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西方文明融合中的中國復興與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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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就其原生態和性質而言，與西方文明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明形態，中華文明對西方文明具有本能的排斥，而西方文明具有內在擴張要求。這種排斥與擴張導致中國與西方的交流是難以避免的，而且必然以沖突乃至戰爭的方式開始。西方的這種沖擊是巨大的、史無前例的，導致中國陷入混亂和衰落過程。中國逐漸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從內部觀察，西方對中國開始沖擊之時，恰逢中國康乾盛世結束，中國國內社會經濟和政治矛盾激化，清政府開始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機之中?？登⑹赖闹匾獦酥竞瓦z產是人口的急劇增加。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中國人口從1.5億增加到3億多，翻了一番還多，到19世紀中葉更是達到4.3億人③。人口歷來是影響一個國家乃至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急劇增加影響是多方面的。商品經濟發展，人地矛盾上升，土地兼并嚴重，官僚地主剝削壓迫加重，社會矛盾凸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矛盾加劇，社會陷入嚴重內部危機，同時，中央政府控制力下降，官僚集團腐化貪婪和敲詐盤剝，清政府開始走向腐敗無能④。外部的挑戰和內部的危機相互交織，是中國在1840年之后的基本特點和面臨的基本形勢。人民對政府失去信任，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下降，失去了應對沖擊的能力和權威。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爆發的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就是這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矛盾的總爆發⑤。腐敗無能的政府不可能帶領國家和民族應對這樣的危局與挑戰。必須用新的辦法打破現存的秩序，整合民族與國家的力量。革命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先進的古老大國，曾經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達幾千年，中華文明對人類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輝煌歷史使得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即使到清代的乾隆皇帝時期，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開始萌芽發展，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最富裕的國家⑥。這是中國近代歷史發生發展的基本背景和內部起點。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進程中，生活居住于地球不同地域的世界各民族和國家在相對孤立的環境下，形成了許多各具特色的發展道路和文明體系。歷史進入到17世紀和18世紀，西方文明孕育出的起源于英國崛起于歐美的工業革命和西方世界的擴張與強勁沖擊，使得這種狀況開始改變。中華文明獨存的封閉狀態被西方文明的強烈沖擊所打破。西方文明的迥然不同形態和侵略、奴役、壓迫等種種野蠻的交流方式，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中國被逐步推到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⑦。這是現代中國變化發展的外部歷史背景和誘因。面對西方文明的競爭與沖擊，加之自身內部的危機和政府的腐敗無能，中華文明和中國社會似乎失去了前進的方向和生命力，優越性和競爭力也似乎蕩然無存。古老中國不可避免地落后和衰落了。與這種落后、衰落相伴隨的是給中國人以刻骨銘心感受和記憶的國家、民族與人民的悲慘命運，還有民族心理上固有的文化優越感和民族自信心的喪失。孫中山先生對此有過深刻體察。他說，隨著義和團運動的失敗，許多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便完全喪失了，崇拜外國的心理一天高過一天⑧。中國有沒有希望，中國向哪里去，成為重大的歷史課題。這時，中國歷史走向的選擇可能只有兩種，那就是: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
中華文明的精神支撐與中國的百年革命
中國人選擇的是在屈辱中爆發、在落后中奮起，而不是在屈辱中茍活、在落后中消沉。中國開啟于1840年的百年革命就是古老中國回應西方文明沖擊，在革命中改造自己，迎接挑戰，追趕時代潮流，實現民族獨立自由和國家進步的歷史選擇。這是一個曾經自信的民族在勇敢承認自己落后之后的自強與復興運動，是在洋務運動、等維新改良自強方式不斷遭遇失敗后探索出的唯一選擇，是一種痛苦的自我蛻變和新生。中華文明五千年輝煌歷史記憶鑄就的民族自豪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撐作用。誠如所言: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更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更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⑨。振興中華必須始于振奮民族精神、提振人民信心。這種民族自信心的恢復對中國人不甘心落后、不屈服被壓迫，在奮斗與犧牲中改變國家與民族命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精神作用。從此，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自由平等，在學習西方文明、追趕世界潮流中振興中華和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成為中國的時代最強音和基本主題，最終匯集成為不可阻擋的強大力量和歷史大潮。在百年的革命和變革中，存在兩千年的皇權帝制退出了歷史舞臺，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偉大歷史成果，也是西方文明對中國政治制度變遷和選擇造成的最大影響之一。社會主義制度的出現則是中國在百年革命中應對西方沖擊產生的最終偉大成果，它既是馬克思主義指導和蘇聯影響的結果，也是中國古老傳統和當代世界特征結合與時俱進的產物，是中國開始偉大復興的新起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現代中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一個內部積貧積弱、四分五裂，外部強敵環視、面臨亡國危險的落后大國，要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復興，沒有堅強的領導核心有效組織起來是不行的，沒有科學的行動指南和正確的實現途徑也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嚯y可能毀滅希望，苦難也可能迸發力量。在血與火的考驗中，掌握馬克思主義和階級斗爭利器的中國共產黨逐漸在實踐、競爭中脫穎而出，在長期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中成為中國人改變自身命運和歷史的核心力量。經過28年曲折復雜艱苦決絕的奮斗，給中華民族和中國締造了光明的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一百年奮斗犧牲取得的最偉大成果，它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理性的選擇，正確的選擇。人民共和國標志著民主共和理想的實現，社會主義代表著公平、正義和進步的追求。它是與時俱進和歷史記憶結合的產物，是現實條件和歷史發展的產物，是西方現代工業文明和古老中國歷史文明結合的產物。它為中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偉大復興創造了基本條件，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它凝聚著無數中國人前仆后繼的犧牲與奮斗、光榮與夢想，標志著中華民族苦難歷史的終結和復興歷史的開啟，預示著一個新的繁榮富強幸福的中國注定會重新崛起。
中西方文明經濟形態差異及中國對資本主義的排斥
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有著多方面截然不同的差異。從經濟角度觀察比較，重商與抑商是最重要的差別所在。西方社會實質是重商主義社會，其文明屬于商業文明形態，中國社會實質是重農主義社會，文明屬于農業文明形態。西方文明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的產物，它的文明形態是在封建主義和商業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城邦則是商業經濟發展的形式和重要載體。正如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指出的:新世界的起點是商業的專門化⑩。工業革命的出現可以看作是商業發展過程的繼續。因為到18世紀，通過商業而賺錢的機會漸漸枯竭了。貿易要繼續發展，歐洲本身必須能夠提供出口———這正是它在19世紀大量做的事瑏瑡。工業發展由于這一原因而得到推動。而金融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中華文明本質是抑制商業與市場經濟的。實施了2000年的重農抑商“基本國策”就是最典型的例證。雖然在不同歷史時期里抑商的程度有區別，但重農抑商政策卻貫穿始終瑏瑢。中華文明的獨特形態和中國政府延續2000年的基本政策取向，自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和內在的合理性。但面對西方商業文明和工業革命的沖擊，中國固有的文明形態顯然是落后了，至少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看是毋庸置疑的。承認這種現實是痛苦的，而效法西方也絕非易事。中國早期的革命者企圖通過資本主義的道路而達成救民強國的目的，但現實卻使得這條道路走進了死胡同。西方對中國的壓制是重要方面，中國內部的條件不允許是更重要的原因。對此早已有過精辟論述，在論及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的國際環境時他指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歷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烈士，為此而抱終天之恨?！爆仮灛崥v史雄辯地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難以走通。因此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而選擇計劃經濟也有深刻的原因，它既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預言與構想，也有蘇聯成功的實踐示范。但還有一個不為人們意識到的重要深層歷史原因，就是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重農抑商的慣性和潛在作用。這種傳統究其本質而言，就是對資本主義的內在排斥和抑制。商業經濟是資本主義產生的溫床，對商業和商品經濟的排斥，在一定意義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抑制。傳統中國文明對商業和資本主義的排斥是長期的和全面的，具有內在的深刻經濟社會原因，也具有深厚而廣泛的社會文化基礎。這種抑商傳統，是建立于對商業和商品經濟過度發展導致的負面作用的深刻觀察之上的，是基于商業經濟對小農經濟的破壞性作用產生的。因為“交換促使經濟繁榮，也促使社會分裂，階級分化，貧富分化，矛盾增長，促使小農經濟衰落、破產，土地兼并集中，賣兒賣女賣自身”瑏瑤。重農抑商的本質就是維護小農經濟，抑制資本主義。對商業的不同態度和采取的不同舉措，也許是我們理解中西方文明及其差異的基本關節點。所謂“無商不奸”俗語和“奸商”稱謂的存在，實質是傳統中華文明對商人的行為動機和人格的判斷與定性，隱含著對商業過度發展產生后果的擔心與憂慮，表現了大眾心理對商業發展的排斥，說明抑商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的基本價值選擇。當然，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商業，農業社會中商業是農業發展和社會存在的必不可少的產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功能，對此中國人有清晰的認識，因此中國文明并不排斥商業和市場經濟，只是一直試圖把商業發展限定在必要合理的范圍之內。商業在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輝煌的發展。司馬遷“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就是最經典的描述。中華文明重農抑商的這種特質，在人類歷史上是非常獨特的現象。中國自清代中期以來的衰落和政治腐敗，在外部是西方資本主義沖擊的結果，在內部則很大程度是由于地主階級和商人階層崛起，資本主義因素在社會內部加速成長，從而導致貧困人口急劇增加，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廣大人民流離失所，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不是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影響了中國，而是內外資本主義及其發展導致了中國的衰落。西方列強在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對中國的工業發展和民族資本發展構成了嚴重的抑制，加速了中國社會的分化，加劇了人民的痛苦，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加速了中國的衰落，也就加強了人民對資本主義的反抗。因此，資本主義不可能在中國出現和產生。中華民族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理想的民族，中國社會古老的基本社會理想和理論信條是均平主義，社會經濟均平理論是中國歷史和經濟社會構建的基本邏輯。這也許是理解中國歷史和中西方差異的關鍵點。對此，錢穆的有關論述是富有說服力和啟示性的，他認為，《論語》所說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是2000年來中國人最服膺的經濟理論，是中國經濟思想史上的一條大主流瑏瑥。中國自戰國時工商業就很發達，但中國卻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因為中國傳統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本質是為抑制資本主義演進而制定的。錢穆斷言:“中國社會決不能而且亦斷不該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路，這是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及現代世界潮流趨向的人，所同樣首肯的。”瑏瑦對比中西方文明的差異，檢討中華文明的不足與局限，也許中國在近代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從經濟視角分析，中華文明對商業的排斥必然導致現代工業難以發生和發展。這是西方文明發展史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因為西方的歷史軌跡和發展邏輯是，商業的發展推動工業的成長，商業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成為工業發展的基本條件和推動力量。而在一個農業經濟社會中，工業發展缺乏這種強有力的內在動因。這也許是中國人對商業和工業認識上的歷史局限。對其負面的作用過度擔憂，而對其積極作用與巨大潛能估計不足。但這就是歷史，不以個別人的意志為轉移。
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沖擊，是工商業的內在擴張性驅動所決定的，西方文明處于優勢和主導的地位，處于弱勢的中國文明面臨的主要是如何回應的問題。出路和結果只有兩種，一種是在固守自己傳統中沉落，另一種是在有效回應和變革中崛起。中華文明自身具有兼容包并、與時俱進的開放秉性和巨大彈性，這是中華文明歷幾千年風雨艱險而不輟的重要根源。在調整中回應是中國必然的選擇，而且，歷史經驗證明中國人固有迎接一切挑戰的智慧和勇氣。中國要在回應中崛起，面臨兩大歷史性問題需要解決，一個是如何在經濟上實現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轉型，另一個是如何對待自身文明的問題。在對待自身文明的問題上，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和方式，一種是用西方文明徹底取代自身文明，一種是在借鑒融合中尋找新的發展道路。前一種是徹底西化的觀點和路徑，后一種是創新和探索新的發展道路，也是中華文明歷來面對外來文明挑戰所采取的基本態度和主要方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出現和計劃經濟的確立，證明中國選擇了和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但對工業文明的向往和從傳統農業國家向現代工業國家轉型發展的方向沒有改變。在這個外來沖擊的改造過程中，中華文明注入和吸納了來自于西方工業文明的新要素。對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選擇，人們一般傾向于把這種選擇理解為是對蘇聯模式的借鑒和套用，很少有人從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尋找原因。如果我們從中國歷史的大視角去觀察，就會發現，計劃經濟體制是在吸收西方工業文明的合理內核基礎上對中國抑商傳統的復歸，是對西方重商主義的再次否定與拋棄，是古老中華面對外來沖擊傳統上采取的基本應對之策。因為清末和民國期間，在西方資本主義工商業沖擊下，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封建地主階級三座大山迅速崛起，在他們的主導下，中國軍閥風起、戰亂不斷，商業和市場經濟得到畸形的發展，剝削壓迫嚴重，農民大量破產而流離失所，社會兩極分化嚴重，人民痛苦不堪，中國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銳，國家和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時期瑏瑧。在歷史激蕩的洪流中，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帝國主義不僅不能救中國，相反卻是在毀滅中國，那些抱著用資本主義救中國的愿望和努力不可避免地破滅了。中國的這種狀況，呼喚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徹底變革。中國的復興和崛起是幾千年形成的中國傳統社會形態的大轉型。這種轉型發展是一個曲折復雜的長期歷史過程，需要在不斷探索中前行。西方文明對中國的沖擊和影響還遠未結束，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的回應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西方與中國的中心—外圍關系格局還沒有根本改變，兩種文明之間的關系仍然是不對等的。中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與轉型，在某種程度是對西方文明商業傳統的借鑒與吸納，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全球占據主導地位時期中國對西方競爭壓力的新回應，是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的新融合，這種探索和新嘗試是一次偉大的歷史性創造。但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使得這種回應仍然帶有自身傳統和文明的鮮明特點，是有自身特色的新的發展道路。西方人頑固地試圖要用自己文明的“普照之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徹底改造中國，實際是用西方文明徹底取代中國文明。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存在與發展說明，中國仍在固守自己的文明傳統，而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證明，這種文明正在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與活力。
中國從一個飽受戰亂摧殘、積貧積弱的典型農業國家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工業大國，這在人類發展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奇跡。它是中華民族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貢獻。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算起，新中國已經走過了60多年的歷程，在這60年中，中國前30年的發展路徑和后30年的發展路徑又完全不同。前30年是在計劃經濟中發展，迅速實現了國家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初步轉型，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與西方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仍然處于落后狀態，甚至發展出現了較嚴重的問題。其中的很大原因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不同社會經濟制度并存造成的，是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競爭的結果，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兩種文明形態”和發展道路的競爭，即“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和“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競爭，計劃經濟發展道路和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的競爭。它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不同社會制度并存，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種不同的經濟體制并立，人類歷史處于這樣新的歷史時期和大背景、大環境下的必然產物。
本質上屬于西方文明與中國新文明形態的競爭。在這場長期的競爭和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優勢逐漸下降，顯示出了不足和劣勢，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占據上風，社會主義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易幟就是最典型的例證。蘇東劇變原因復雜，但經濟體制的僵化和發展活力的不足無疑是重要的原因。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向哪里去成為新的重大歷史課題。歷史總是在需要巨人的時候產生巨人。在鄧小平的帶領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奇跡般地實現了國家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型，走上了市場化發展的新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功。這條道路的基本特點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值得研究的是其中的中國因素和中國文明的印記。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的革命性社會思潮和一種國際性社會運動起源于西方文明的發祥地歐洲尤其是西歐國家，但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形態，卻主要出現于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東歐地區和亞洲的東方國家。這種現象是值得深思的。我們認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社會主義本身是以西方文明的對立物出現的，在本質上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形態完全對立，實際是對西方文明的批判、否定和替代，因此在西方文明失去生命力之前，它只能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理論甚至運動在西方社會存在。因為西方文明本質上奉行的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是一種弱肉強食的文明形態，至今為止，它的文明實際還沒有走出叢林。這是一種充滿原始野性力量的文明形態，它的創造性是巨大的，但它的破壞性和副作用也同樣巨大。它的創造性和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但它的破壞性和危害卻很容易被忽視，甚至被千方百計地掩蓋了起來，尤其隨著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它有被美化甚至神化的傾向，這一點需要引起警惕和深入研究。隨著世界上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社會主義運動的東方色彩卻日益凸顯，也許正在演變成中國古老文明鳳凰涅槃后與西方文明的新較量。而探尋中國文明的本質特征，尋找社會主義和中國古老文明的內在歷史和邏輯關系，發現社會主義在中國出現和存在的歷史依據，也許就是打開這個謎底的關鍵。
我們現在需要開始做的重要準備工作，就是重新審視和發現自己的文明。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走出西方中心論的困擾，走出把西方文明作為研究標桿的近代傳統框架，真正把中華文明作為一種獨立的存在和偉大的現象，研究它的自身特質，發現它的內在邏輯、內在的必然性、自身的合理性與魅力、缺陷和不足，在此基礎上進行重新的評估和認識。尤其應該反對那種用近代中國的落后推定中國歷史上一貫落后，用近代西方的發達推定西方歷史上一貫文明的和唯心史觀。尤其應該防止那種見到西方的城邦就說中國的大一統不好，見到西方的所謂議會民主就認為中國固有的制度一定專制殘暴，見到西方的商業經濟和封建莊園就認為中國小農經濟是落后之源、重農抑商是沒有合理性的非理性選擇。還應該警惕那種把資本主義的一些作法和現象當成真理和“國際慣例”，試圖用資本主義的觀念和邏輯觀察、評價和解決社會主義的現象與問題。黑格爾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的先輩是富有智慧和創造性的，他們創造的歷史和取得的輝煌是舉世公認的，他們選擇和走過的道路必然有其內在道理與合理性。中國近代的衰落沒有理由要求歷史和先輩承擔責任。我們應該懷著敬意和虔誠，用科學態度和方法去發現他們創造歷史的內在邏輯和歷史理性。那種在比較東西方歷史和文明中輕率地一味否定自己、盲目崇拜西方的民族自卑主義應該結束了。這是百年中國革命給我們的啟示，是近60年來中國發展的歷史基礎和現實背景，也是正確認識30年來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內在邏輯的關鍵所在。
作者：李香菊何元鋒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