊會計師。因此,很多研究者將委托框架作為分析和解釋各種注冊會計師行為的基本框架,并成為分析注冊會計師微觀動機的主要工具。

(一)注冊會計師微觀動機的基本分析框架-委托理論

關于采用委托理論框架來研究注冊會計師的微觀動機,Antle(1984)、Baimanetal.(1987.1991)和Kornish和Levine(2004)分別給出了幾個有代表性的模型。

1.Antle模型。Antle模型的貢獻在于將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問題引入到委托框架中,并對獨立性進行分類定義。在委托框架中,Antle將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分為:(1)強獨立。即在委托者給定最優合約情況下,注冊會計師和人形成子博弈均衡,其中如果存在多重子博弈均衡,注冊會計師會采取最符合委托者利益的獨立審計均衡策略;(2)獨立。即在委托者給定最優合約情況下,注冊會計師采取真實報告均衡策略是子博弈占優策略;(3)不獨立。在委托者給定最優合約情況下,人和注冊會計師之間不能形成獨立審計的子博弈均衡。Antle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強獨立、獨立和不獨立的情形均可能發生,具體情況取決于對內幕交易的有效監管、咨詢業務對獨立性的影響、審計委員會和注冊會計師之間的關系以及對受賄注冊會計師的監管和處罰。

2.Baiman模型。Baiman模型的主要貢獻是,在委托框架中,證明了委托者能夠設計一個委托者-人和委托者-注冊會計師的最優合約機制,該合約機制能使注冊會計師選擇獨立審計均衡策略。Baiman(1987)等首先將授權經營或資產出租合約的思想理念引入到委托模型中,建立了一個最優合約設計機制。其基本思想是為了防止人提供虛假信息,委托者可以設計一個這樣的合約,如果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報告被公共信息披露系統所證實是真實的,委托者就向注冊會計師支付更多的審計報酬(相當于獎勵),當獎勵報酬足夠大時,它便能抵消人支付給注冊會計師的合謀賄賂金影響,注冊會計師就會選擇保持獨立。1991年Baiman等對模型進行了進一步的改進。改進后最優合約設計的基本思路是,在委托者與者合約中引入一個SE(State''''sevidence)條款,即將誤報一方的酬金全部給予揭露的另一方作為獎勵,以形成人和注冊會計師的一個零和博弈。于是,委托人便可以通過設計一個適度的人和注冊會計師的報酬機制,使得人和注冊會計師在合約SE條款的誘使下,選擇真實報告經營情況和審計情況的行為策略。

3.Kornish模型。Kornish模型的主要貢獻在于該模型將非審計服務引入到委托框架中,并證明了即使存在非審計服務,委托者也能夠設計出一個委托者-人和委托者.注冊會計師的最優合約,使得注冊會計師選擇獨立審計策略。模型最優合約的設計思路是:審計委員會(代表委托者)可以通過設計一個報酬補償機制,誘導注冊會計師抵御非審計服務的影響,真實報告審計情況。為了防止注冊會計師低報審計產出的傾向,審計委員會將支付給注冊會計師的報酬和其所報告的產出聯系起來,注冊會計師報告產出越多,審計委員會支付的審計報酬就越高,以誘使注冊會計師避免低報產出;同時,為了防止注冊會計師多報審計產出,當注冊會計師所報告產出超過某個數量時,注冊會計師報告產出越多,審計委員會支付的審計報酬就越低,以消除非審計服務對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影響,激勵注冊會計師保持其獨立性,報告真實的審計情況。

本文介紹以上模型,主要是想說明一個問題,在委托框架下,實際上存在著一個獨立審計的自動實施機制,即委托者可以憑借其在委托關系中所占據的主導地位,采用各種手段和方法,通過合約的實施履行機制,誘使注冊會計師保持其獨立性。應當說,這種自動實施機制正是公司治理結構中引入獨立審計的原始動因,也是獨立審計得以生存的一個重要微觀基礎。

(二)微觀動機中的注冊會計師聲譽

在委托框架中,Watts和Zimmerman(1986)認為隨著成本的增加,對高質量的審計需求也會增加,管理者自愿雇傭高聲譽注冊會計師作為協調機制,股東則雇傭注冊會計師作為一個監管機制。DeJoetal.(1985)和Mayhew(2001)采用試驗模擬委托中的注冊會計師的聲譽行為。試驗結果表明,對采取聲譽策略的注冊會計師和管理者給予回報只是聲譽形成的必要條件,對聲譽的回報速度則是形成注冊會計師聲譽的決定因素。

(三)微觀動機中的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

將法律責任引入到委托框架中,實際上是為了促使委托者、人和注冊會計師形成一系列合約,或者說是幫助人自愿地采用監管和履約機制來減輕沖突問題(Jensen和Meckling,1976)。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委托者、人和注冊會計師自愿形成一系列合約,對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制度安排就是有效的,也就是說,一旦法律環境能給注冊會計師一定程度的制約和監管,企業就會在其治理結構中選擇啟用注冊會計師(Fan和Wong,2005)。當然,前提是法律責任必須得到令人信服的執行。

三、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宏觀行為

(一)審計收費與注冊會計師獨立性

對于審計收費和審計獨立性的研究主要在于注冊會計師對審計收費的經濟依賴(Economicdependence)是否會導致獨立性的損害以及注冊會計師在審計市場競爭中的“低價承攬”(lowballing)行為是否會導致對獨立性的損害。

1.經濟依賴和注冊會計師獨立性

關于經濟依賴和注

冊會計師的獨立性研究,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經濟依賴會損害注冊會計師獨立性。Mautz和Sharaf(1961)認為經濟依賴是損害獨立性的重要因素。DeAngelo(1981)認為審計-客戶關系具有一個雙邊控制作用,由此產生注冊會計師對客戶的經濟依賴,可能導致注冊會計師對其獨立性的妥協并按照客戶的偏好來出具審計報告,這種經濟依賴的嚴重程度取決于注冊會計師的客戶組合和單個客戶的規模。另一種觀點認為,經濟依賴并不會形成對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威脅。Reynolds和Francis(2001)的實證研究認為,不存在經濟依賴導致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妥協的明顯證據。Reynolds和Francis(2000)發現經濟依賴越大,注冊會計師獨立性越高。Cordiallyetal.(2002)則認為經濟依賴的程度對注冊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無影響。

2.低價承攬(或會計師變更)和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

低價承攬是指注冊會計師利用客戶更換注冊會計師的成本進行低價業務競爭的行為。關于低價承攬對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影響,一種觀點認為低價承攬會導致獨立性損害。DeAngelo(1981)認為,注冊會計師希望從固定的客戶獲得正準租金,對客戶來說,終止與注冊會計師的關系是無關緊要的,對注冊會計師則不同。因此,注冊會計師不是完全獨立的。Magee和Tseng(1990)認為,現任注冊會計師的準租金會對獨立性形成威脅。Bockus和Gisler(1998)認為如果現任注冊會計師的期望責任充分高,現任注冊會計師的任何希望彌補其責任的審計要價,將導致把好的客戶讓給后任注冊會計師,只有不好的客戶會選擇處于成本劣勢的現任注冊會計師。李東平、王振林(2001)發現,在我國注冊會計師出具“不清潔”審計意見,會導致客戶變更注冊會計師。另一種觀點認為,低價承攬有利于增強注冊會計師獨立性。Lee和Gu(1998)認為相對于不變價格,低價承攬能降低交易費用,并能增強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

(二)注冊會計師任期與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

對于注冊會計師的任期和審計獨立性的關系一直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隨著任期的增加,很可能導致注冊會計師在重大問題上向客戶妥協(Ryanetal.,2001;Farmeretal.,1987)。因此,他們認為對注冊會計師的任期實施強制限制,可以限制客戶對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影響,提高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另一種觀點認為獨立性會隨著任期的延長而增強。Myersetal.(2003)認為,較長的注冊會計師任期對管理者實施盈余管理進行了約束,這說明具有較高的審計質量。Myersetal.(2002)發現注冊會計師任期短的企業其盈余較大且很不穩定。Myersetal.(2004)發現隨著任期的延長,債務成本在下降,這說明債權人認為任期延長,審計質量在提高。Ghosh和Moon(2005)發現投資者對盈余質量的理解和注冊會計師任期存在正相關關系。

(三)非審計服務與注冊會計師獨立性

關于非審計服務與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關系,一種觀點認為,非審計收費造成注冊會計師對客戶的經濟依賴,因此,由于擔心失去客戶而難于抵御客戶的壓力。同時,很多非審計服務包含了咨詢業務,使得注冊會計師承擔了管理者的角色,由此可能會威脅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相反的觀點是,對非審計服務的限制忽視了由此帶來的期望損失成本,因為聲譽和法律責任很可能強化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DeFondetal.,2002)。Chung和Kallapur(2001),DeFondeta1.(2002),Francis和Ke(2002),Fran:keletal.(2002),Reynoldsetal.(2002)等采用盈余管理作為衡量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指標,研究非審計服務對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影響,其結果是有的支持該結論,有的不支持。因此,從實證的結果看,證據可以說是模棱兩可的。

(四)注冊會計師宏觀行為中的注冊會計師聲譽

一般認為,會計師聲譽對維護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發揮著重要的作用。Reynolds和Francis(2001)的研究發現,五大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對于大客戶的審計更加保守,他們認為注冊會計師對聲譽的珍惜更能主導注冊會計師的行為。Choi和Wong(2004)發現與不發行證券的企業相比,發行證券要求更高質量的注冊會計師,而且在法律環境較差環境中,這種需求更加強烈。DeFondetal.(2002)實證研究發現,出具持續經營審計意見與審計收費之間不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他們認為這間接說明了聲譽損失與法律責任相比,前者更能維護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但是,也有研究者認為情況并不盡然。Tirole(1986)認為,聲譽機制具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聲譽機制會加大合謀的可能性。Khurana和Raman(2004)研究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究竟是與聲譽有關,還是與其法律責任有關,其結論是導致高質量審計的原因更多是在于法律責任而非聲譽。

(五)注冊會計師宏觀行為中的法律責任

關于法律責任對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宏觀行為的影響,一種觀點認為,法律責任對維護注冊會計師獨立性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Griffenetal.(1997)發現在美國的資本市場,1993年五大會計師事務所就占據了10億美元的法律責任賠償,這說明了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為減低法律責任風險而會強化其獨立性。Krishnan(1997)發現法律責任和注冊會計師選擇放棄而不是選擇被解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Shu(2000)發現注冊會計師由于客戶法律責任的增加和與客戶之間存在不協調而選擇放棄。Newmanetal.(2005)認為在一個對審計失敗實施較為嚴厲處罰的市場中,往往具有較高的投資水平、外部人持有企業、審計資源投資、審計收費和投資期望回報。另一種觀點認為,盡管法律責任對維護注冊會計師獨立性起著重要作用,但是不適度地增加法律責任,會導致注冊會計師總體審計獨立性的降低。Dye(1993)認為,法律責任增加將使得更多的財富較小的注冊會計師不遵守會計準則,最終會導致審計總體質量下降。BockusandGigler(1998)認為法律責任的增加將導致注冊會計師放棄的增加,而后任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顯然要低。DeFondetal.(1999)發現當中國政府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制以增加其獨立性時,很多上市公司都會選擇放棄高質量的審計,轉向選擇低質量的審計。

四、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微觀動機和宏觀行為

托馬斯.C.謝林(2002)認為,在人們的行為或者選擇依賴于其他人的行為或者選擇的情況下,通常不能通過簡單的加總或者外推得到群體行為。為了找到它們之間的關系,我們通常需要考慮個人和他們所處的環境之間的互動聯系,也就是個人和其他人或者個人和集體之間的互動體系。所以,只有當我們把注冊會計師的群體競爭因素考慮進去,找到并建立起獨立審計的委托博弈和注冊會計師群體審計博弈之間的聯系后,我們才能從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微觀動機來合理解釋注冊會計師的宏觀行為,或者從宏觀行為來探尋其微觀基礎。

(一)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個體動機和群體行為結果

事實上,在Lee和Gu(1998)、Mayhew和Pike(2004)等人的研究中已經隱含著委托博弈和注冊會計師群體審計博弈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ke和Gu(1998)在一個動態多人道德風險模型中引入了其他注冊會計師低價承攬行為對現任會計師行為的影響,在由委托人選聘注冊會計師前提下,得出了低價承攬能降低交易費用,并能增強注冊

會計師的獨立性的結論。Mayhew和Pike(2004)通過實驗,證明了由投資者來選擇注冊會計師能降低注冊會計師對獨立性的違背,同時還消除注冊會計師的道德風險,進而基本消除了對獨立性的違背。從模型以及實驗設計所隱含的由注冊會計師選聘權為起點逐漸推演到注冊會計師群體行為的這個過程②,我們就會發現并抽象出其間內在邏輯結構和關系。

在傳統的獨立審計委托分析框架中,模型分析往往已經隱含著這樣的注冊會計師選聘權配置假設前提(以下簡稱“配置A狀態”):(1)會計報告使用者(投資者、董事會等)擁有對注冊會計師的選擇和聘用權利;(2)會計報告使用者(委托者)本能地具有追求真實審計報告的動機。在這樣的選聘權配置下,會計報告使用者顯然會利用其掌握的選聘權,選擇符合自身利益的具有獨立性的注冊會計師。在這種注冊會計師選聘權配置下,會計報告使用者在與人和注冊會計師之間的委托博弈中占有主導地位,而且這種主導地位會在注冊會計師之間的審計競爭博弈中繼續發揮作用并在競爭中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于是,由于審計市場競爭的作用,低價承攬、注冊會計師任期、非審計服務以及注冊會計師的聲譽和法律責任等均會發揮類似公司治理的作用③,成為委托者審時度勢、相機決策地用來選聘獨立審計注冊會計師的工具和手段,在注冊會計師群體行為上表現為低價承攬、注冊會計師任期、非審計服務、注冊會計師聲譽以及法律責任等就具有強化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的作用。

但是,現實社會卻往往錯綜復雜的,傳統的委托框架中的注冊會計師選聘權配置并不總是存在與現實各種企業形式之中。由于現實社會中股權的社會化、國有產權的、企業利益相關者理念的引人、大股東控制以及內部人控制、政府強制性非意愿審計等問題的出現,導致現實中存在著大量的另一種注冊會計師選聘權配置(以下簡稱“配置B狀態”)④⑤:(1)會計報告使用者(投資者、小股東、政府、社會公眾等)不擁有對審計注冊會計師的選聘權利,選聘權轉移到會計報告提供者(管理者、大股東、企業等)手里;(2)機會主義的會計報告提供者(管理者、大股東、企業等),往往不具有追求真實審計的原始動機,相反,它追求的是選聘符合其機會主義傾向的注冊會計師。在這樣的選聘權配置狀態下,會計報告提供者顯然會利用其掌握的選聘權來影響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而這種影響在注冊會計師之間的審計競爭博弈中繼續得到發揮和被強化,于是,在會計師群體的競爭作用下,注冊會計師陷入與會計報告提供者合謀的“囚徒困境”或者“風險優勢均衡”之中,使得低價承攬、注冊會計師任期、非審計服務、注冊會計師聲譽甚至法律責任等變為成為其以機會主義的態度來選聘獨立審計注冊會計師的工具和手段,在注冊會計師群體行為上表現為低價承攬、注冊會計師任期、非審計服務、注冊會計師的聲譽甚至法律責任等均極可能產生導致降低獨立性的問題。

但是,在現實社會中,以上兩種注冊會計師選聘權配置狀態以單一形式存在的狀態比較少見,更多的情況是處于一種混合配置狀態。即有一部分企業中的注冊會計師由會計報告提供者選聘,⑥另一部分企業的注冊會計師由會計報告使用者選聘。⑦于是,情況就變得復雜起來,究竟低價承攬、注冊會計師任期、非審計服務以及注冊會計師的聲譽的高低和法律責任增減等是否會導致群體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降低,邏輯判斷是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即需要看在審計市場中兩種選聘權配置各自所占的比例、注冊會計師的聲譽分布狀況、注冊會計師競爭激烈程度、對注冊會計師的監管等因素綜合作用的情況。于是,在一個具有個體多樣性和復雜性的注冊會計師群體中,選自不同群體結構樣本的統計實證的結果也自然會存在不同以致相反的結論。至此,我們對前面注冊會計師宏觀行為研究中的爭論做出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二)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微觀動機和宏觀行為的政策含義

1.對Sarbanes-Oxley法案的解讀

在發生了安然事件等一系列財務舞弊案件后,對美國進行了深入的檢討,認為,安然事件發生的涉及到兩個主要問題:對企業的控制權轉移到經理層手中,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從其非審計服務中獲得高額報酬影響了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并于2002年頒布了Sarbanes-Oxley法案,對公眾公司的獨立審計做出了進一步的規定:(1)注冊會計師向審計委員會而非管理層報告;(2)審計委員會必須預先批準注冊會計師所提供的所有服務;(3)注冊會計師必須向審計委員會報告新信息;(4)禁止提供特定非審計服務;(5)主要的審計合伙人和審計復核合伙人必須每五年進行輪換等。但是,這些規定在學術界引起了爭議,很多研究結論并不支持其規定。實際上,安然事件的發生可以歸結為首先由于注冊會計師選聘權配置發生了由A狀態到B狀態的變化,由此也導致非審計服務損害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問題。因此,Sarbanes-Oxley法案的(1)、(2)和(3)條規定是將注冊會計師選聘權配置還原為A狀態。(4)和(5)是防止可能出現的微觀動機發生由A狀態到B狀態的逆轉,從而對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損害。這實際上是起到了交叉雙重治理作用,盡管可能會帶來一定的效率損失(因為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會造假),但這或許是顯示了美國治理注冊會計師舞弊的決心。

2.對我國的注冊會計師政策的啟發

就我國的情況看,盡管公司法規定,注冊會計師由董事會來選聘,但是我國注冊會計師選聘的現實情況是:(1)67.9％企業的審計需求源于法律法規的規定,只有17.9％源于股東會或者董事會的需求(課題組,2004);(2)內部人控制成為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主要特征之一(上海證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03)。因此,在我國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微觀基礎中的會計師獨立性自動實施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相反,由于大量企業的注冊會計師選聘權配置處于B狀態,這將把注冊會計師更多地引向“迎合”機會主義的歧途。因此,本文給予我們的政策啟示是:(1)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公司治理的問題,是對公司治理問題的一種反映,對此我們應當有充分認識和理解;(2)在我國的制度變遷中,構建良好的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的微觀基礎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充分認識到這一點,那么任何希望通過強制性制度安排來快速形成這樣一個復雜的體系的想法,其結果很可能違背制度設計者的初衷;(3)處于制度變遷時期的我國微觀經濟結構十分復雜,這給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制度和機制設計帶來極大的難度。對價格競爭、低價承攬、注冊會計師任期、非審計服務、加大處罰等實施統一的政府管制政策很可能對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產生正反兩方面不同的影響,也自然會引起各方面不同的反應,這就需要政府監管部門在實施有關管制政策時,要認真權衡利弊并加以統籌安排,否則,任何武斷或者“一刀切”的管理政策很可能會帶來難以預料或者意想不到的結果。

五、展望

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20世紀的經濟學患上“精神分裂癥”,即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脫節。在21世紀,經濟學研究出現了一個的重要的趨勢,一方面宏觀經濟學在尋找微觀基礎,另一方面,微觀經濟學也試圖從個體行為推演出宏觀經濟行為。當我們將微觀和宏觀兩方面研究結合起來時,正如托馬斯.c.謝林所認為的,有時候結果是出乎意料的,是不容易猜測得到的。

本文試圖在對有關

注冊會計師獨立性文獻進行綜述的基礎上,從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入手,在尋找注冊會計師微觀動機和宏觀行為之間有機聯系方面作一個初步的嘗試性探索。應當說,這種探索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課題,需要研究問題很多。但是不管如何,一旦我們將兩個研究領域試圖結合起來時,我們會發現很多意想不到的結果和新的研究思路。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宏觀行為研究可以更加豐富微觀動機研究內容,注冊會計師獨立性微觀動機研究可以為其宏觀行為提供更加合適的詮釋,并為宏觀行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視角。

注釋:

①以下論述的數理分析推導過程由于篇幅過長,本文沒有給出,只給出其主要思路和數理推導含義,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②事實上,Magee(1990)、KofmavI和Lawarree(1993)、Lee和Gu(1998)、Mayhew和Pike(2004)、陳朝武(2001)、閻達五(2002)、葉明忠(2004)、龍小海(2005)等很多學者均敏銳地感覺到兩種選聘權配置對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的根本性影響。

③Lee和Gu(1998)模型證明了在該注冊會計師選聘權配置下,低價承攬實際上有利于強化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發揮著類似公司治理的作用。

④Magee(1990)的模型實際上就是討論這種情況,但是,遺憾的是他們卻沒有將注意力放到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Magee(1990)模型中假設注冊會計師和管理者不存在合謀)。

⑤Lee和Gu(1998)模型只討論了A狀態的情況.而沒有討論B狀態的情況。事實上,在B狀態下.結論是不同甚至相反的。

⑥事實上,安然事件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導致安然事件發生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對企業審計會計師的控制權轉移到經理層手中。

⑦調查顯示,我國已經有17.9％的審計需求來源于股東會或者董事會的需求(課題組,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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