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經濟增長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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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招商引資促進經濟增長模式；民營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模式；傳統產業結構推動經濟增長模式；低成本勞動力促進經濟增長模式等進行講述，包括了招商引資模式確實在短時間內使西部一些地方的經濟總量有所增長、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民營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已得到各方面的共識等，具體資料請見：

內容摘要：本文針對目前西部經濟增長的幾種主要模式：招商引資模式、民營經濟模式、傳統產業結構模式、低成本勞動力模式等進行了分析論證，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出了思路，以期為縮小東西部經濟差距、促進西部經濟良性持續發展提供借鑒。

關鍵詞：西部經濟增長模式資源耗費產業結構勞動力成本

西部地區如何實現經濟快速、持續增長，以及經濟持續增長會給西部帶來怎樣的影響，是我們在選擇西部經濟增長模式時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西方工業國家早已完成了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即從以能源，尤其是以資本的增加帶動經濟發展的傳統模式，轉變為依靠技術進步和服務業的發展促進經濟的增長。這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是集約式的，效率更高。而我國西部經濟增長主要還是依賴于傳統模式，以消耗資源、增加投資為特點，往往造成人與人的關系緊張，人與自然的關系緊張。本文將對現階段我國西部經濟增長模式進行分析，并對其增長模式的特點和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揭示，從而為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參考。

招商引資促進經濟增長模式

近年來，西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大力從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招商引資，并在稅收和土地政策等方面給予了極大的優惠；為了鼓勵個人或中介組織招商引資，很多地方政府還設立了專項獎勵基金；此外，還通過政務公開，簡化審批手續，實行服務承諾制，建立“綠色通道”等完善招商引資的軟環境。顯然通過對外招商引資，能擴大地方投資規模，實現地方經濟增長的目的。

但由于受地理、信息、通訊、交通、人才等問題的制約，西部地區的招商引資一直舉步維艱。例如2004年青海省引進內資（省外招商）盡管實現了一次大的飛躍，達到73億元，但這個數字不到天津當年實際利用內資額238.75億元的1/3；實際吸收外資僅2.25億美元，為廣東當年實際吸收外資100.1億美元的2.24%。西部地區最大的優勢就是資源豐富，而各地政府往往抓住地方資源大做文章，招商引資。能源富集、電價低廉、土地征用成本低等成為西部招商引資的重要法寶，而這正好使得飽受高污染、低效率之苦的我國東部地區和其它經濟發達國家再也不能容納的高能耗、高污染企業找到了“生存之地”。于是，近年來西部成了高耗能工業發展的集中地。據了解，青海的氧化鋁企業90%都是近10年來因東部地區電力緊張而移植西部的；內蒙古自治區重點扶持的20家工業園區中，有5家被冠以“高載能園區”的名稱，其以高耗能產品為主的園區約占一半。西部其它地方在招商引資中所出現的情況也大致相同。

招商引資模式確實在短時間內使西部一些地方的經濟總量有所增長，但高能耗企業的大量引入，使得西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原來并不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變得突出起來。比如青海省工業用電占總用電量的80%，而高能耗企業的用電又占工業用電的90%以上；內蒙古電力缺口達到70%。許多西部地區形成了以高耗能產業為支柱的經濟結構，發展高耗能產業成了西部經濟增長的重要模式。雖然招來了“東資”，但引進的大多是一些高能耗、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同時帶來還有“東污西移”，破壞了西部地區脆弱的生態，加劇了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因此西部地區在招商引資過程中，不能因為招商而犧牲資源與環境，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大力降低資源的破壞性開發和浪費，保護已經十分脆弱的生態環境。

民營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模式

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經濟增長、社會就業、政府收入明顯好于其他地區。西部經濟增長緩慢，與民營經濟發展滯后密切相關。這種發展滯后，一方面表現為民營經濟所形成的經濟增加值相比發達地區顯得過低。例如：在西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重慶市2005年民營經濟占經濟總量51%，而東部民營經濟較發達的溫州占85%，寧波占84%。再如2005年上海民營經濟占GDP的近40%，但其民營經濟總量卻達到7624億元，遠遠高于重慶市的民營經濟總量1590億元。另一方面，西部民營經濟發展的方式滯后，主要體現為西部民營經濟的發展大多是依賴于地方資源，技術含量低，產品附加值低。西部民營經濟中的加工業大多為農副產品的初級加工，精加工能力差，產品檔次比較低、科技含量少，大多尚未采用國際衛生、技術和行業標準，同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有很大差距。西部民營經濟主要還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產業結構依然處于傳統結構階段。而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東部地區的民營經濟很多已經完成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出現了許多發展勢頭強勁的科技型、資本密集型企業。同時西部民營經濟的技術開發和創新能力還遠遠不能適應國內外市場的競爭需要，大多僅僅停留在對國內外技術簡單消化吸收與改良階段。

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民營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已得到各方面的共識，西部地區各級政府對其也十分重視，并制定了若干發展措施。但東西部民營經濟的差距卻越來越大，西部民營經濟對地方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卻遠遠不如東部。東部民營經濟迅速發展，固然有很多客觀因素，尤其一些自身優勢，但西部地區同樣有自身的優勢，如何抓住自身的優勢資源，改變目前西部地區民營經濟發展滯后、難以對地方經濟形成質的飛躍這樣一種局面，是當前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所應關注的重要問題。

傳統產業結構推動經濟增長模式

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還依賴傳統的產業結構，而這種產業結構的不協調問題比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更顯突出。首先，從農業來看農業基礎十分薄弱，傳統農業占據了主導地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不合理，農業綜合效益不高；由于工業的落后，工業反哺農業難以實現；同時長期阻礙經濟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和“三農”問題在西部更嚴重，制約了農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高，而且影響農村市場的開拓，進一步限制了其它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其次，從工業來看，雖然我國西部工業的整體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傳統產業、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產業仍占主導地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相對滯后。裝備制造業水平不高，而制造業是最主要的工業部門，是地方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在20世紀90年代，由于自然條件、經濟基礎等方面的差異，東西部制造業發展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東部地區在90年代制造業中心地位得到加強，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制造業比重進一步增加。相反，西部省市90年代的制造業占全國份額普遍下降，1990—2001年，我國東部地區制造業所占比重由50.9%增加到65%，而西部地區的比重則由15.2%下降到10.2%。（據《中國統計年鑒2002》計算）工業技術裝備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提高，產品的層次和附加值就低。同時，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各地均把開發投資的重點放在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等領域，而對特色產業特別是加工制造業的發展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導致西部工業推進緩慢、增長乏力，工業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下降，使西部大開發缺乏長遠的產業支撐。工業化推進緩慢，不僅難以吸納大量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而且會嚴重制約西部經濟的增長。再次，從服務業來看，雖然西部地區在文化產業、旅游產業、房地產業、中介服務業、社區服務業、農村服務業等方面與東部發達地區差別較小，發展程度較接近；但在現代物流業、科技服務業、信息服務業、金融業等方面卻有較大差距。并且本身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左右，不僅大大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平均45%的水平。服務業不發達，就不能為其他產業提供便捷、高效、質優、價廉的服務，就難以促進其它產業的專業化分工和技術創新，影響競爭力的提高，并最終降低經濟增長的效率。

產業結構不合理，影響了西部經濟總體效益的提高。西部地區如何因地制宜，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形成合理的地區產業機構，在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上，改組改造傳統產業，積極發展高科技產業，振興裝備制造業，全面發展服務業，形成自身的特色支柱產業，促進西部經濟的有效增長，是選擇西部經濟增長模式時應思考的又一個重要課題。

低成本勞動力促進經濟增長模式

西部地區經濟增長，不管是對外招商引資，還是發展本地民營經濟，最終往往形成的是高能耗、低產出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產品競爭主要還是依賴于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種低成本的競爭力是有限的，也是不長久的。

近年來，“珠三角”、“長三角”、“閩三角”等地區以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普遍缺工在30%左右，而西部地區在個別行業與企業也出現了“民工荒”?！懊窆せ摹彪m然是局部地區勞動力供求結構上的失衡，但它卻傳導了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即不管是東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即將結束，以此為基礎的競爭優勢在縮小，是應該考慮優化產業結構和技術升級的時候了。伴隨著“民工荒”由東部向西部的蔓延，西部企業要想長期維持低勞動力成本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同時農民工外出務工收入呈上升趨勢。2004年農民工外出務工月平均收入780元，比2003年增長11.1%，其中在東、中、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平均收入分別為798元、724元、701元，比2003年分別增長了12.6%、12.6%、8.9%（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查報告》第105頁）?？梢钥闯鑫覈髽I的一般員工報酬不管是中西部還是東部的差別本身不是太大，勞動力成本的差異對產品成本的影響差異不是十分顯著，西部企業通過廉價的勞動力降低產品成本從而達到提高產品競爭力的可能性減小。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必然導致勞動者要求更高的勞動報酬，從而導致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

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資本，而西部地區人力資本儲備不足也導致了其經濟增長緩慢。人力資本投入是一項時間長見效慢的投資，西部地區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受制于空間成本，對外交流受到客觀限制，少數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制約了西部地區與區外文化的交流，或多或少的形成了一種“貧困的惡性循環”態勢。從數據上看，西部地區1999年總人口高達3.6億人，但從業人員素質偏低，全國從業人員不識字的比率超過20%的6個省、自治區全部是西部省、自治區，全國從業人員中高中文化程度比重為11.9%，西部地區中除了內蒙古(16.4%)、陜西（5.1%）和新疆（16.7%）外，其余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采用回歸分析表明，全國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與GDP的相關系數達到0.774，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中國農業出版社：《中國小城鎮發展報告2005—2006》）這表明西部地區勞動力較低的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的發展。相關調查資料顯示，西部外出勞動力以省內就業為主，65%的民工在西部本地就業，外出務工主要去向是珠江三角洲和其他沿海城鎮。西部與東中部相比，西部地區外出勞動力中男性比重高（占73.4%），值得關注的是西部外出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畢業為主，雖然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卻在客觀上造成了西部農村高素質人才的大量流失。重視西部地區人力資本的開發，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必須更重視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固然能在短期內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但從長遠看只有通過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才能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才能使西部經濟達到質的飛躍。經濟發展了，勞動者的就業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東西部的差距才能逐步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