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對外來文化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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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兵器文化的輸入—青銅矛

殷商以前，商朝的初期，就已能制造銅器了。戰爭中用的武器，留有不少與外方接觸的痕跡。李濟先生在《安陽》一書寫道：“矛為輸入品之可能性尤大”。在歷史上與殷商同時期，屬于青銅時代晚期的西亞及歐洲地區，矛已作為很多國家之間作戰的主要武器。東自兩河流域、小亞細亞與希臘本土，西到愛爾蘭，軍隊在戰場上都用銅矛刺擊。最使世界考古學家震驚的發現，是安陽地區出土的殷商時期的兵器—矛頭。其造型跟愛爾蘭第三青銅時代出土的矛頭比較，在形制上看不出有很大的差別;尤其表現在安手柄青銅矛的筒口上，筒口沿邊有加厚的一圈寬條，兩旁帶有對稱排列的一雙系縷的半環以及矛的葉片與矛筒交界處的形態，來自不同區域的青銅矛呈現了同樣的做法。這一比較所得的結果，引出了這兩處出土的銅矛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相互聯系的可能性。

相同造型的青銅矛出土的地點，一個在歐洲西部的海島，一個是近亞洲的東部海岸。“矛作為輸入品之可能性尤大，在西歐區域以筒安柄的矛頭，有很長的演變歷史，這可由歐洲、西亞一帶地下出土的很多較原始的矛型加以說明。考古學家在中國本土沒發現過類似的資料。但此處所謂‘輸入’，只是就觀念來說。安陽出土的青銅矛頭，完全是當地鑄造成的；在我們的發現中，有制造矛頭的土范。戰場上以矛刺擊作攻伐的觀念雖來自國外，但很快地就完全融入了中國的兵器系統。這是中國采納外國文化成分而進一步發揮它作用的歷史最早、最實質的例證。”同時，我們根據殷墟的發掘，又可以看出代表遠東的成長在黃河流域的東方文化，因與中亞游牧民族的接觸而發生若干重大變化。

接觸的性質可分兩種:一種為和平式的，另一種為戰爭式的，留下來的文獻及保存在地下的資料，以有關戰爭式的接觸痕跡較為明確。殷商時期的兵器中，矛的造型是可以表明殷商與西方有過接觸的印跡。“殷商時代的中國文化，有些部分顯然曾經透過中亞一帶的游牧民族，受了兩河流域及小亞細亞一帶的影響”。通過以上李濟先生的推斷我們可以看到矛這一兵器作為外來文化的輸入。除此之外，殷商殺人殉葬的習慣也是受西方習俗影響最明顯的社會行為。人祭活動源起應以兩河流域文明的發展最早，即公元前3000年前后，見于這一區域青銅時代的初期。這一野蠻殘忍的風氣開始興起后，很短的時間，就波及愛琴海一帶，并傳播到世界各地。“其實，凡是青銅文化所能達到的地方，殺殉的風俗也就傳播到了那里，所以起源于兩河流域早期王朝的這一殘酷野蠻的習俗，千余年后才傳到了遠東區域。”

因而殷商時代留下來的這習慣，是受了兩河流域的影響，由此可以看出殷商文化的豐富性源于殷商文化的包容性。殷商青銅器造型藝術對后世各種藝術的造型都起到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本文作者：崔波作者單位：安陽工學院藝術設計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