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區動員合作模式和績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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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范單位”百步亭社區為案例，基于社會政治治理理論，從社區動員、合作模式和績效3個方面探討了企業社區參與的問題。研究發現，中國情境下企業深度社區參與涉及到社區建設的治理結構建立和活動開展兩個層面：在結構層面，企業通過身份合法化、組織嵌入、資源承諾3個策略參與社區治理結構的建立，實現了社區動員合法性獲取和動員能力的形成；在行為層面，圍繞社區各階段發展需要，企業在培育社區組織成長的同時，與其他多方參與主體間的合作模式經歷從“企業主導型參與”向“企業－社區協商型參與”再向“社區平臺型參與”的演化。上述兩個層面的企業深度社區參與最終幫助實現了社區和企業的雙贏價值。

關鍵詞：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社區建設；社區動員；合作模式

1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情境下，政府和黨組織負有社會管理與社區建設的責任，并擁有社會動員的領導權和主導權［1～3］。而當我國需要將大量的“住宅小區”轉化為“和諧社區”且政府又缺乏投入時，不具有社會動員合法性的企業如何深度參與其中并發揮作用？這是學術界和企業界共同關注的問題。事實上，企業社區參與（corporatecommu－nityinvolvement，CCI）實踐在我國和諧社區建設的成功案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例如，我國部分房地產企業諸如萬科、保利和百步亭集團等通過長期深度社區參與及與社區其他參與主體積極合作解決社區社會問題，成功將其所參與建設的城市“住宅小區”轉變為被國家民政部認可的“和諧社區”①。本研究將這類城市“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變情境下企業開展的持續性、合作性、全方位的社區參與行為界定為企業深度社區參與。但中國情境下這類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的過程與特征還缺乏研究。當前CCI領域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背景，探討為解決社區社會問題企業開展社區參與活動的背景／前因、行為與績效及其間的關系等問題［4～8］，而情境的差異性［9］導致其研究成果對中國企業參與社區建設的借鑒意義有限。具體來說，中國情境與西方背景存在如下差異：①社區建設中參與主體（政府、社區組織、企業組織等）的合法性和能力差異。與西方社會不同［10］，我國社區建設處于起步階段，長期行政化的社會管理體系導致缺乏合法、獨立且成熟的社區組織；②我國社區問題更加多樣化和復雜化。西方的社區參與相關研究中以幫助解決具體單一的社區問題居多［7，11］，而中國“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變過程卻有諸多相互關聯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③為解決社區社會問題采取的合作方式不同。西方學者探討解決社會問題的跨部門合作時以雙邊合作居多［2，12］，而中國情境下企業深度社區參與則涉及多方合作關系。由此可知，對中國情境下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的研究需要從理解中國社區建設任務和挑戰入手。而關注社會問題解決的社會政治治理理論提出從治理結構和行為模式兩個層面探討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間互動合作的思路，正好為本研究提供了可借鑒的基本分析框架［2，13］。因此，本研究認為中國轉型情境下的社區建設包括社區治理結構建立和社區活動開展兩個層面的任務，繼而該情境下的企業深度參與社區需要探討如下兩個問題：①在政府主導社會管理但又缺位于社區建設實踐的情境下，企業的深度社區參與如何在幫助創新社區治理結構過程中實現社區動員的合法性和動員能力？②在“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化的社區建設過程中，企業與各方社區參與主體的合作模式是如何的？本研究通過對一個大型“住宅小區”在房地產企業（百步亭集團）參與下成功轉變為“和諧社區”的單案例研究來探究上述問題。

2研究框架

案例研究需要事先界定研究主題，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待研究問題，以指導案例研究過程中的資料收集和資料分析［14，15］。因此，本研究的這一部分將在對CCI的中國情境特點以及相關理論進行回顧的基礎上提出研究框架并界定具體的研究問題，以指導后續的案例資料分析和研究結果討論。

2．1CCI的中國情境：社區建設背景我國現行的社會政治體制決定了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的方式。（1）我國的社會治理體制對社區治理的影響。政府長期作為社會管理的唯一主導者［3］，使得黨組織和政府之外的社會組織都缺乏動員社會力量的合法性和動員能力。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社區建設”受到黨和政府重視，2004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首次提出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新的社會治理格局［3］。然而，我國具體的社會治理變革實踐卻長期滯后，尤其是實現多方參與的社會動員工作仍處于摸索中。（2）我國社區治理的發展現狀。近幾十年來，城市化進程下大量新增的城市住宅小區難以轉變為民政部倡導的“和諧社區”。各類復雜的社會問題始終限制著“住宅小區”發展，例如，由陌生人組成的“住宅小區”中居民交往少鄰里矛盾多；“住宅小區”的管理和公共服務不完善；大量的“社會弱勢群體”以及人口老齡化問題普遍存在［3，16］；缺乏多樣化的社區組織吸引居民進行社區參與；居委會等居民自治組織行政色彩較重［3］。上述中國社區建設面臨的現實問題為那些愿意持續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特別是房地產企業）提供了創造共享價值的機會［17］，但也使得企業深度社區參與面臨著一個關鍵挑戰，即在參與社區建設過程中“缺乏調動社會力量的合法性和能力”。具體地講，企業深度社區參與需要解決如何幫助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以獲取社區動員的合法性和能力，從而與政府和社會組織建立互動合作關系以共同實現和諧社區建設。

2．2社會政治治理理論與中國社區建設為了探討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等多方行動者圍繞社會問題解決和社會發展機會創造而進行互動合作的問題［13］，社會政治治理理論構建了包括結構層面和行為層面的分析框架。第一層是互動結構層面，是指所有參與主體所組成的組織角色系統，包括參與主體和治理結構兩個要素。其中，參與主體包括政府、社會力量和市場力量，治理結構是關于參與社會問題解決的所有參與主體之間形成的關系規則和制度性安排。第二層是互動行為層面，包括合作行為和行為結果兩大方面?？傮w而言，這兩層面的關系表現為前者是后者的背景和制度來源［9］，治理結構完善程度的不同會導致互動行為的不同［13，18］。社會政治治理理論探討的問題與中國城市社區建設的實際挑戰很接近［2］。因此，本研究認為，該理論不僅為本研究考察中國情境下社區建設的任務，也為理解企業深度社區參與過程中面臨的挑戰提供了分析框架。（1）本研究需要考察社區建設中社區治理結構層面的問題，因為它會影響具體社區建設活動的開展。雖然該理論界定了治理結構層面的各要素，但考慮到新的社區治理結構在我國普遍尚未建立，因而需要特別關注社區是否已有領導核心機構、社區參與主體是否多元化以及是否合法且獨立、各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是否明確。如果這些要素都缺乏，該如何重建和由誰建立（也就是社區動員的問題，回答社區資源如何重新集中、配置和優化）。（2）需要從合作行為層面理解中國情境下的社區建設活動，尤其關注被動員的多方參與主體，如政府、企業和社區組織，在各類合作活動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因此，本研究將從治理結構層面和合作行為層面分析案例社區建設的任務，并在此基礎上考察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的方式和內容。

2．3CCI和中國情境下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當前CCI領域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社會背景。已有研究認為，CCI是指企業通過與社區利益相關者合作解決這類人群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以實現社會目標和企業競爭優勢［5，19］。CCI實踐在西方社會因其對企業發展的積極作用而一直受到廣泛關注［4，8］，但我國相關研究較少［20］。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社區參與中對多方合作的需求越來越多。例如，不少企業在試圖親自參與深入、可持續性CSR活動以幫助解決社會問題時［21］，逐漸意識到多方合作比單獨行動能更有效解決社會問題［7，22］。相關研究也暗示這一變化，例如，BOWEN等［5］在回顧近200多篇社區參與相關文獻基礎上圍繞“社區參與連續體”的概念劃分了3種CCI戰略（交易型參與戰略，橋梁型參與戰略，變革型參與戰略），認為它們代表了企業社區參與程度的不斷加深，以及合作傾向的不斷增強。該“連續體”概念正與本研究所探討的和諧社區建設和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的過程性相一致，其對企業角色類型的劃分，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本研究對社區建設過程中多方利益相關者間合作行為的分析。然而，正如引言所述，與西方情境下CCI不同，在中國情境下的社區建設中，企業的深度社區參與活動首先要幫助社區組織成長，然后才是與成長中的社區組織合作幫助解決社區的社會問題。因此，本研究將不僅關注企業與社區組織的合作行為，還關注企業幫助社區組織成長的行為。

2．4研究思路綜上所述，本研究在對中國社區建設背景特點進行分析以及結合社會政治治理理論和CCI理論回顧的基礎上，確立了如下研究思路：①從治理結構層面和合作行為層面理解中國情境下“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變的社區建設任務。②從社區動員、合作模式和績效等3個方面探究中國情境下企業深度社區參與過程和特征，并提出相應的具體待研究問題。圖1展示了本研究的框架和3個具體的研究問題。這一框架和研究問題將指導后續資料分析和研究結果討論。

3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中國情境下圍繞社區建設的企業深度社區參與過程與特征，涉及到企業如何從社區治理結構入手實現多元化參與主體的動員、針對不同社會問題如何進行合作互動、企業和社區能從合作中獲得什么等問題，適合采用能夠對現實情境進行豐富描述的案例研究方法［23］，而單案例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豐富的過程性信息。

3．1案例選擇及簡介

3．1．1案例選擇本研究遵行單案例選擇的典型性、極端性和啟發性的理論抽樣原則［23，24］，具體選擇標準如下。案例社區的選擇：①所選案例要體現研究問題的獨特性［24］，為了凸顯中國存在的城市“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化的現實背景，需要滿足兩點：一是經歷了從“住宅小區”成功轉型成“和諧社區”并持續發展的過程；二是該社區發展過程中有焦點企業一直持續深度參與并對社區發展起到重要作用。②所選案例的啟發性［23］需要通過有效性和歷史性得以保證，根據我國社區建設歷程，案例需要有15年以上發展歷史并持續獲得國家和社會關注與認可。案例社區背后的焦點企業的選擇：所選案例要最適合回答本文研究問題，并提供觀察和分析先前無法研究的科學現象，以滿足理論構建的需要［14］，根據本研究背景需要滿足4點：①以房地產為主業并持續發展了15年以上且具有良好口碑的企業，長期持續參與所建社區的后期管理和服務；②企業的CCI活動豐富且深入，不只針對單一問題，會同時針對影響社區發展的各方面和各層面問題；③包括慈善捐贈在內，企業所有資源和能力投入都是經過與其他社區參與主體協商配合而一一落實的；④企業的CCI活動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果，同時明顯提升了企業效益。此外，本研究選取案例時還同時考慮了資料收集與調查的便利性和充分性。據此，本研究所選取的案例社區是武漢市百步亭社區，背后的焦點企業是持續參與案例社區建設過程的百步亭集團。

3．1．2案例社區：百步亭社區簡介百步亭社區經歷了從“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變的全過程。1998年它只是地處武漢市江岸區郊區、入住600戶居民的安居房小區，到2016年發展為占地5km2、入住18萬人的大型混合“和諧社區”，未來按政府規劃將發展為一個占地7平方公里、入住30萬人的百步亭新城。在過去18年的發展中，百步亭社區始終走在我國“和諧社區”建設的前列，不斷獲得政府、社會、行業的表彰和關注，其中國家級表彰已有100多項。同時，百步亭被視為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的一面旗幟：2003年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辦、建設部、文化部四部委聯合發文向全國推廣百步亭社區經驗；2013年中央組織部向全國推廣百步亭社區黨建工作法。因此，百步亭社區適合作為本研究“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變情境的典型代表，同時，百步亭社區所屬的武漢市是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民政部指定的城市社區建設試驗區之一，因而其發展過程還能明顯反映中國社會管理的特色。

3．1．3焦點企業：百步亭集團深度參與百步亭社區建設的百步亭集團是一家以社區地產業為主多元發展的民營企業集團，其中社區地產主業的基本情況見表1。不同于大多數房地產開發公司，武漢安居工程公司（百步亭集團前身）在1995年成立后逐漸確立了“社區地產”戰略，提出全方位參與所建“住宅小區”的前期建設、后期管理和日常服務工作。百步亭集團采取這種全方位的深度社區參與是基于以下考慮：①持續開發的需要。在1995年獲得第一批劃撥住宅用地（處在武漢城市總體規劃中一片7平方公里住宅開發建設用地之中，政府對這片區域采取分批拆遷、劃撥開發的方式）后，發現只有提供讓居民和市場滿意的產品才能為公司進行統一規劃和連續開發創造機會。②差異化定位的需要。為避免我國已有安居項目并不“宜居”的問題，公司組織團隊在國內外進行為期2年的調研和考察學習，最終確立了“社區地產”的企業戰略，致力于實現從“政府辦社會”到“企業服務社區”的轉變。在該企業戰略下，百步亭集團逐步確立了如下戰略發展布局：以“社區地產”的品牌效應，帶動社區服務業和多元產業共同發展。隨著與百步亭社區管理服務相關的多個子公司相繼成立，2003年百步亭集團成立并將集團總部設立在百步亭社區，明確提出了“理性利潤”、“長遠利潤”和“多贏效應”的核心經營價值觀。在該價值觀指引下建設的“百步亭社區”持續得到國家和社會的認可并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機會。

3．2數據收集本研究團隊從2011年9月開始關注百步亭社區現象并進行持續調研。與本研究相關的調研集中在2013～2016年，其中二手數據收集截止到2016年8月①，一手訪談數據截止到2016年5月。資料收集包括4個方面：①查閱企業相關文檔資料、企業官網、社區網站、政府網站和新聞媒體報道等公開二手數據來初步了解案例基本情況；②根據理論框架設計訪談計劃，進行半結構化訪談，通過訪談百步亭集團和子公司等不同職位的人員、政府官員、社區組織成員及社區居民，收集社區建設相關活動的一手資料。選取的受訪者均長期參與社區活動并發揮重要作用。共訪談48人（合并身兼多職的人）（見表2），每一次訪談持續45～120分鐘不等，對部分訪談對象的采訪次數達到了3次以上；③向受訪者請求翻閱并記錄訪談提到的社區活動資料、志愿者服務筆記、員工工作記錄，以及社區雜志等內部資料；④另外，為了收集具體的細節資料、體驗社區建設活動的實施過程，研究團隊還進行了實地觀察和參與性觀察。研究團隊對所有的訪談都進行了現場記錄和錄音，并在24小時內進行了轉錄，累計轉錄達200頁。在數據收集過程中，非常注重多源數據的三角驗證以提供更精確可信的信息及更穩健的理論結果［25］，在訪談中主動向受訪者求證訪談中涉及的二手數據，對訪談信息通過內部文檔和觀察進行驗證。在長期的數據收集過程中一直采取在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之間進行循環往復的策略［14］。

3．3概念界定與數據分析案例分析需要基于清晰的概念界定，并進一步從案例中獲取支持每個概念的實證數據［26］。基于前面的研究思路，明確分析的層面和要素或維度，包括要素或維度的內涵和主要關注的信息（見表3），作為對一手資料和二手數據進行分析的依據。（1）社區建設結構層面的社區治理結構建立①考察構成治理結構的所有社區參與主體，包括：被社區社會問題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個人、群體和組織，以及參與解決問題的所有CCI活動中的主體；②考察社區治理結構的內容和形成，了解參與主體間通過互動協商所確立的關系系統及其形成，包括組織結構、參與者的資源能力狀況、權利責任分配規則（包括政府授予的自治權等）［13］及其變化。（2）社區建設行為層面的合作行為①行為目標維度，主要考察各類CCI活動所有參與主體所試圖解決的與社區發展有關的社會問題；②行為內容維度，主要考察為解決目標社會問題所采取的多樣化CCI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的先后次序，活動之間的相關性和相互影響；③行為方式維度，主要考察各種CCI活動中參與主體的角色作用、權利職責范圍、資源能力狀況以及發生的變化。（3）社區建設行為層面的績效①社會價值，主要考察企業深度社區參與所實現的社區社會問題解決情況；②商業價值，主要考察企業深度社區參與對企業的直接和間接競爭優勢產生的影響。在案例分析過程中，①由各作者共同使用全部數據來源，分別從中辨別出所有與社區建設有關的CCI活動及其所針對的具體社區社會問題，并對各自做出的初步分類匯總表格進行對比，對有分歧的地方進行討論形成一致意見，完成CCI活動識別和初步描述工作。②基于所識別出的CCI活動，在研究團隊所構建的理論框架（見圖1）和所確立的要素／維度界定標準（見表3）的指導下，各作者分別獨立分析社區建設（結構層面和行為層面）的內容、多方互動及相互間的影響，從中辨別出企業深度社區參與行為的開展過程和特征，并歸納和提煉研究結論和要點。③通過多次團隊內部會議和報告形式進行討論，分析各自提煉的結論要點與現實數據的吻合性，采納一致的結論，對不一致的結論，再次由各作者獨立進行分析后討論，直到達成一致為止。

4案例分析結果

本研究表明，百步亭社區從“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且包括如下兩個層面的任務：建立社區治理結構以實現社區多方力量的動員；在社區治理結構下，各參與主體針對社區社會問題的解決開展各類合作性社區建設活動。本研究將分3個方面展示百步亭集團深度參與百步亭社區建設的過程：①企業如何推動社區治理結構的建立以進行社區動員；②企業如何幫助社區組織成長并與社區組織合作；③社區建設活動所帶來的社會績效和企業績效。4．1企業深度社區參與：推動社區治理結構建立

4．1．1企業推動社區治理結構建立的“萌芽－完善－成熟”三階段本案例研究發現，百步亭集團在持續探索中推動百步亭社區建立了“黨建引領”的社區治理結構，建立過程經歷了“萌芽－完善－成熟”3個階段。（1）萌芽階段1998年首批600戶居民入住安居房小區后，社區很快陷入無序混亂狀態，隨著社區的持續開發，企業設想的“建設、管理、服務三位一體”社區管理理念更是難以執行。公司高管調研后發現，只有黨組織才能得到社區居民的認可，才能把社區整體維系起來。在嘗試鼓勵黨員發揮帶頭作用并取得一定成效后，基于小區已有500名居民黨員的現實，公司高層向江岸區黨委和區政府進行了多次請示和溝通，2000年江岸區委區政府結合多方面因素考慮后，正式批準百步亭社區設立全國首個社區黨委和成立社區管委會，直接隸屬于江岸區委區政府領導，但運行經費由社區自行解決。這成為百步亭社區治理結構建立的起點。（2）完善階段雖然社區黨委和管委會的成立使社區建設有了領導核心機構，但是幾乎所有沉重繁多的社區工作全由社區黨委、管委會和居委會承擔，社區工作因基層組織缺乏而無法落實到位的問題開始出現。黨委和管委會領導意識到完善黨組織體系、調動居民參與的重要性。由于從普通群眾著手較困難，社區黨委決定以“黨員應自覺發揮帶頭作用”為口號，從發動黨員主動參與開始。基于社區黨員的基本信息，社區黨委從2001年開始實施并逐漸完善“三制”措施（黨小組樓棟組織制、24小時黨員責任制、社區與黨員所在工作單位聯系制）把社區內的黨員全部納入黨組織的管理，黨員在社區建設中開始迅速發揮作用。（3）成熟階段在黨組織的帶動下，社區樓棟組織、自愿者組織、文化組織、體育組織紛紛成立并壯大起來，政府的各種基層服務職能也在社區設立起來。在社區管理和服務探索中，百步亭社區逐漸明晰了“黨的領導、政府服務、居民自治、市場運作”的社區治理結構（見圖2上半部分）。而黨中央也在吸取全國包括百步亭社區在內的社區建設實驗區的經驗基礎上，在2004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首次提出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社會治理格局。由此，百步亭社區的“黨建引領”的社區治理結構基本確立。

4．1．2社區治理結構建立過程中企業進行社區動員的3種策略研究發現，在推動社區治理結構建立和完善過程中，焦點企業通過身份合法化、組織嵌入和資源承諾（見圖2中下半部分）等3種社區參與策略，幫助社區治理結構要素的建立，最終獲得了社區動員所需要的合法性和動員能力。（1）身份合法化策略由于在我國政黨制度和長期自上而下的社會管理體制下，企業并不具備動員社會力量和主導社區公共事務管理的合法性。為了應對社區初期的建設需要，案例企業通過兩種手段獲取深度社區參與的身份合法性（見圖2）：①社區企業定位。根據案例簡介部分可知，在建設之初，百步亭集團在社區建設事項上就將自身定位為主要的社區參與主體之一。這種定位既與企業制定的“建設、管理、服務三位一體”管理體制一致，也表明了企業在社區建設中與其他參與主體（政府、居委會、社區組織等）的合作關系。②政府授權。在社區建設初期的“住宅小區”狀態下，企業說服區黨委和區政府同意和支持由以“社區企業”定位的百步亭公司來牽頭，建立直屬區委和區政府的“社區黨委”和“社區管理委員會”，作為社區領導核心機構。由此確立了“黨建引領”這一符合中國政治體制的關系結構賦予企業合法的參與主體身份。例如，采用黨組織和社區企業、社區組織和政府職能部門等社區參與主體雙向進入的方式，建立了“社區黨委－苑區黨支部－樓棟黨小組”三層級區域化管理的黨組織體系。從社區治理結構要素來看，以上兩種手段實際上培育和建立了合法且多元化參與主體、領導核心機構、層次性的關系系統，從而獲得了企業社區動員的合法性。（2）組織嵌入策略研究發現，在獲得深度社區參與的身份合法性的同時，百步亭集團進一步通過如下3種手段對社區進行多層次的組織嵌入從而強化了企業在社區動員方面的能力（見圖2）。①企業高管社區兼職。社區采取“大黨委制”，黨委由企業、社區組織和駐社區政府職能部門的負責人構成，其中，黨委和管委會核心領導均由集團高管擔任。②企業中層的社區交叉任職。在提供具體社區服務上，通過增強各社區參與主體之間的職位交叉，協助各方工作有效開展。③企業員工成為社區自愿者。員工以兩種形式參與社區志愿服務：一是以個人注冊為志愿者與受助者結成“關愛對子”等；二是成立特色志愿服務隊伍。結合社區治理結構要素來看，以上3種手段實際上明確了各參與主體的權利和責任、建立了雙向溝通的關系系統、使得各組織的資源被充分利用，從而實現了社區動員合法性和社區動員能力。（3）資源承諾策略獲取足夠的資源支持是組織機構運作的基本且重要的基礎，因此需要探究案例社區治理結構的運作，尤其關注社區資源的來源。研究發現，在政府對社區建設投入不足的情況下，百步亭集團在推動社區治理結構建立過程中做出了資源支持的承諾，這也強化了企業社區動員能力。①對社區建設活動的經費、場地等物質支持。這些支持都是為了確保各類新建的社區組織能得以運作，并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各社區組織的活力和自主性。②對社區建設活動給予的組織、策劃、培訓等專業能力支持。這些支持都是為了提升各社區組織提升自治能力。結合社區治理結構要素來看，以上兩種方式實際上保障了社區建設所需資源的供應，從而增強了企業的社區動員能力

。4．1．3“黨建引領”的社區治理結構的社區動員功能百步亭社區治理結構的重要特征是“黨建引領”，它不僅賦予了企業動員社區的合法性，也培育了企業社區動員的能力。具體來說，該治理結構的動員功能體現在：①作為一種新的組織結構，是符合中國政治體制、符合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方向的，因而有助于將企業、社會、居民、政府多種力量重新組織在一起，賦予他們合法的參與主體身份；②確立的領導核心機構在保證各方利益的同時，能有效的吸收和分配各潛在參與主體的資源，如有助于吸引企業等社會組織投入物質和人力資源到社區建設中；③它作為基層黨建的載體，充分發揮了黨組織所具有領導力和號召力，有利于企業通過組織嵌入來引導并加強各社區組織之間的溝通互動，幫助提升企業的社區動員能力；④作為一個多層級的溝通平臺，有利于各參與主體共同制定相關制度規則并讓他們明確各自的權利和責任?？傊c西方社區建設不同［5，7，11］，在中國政治體制下，企業需要借助黨和政府的最高權威，協助黨和政府在基層社會創新社區治理體制，以實現企業對多方資源調動的合法性和能力，保證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的合作基礎。

4．2企業深度社區參與：推動社區建設活動中的多方合作本研究基于社會政治治理理論中合作行為的3個維度（行為目標、行為內容、行為方式）進行案例分析和提煉（見表4），研究發現，百步亭集團推動社區建設過程中CCI活動包括兩大部分：協助社區組織成長、多樣化合作開展社區活動。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兩者都是基于“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結構，根據社區發展需要（行為目標）和各方資源能力狀況（行為內容）而形成和發展的。

4．2．1協助社區組織成長案例數據表明，社區組織缺乏和發展不足是阻礙百步亭從“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雖然百步亭社區建立“黨建引領”的社區治理結構為各社區組織賦予了參與合法性，但如何協助各類社區組織成長是企業深度社區參與面臨的首要問題，因為協助社區組織成長是企業與其他參與主體廣泛合作的基礎。研究發現，百步亭集團主要從兩個方面協助社區組織成長（見表4）：（1）激活潛在社區組織和居民的參與意識本研究歸納出具有中國情境特征的激活參與意識的兩種手段：①借助黨組織對黨員的號召力，②發揮居民積極分子的榜樣作用。例如，為了解決社區成立之初社區居民不相往來的問題，在社區黨委的領導下，百步亭社區從居民黨員入手，號召他們成立活動團隊。當社區活動隊伍中出現居民間互助事跡時，婦聯組織和居委會抓住時機在會議上和宣傳欄上公開表彰這些積極分子，鼓勵和宣揚他們的志愿精神，將各類興趣小組發展成志愿者組織。值得指出的是，研究發現已有的基于西方背景的CCI研究文獻很少提及“激活社區參與意識”［9］。然而，解決我國居民普遍缺乏社區參與意識的問題卻是中國情境下企業深度社區參與必不可少的任務之一。（2）培養社區組織的能力本研究識別出培養社區組織能力的3種方式：協助建立組織制度、通過培訓提升能力、通過考核競賽促進成長。其作用是建設一支“思想政治素質強、群眾工作能力強”的社區骨干隊伍。例如，為了提升黨組織的社區服務能力，社區黨委采取了“培訓＋論壇”和“述職＋考評”方式。為了提升政府職能部門和社區組織的服務水平，黨委和管委會建立“社區工作者制度”，要求派出所和城管等政府職能部門的人員、百步亭居委會和業委會等居民自治組織、物業公司等全部作為社區工作者，在社區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下開展工作。

4．2．2以多樣化合作模式在社區建設不同階段參與社區活動研究發現，在案例社區從1998年只有600戶居民的安居房小區到現在入住18萬人的大型社區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各類社區相關組織也逐漸成長為獨立且重要的參與主體，社區互動合作活動不斷增多。由于解決不同社會問題（行為目標）所需要的資源和能力（行為內容）不同，不同參與主體的職責和角色安排方式（行為方式）也會不同。依據上述3個維度對案例中多方合作性活動的變化進行分析，本研究從中辨別出3種合作模式。

（1）企業主導型參與本研究發現，從多方互動的目標來看，在百步亭社區建設初期，針對的是與居民生存環境相關的功能性社會問題（如住宅產品質量、社區基礎設施、配套服務設施、安全衛生服務等）。從互動的方式看，這些社會問題都在企業主導、其他社區組織支持下進行解決的。因此，本文將由企業主導、其他社區組織響應解決社區功能性社會問題的合作模式定義為企業主導型參與。這種合作模式的優勢在于，這類社會問題與企業商業價值鏈環節緊密關聯，便于企業將CCI活動融入商業運營中，是企業和社區的共同利益所在。基于以上分析，這種合作模式取決于社區發展初期的需要（關鍵是依賴資金和物力）和各參與主體的資源和能力狀況（如表4）。相對于早期的社區發展狀況和其他潛在參與主體的能力（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無力顧及，其他社區組織更處于空白狀態）而言，具備更多資源和能力的企業更適合主導此類社區參與活動。

（2）企業－社區協商型參與本文研究發現，從互動行為的目標和內容來看（見表4），隨著社區發展的重點從居民的物質生存需求上升到居民精神生活需求，需要由居民親自參與、以滿足其精神性／社會性需求的社區文化活動（舞蹈協會、腰鼓隊、太極隊、書法美術協會等）和志愿服務活動成為了社區的主要活動。從互動行為的方式來看，這些活動的主導者是由社區中各類成長起來的社區組織（黨組織、居委會、志愿者組織等）、居民和政府職能部門公務員所自發策劃和組織的，企業作為合作者參與其中（負責場地協調、提供資金支持和人員支持等）。因此，本研究將由企業、社區組織等基于平等協商配合以滿足居民精神需求的合作模式稱為企業－社區協商型參與。這種合作模式的優點在于，能充分發揮各社區參與主體的特色優勢，通過多樣化和個性化的活動改善居民鄰里關系和活躍社區氛圍，同時也符合企業的使命和經營價值觀。該合作模式的典型例子是全國知名的百步亭社區志愿者隊伍和志愿服務體系。在“有時間做志愿者，有困難找志愿者”的口號引導下，管委會和居委會呼吁更多居民發揮自身技能做志愿者服務居民，還采取“將黨員發展成志愿者，將志愿者發展成黨員”的方式不斷擴大志愿者隊伍，實現了4層級的社區志愿服務全覆蓋?；谝陨戏治?，這種合作模式大多產生于社區建設到一定階段，是隨著社區硬件環境的改善而得以發展。相關活動的開展需要社區居民和社區組織要作為重要主體，挖掘和發揮自身特長、主動策劃和組織，而企業不再是主導者而成為合作者。

（3）社區平臺型參與除了以上兩類圍繞社區內部建設的CCI活動外，本案例研究還發現了第3種合作模式的存在。從行為目標看，它主要為了實現社區和社會共同可持續發展。從行為的方式看，它顯著區別于前兩種模式，即牽涉更多參與方，基于社區治理機構，以社區為平臺，由社區外部社會組織牽頭、企業／社區組織承辦。從行為內容來看，活動內容更豐富，突破了社區范圍，面向整個社會的需求，對參與主體的資源能力要求更多樣化。因此，本研究將以社區為平臺、由社區內外部的組織共同參與以促進社區和整體社會發展的合作模式稱為社區平臺型參與。這種合作模式表現為3類典型活動：①企業吸引外部組織在社區開展慈善活動。這類活動往往是由百步亭集團或管委會與外部企業或組織進行交流互動，向外部提供社區需求等信息，吸引它們借助百步亭社區這一備受媒體和政府關注的平臺開展慈善活動，以實現互利互惠。②企業支持外部組織在社區開展文化活動。這類文化活動往往是地區性或全國性的，外部組織希望借助百步亭社區這一標桿，向更廣的范圍推廣文化理念，例如百步亭社區發起的全國性的文化活動———全國社區網絡春晚。③企業高管參與到向外輸出百步亭社區建設經驗的宣傳性活動。這類活動往往是受其他外部組織邀請以專題培訓或引領等方式輸出其優秀的社區服務管理經驗。例如，百步亭社區根據自身經驗和推廣活動出臺《武漢市百步亭社區鄰里守望志愿服務制度匯編》，以推進志愿服務常態化?；谏鲜龇治?，這種合作模式大多發生在社區進入成熟階段后，為了解決更大范圍的社會問題和提升社區自身品牌價值而產生的。究其原因，當社區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很多外部組織或企業希望借助該社區平臺更有效的實現自身目標，而對企業和社區而言，這種活動也有助于提升社區品牌價值、為社區獲取更多外部資源，最終促進社區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上述“協助社區組織成長、多樣化合作模式形成”兩部分的合作行為是在“黨建引領”的社區治理結構下得以開展。另外，從表4可觀察出，上述所有的合作行為具有如下特征和關系：①所有合作行為都是為了應對社區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問題（行為目標）和各參與主體的資源能力狀況（行為內容）而產生和演變的，各類合作行為和合作模式之間是遞進關系；②3種合作模式中參與者主體的類型和范圍會變化，這源于所針對的社會問題性質和影響范圍不同，互動的方式和內容會發生變化；③根據社區建設過程中社會問題的性質和所需要的特殊資源能力，企業需要主動調整自身的角色和作用。綜上分析可知，和諧社區建設是一項系統性工程，不僅包括在社區治理結構層面動員社區力量，在社區活動層面還要同時兼顧社區組織培育和成長，以及基于平等協商基礎上合作解決各類社區社會問題。這些都顯著區別于西方情境下大多企業采取獨立決策的單個CCI項目，換句話說，中國情境下的企業深度社區參是漸進性和系統性的“連續體”，因此帶來的績效影響也更深遠。

4．3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的績效：社會價值和企業價值本研究對百步亭集團深度社區參與過程的影響結果進行分析發現，百步亭社區實現了全方位發展并順利轉變成“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范社區”，而百步亭集團也因社區建設的成效而獲得了差異化競爭優勢和企業社會影響力的提升。

4．3．1社會價值在百步亭集團近20年的持續深度社區參與過程中，百步亭社區獲得的價值績效主要在于形成了一套可持續和推廣的社區建設方案，不同于已有CCI研究中只強調單一社會問題的解決。具體來說，該系統性建設方案包括3個方面：（1）建立了適合中國情境的社區治理結構通過將黨組織建設引領推動社區建設，將社區內部的各方力量成功整合到黨組織網絡中，形成了上下互動、多元參與的治理結構［27］，為多方合作提供了基礎。（2）協助社區組織的成長與成熟百步亭集團在建設社區活動場所的同時，通過發動社區黨員開展豐富多樣的社區活動和志愿服務，幫助建立了各種居民興趣小組、志愿者組織、門棟黨小組和樓棟長等，激發和培養互助、參與意識和能力。（3）多元參與主體間形成的多樣化合作模式形成在“黨建引領”的社區治理結構基礎上，社區內外組織的資源被充分吸收和調動用于服務社區。例如，社區建設活動的開展是基于“三方聯動四項服務”，實現了為居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天候、全過程的“關愛服務、政府服務、物業服務、志愿服務”?？傊咐鐓^的系統性建設方案的形成使得百步亭社區被居民稱贊為“綠色社區、安全港灣、溫馨家園”、“選擇百步亭，就是選擇了幸福生活”。

4．3．2企業價值百步亭集團作為焦點企業在幫助百步亭社區建立社區治理結構并與其他參與主體開展合作互動過程中，形成了企業的差異化競爭優勢，并且提升了民營企業家的社會影響力。（1）百步亭集團在運營、品牌知名度、市場價值方面均獲得了差異化競爭優勢①企業內部經營效率提升。主要表現為企業可調用的資源增多，不僅直接減少了企業在CCI活動上的投入，還因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理解和信任而降低了企業在物業服務和營銷上的運營成本。②企業品牌知名度和聲譽提升。這與已有以企業為中心的CCI研究研究結果一致［5，28］。百步亭集團確立的“社區地產”戰略，創造了全國聞名的“武漢百步亭模式”和房地產品牌，黨和國家領導人、、等對其給予高度評價，各級政府將百步亭視為全國的榜樣進行宣傳。③市場認同。社區建設成效使得百步亭集團能借助“社區地產”的品牌效應，帶動社區服務業和多元產業健康發展。（2）增強了民營企業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百步亭集團的領導人探索了“社區地產”戰略，通過創新百步亭社區黨建工作法等打造了“百步亭和諧社區品牌”，最終因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提升了民營企業家的社會影響力。例如，董事局主席茅永紅，他因在社區建設中的投入和貢獻不僅被社區黨員選為百步亭社區黨委書記，還榮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湖北省工商聯副主席、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副會長，榮獲了“全國勞動模范”、首屆“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稱號，被中央領導稱贊為“是一個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優秀民營企業家”。

5結論與討論

5．1研究結論和理論貢獻本研究基于中國社會轉型期背景，借助社會政治治理理論，對百步亭社區從“住宅小區”發展成“和諧社區”的過程進行單案例研究，探討了企業深度社區參與過程中的社區動員、合作模式和績效及其特征，得出了如下研究結論及對應的理論貢獻。（1）本研究借助社會政治治理理論對社區建設任務進行結構化，為研究CCI互動過程提供了理論框架。本研究從治理結構層面和行為層面深入剖析了企業與政府、社區等多方參與主體的互動，不同于以往西方研究只關注CCI行為［5］。因此，本研究從兩個層面拓展了對CCI的理解。（2）本研究發現，在參與中國社區建設過程中，企業需要通過身份合法化、組織嵌入、資源承諾3種策略獲取社區動員的合法性和動員能力，這是中國情境下企業開展深度社區參與活動的重要部分，是由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治理體制現狀決定的。該結論體現了國家和社會制度等情境因素對于CCI行為的重要影響［5，9］。另外，社區動員的重要性之所以在西方已有研究中被忽視，可由社會政治治理理論得以解釋：社會政治治理理論默認治理結構中的社區組織和企業具有主動參與社區治理的意識和合法的參與權利，因而這些治理體制是早期形成的靜態性結構［14］。但在中國轉型社會背景下，社會治理體制處于變革中，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都在不斷調整和重構自身的職能和關系結構，重建過程中尤其需要動員多元化的潛在主體參與。因此，本研究擴展了CCI的研究情境。（3）本研究根據社會政治治理理論，從多方互動的目標、內容、方式3個維度對企業深度社區參與活動進行考查，探討了企業深度社區參與活動中多方互動和多層面社會問題解決，有助于突破了已有CCI研究偏向以企業為中心［8］、關注CCI行為類型和單一問題解決［7］、以及企業單方面的合法性績效［29］等研究現狀。（4）本研究表明，在依靠社區治理結構進行社區動員的過程中，焦點企業的CCI活動是根據社區發展需要（行為目標）和各方資源能力狀況（行為內容）而開展和演化的。①協助社區組織成長是后續合作行為的基礎，這源于社區最初狀況和參與主體的資源能力狀況，而挖掘不同參與主體所具備的特殊資源能力對后續有效解決不同社會問題影響重大［17］；②根據社區發展不同階段需求和社會問題，企業會主動調整自身角色作用，企業與其他社區參與主體會漸進式采取企業主導型參與、企業－社區協商型參與、社區平臺型參與的合作模式，與BOWEN等［5］提出的“社區參與連續體”概念相呼應。

5．2實踐啟示本研究的結論對于企業在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應對“和諧社區”建設挑戰和開展深度社區參與活動具有實踐上的指導意義。（1）如何動員多元化的社區參與主體共同開展和諧社區建設？雖然我國社區建設的任務繁多復雜，但存在著一些共同的社會問題和挑戰，急需從社區治理結構層面加以解決。例如，我國社會治理體制正處于變革階段，但在我國政治體制下社區建設和社會管理一直被視為政府的責任，企業和社區組織缺乏作為治理主體參與社會管理的意愿和合法性。因而可以獲得啟示，借助黨組織號召力，提升幫助建立和完善的社區治理結構是動員多元化治理主體參與社區建設的有效策略。更重要的是，社區治理結構的完善和社區動員也是為企業自身構建更大的資源平臺，有利于拓展企業參與社區服務的范圍。（2）如何定位并調整企業在社區建設活動中的角色和作用？本研究有如下兩點啟示：①企業的角色定位需要取決于社區發展需要和其他參與主體的資源能力狀況，而理解和掌握這些信息需積極借助社區治理結構與多方參與主體進行溝通。②協助社區組織的成長與成熟是社區持續發展的基礎，開展深度社區參與的企業應重視充分發揮其他參與主體的特色能力和資源，不僅能有針對性的解決社會問題，還能克服企業一直作為主導者開展社區參與所面臨的資源能力限制。

5．3局限性與未來的研究本案例研究雖然對企業深度社區參與行為研究具有一定的貢獻，但由于單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和案例的特殊性，研究結論的普適性存在一定問題。例如，本研究僅針對企業深度參與城市新建住宅小區（不包括單位型小區）的建設和轉化，不針對短期的慈善捐贈等企業參與行為。所選的是房地產企業，城市新建住宅小區存在的各類社會問題與這類企業業務具有長期且密切關聯。而對于其他行業企業而言，這種關聯性可能不具備如此緊密性，未來可以嘗試研究其他類型的駐社區企業的深度社區參與行為及結果以檢驗、改善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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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柳娟1田志龍1程鵬璠2趙輝3 單位：1．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2．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工商管理學院；3．浙江農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