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技對審美文化的作用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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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時性導致多向交流

受現代科技的影響，審美文化首先表現出明顯的實時性特征，即內容和表現形式與時間同步變化。這種實時性的特點直接導致當人們指稱某種文化形態時，需要加上時間參數才能滿足唯一性和準確性的要求。在網絡狀態下，大眾被投入信息的海洋中，受到不同文化形態的持續影響，使得在不同時刻，大眾的角色和作用可能會發生“漂移”，引起審美文化內容的不斷變化。也就是說，與當時的語境時刻密切關聯。時間的不同導致角色可能不同，因此大眾的審美結果外在表現出實時性，而不是以往固定不變的關系。加上了時間軸參數的審美文化，可能在某個時間點上，主體之間、對象之間和主體與對象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協調和互補，但是在其它時間點上，這種關系可能會快速轉變成矛盾對立。這種審美文化實時性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作用下交互能力的增強。如果說交互功能發展初期帶來的是審美由心而發，是大眾內心欲望的真切表達，那么當大尺度網絡出現后，他們的審美訴求則經常受其它因素影響，是多種文化信息與大眾交互的結果。同時，與文化形態類似，審美主體的定義也是實時性的，主體只有在交互行為和交互內容的共同作用下才能被構建，而每個時刻都有海量的文化信息更新或涌現，現代網絡提供的高品質交互界面允許主體可以無痕跡地游離于兩個世界，促成兩個世界之間的邊界消解，信息流通暢通而便利，進而保證了交互內容的實時性。

我們可以將這種實時性的外在表現比擬為街頭交談方式。在過去的口耳交流時期，人們也是在街頭交談，但經網絡技術的重新打造，它不再存在于現實的面對面環境中，而是以分布式、虛擬化方式存在，達到跨時間維、空間維的效果。街頭交流方式雖然根據實現介質的不同，存在許多外觀上的差異，但其內在的交互性本質并沒有變化。學者周憲認為，其特點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角色互換性、選擇性和整體介入性。其一，街頭交談中主體間存在反應和角色交換的可能，即信息經發送者傳遞至接收方，并引起對方產生某種反應；反過來，對方的信息反饋回來也可能造成自己的某種反應。這些反應存在即時性。隨著交談內容的變化，兩者反應的結果可能造成角色的互換。其二，街頭交談的主體擁有自己的選擇權，并且這種選擇能力是雙向對稱的。無論是現實生活，還是在網上沖浪，主體間交談的話題經常是隨機的和易變的，容易超出某些主體的興趣范圍，主體可以隨時中斷正在交談的話題，另外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其三，街頭交談時主體以整體性方式介入。整體介入的目標是為了獲取直接性經驗，通過這種個性化的參與，主體可以將自己的喜好與品位投射在交談過程中，收集各種復雜的信息并將它們作個性化理解。所以，整體介入突出了主體“在場的有效性”，從而獲取直接經驗[1]（P236-239）。這種強交互性和弱可控性有效地保證了交流中雙向度甚至多向度的實現，這突出表現在互聯網環境中。

二、動態性實現去中心化

伴隨實時性而來的是審美文化從形式到內容都不斷表現出動態性特征。技術審美化、審美技術化的趨勢愈演愈烈，電子復制、網絡傳播等等科技手段，促使當代審美文化發展不斷出現去中心化和多元化趨勢，這無疑大大提高了對審美文化問題進行分析的難度。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需要做到“無招勝有招”。因為“電子技術時代下交流理論的首要原則是不存在首要原則，只存在對理論之外的承認，對理論的他者的承認，對驅動理論的那個世界的承認”[2]（P104）。推動審美動態變化的關鍵不是文化的交互，主體性的震蕩才是眾多復雜現象產生的本因。網絡環境下，大眾按照學識背景、種族、職業、性別、年齡等參數，自動地進入相應的文化群落，文化的傳播在群落中不是規模化的，而是以小眾化傳播為主。根據自己的需要，大眾可以隨意訂制自己需要的文化套餐，這些選單的累積量就是相應文化的“人氣”，對文化的發展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又由于訂制內容受到大眾品位游離的影響，文化指涉的對象和符號被替代為一串所指和能指交錯的鏈條，造成審美文化呈現動態性。波斯特認為，由于網絡的虛擬效應，主體可以劃分為主我（自我）和客我（社會我），主我常受到客我的影響而產生改變。以往大眾的主我和客我關系是固定的，客我不斷地改變角色，與外部交互的同時保持主我的純粹性，這種主體的內外分工的形式，是大眾自我保護的集中體現。而在網絡空間中，主體的身份都是虛擬存在的，繼續帶面具只是習慣或風格所致，與安全無關。虛擬身份衍生出虛擬自我，對不同文化的喜好或厭惡，包括對自己身份的定義，都只是一組角色符號或數據庫代碼。正是因為網絡環境在“明”，真實自我在“暗”的感受，這種戴著面具似的角色扮演讓人感到從未有過的自由和安全，“一個匿名的面具隱藏著差異，并因此保衛著身份感”[3]（P219）。大眾可以任意表露自己的文化訴求和情感欲望，主體身份隨之不斷游移。這種拋去束縛后的真實意愿的表達源源不斷地經過網絡媒介涌入虛擬空間中，審美文化持續動態變化的趨勢也就成為必然。

三、虛擬性深化文化實踐

現代科技對當代審美文化內核的重構還表現在虛擬性特征上，這集中表現在網絡環境下的虛擬現實技術（VR）對審美文化的影響。在現代科技衍生出的諸多新實踐手段中，網絡對當代審美文化的影響最大。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相比，存在許多質的不同，突出表現為時空消逝、極度自由和虛擬存在等特點，審美文化與現代科技的雙向作用可以在虛擬現實的交互中得到極大滿足。虛擬現實作為一種高端人機接口，可以通過視、聽、觸、嗅、味等多種感覺通道實時模擬和實時交互。它開辟出一塊審美文化試驗和驗證的測試平臺，是視覺化轉向和雙向交互的產物。針對視覺化轉型，虛擬現實拋開以實物為原型的傳統方案，直接模擬人類視覺感官，利用計算機軟件技術在現有的硬件平臺上模擬人的各種器官感受，達到場景的以假亂真。這里的虛擬指的是其構建平臺是各種電子器件與部件的連接，而現實則指所有虛擬的內容都是從現實社會中摘選而來，故具有強烈的真實感。虛擬與現實的合成與其說是媒體終端的圖像交互，倒不如說這是對現實的極大化模擬更為貼切。這種現實感與傳統的影視媒介相比，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相同點主要是兩者的現實性都是超真實的。傳統影視傳播的內容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操控性，受眾獲得的內容都是精心挑選好并按照指定順序播放的，因而束縛了人們自主思維的能力，而虛擬現實的傳播內容都是來自于現實，并且可能會根據別人要求或自己喜好進行改造，因而受眾在虛擬環境中漫游時可以獲取比現實世界中更加豐富的資訊和信息。不同點是傳統的影視媒介通常限制了內容的衍生，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傳播的內容都一樣，網絡的虛擬現實則是個人意識的自我延伸，總體上看呈不均勻狀態，因而更能實現多種文化形態的交融和演變。在虛擬現實前提下，米歇爾所說的視覺轉向得到了完美的技術支撐。

以往各個歷史階段中審美文化的虛擬性主要表現為想象性，即文學藝術的內容不是直接來源于現實，不是對現實的照鏡子式驀寫，而是以現實為參照，在現實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的產物，或者干脆離現實更遠，直接進行天馬行空的主觀想象，從古代神話故事到后來的精英詩詞皆為這種想象性虛擬的產物。現代的審美虛擬性則突出表現在虛擬是“呈現”出來的，即文化傳播的內容不再用想象來構建，而是將繁雜的社會視覺化、虛擬化地構建出來，呈現在審美受眾面前，他們只需輕動鼠標或揮動游戲控制柄，甚至不用動手，用視網膜掃描器就可實現虛擬現實環境中的漫游，實現足不出戶即可“坐地日行八萬里”的審美目標。它實現了現實中的諸多不可能性，“將對在工業與商品社會中人的存在和特性依附于物、人的價值依附于對實體性財產占有這種偏狹關系打開一個缺口，從而為人的自由個性全面發展，為人的更深層的解放提供新的可能”[4]。虛擬現實的內部特性保證了它與審美大眾積極的交互作用。按照伯第亞在《虛擬現實系統和它的應用》中所言，這些特性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描述，即沉浸（Immersion）、想象（Imagination）和交互（Interaction），可以簡單表示為“3I”。當大眾陷入濃郁的沉浸感時，他們就會感覺不到自己身體所處的物理環境，而將虛擬世界當作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環境，如同《黑客帝國》中的尼歐不知道自己真實身體的感受，所有感官傳回的信息不過是一些經過加工后的模擬環境信號之類。隨著沉浸度的深化，審美大眾可以虛擬性地得到更具有感性化特征的文化感受，而不是通過自己的冥思苦想“自制”出對相應文化形態的理解。當審美大眾在虛擬現實環境下施展自己的想象力時，他們的想象力度不再是處于初級階段，而是得到虛擬社會歷練，有的放矢地達到相當深度。相比以往對各種審美文化形態內容及趨勢的空想，虛擬現實為其提供了一個檢驗的平臺，經過其檢驗所得的文化形態往往能夠更適合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交互性是虛擬現實達到沉浸性和想象性等目標的前提，因為審美大眾只有經過與相應物理終端之間的交互才能進入沉浸狀態。通過這些交互行為，大眾可以與虛擬社會中的各種社會元素（包括虛擬的人或事物）進行溝通和交流，從而得到相應的審美感受和情感回饋。同樣，審美大眾只有利用虛擬交互才能在虛擬環境下展現想象出的文化形態，為后續的文化觀察提供便利。由上可見，虛擬現實的三大特性，即從交互到沉浸，再由沉浸到想象的“一條龍”式服務保證了虛擬現實對于當代審美文化的巨大功效，擺脫了傳統文化只能靠想象審美的困境，也解決了影視媒體由于缺乏交互和沉浸度不高造成的新型文化形態無法事先得到檢驗的麻煩，為審美文化的快速發展夯實了基礎。但要警惕的是，如果人們沉溺于虛擬世界里,與現實疏離,就容易出現冷漠、焦慮、孤僻等“網絡癥”。

四、結語

實時性、動態性和虛擬性的共同作用促使審美文化與現代科技密切相關，呈現出強烈的技術依賴性。審美文化之所以在現代社會再次重構，根源于互聯網等技術體系的出現。大眾的交互行為以及文化融合能力的發展是文化形態發展的關鍵，網絡技術將它們推向極致，引起了審美內核的改變，可見當代審美文化的發展與科技發展水平密切關聯。一旦有新的媒介技術誕生，隨之而來的是審美文化的內核隨著技術的變革得以升級或重構。小的技術進步對應審美內核的小幅度升級，大的技術進步對應大幅度的內核升級，若是技術出現更新換代，則很可能引起審美內核的再次洗牌。

在波斯特看來，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第二媒介就是影視廣播技術的換代版本，因為后者并沒有改變以往傳播技術中的集中性和單一性等特點，也沒有消除信息的者與統治者、接受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對應關系，而網絡環境將這種傳播邏輯徹底顛覆了。從具體效果來看，審美文化對于技術的依賴性突出表現為主體與文化對象之間的交互界面對科技發展水平的倚重，界面提供的交互功能越強，大眾的欲望和訴求就越能得到體現，科技對審美文化的重構能力必然更強，然而其帶來的副作用，如主體自我的迷失、對現實和意義的疏離等，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作者：丁筑蘭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