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理論對和諧社會的影響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風險社會理論對和諧社會的影響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1、從現代性的角度來看，社會風險是現代性變異的產物。貝克把工業現代性稱為“第一現代性”，把正在形成的以風險為中心特征的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稱為“第二現代性”，又稱“風險社會”階段。在第二現代性階段，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科技工具被普遍運用。與此同時，“在發達的現代性中，財富的社會生產系統也伴隨著風險的社會生產”。由此可見，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產生是源于現代科學技術地濫用和現代性制度高度成熟所造成的嚴重后果。
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風險呈現出全球化趨勢。吉登斯指出“：現在我們大家正在經歷的全球性風險的巨大后果，是現代性脫離控制、難以駕馭的關鍵，而且沒有哪個具體的個人或團體能夠對它們負責，或能夠被要求‘正確地安排’它們。”全球化風險跨越時空地域的限制，一些局部地區的危機事件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向外擴張，造成全球性的災難。瑪麗•道格拉斯和威爾德韋斯等人站在主觀主義立場上，認為風險社會在當代是一種文化現象，當今社會中的風險沒有增多，只是人們感覺到的風險增多了。瑪麗•道格拉斯認為：“風險應該被視為關于未來的知識與對于最期望的未來所持共識的共同產物”。在其合著的《風險與文化》一書中，從文化的角度解讀了社會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自然風險這三類風險，這三類風險導致社會結構走向混亂、社會制度失范的無組織狀態。當前中國正經歷著嚴峻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期，“風險共生現象”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產生極大威脅，正確認識社會風險的性質、特征、形成原因及規避路徑是我國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西方風險社會理論有助于我們準確地認識當代社會風險，有助于我們認識到社會風險的實踐性、現代性和全球性特點以及社會風險產生原因及根源，有助于我們自覺反思和尋求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風險治理的正確路徑。因此，西方風險社會理論學家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對分析當前中國社會風險的原因和對策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構建和諧社會面臨的主要風險及其形成原因
當前我國正經歷著社會轉型，自然外部風險和人造內部風險不斷涌現，這嚴重地威脅和阻礙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地構建。在把握我國社會風險的多重共生特征，結合貝克、吉登斯等人對風險劃分的基礎上，現階段我國面臨的風險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
（一）發展失衡所致的自然風險
自古以來，人類都面臨著地震、洪澇、臺風、火山等自然災害地威脅，然而，現代社會自然風險人為性因素更為明顯。人類為了擴展自己的發展空間不斷制造“人化環境”或者“社會化自然”。目前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以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為代價，這就造成人口、資源、環境之間日益緊張的局面。和諧社會構建中面臨的自然風險主要有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環境污染三種，具體表現有水枯竭、森林資源枯竭、礦產資源枯竭、森林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生物多樣性降低、水體污染、大氣污染加重、垃圾包圍城市和環境污染向農村蔓延等。隨著高風險工業的全球化，新型的、人為的風險正在在全球范圍內擴張，具有內在的全球化趨勢，一個國家、區域的生態風險會造成全球甚至整個世界的風險。這些自然風險最終會導致全球性的風險：臭氧層破壞、海洋污染和全球變暖等。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如果人們不加以重視和保護，一旦資源耗盡，就會造成巨大的能源危機和環境危機，并且這種危機帶有毀滅性，給全人類帶來無法彌補的后果。
（二）規則失范所致的制度性風險
制度性風險是指制度自身被預期的功能缺失或發生偏差而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可能性，它具體表現為現有制度的不公正、缺乏新的制度應對風險、制度規則運轉失靈所帶來的社會風險。由于社會轉型時期舊的社會制度、規則已經失效，而新的制度、規則尚未確立起來，這導致諸多的社會風險。其一，社會保障滯后。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權力，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總量依然不足，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字顯示，截止2010年末，全國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人數25673萬人，而列入國家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地區的參保人數僅為10277萬人，僅約占全國總人數的26.8％。其二，群體性事件頻發。現階段中國不同社會利益群體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民眾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訴求機制，加之一些地方官員不準群眾越級上訪，隱瞞下情，這致使我國近年來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出現波及范圍廣，涉及行業多，參與主體多元化等特點。其三，腐敗問題嚴重。社會制度的不完善、體制存在漏洞為腐敗留下了可乘之機。腐敗現象容易導致民眾對政府產生不信任甚至對抗情緒，從而危害黨和政府執政的社會基礎。社會制度的建立是一個社會有序運行的重要保障，它可以消除或緩解現代社會每個社會成員所面臨的各種風險，從而維護社會的穩定。
（三）階層分化導致的結構性風險
社會結構是影響社會秩序穩定與否的重要因素。結構性風險是指由于利益分化和價值多元所致的社會共識弱化以及社會系統部分關系失調與運行失效。這主要表現在社會結構斷裂、社會流動固化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結構的失衡直接導致城鎮與農村之間的斷裂、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擴大。社會分配不公加劇，這種不公平反映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階層之間和行業之間。目前我國社會階層結構還不是現代化國家所應有的“橄欖型”，而是“倒T型”。據世界銀行《2003年經濟報告》預計：到202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將會達到0.474。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上升到0.53，遠遠超過了公認的0.4國際警戒線。另一方面，社會流動固化導致社會階層對立，仇官、仇富、仇腐心態嚴重。社會流動固化會導致社會結構出現畸形化趨勢，這會使弱勢群體的剝奪感更加強烈，使喪失社會公平，導致社會不穩定；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可以激發社會活力。在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公正失衡感，大約60％的人認為是由權力腐敗、權力資本化造成。下層社會成員對眾多富人財富來源及其獲得手段抱懷疑態度，對權力尋租和權錢交易等丑惡現象表示極大反感。當下層社會成員在體制內不能公平地向上流動，就有可能尋求體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來達至目的。正如亨廷頓所言，“由于缺少流動機會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會挫折同政治不穩定之間便產生了聯系。”這樣的仇恨情緒勢必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
（四）工具理性濫用導致的技術性風險
技術性風險是指科學理性逐漸成為社會運行的主導邏輯所帶來的潛在影響和消極結果。科學技術不僅有正面作用，而且它的負面危害也相伴而生。前工業時代的許多風險依靠科技進步得到解決，這致使人們忽視了科技帶來的風險，助長了人們對科學技術及工具理性的依賴。在工業社會時期，很多的人造風險是由科學技術及工具理性的濫用引起的。科技的進步使我們這個社會擁有了毀滅自身的力量，造成我們進入風險社會、造成人失去應有自由的“不是恐怖和暴力，而是技術的進步”。正如貝克所言，由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可能風險———如化學污染、核輻射、轉基因組織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越了人類思維所能達到的范圍，對這些風險的防范和治理已經具備了人類意識所無法企及的特征。科學技術的異化和工具理性地濫用已經愈來愈超越人類社會倫理、道德、甚至法律層面地控制，技術性風險已經嚴重地威脅了人類的生存。
（五）國際利益裂變導致的全球性風險
英國學者戴維•赫爾德認為：“全球化是一個深刻分化并充滿激烈斗爭的過程。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它遠不像整個星球都體會到的那樣是一個日趨一致的過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國家的受益程度是不同的，發展發達國家居主導地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在產業分布上傾向于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業投放于發展中國家。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環境受到嚴重污染、資源遭到過度開發，發達國家這種利用經濟技術優勢轉嫁風險的行為對發展中國家是極度不公平的，國際間利益裂變的壓力加速了中國社會風險地累積。此外，吉登斯認為：“全球化可以被定義為：世界范圍內的社會關系的強化，這種關系以這樣一種方式將彼此相距甚遠的地域連接起來，即當地所發生的事件可能是由遠隔千里以外的異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每個人、社會、國家都處于這樣一個相互影響和依賴的“統一體”之中，風險傳遞機制和風險生成機制使“統一體”所遇到的風險更加不可預測和不可控制，這勢必會導致原來局限于一個國家的或地區的風險擴散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比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限制擴大資本引起全球性金融風險和經濟危機。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弱勢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面臨著更加嚴峻地考驗，中國所經受的社會風險必然會更加復雜繁多。社會風險的分類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本文僅僅是對風險類型的一次初步探討。此外，由于社會風險具有復雜化、多樣化、非線性化和并發性等特點，因此某種社會風險一旦惡化就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以上風險類型是相互影響的，形成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局勢，這使我國社會陷入了惡性循環的“魔咒”。如果其中一種處理不得當，就會引發其他社會風險的全面爆發，演化成為大規模的社會危機，造成社會動蕩。
三、和諧社會構建中社會風險的治理對策
社會風險具有歷史性，人類社會正是在化解風險和危機中成熟起來。同樣地，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是一個與風險結伴而行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治理風險的過程。但是，前工業化社會的風險控制機制已經應對不了現代社會的日益復雜化、多樣化的新型風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迫切需要對原有的社會風險治理機制進行改變和完善。
（一）樹立科學發展理念，弘揚和諧社會主旋律
黨的十八大指出：“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作為一種全新的指導思想，無疑是應對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多種風險的正確選擇。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一方面，科學發展觀要求統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要處理好經濟建設、生態建設和資源利用之間的關系，堅持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相統一。例如，大力發展綠色循環經濟，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污，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生態保護型社會。另一方面，科學發展觀要求社會結構內部系統，經濟、政治、文化相互協調，統籌發展。社會結構內部各要素相互協調，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和諧”是當前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所需要的核心價值觀念。科學發展觀要求社會結構內部的關系協調，這也是和諧社會的本質屬性。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就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體現。因此，我們必須樹立科學發展觀指導思想，運用多種風險控制手段全面、協調、動態地防御目前日趨嚴重的社會風險，促進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維護公平正義，健全利益協調機制
轉型期社會存在著城鄉差距拉大、群體性事件頻發和腐敗事件層出不窮等制度性風險，這些風險說明了社會中存在不公平的現象，如果得不到及時地治理，這會嚴重地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風險社會存在的經濟根源是社會利益分化加劇和利益分配不均，這就要求我們建立公平的、暢通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配套的社會利益均衡機制，才能消除社會風險產生的經濟根源。一方面，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在初次分配中，建立健全市場機制，堅持以效率為先，同時貫徹按勞分配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在政府的再次分配中，以公平為原則，運用經濟立法、政策、稅收、行政等調節干預手段，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解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部分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在社會保障機制方面，政府要建立以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慈善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確保低收入層的最低生活保障，重點解決失業、醫療、養老保障等問題，以建立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另一方面，建立暢通的利益訴求機制。利益訴求渠道多元暢通,有利于各社會階層、各利益主體之間相互溝通和了解,有利于把社會分化、社會差別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
（三）整合社會階層力量，順暢社會流動機制
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等易導致社會各階層成員對立，社會階層之間流動固化，社會各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各種仇官、仇富、仇腐情緒滋生，引起社會隔閡、摩擦甚至社會沖突，這必然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和諧社會是社會成員能夠公正的、自由流動的社會。一個公正的社會結構至少有兩個明顯特征：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平等進入；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互惠互利。社會流動通常是指個人或群體從一種社會集團移向社會經濟地位不同的另一個社會集團，或從社會集團內部一個層次移到另一個層次的現象。建設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有利于打破社會流動固化，促使各個社會階層的成員發揮自身實力，積極為社會作出貢獻；有利于緩和社會地位之間的差別造成的沖突，釋放社會階層之間存在的不滿情緒。一個社會的流動程度越高，社會階層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程度越大，社會階層之間變換的機會就越大，越能夠鞭策社會上層人員持續不斷努力以提高競爭力，越能夠為社會下層人員提供公平的機會以實現自身理想。社會階層結構越具有彈性，整個社會階層之間的摩擦和沖突越小，整個社會就會越和諧。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必須整合社會各階層力量，建立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確保每個社會成員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和保持精英的循環。比如：消除高考戶籍限制制度、公務員的身份資格限制制度、農民工進城的就業限制政策等等，這就需要我國在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保障制度等方面進行深入改革等。
（四）加強風險意識教育，提高防范風險能力
當前中國民眾對風險的認知普遍淡薄、風險觀念滯后、風險知識缺乏、避險措施簡單。主要有兩種錯誤的風險意識：一種是對社會風險的漠視；另一種是對社會風險的恐懼。當認知脫離客觀存在的時候，公眾不了解風險；在風險來臨時，就會盲目相信謠言，盲目從眾，從而造成社會恐慌，妨礙有秩序地控制風險，加大社會風險的危害。積極成熟的風險意識有助于風險的規避，這就要求培養和增強人們的風險意識，幫助人們樹立科學合理的風險觀念。因此，我們要加強風險意識教育，提高公眾認識和防范風險的能力。首先，通過風險教育擴大公眾對于風險的認知。其次，通過風險教育提高公眾的心理素質，增強公眾抗御風險的心理承受力，從而避免或減輕風險來臨時的社會恐慌。第三，通過風險教育使公眾密切關注和諧社會構建中的具體風險，并對一些潛在的風險保持警覺。提高公眾對風險的警覺和防范能力，有助于其自身的行為約束，也有助于促進公眾對于風險控制的參與。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加強和諧文化的教育，在全民族樹立和諧科學理念，增強全民族的風險意識，是積極應對和有效化解風險問題的思想觀念前提。
（五）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搭建國際安全合作平臺
在全球化背景下，社會風險具有全球性、跨國性和關聯性等特征，這并不等于說中國要避免參與經濟全球化。因為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在給人類巨大風險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因此我們既要敢于融入全球化,又要善于融入全球化，并且努力化解全球化風險。加強自主創新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也是扭轉我國在國際上處于邊緣位置的關鍵所在。這就必須堅持“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指導方針，加大對自主創新投入，著力突破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在國際合作方面，以相互尊重和平等協商為基礎，有針對性地加大國家安全合作力度，發展多樣性、多層次的區域合作框架；增強國際社會間的共同利益、共同安全意識，建立符合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國際安全新秩序；擴大國際合作的范圍，不斷深化國際安全合作程度；建立靈活的國際安全合作模式，比如具有論壇性質的多邊安全對話、有較強約束力的多邊安全機制和增進國際信任的雙邊安全磋商等等。中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要盡可能降低受到國際風險蔓延的威脅，不斷提高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利益的能力，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時期，我們要堅持在全球化進程中挑戰風險、改寫風險，在風險社會中邁進和諧狀態。綜上所述，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時期，處理好各種矛盾，建立完善相關制度，協調各個方面復雜的利益關系，構建合理的利益格局，正確對待科學技術地運用，積極融入全球化等等，才能較順利地進入更高發展階段的軌道，走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作者：李翠單位：贛南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