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對農業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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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農業勞動力流失的關切
重視農業經濟,首先必須重視和保護農業勞動力。只有土地上有大量的農民在耕種,土地才不至于荒廢,租糧才會按時收上來,而“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蠶者不多而帛有余”的情況,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3](卷14《進士策問十三首•其十》)。不過處于中唐社會動蕩時期,農業的發展遭到了一定的破壞,大量小農離開了自己的土地。要盡快恢復農業生產,一個重要的做法就是要有效地保證勞動力在土地上的數量。然而,當時的情況卻十分令人擔憂。對于這樣的情況,韓愈看得十分清晰。他指出當時農民中的一些人不再從事農業了:“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3](卷11《原道》)士農工商四家外,唐代還新增出佛和道兩家。這兩種人不務農,不做工,卻在消耗著社會的財富。這些人是從哪里冒出來的?韓愈認為他們無非就是從農業人口中游離出來的。其實他對這個問題看得很透,認為道家上不顧君親,下不生子孫,簡直是違反了人倫常理,他們不耕不織,但卻要穿衣吃飯。他嚴厲地批評佛教:“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3](卷12《圬者王承福傳》)農民中的一部分人受誘惑成了佛教徒,他們庇蔭在佛寺中,逃稅不服徭役,使得農村勞動力日益流失,造成了“耕桑日失隸”的局面,對農業生產破壞極大。
然而帝王們卻沒有很好地意識到這一現象,如唐憲宗照樣敬信佛教,將佛教舍利從法門寺請到長安供人瞻仰,使得百姓“灼頂燔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唯恐后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1](卷160《韓愈傳》,P4200)。佛道不進行勞動生產,“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主張對他們要“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3](卷11《原道》)。韓愈還發現農業人口減少的另一原因是大量依附人口的存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因諫佛骨被貶,韓愈來到江西觀察使下的袁州任職。這是一個只有17200戶的小州,韓愈對典帖良人為奴婢的現象進行了整頓,共檢括出731人。從袁州想到了全國,韓愈感到問題很大:“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小。”因此他向唐穆宗建議:“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典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圣德!”[3](卷40《應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狀》)他希望有關部門要有切實的措施,從嚴檢括戶口。白居易同樣也發現中唐德宗時期部分農民不安心種田,從農民中游離了出去,不過他認為這些人主要是在從事商業末作:“人多游心,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
農民勞作辛苦,但并沒有多少收獲,一旦經商,卻可以輕松地獲利,所以紛紛放棄了農業而轉向商業。農民之所以棄農從商,這和兩稅法的計地征錢緊密相關。然而,“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于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糴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兇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所以,一些富商大賈乘機倒騰,大賺農民的錢,而農業經濟就日益貧困,這樣必然造成“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1)。白居易認為老百姓棄農從商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的“谷帛輕而錢刀重”,“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要改變錢重物輕而帶來的傷農問題,白居易認為政府應該采取積極的調控方式。政府如果“斂散得其節,輕重便于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4](卷63《策林二•二十平百貨之價》,P1313)。其次政府在賦稅上應少收現錢。如果根據土地的數量“計谷帛為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丈多少為等,但書估價,并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2)。
只要征稅不用現錢,農民就會安心地種地,游手趨末的傾向馬上就會改變。元稹認為安史之亂后,一直到唐憲宗元和年間,“氣盛而微”,社會狀況十分令人痛心,“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權管權宜之法用矣”[5](卷28《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策一道》,P333-334)。戰爭造成大量農民離鄉背井,使各地戶口急劇下降。農村勞動力缺損的另一因素是農村閑雜人員太多。元稹說:“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他認為自古以來,有四種人是不種糧食而要吃糧食的,即官吏、軍隊、工人、商人,但古時候這四種人占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二。然而,到了中唐,這種情勢發生了改變,除了四種人大量增加外,“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真,而有抗役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超乘挽強之勇,而有橫擊詬吏之驕”,其結果是天下之人十有八九脫離了農業在游食閑蕩,只有一些老實本分的人還留在土地上[5](卷28《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策一道》,P334)。元稹認為這樣的情況必須改變,應該提倡重視農業,他對唐憲宗說:“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蟲不急之工,罷商賈并兼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征,興耕戰之術,則游墮之戶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教興,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后,在陛下懲之、戒之、慎之、久之而已。”[5](卷28《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策一道》,P335)
中唐后,越來越多的農民脫離了農村,他們當中的部分人庇護在寺院、軍隊中,得到了僧籍和軍籍,國家就只能不收他們的賦稅。還有一些人從事手工業和販運業,搬進了城市,脫離了世代從事的農業,使得穩定的農業結構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中唐的三位文學家,他們都看到了農村存在著農業勞動者流失的情況,清晰地知道這會對當時的經濟帶來嚴重的后果。不過他們在探討農業勞動者流失的原因時,各人的說法不完全一樣。韓愈認為當時的佛道等非生產人員太多了,他們要吃飯穿衣,享受了并不寬裕的社會資源,而一部分人成為富人的依附人口,更使農民大量脫離土地。白居易發現經商能給人帶來富裕,所以很多農民輕本重末,棄農從商了,他認為當時農業人口的流失主要是因為錢重物輕,農產品太便宜,谷賤傷農。元稹認為農民的流失主要有這樣幾個方向,一些人信教念佛了,一些人參加了軍隊,成了游食閑蕩之徒,一些人從事末業,干起了工商販運的勾當,進入城鎮定居了下來。三人的分析,各有道理,但韓愈和白居易局限于自己感觸最深的一端,并沒有全面考慮當時的實際情況。相比較而言,元稹的看法比較全面,他認識到了農業勞動者的流失是綜合因素造成的。
二、對農民艱苦生活的關心
三位文學家十分關心農民的生活。從本質上說,唐代社會是建筑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因此改善小農經濟的生存環境,提高農業經濟條件,就顯得十分重要。只有改善小農經濟的生活狀況,才能使小農家庭世代維系下去,國家的統治就會日益鞏固。這個道理,三位文學家都完全能理解,他們對農業經濟特別關心。韓愈對身陷自然災害的老百姓十分同情。貞元十六年,他從京師歸徐州,看到身陷水旱災害的老百姓,大發感慨:“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饑。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尸。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刳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辭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3](卷2《歸彭城》)其時京師因旱災而導致饑荒,鄭、滑等州大水,百姓生活十分艱難,韓愈內心充滿了對百姓的同情,他希望能出現堯舜圣治的局面,讓老百姓過上安定的生活。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韓愈上疏說:“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秋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尤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涂,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征。”[3](卷37《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對百姓生活充滿著憂慮。
韓愈認為戰爭對農業經濟影響很大,“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吁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3](卷2《歸彭城》)他盼望戰爭早日結束,讓老百姓過上太平日子。他認為藩鎮割據影響了農民的正常生活,淮西吳元濟叛亂時,“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于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于其后。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盤疲,不償其費”。他提出平叛戰爭要打得快,如果戰爭時間過長,會造成“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征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3](卷40《論淮西事宜狀》)。韓愈反對國家政策擾民的行為。穆宗長慶二年,戶部侍郎張平叔上疏改革鹽法,主張政府經營食鹽,這樣可以從商人手中奪回鹽利。韓愈認為天下百姓富少貧多,農村百姓能用錢買鹽的不到二三成。過去商人交納榷錢后可自由運銷,農民常用米谷雜物與他們調換,或者從商人處賒貸升斗,待到日后收獲糧食后再歸還。如果是政府經營,許多人必然就沒有鹽吃了。如果硬要各級官員催繳鹽錢,“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他強烈反對鹽法變革,認為這項政策會騷擾百姓生活,使他們窮困而四處流散[3](卷40《論變鹽法事宜狀》)。白居易同樣非常關心農民的生活。他有大量關心農業和農民的詩文,如《賣炭翁》、《杜陵叟》、《秦中吟》等,充分體現了他對窮苦農民生活的同情。如《村居苦寒》,他描述了隆冬時節的農村,絕大部分農民一年辛苦后,竟連衣服也無法穿暖:“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回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4](卷1,P21)
他任盩厔縣尉時,接近社會底層,發現農業經濟貧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的重稅。當時他看到了一位貧婦人在拾麥穗,由于“家田輸稅盡”,只能“拾此充饑腸”[4](卷1《觀刈麥》,P5)。因此白居易有大量討論農業賦稅的議論,認為稅重不僅會影響農民的生活,還會影響社會的安定。白居易認為安史之亂后,“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充”。為什么賦稅重了呢?他認為主要是由于國家軍事行動太多了,所以他說:“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4](卷47《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策一道》,P988-989)戰爭一起,國家就要把大量財力放到軍事上去,錢沒有了,就只能向老百姓頭上搜括。白居易對擾民的兩稅法頗有微詞。他認為“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然而卻要老百姓以現錢來交稅,這是極不妥當的。他說:“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歷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買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4](卷2《贈友》,P35)農民生產的粟麥絲綿,必須折換成現錢交稅,他們只能賤價出售農產品以套取現錢,因而兩稅法完全違背了設立時的初衷,反而大大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元稹對農民的艱苦生活十分關心,這方面的詩文在他的文集中占有很大比重。《織婦詞》云:“織女何太忙,蠶經三臥行欲老。蠶神女圣早成絲,今年絲稅抽征早。早征非是官人惡,去歲官家事戎索。征人戰苦束刀瘡,主將勛高換羅幕。繅絲織帛猶努力,變纟聶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予掾荊時,目擊貢綾戶有終老不嫁之女)。檐前裊裊游絲上,上有蜘蛛巧來往。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田家詞》也說:“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5](卷23,P260)農業勞動十分艱辛,農民種的糧食和織的絲布,連交租還不夠,只能終老也不將女兒嫁出去。在這兩首詩中,元稹對中唐農民的生活充滿了同情和體恤。元稹認為農業經濟艱辛的原因,是與封建政府的賦稅貢物密切有關。如《竹部》描述了農民進深山伐竹的勞苦,主要緣由是為應付殘酷的賦稅:“朝朝冰雪行,夜夜豺狼宿。科首霜斷蓬,枯形燒余木。一束十余莖,千錢百余束。得錢盈千百,得粟盈斗斛。
歸來不買食,父子分半菽。持此欲何為?官家歲輸促。”《賽神》中描寫荊楚風谷每年十月底水稻收割以前要事妖結社,這時官府收稅人員就來了,“吏來官稅迫,求質倍稱緡”,使得“貧者日消鑠,富亦無倉囷”[5](卷3,P28-29)。唐穆宗長慶年間,元稹來到同州任刺史。冬春之交大旱,穆宗下詔減半收稅。沒想到這年大旱不止,“六月天不雨,秋孟也既旬”,盡管糧食收不上來,但半稅還得交上去,結果“今年無大麥,計與珠玉濱。村胥與里吏,無乃求取繁。符下斂錢急,值官因酒嗔。誅求與撻罰,無乃不逡巡。”作為政府的一個地方官員,元稹處于兩難的境地。一方面災情嚴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另一方面他又得代表政府出面收稅,他不知如何是好。在這種情況下,他只能向老百姓解釋說:“以彼天道遠,豈如人事親。團團囹圄中,無乃冤不申。擾擾食廩內,無乃奸有因。軋軋輸送車,無乃使不倫。遙遙負擔卒,無乃役不均。”[5](卷4《旱災自咎貽七縣宰》,P37)對農民的遭遇,他痛在心里,卻又十分的無奈。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三位文學家都看到了中唐農業經濟的困境,對農民所處的惡劣環境表示出了同情。他們比較集中的觀點認為農民之所以生活貧困潦倒,原因在于政府的重稅剝削。在正常年景下,政府的賦稅農民還能夠忍受,然而一旦遇到戰爭或自然災害,農民糧食減收或收不上來,而政府還是按照原定的稅額向百姓征收,農民們必定是無法完成應繳額,從而導致他們走向破產。
三、解決農民經濟貧困的方法
農民經濟貧困而至于破產,這是任何一個帝王都不想看到的,否則政府的賦稅就會征收不到,國家機器就無法正常運轉。韓愈、白居易、元稹三位極有政治抱負的文學家,站在維護和穩固唐朝統治的立場上,面對中唐農民貧困加劇的現象,他們積極地提出對策,力圖扭轉農村的困難窘境。韓愈認為農民交租是必須的,“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如果農民不交租稅,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處理:“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3](卷19《送許郢州序》)兩稅法頒布后征收現錢,直接導致了錢重物輕的出現,使老百姓租稅實際上越交越多,因此他認為政府要有“在物土貢”的征稅思想解決農民稅重的問題。他說:“夫五谷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谷米以輸錢于官,是以物愈賤錢愈貴也。”農民和工人只生產布帛谷米而不生產現錢,為了套現來交租,他們不得不賤賣農產品,這樣實際造成了農民交的稅越來越多。韓愈認為這種局面必須改變,提出了“在物土貢”的思想:“今以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帛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布帛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人,愿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如果這樣做了,就可以達到“人益農,錢益輕,谷米布帛益重”的局面[3](卷37《錢重物輕狀》),大大改變農業經濟狀況。白居易反對重稅,他認為“地之生財有常力”,因而農民的收獲是有限度的,重稅對農民來說是很難忍受的。要改變這樣的狀況,白居易認為對帝王來說首先要安撫農民,做到輕徭薄賦。如果“政教修,則下無詐偽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饋餫飛挽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
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4](卷47《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策一道》,P989)這些措施環環緊扣,修政教了,戰亂就不會出現,軍需就不要轉運,就沒有必要從老百姓頭上來征發徭役。他還多次提出要恢復租庸調制。在抨擊兩稅法加重了農民負擔的同時,他想出的積極措施是回到租庸調制上去。他認為“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兩稅法征稅要銅錢明顯是有違收稅的本意。政府如果能夠“量夫家之桑地,計谷帛為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丈多少為等,但書估價,并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4](卷63《策林二•十九息游惰》,P1312)。此外他還認為百姓占有土地要平均:“不均不平,則地雖廣,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他十分懷念古人的井田制,認為這種美好的制度使得“生業相固,食力相濟。其出財征也,不待徵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后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當然井田制是無法恢復的,但人們仍可以“斟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曠者,且修其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于農,失業著于地者矣”[4](卷64《策林二•五十二議井田阡陌》,P1350-1351)。與韓愈、白居易看法不同,元稹并不認為重稅的主要原因是兩稅法。他認為兩稅法沒有造成錢重物輕,使農民變相加重了征稅額。他指出兩稅法本身并沒有過錯,“量出以為入、定額以給資”使得“天下賦稅一法”,“厚薄一概”,因而是沒有問題的。那么造成農業經濟貧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元稹說:“黎庶之重困,不在于賦稅之暗加,患在于剝奪之不已。
錢貨之輕重,不在于議論之不當,患在于法令之不行。”農民重困的原因在于地方官員的無窮剝奪。怎樣改變這種情況使農民的賦稅減輕,元稹說:“誠能禁藩鎮大臣不時之獻,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絕賂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贓罪之刑,精核考課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5](卷34《錢貨議狀》,P394-395)不過元稹對兩稅法征收現錢也是有看法的,他認為天下州縣如不出產布帛絲綿的,應該允許能用谷物等可在當地交易流通的重要產品作為兩稅折納,折納時官府不得抬高價格。如果老百姓情愿輸納現錢,也應該同意他們這樣做,如此就能“上無抑配之名,下有樂輸之利,以茲析中,實謂得宜。”[5](卷36《中書省議賦稅及鑄錢等狀》,P414)元稹曾為穆宗起草《長慶元年冊尊號赦》,并向全國頒布,內中流露出了他在農民問題上的一些重要思想:“愛人本于省賦,雖在必輕;國用出于地財,又安可闕……宜委所在長吏,審詳墾田并親見定數,均輸稅賦,兼濟公私。每定稅訖,所增加賦申奏。其諸道定戶,宜委觀察使刺史必加審實,務使均平,京兆府亦宜準此。其百司職田在京畿諸縣者,訪聞本地,多被所由侵隱,抑令貧戶佃食蒿荒。百姓流亡,半在于此。宜委京兆府勘會均配,務使公平。”[6](卷10,P55)農民貧困與不能“均輸稅賦”有關,而不能“均輸稅賦”與農民占有土地多寡密切相連。
安史之亂后,均田制徹底遭到破壞。至穆宗長慶年間,土地的變化使政府的田籍記錄早已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根據田畝征收賦稅已名不符實。白居易等一些士大夫認為要解決這種情況應該實行井田制,但元稹認為要解決土地問題主要對土地數量進行重新核定,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均平賦稅。長慶二年,元稹罷相后出任同州刺史,他遂在同州進行了核定土地的嘗試性改革。長慶三年,他讓同州百姓根據自己占有土地的實際數量據實上報,基層的里正、書手據上報數字重新核定,州府再根據上報的土地數量,將兩稅額度平均分攤,統一收稅標準,這樣,貧富強弱的賦稅才真正做到了按畝征納。這一元稹自稱為“量事配率,自此亦冀均平”的“均田”的行動[5](卷33《同州奏均田獎》,P435-437),并不是對土地重新分配,而是核定土地的田畝數量,為征收兩稅提供依據,其主要作用是彌補兩稅征收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弊病,目的是為了緩和農民經濟的貧困狀態,總的來看,這一做法是比較切實可行的。從上面三位文學家提出的解決農民經濟貧困的具體方法來看,是各有側重的。韓愈認為只要改變征稅交錢,在物土貢,情況就會發生好轉;白居易認為政府要修政教和節用,就能減省徭役總量,如果恢復了租庸調和井田就能均平賦稅;元稹認為要嚴格征稅制度,要任土之宜,應該核定土地數量,根據稅額平均分攤。相比較而言,元稹的思想較為豐富和深刻。
四、三位文學家的思想異同原因分析
三位中唐文學家都提出要保護農業勞動力,防止勞動力的流失;都十分關心農民的生活,并且提出了解決農業經濟日益貧困的措施。但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盡管他們生活在同一時期,碰到的問題幾乎是一樣的,然而他們的具體提法則各有所側重,關注的角度各不相同。關于農業勞動力流失,韓愈的眼光主要集中在他歷來關注的佛教上,認為佛教對農業勞動力的流失影響極大;白居易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商人上,認為農民為商利所吸收,必將有更多的人棄本從末;元稹認為農業勞動力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與信佛、參加軍隊、從商都有關系。顯然元稹分析問題的方法比較全面,認識比較深刻。對農業經濟的貧困,韓愈和白居易都從自然災害、戰爭、賦稅等方面尋找,但元稹認為根本的問題在于當時的有法不行,地方官員的剝奪不已。在解決農民脫貧的方法上,韓愈、白居易的提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從具體操作來看,實際上很難保證“在物土貢”后是否不再重稅,將租庸調和井田制這些理想中的制度重新用到社會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的中唐,注定是不會成功的。到是元稹提出的一些方法,如核定土地數量等,只要認真去做還是可以實行的,而且相信亦會帶來一定成效。
只是由于當權執政者并不想這樣去做,所以元稹提出的那些辦法就無法付諸于實踐。處于同樣的中唐社會環境,三人對農民關切的思想為什么會出現不同呢?探索他們三人的經歷,我們發現他們的仕途與思想旨趣有著相當重要的關系。唐朝是一個宗教盛行的時代,道教得到尊崇,佛教繁盛興旺,而儒教卻十分衰微,儒教地位在執政者眼中在道、佛之下。佛教在思想界占了一定的優勢,但它浪費社會資財比較嚴重,相比較而言儒教的社會基礎雄厚而且牢固,潛在的力量很大,只要一有機會,它仍會恢復過去的權威。韓愈生活在這樣一個復興儒學、排斥佛老的時代,他的儒學思想以孟子的學說為主,以荀子的學說為輔,在《送浮屠文暢師序》中提出“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關鍵人物。要闡明儒家的仁義禮樂,韓愈必須對佛老進行批判,因而他在《原道》中批判佛氏的“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3](卷11《原道》),主張在文化、政治、經濟、倫理以至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要以儒學為指導思想,使儒家的仁義道德在各方面都得到體現。儒家的先王之教“為道易明”,“為教易行”,“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儒家的基本原則貫穿于社會生活和各個方面[7](P91)。憲宗元和十四年,唐憲宗從法門寺迎佛舍利,使整個長安城都為之瘋狂,為了維護自己的理念,韓愈挺身而出,上表力諫,要求將佛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
肩上擔負著振興儒學的重任,承擔著批判佛教的歷史任務,韓愈的腦中時時思考著佛教對社會的危害,關于農業勞動者的流失,他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佛教對農業的影響。他一直想著要恢復仁義之政,所以他特別關心農業經濟的貧困,對于戰爭和國家政策對農業經濟影響的認識較一般問題更為深入。白居易自德宗末年登第授官,元和初年從縣尉開始做起,歷任翰林學士、左拾遺、京兆府戶曹參軍等中下層官員,見到了農業經濟的痛苦慘狀,感想十分豐富。如《觀刈麥》、《新樂府》、《秦中吟》等都作于這段時間。憲宗元和以后,白居易在政壇上很活躍,任官職位不斷升高,曾任忠州、杭州、蘇州等刺史,分司東都,這時他發現了農民去本從末現象嚴重,于是他特別強調商業對農業的影響。發現在政府的重稅之下,各地農業經濟就特別困難,因此他強調要改變收稅的方法。白居易的政治理想是貞觀之治,在元和初年時他曾想把貞觀之治運用過來,所以他推崇井田、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只不過事過境遷,這些制度早已不再適應已經變化了的社會。
貞觀之治的指導思想肯定是儒學的,白居易也是想用儒家的仁義之學來闡述貞觀之治,因此他提出農業經濟貧困化的原因及其解決措施都與帝王仁政有關。在白居易的人生觀中,知足思想是一個重要內容。他在《閑居》詩中說:“心足即為富,身閑乃當貴。”[4](卷2,P111)《知足吟》說:“官閑離憂責,身泰無羈束……自問此時心,不足何時足?”[4](卷22,P491)他的這種知足思想后期主要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影響,但這種思想形成的前期主要和他的知愧心有關。在《秋居書懷》中他說:“不種一株桑,不鋤一壟谷。終朝飽飯餐,卒歲豐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為足。”[4](卷5,P99)這種從知愧心引出的知足心,與體諒勞動人民的艱辛生活密切有關,因此在白居易前期的思想,他對農業經濟關注的內容特別多。受老子哲學思想的影響,他主張為政要“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這樣就能達到“人情儉樸,時俗清和”的目的,為政要順人心立教,清靜無為,要以唐太宗和漢文、景帝為榜樣,其修政教、節用思想均從這個角度進行發揮,也是他最理想的政治目標[4](卷6《策林二•十一黃老術》,P1298)。元稹在唐德宗貞元年間登上政壇,但在唐憲宗時就顯出了他的政治抱負。
他為官正直,銳意執法除弊,與白居易、韓愈關系密切。唐穆宗時一度官至宰相,欲效法姚崇,革除弊政,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由于受到政治傾軋,出為同州刺史。在同州,他關心民間疾苦,用均田的方法來補救兩稅之失,措施具體,在當時是很少見到的。之后任浙東觀察使,在所屬七州筑陂塘,興修水利,發展農業,政績顯著。唐文宗時入朝為尚書省左丞,他整頓政府官員,振舉紀綱,不久李宗閔為相,他受到排斥。從元稹的為官經歷來看,由于他從孔、孟儒家中接受的內容較多,他的理想就是“安人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皋”[4](卷70《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元公墓志銘》,P1468),即輔助時君,使之成為堯舜,使自己成為皋陶、伊尹般的賢臣。因此從這一目的出發,他對社會的認識比較深入到內部本質,強調以“百姓心為心”,十分關心農民的困苦,關切農業生產的進展。即使在政治上遭到了貶謫,亦常抱有“誓致堯舜”的信念。與韓愈、白居易相比,由于元稹有著堅定的政治理想,一心想要實現堯舜圣治,而且為官級別較高,曾任宰相、節度使,使他有條件、有時間進行政治改革,因此他對農民的關心就比較全面,探討農業勞動力的流失就不再拘泥于一端,關心農民疾苦也是從問題的源頭進行探索,解決的方法比較實用有效。
如他在同州的均田,可能就不是到了同州才有的思想,推測是他長時段中考慮問題的結果。綜括全文,中唐三位文學家對農民問題的一些思考,與當時社會經濟、政治的動蕩不安有著密切關系。對農業和農業經濟的關切,其實是當時士大夫們關心政治的一種思潮,三位文學家只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已。從三人的言論來看,他們表達的對農業和農民的擔憂和關心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又各有千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韓愈,對農業和農業經濟看得比較嚴重,但往往只是從一個側面來強調和理解,真要解決那些問題,他提出的具體措施還不夠全面。白居易也很關心農業和農業經濟,但理解上與充斥著儒家思想的韓愈以及元稹有所不同,他盼望圣人政治的到來,但理想的成分太多,因而他的一些具體措施過于美好而空想成分較多,必然也是無法實行的。以重致貞觀、開元之治為目的的元稹,對社會的認識較韓、白更為貼切全面,在任期間本想施展一番自己的理想,提出了不少切實可行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措施,可惜由于政治斗爭的復雜,他的想法有一些從未實行,有一些即使實行了也只是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影響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