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研發投入結構特征和經濟增長模式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企業研發投入結構特征和經濟增長模式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利用101個國家和地區18076個非金融企業2005～2014年的面板數據，主要將中國與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印度6個國家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與強度的結構特征進行分析得到:第一，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主導全球研發，中國頂級企業研發投資規模與之相比差距較大，經濟增長缺乏引領全世界技術創新的核心企業的支撐，且依靠能源、原材料消耗和固定資產投資推動;第二，與發達國家企業研發投入的行業分布特征比較發現:中國能源行業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差距較小，反映了國家對綠色經濟增長模式的重視;中國信息科技行業企業的研發強度在本國所有行業的企業中較高，但企業研發投入規模過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產業鏈的延伸;中國企業在醫療保健、消費者非必需消費品行業的研發投入規模和強度與發達國家差異較大，主要受人均收入水平決定的經濟復雜度制約，這將影響中國產品品質與質量的升級;第三，與發達國家企業研發投入的年齡分布特征和規模分布特征比較發現，中國高齡企業、小型企業研發投資規模過低，新創企業、大型企業研發投資強度高。

關鍵詞:研發投入規模;研發投入強度;國際比較;經濟增長模式

一種經濟增長模式背后必然有其支撐的研發投入結構，并由其結構特征折射出一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尋找中國研發投資規模、強度以及結構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特征，也是為了尋求未來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機制。2012年中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達到1．98%，首次超過了歐盟28國的1．96%(OECD2014年公布)。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5年科學報告:面向2030》中指出，中國的研發投資規模占全球的20%，僅次于美國的28%，超越歐盟(19%)和日本(10%)，但中國企業目前的研發投資結構與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差別，這一差別導致中國核心技術缺乏、供給側改革步履維艱。隨著“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紅利”、“資本紅利”、“匯率紅利”的消失，投資與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必將向創新與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這必然會帶來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和升級，而企業研發投資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是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基礎，也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工業化第二階段后期，企業已成為創新的主體，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激烈競爭，產品生命周期越來越短，如何把握發達國家企業研發投資的結構特征，分析研發投資結構特征背后的驅動因素，對認識我國企業研發投入與發達國家企業研發投入之間的差距，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而現有文獻缺乏相應的關注。

1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關于研發投入國際比較的文獻主要基于國家和產業數據，包括:趙建斌將我國與代表性國家的R＆D費用按執行部門的分配情況進行了對比，發現美、英、德、日等國家中企業是R＆D經費最主要的執行主體，高等學校是R＆D經費的第二大執行主體，俄羅斯和韓國R＆D經費最大的執行主體是企業，研究機構是R＆D經費的第二大執行主體，印度R＆D經費最大的執行機構是政府研究機構［1］。曹艷華等對中國和美國、歐盟、日本的研發投入現狀和結構進行對比，發現中國的研發投入水平低，研發投入中用于基礎研究的比例偏低，更側重于試驗發展，企業為研發投入的主體和執行部門［2］。宋吟秋等基于國家層面的數據對中美兩國的研發支出結構進行了比較，認為中國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投入低、試驗發展投入比例過高，而美國的研發投入結構較合理［3］。陳實等選擇了各個國家處于第二工業化階段時期的數據，使用國家層面的數據對中國的研發結構合理性、促進中國研發水平提高的著力點進行了研究，認為中國基礎研究強度過低，試驗開發強度偏高，造成中國研發投入強度低下的原因在于非國有企業的研發強度過低［4］。黃敬前等運用Logis-tic曲線模型研究中韓兩國的研發強度增長，指出中國的研發強度進入快速增長期，韓國進入穩定期［5］。趙建斌基于研發活動的不同類型對處于工業化中期的中國和美國進行了對比，認為我國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薄弱，用于試驗發展的費用過高;我國的基礎研究主要由研究機構和高校完成，應用研究主要由研究機構和高校完成，試驗發展主要由企業完成，而美國這三類活動的主要實施機構分別是高校、企業、企業［6］。最近也有一些文獻深入到企業層面進行研發投資的國際比較，例如崔維軍等基于2013年歐盟產業研發投入報告數據對比分析了中國與六個發達國家研發投入規模、強度、集中度和產業分布的差異［7］。另外，崔維軍等還研究了中國與美國、日本、韓國、英國、法國、德國、印度等7個國家的制藥和生物科技企業研發投入的差異得到:中國制藥和生物科技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雖增長迅速，但在研發投入規模和研發強度上與美國、日本、韓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等國家還存在巨大差距，在研發投入規模、研發強度和盈利能力等方面，中國已落后于印度［8］。但上述研究主要采用截面數據、且局限于某一行業或者500強企業的比較，無法反映中國與多國企業研發投入規模及強度的結構特征。本文可能創新點在于:第一，首次利用較為完整的世界企業面板數據對國家之間的研發結構特征進行描述統計和綜合比較;第二，從企業研發投入結構特征中剖析中國與發達國家及印度經濟增長模式差異。

2中國與主要國家企業研發投資的差距及結構特征比較

為了全面反映中國企業與世界其他國家企業研發投入的差距及結構特征，使用BvD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庫作為本文的數據來源。該數據庫提供了全球125個國家上市的全部72652家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也收錄了全球約3200家重要的非上市公司的歷年財務數據。本文按照全球行業分類系統(GICS)①在數據庫中選取非金融部門企業(包括上市企業和非上市企業)2005－2014年的數據，并按照以下原則篩選樣本:(1)刪除到2014年年末為止成立不足一年的企業;(2)刪除員工數量少于10人的企業;(3)刪除整個樣本期間缺失或從未披露研發費用的企業;(4)刪除存在明顯錯誤的數據，例如，研發費用小于0或為0的數據;(5)異常數據。例如，研發強度大于1的數據。最終得到來自全球101個國家和地區18076個企業10年的面板數據。

2．1中國與世界研發投入10強企業的差距

為了反映中國與世界頂級研發企業的差距，本文計算了2005－2014年101個國家和地區的18076個企業的年均研發投入。表1列舉了中國與世界研發投入10強企業的研發投入數據，從中可見:第一，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主導著全球研發，中國頂級企業研發投資規模與之相比差距較大，中國的經濟增長還缺乏能夠引領全世界技術創新的核心企業支撐。2005－2014年世界年均研發投入規模排前10的企業主要分布在歐美國家和日韓，其中:美國6家，瑞士2家，日本、韓國各1家。中國年均研發投入位居第一的中石油，世界排名89位，年均研發投入1489．56百萬美元，只有美國微軟公司(世界排名第一)年均研發投入8633．60百萬美元的17．25%，這一數字較中國GDP相對于美國GDP60%的水平差距過大。中國研發投入10強企業的年均研發投入總和7896．38百萬美元，較微軟公司一家企業還少737．22百萬美元。中國研發投入10強企業在所有18076家企業中，除中石油和中煤能源年均研發投入分別位列世界第89名和94名外，其他均在100名以外。而中國研發投資排第10的中國南車在18076個企業中排名為354位，其年均研發投入不到世界排名第10位的韓國三星電子年均研發投入的5%。中國研發投入10強企業與世界10強企業在研發投入規模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反映了國內頂級企業在世界范圍內競爭力不足，同時也揭示了中國經濟增長目前還不能靠引領全世界技術創新的核心企業支撐。

第二，中國頂級企業的研發投資規模反映了經濟增長背后國家主導、固定資產拉動的特征，這不完全是由經濟發展階段決定。2005－2014年世界年均研發投資排名前10的企業主要從事汽車制造、制藥和信息科技等高技術行業，反映了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經濟增長主要靠高技術和產品復雜度較高的企業推動的特點。中國年均研發投資排名前10的企業企主要集中于能源、鋼鐵和建筑工程等能源和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一方面說明過去10年這些領域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巨大作用，同時也反映出中國目前經濟增長主要靠能源、原材料消耗和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為了解該特征是否由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階段決定，本文同時列出了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的企業數據(見表1)，印度年均研發投資排名前10的企業，在研發投資規模上與發達國家和中國存在很大差距，年均研發投入排名第1的普利維特公司(PrithviInformationSolutionsLimited)2005－2014年年均研發投入僅200．15百萬美元，僅為微軟公司的2．32%，中石油的13．44%，但印度年均研發投入10強企業主要分布在信息科技咨詢、制藥、汽車制造行業，與發達國家分布的相似度比中國高。從中印兩國年均研發投資排名前10的企業比較，再深入到經濟增長背后的內在推動力可以看到，目前中國頂級企業的研發投資分布更多表現為政府主導的特點，而印度市場化特征要明顯一些。由此可見，中國頂級企業的研發投資分布特征不完全由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人們在質疑“自1978年開始市場經濟導向的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已經獲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然而遺憾的是至今卻沒有塑造出一批具有強大核心競爭力的、有國際影響力的企業;相反，印度自1991年改革以來在IT和生物制藥等行業中已有相當數量的企業成為全球領導者”［9］時，其頂級企業的研發投資分布不同可能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2．2中國與主要國家研發投資結構特征比較

考慮到樣本企業大多集中在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印度，且這些國家與中國同屬于大國，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文將中國與這些國家進行比較分析。

(1)企業研發投入的行業分布特征比較

為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研發投入的行業差異，按照全球行業分類標準(GICS)前兩位代碼將樣本企業分為9個部門，表2展示了六個國家的企業在各個行業的研發投入情況，美國企業無疑是全面研發的引領者，其研發投資規模和研發投資強度均處于全世界領先地位，德國工業在全世界有強大的競爭優勢，中國和印度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差距。由表2可以看出:

第一，中國能源行業的企業在研發投入規模上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差距較小，反映了國家對綠色經濟增長模式的重視。9個行業中，中國能源行業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小，可以看出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要促進未來綠色經濟增長模式的實施加大能源行業的研發投入必不可少。經濟低碳化發展將成為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各國都加大了對能源研發的支持。中國高能源消耗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其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費大國，強化能源開發與利用、污染排放與控制方面的研發投入，實現綠色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需求更為迫切。2005－2014年中國9大行業中能源行業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最大，73家能源行業企業的平均研發投入規模102．80百萬美元，低于140家美國能源行業企業平均研發投資規模156．50百萬美元，以研發投入與資產總額之比計算的研發強度1和以研發投入與銷售額之比計算的研發強度2，分別為1．61%和2．95%，僅為美國研發強度1和研發強度2的46．80%和38．21%。2015年美國能源創新委員會建議美國國會和白宮將能源研發作為國家優先發展戰略，將經費提高至現有水平的3倍，預計達到每年50億美元，并敦促設立能源安全信托基金用于電動汽車和生物燃料的研究，以降低以電力、生物燃料、天然氣或其他能源為燃料的汽車的成本，中國能源企業仍然受到較大的挑戰。

第二，中國信息科技行業企業的研發強度在本國所有行業的企業中較高，但研發投入規模和研發投入強度與發達國家相比都存在差距，否則將影響產業鏈延伸和產業結構升級。信息科技產業作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支柱性產業，也是各國產業布局、搶占制高點的核心產業。中國與美國、英國、日本、德國一樣，信息科技行業的企業占全部企業的比重較高，1243家美國信息科技企業、234家英國信息科技企業占表上美國、英國全部企業的三分之一左右，808家中國信息科技企業、623家日本信息科技企業、106家德國信息科技企業也分別占中國、日本、德國全部企業的四分之一左右，反映了這一產業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2005－2014年美國1243家信息科技企業的平均研發投資規模119．30百萬美元，是808家中國信息科技企業平均研發投資規模9．83百萬美元的12．14倍，以研發投入/資產總額計的研發強度13．70%是中國5．50%的2．49倍，以研發投入/銷售額計的研發強度16．60%是中國8．31%的2．00倍，這反映了中美該產業中企業研發水平的巨大差異。美國在電子信息產業前沿領域具有廣泛優勢，擁有大批世界知名品牌，掌握一流的系統集成技術，在與其他產業的交叉滲透中將不斷塑造出新產品、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這為未來節能環保、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汽車、消費類電子、醫療電子等產業高度結合以及產業鏈分工、細化、延伸提供技術支撐［10］。從中國信息科技企業研發投資規模小、研發投入強度相對較高的特點可以看出，中國信息科技企業基本以技術水平中低端的中小型企業為主，隨著全球信息科技產業鏈條分工細化、準入門檻降低，這些主要集聚在生產制造領域、整體技術水平低、同質化現象嚴重的中小企業會因競爭加劇導致盈利空間縮小，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產業鏈的延伸。另外，印度的信息科技行業企業研發強度高，這與印度政府始于70年代的信息產業戰略導向有密切關系。

第三，中國企業在醫療保健、消費者非必需消費品行業②的研發投入規模和強度與發達國家差異較大，主要受人均收入水平決定的經濟復雜度制約，這將影響中國產品品質的升級。醫療保健行業和消費者非必需消費品行業產品的技術相對復雜，技術難度較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研發投資差距較大。Hidalgo和Hausmann基于知識和能力的網絡理論，構造出衡量國家及產品復雜度的指標，認為經濟復雜度是國家生產產品多樣化和技術能力的反映，國家經濟復雜度即產品復雜程度與其增長績效密切相關［11］。從表2可以看到: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醫療保健行業的企業都擁有較大的研發投入規模和較高的研發投入強度，四國企業的平均研發投入規模分別為132．30百萬美元、198．30百萬美元、154．10百萬美元、214．80百萬美元，其中730家美國醫療保健行業企業的研發強度高達18．00%(以研發投入/資產總額表示)，為美國研發強度最高的行業，是271家中國醫療保健企業研發強度2．33%(以研發投入/資產總額表示)的7．73倍。2005－2014年中國醫療保健行業企業的平均研發投入規模為5．94百萬美元，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印度醫療保健行業企業的9．87百萬美元。醫療保健行業中，各國都以制藥企業為研發投入的重點且規模最大，德國制藥業每個企業年均研發投入1648．00百萬美元，制藥巨頭拜耳集團2005－2014年間平均研發投入規模和強度均處于同行企業之上，2015年其研發投入規模更是高達4712．98百萬美元，而2005－2014年中國制藥企業年平均研發投入規模7．91百萬美元，期間投入最多的江蘇恒瑞醫藥2014年的研發投入規模106．55百萬美元，與拜耳集團差距懸殊。醫療保健行業中，四個發達國家生物科技行業企業的研發強度最高，其中研發強度最高的美國企業平均研發強度為31．4%(以研發投入/資產總額表示)，中國和印度生物科技行業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較低，僅為2．84%、1．59%(同上)。消費者非必需消費品行業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尤以德國為高，行業中56家企業的平均研發投入規模高達688．20百萬美元，其中，大陸集團、采埃孚(ZF)集團、舍弗勒集團年均研發投入高達1836．33百萬美元、948．36百萬美元、729．97百萬美元，這三家企業都是大型跨國企業，從事機動車零配件與設備制造，技術密集、產品復雜度高。

第四，中國其他一些行業的企業與發達國家在投入規模與強度上也存在差別。一是工業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與發達國家差異較大。2005－2014年中國工業企業的平均研發投入規模為15．52百萬美元，與投入規模最大的德國工業企業的平均研發投入規模205．00百萬美元差距巨大，2005－2014年德國年均研發投入最高的工業企業西門子公司年均研發投入規模達5257．38百萬美元，而中國研發投入規模最大的工業企業中航科工10年平均研發投入69．27百萬美元，僅為西門子公司的1．32%。中國工業企業還未構建出具備核心技術創新能力和反映綜合競爭力的品牌優勢的國際領先工業企業。二是相比其他行業，中國的電信服務行業具有一定的國際優勢。經過十幾年的高速發展，我國電信服務業已形成龐大的產業規模，但研發投入規模仍然遠低于發達國家，研發投資強度僅次于美國，為5．50%(以研發投入/資產總額表示)，這主要是由于上海明波通信技術、上海大漢三通通信、北京掌上通網絡技術公司、北京天一眾合科技股份等高研發強度企業帶動，其中明波通信技術2014年研發強度高達35．01%(同上)。近年來，電信服務業與其他行業的滲透不斷加強，電信業穩步發展，這必然會帶動相關產業的誕生與發展，引發產業結構的變化，進一步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三是消費者必需品行業研發強度在各國普遍不高，各國間差異相對較小。消費者必需品行業主要包括食品、飲料、煙草等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但是中國消費者必需品行業的企業平均研發投入規模3．23百萬美元，較研發投入規模最大的德國137．50百萬美元差異仍然巨大。

(2)企業研發投入的年齡分布特征比較

為了分析不同國家不同年齡企業的研發投入特征，本文將各國企業按照年齡分為5組(見表3)，不同年齡段的企業在不同國家中的分布不同，在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印度，30年以上的企業占比分別為22．79%、31．77%、77．49%、55．00%、59．82%，而中國30年以下的年輕企業占比高達98．95%。從企業的年齡分布看中國與美國更接近，但二者不同年齡企業的研發投資規模與強度大不一樣。

第一，中國成立10年以下的新創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最高，平均每個企業年均投入為22．49百萬美元，然后隨年齡的增加企業年均投入規模呈現波動特征，表現出中國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與企業規模的不匹配，也反映了企業缺乏穩定的內在發展機制。2005－2014年3家百年企業研發投入規模只有6．69百萬美元，不到10年以下年齡組企業的30%。企業成長過程中研發投資規模小、研發投資強度跟不上企業規模擴張的速度，是中國企業只能做大難以做強的原因。根據“我國企業生命周期分析”課題組基于2008年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得到的結論，我國于2008年關閉破產企業法人單位平均壽命約為7．2年，其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企業法人單位平均壽命僅為4．1年［12］。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規模擴張的特征。美國雖然30年以下的年輕企業占比較高，但總體上看，研發投資規模卻隨著企業年齡的增長逐步增加，10年以下年齡組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為30－100年年齡組的36．24%，100年以上年齡組的10．55%。不同年齡段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和強度可以反映出美國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即:一方面，美國進入和退出市場的企業規模通常較小，并且成功的年輕企業擴張速度通常快于其他國家和地區，這為美國經濟帶來了活力;另一方面，在美國企業成長的過程中，隨企業年齡的增長，研發投資規模不斷增加，100年以上的企業持續大規模的研發投入確保了美國的全球壟斷優勢，為以全要素生產率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基礎。與之比較，中國的年輕企業平均研發投入規模高，但隨企業年齡的增長研發投入規模并沒有相應增加，企業的競爭力也難逐步提高，這種情況與其他國家都不同。

第二，各國的研發投資強度呈現出不同的年齡特征。美國、英國30年以下的企業研發強度高，30年以上的企業研發強度較低，反映了資本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在支持新企業研發方面的優勢;德國研發強度隨年齡呈現“倒U”型特征;印度10－30年的企業研發強度高，10年以下的新創企業研發強度最低;日本企業整體上研發強度不及英、美等國家，但各年齡段的企業研發強度差異較小，百年企業的研發強度也并沒有明顯低于年輕企業，這可能從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日本存在較多百年老字號企業并且經久不衰的原因在于持續的研發強度;中國企業研發強度隨年齡呈現“U型”特征，10年以下的新創企業研發強度最高，用研發投入/銷售額表示的研發強度為6．52%，可以看出新創企業是我國研發強度提升的主力，李坤旺等研究也發現新進入企業在制造業增加值總量與增長率中分別貢獻了7．5%和46．3%，雖然總量貢獻顯得無足輕重，但新企業比在位企業更具活力，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13］。

(3)企業研發投入的規模分布特征比較

為了比較各國家研發投資在不同規模企業中的分布特征，本文根據我國企業規模劃分標準選擇雇員人數作為劃分企業規模的依據。按照雇員人數將企業分為三組，雇員人數少于300人的企業為小型企業，介于300－2000人的為中型企業，2000人以上的企業為大型企業(見表4)。2005－2014年中國、印度不同規模企業的平均研發投資規模和強度都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特點。中國大、中、小規模企業的平均研發投入規模分別為14．97百萬美元、3．55百萬美元和1．37百萬美元，只有美國同規模企業的10．20%、83．14%和7．99%。在研發投入規模的分布上中國與其他國家(印度小型企業數量過少不予分析)一致，隨企業規模而增加。一般而言，規模較大的企業更容易獲得內外融資，保障研發活動所需資金流，信息獲取能力強，用于研發的先進儀器設備充足，研發人員更多，能夠獲得研發的規模經濟［14］。但2005－2014年中國不同規模企業的研發強度與其他國家企業差別較大:第一，除日本外，其他國家研發投資強度1(以研發投入/資產總額計)均與企業規模逆向變動，企業規模越大的組研發投入規模大，但研發投入強度反而越低。中國研發強度與之相反，即研發強度1隨企業規模的擴大不斷增加;第二，其他國家企業研發投資強度1與研發強度2之間相對差距較小(除印度小型企業只有1個企業代表性較弱外)，但中國研發強度2明顯高于研發強度1，在研發投入規模一定的條件下，兩個研發強度的差異取決于資產總額和銷售額之間的差異，二者差異大說明中國資產規模擴張大大超過企業銷售額的增長，中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產規模的擴張，而不是內涵的創新與技術進步。大企業研發投入規模不大，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小企業研發強度不高，又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

3結論

本文以BvD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庫收集的101個國家的18076個企業為樣本，比較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企業研發投入結構特征及其折射出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異同，得到以下結論:第一，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主導全球研發，中國頂級企業研發投資規模與之相比差距較大，經濟增長還缺乏引領全世界技術創新的核心企業支撐，其經濟增長由能源、原材料消耗和固定資產投資推動。第二，與主要國家企業研發投入的行業分布特征比較發現，一是中國能源行業的企業研發投入規模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差距較小，反映了國家對綠色經濟增長模式的重視;二是中國信息科技行業企業的研發強度在本國所有行業的企業中較高，但研發投入規模和研發投入強度與發達國家相比都存在差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產業鏈的延伸。三是中國企業在醫療保健、消費者非必需消費品行業的研發投入規模和強度與發達國家差異較大，主要受人均收入水平決定的經濟復雜度制約，這將影響中國產品品質與質量的升級。第三，與主要國家企業研發投入的年齡分布特征和規模分布特征比較發現，中國企業沒有呈現像美國企業那樣隨年齡增長或規模擴大研發投資規模逐漸增加、研發投資強度逐步減少的逆向變動趨勢，中國高齡企業、小型企業研發投資規模小，新創企業、大型企業研發投資強度高。小型企業面對融資約束研發投資強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經濟增長的活力不足，高齡企業研發投資的動機不強、規模過低，影響了經濟的內在穩定機制。中國企業研發投資結構，與主要國家差別較大不完全由經濟發展階段決定，它內生于既定規模擴張的經濟增長模式，又被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固化。要使中國企業研發投資規模和研發投資強度的結構特征發生根本變化，關鍵還是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目標和內在動力機制，完善市場和制度建設。

參考文獻:

［1］趙建斌，袁衛．我國R＆D經費執行部門分配的國際比較［J］．統計與決策，2008，(13):99－100．

［2］曹艷華，閆澍．發達國家科技投入的國際比較及對我國的啟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2，(24):21－24．

［3］宋吟秋，呂萍，黃文．中美兩國R＆D經費支出結構的比較［J］．科研管理，2012，(4):102－107．

［4］陳實，章文娟．中國R＆D投入強度國際比較與分析［J］．科學學研究，2013，(7):1022－1031．

［5］黃敬前，陳曉詠．中、韓R＆D強度增長曲線比較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3，(19):33－37．

［6］趙建斌．基于活動類型視角的中國R＆D經費國際比較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4，(6):119－123．

［7］崔維軍，王進山，陳鳳，等．中國與發達國家企業研發投入的國際比較———基于研發投入50強的實證分析［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5，(8):128－139．

［8］崔維軍，傅宇，周彩紅，等．中國制藥和生物科技產業研發投入的國際比較:基于全球研發投入2000強企業的實證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5，(16):123－128．

［9］楊其靜．企業成長:政治關聯還是能力建設?［J］．經濟研究，2011，(10):54－66．

［10］許愛萍．美國提高電子信息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的經驗及借鑒［J］．中國科技壇，2014，(3):72－78．

［11］HidalgoCS，HausmannR．Thebuildingblocksofeco-nomiccomplexity［J］．ParthaSarathiDasgupta，2009，106(26):10570－10575．

［12］“我國企業生命周期分析”課題組，嚴明義，楊寬寬，李天淵．關閉破產企業難逃“七年之癢”［J］．調研世界，2011，(2):22－24．

［13］李坤望，蔣為．市場進入與經濟增長———以中國制造業為例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15，(5):48－60．

［14］孫維峰，黃祖輝．廣告支出、研發支出與企業績效［J］．科研管理，2013，(2):44－51．

作者：成力為，李翹楚 單位：大連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