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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本身是社會性的,這使人的需要具有社會性;采取勞動的方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是猿的需要向人的需要轉變的根本標志。我們不僅要看到勞動的動因是猿的需要與滿足這種需要的條件的矛盾以及勞動使猿的需要發展成為人的需要,而且要看到人的需要本身與人類社會產生的內在聯系。社會是按照一定方式由人組成的共同體,人是構成社會的唯一有機要素。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沒有人的需要,也就沒有人本身。在生存發展過程中,正是人的需要,才使人們不由自主地采取一定方式組成社會共同體。因此,沒有人的需要,人類社會就沒有產生之由,更無發展之理。
人的需要與人類社會的發展
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第一個前提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而人只要存在和發展,人的需要也就同時存在和發展;要使人存在和發展,就必須滿足人的各種需要,特別是首先滿足人的物質需要。因此,滿足人的需要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正象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一切人類社會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活動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生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3]人們只有在首先生產滿足自己需要的各種生活資料的基礎上,才可能從事其他社會活動;社會也只有在不斷滿足人的需要中,才能逐步由低級向高級發展。
具體來說,人的需要與滿足需要的條件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驅動力。理論和實踐均表明,并不是人的需要本身,而是人的需要與滿足需要的條件的矛盾,才促使人們進行社會生產。因為人的需要不是僅僅靠自然環境所提供的必需品就能輕而易舉地得到滿足。人不僅有物質需要,而且有精神需要;不僅有生存需要,而且有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不僅有現實需要,而且有理想需要;不僅有低級需要,而且有高級需要;不僅有直接需要,而且有間接需要等等。如果人的這些需要的滿足,僅僅靠大自然的“恩賜”就能輕而易舉地實現,那么,人的需要的滿足過程就會象動物需要的滿足過程一樣,以本能的活動來進行,這就無需進行社會生產,正是人的需要與大自然提供的滿足需要的條件的矛盾,才促使人們進行社會生產,創造出大自然所未“恩賜”的必需品,來滿足自己的各種需要,促進社會的發展。從生產力方面來說,人的需要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決定力量。人改造自然、改造社會能力的提高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前提與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社會發展不是由外在的、先天的力量決定的,而是人們自己創造的結果。馬克思指出“: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4]所以,正是人的需要構成了社會發展的原動力。
并且,導致社會發展的社會分工和交換是隨著人的需要的不斷擴大而出現的,并隨著人的需要的發展而發展。人的需要是一個由單一到豐富、由簡單到復雜的逐步發展過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需要越來越豐富多彩。要滿足人們逐步擴大的、豐富多彩的需要,就必須生產出各種各樣的產品,社會就必須實行分工。社會分工的出現和發展又促使交換的出現和擴大。在生產力極端低下的情況下,原始社會的初民們的需要極其簡單和低級,不存在社會分工,產品交換也不可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的需要逐步增多,需要層次逐步提高,揉為一體的、自我封閉的社會生產已不能滿足人們擴大了的需要。因此,在原始社會末期,出現了畜牧業同農業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與此同時,產品交換也開始出現,并逐步擴大。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人的需要的進一步發展,在奴隸社會初期,開始出現了手工業同農業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在封建社會中后期,商業從手工業中分離出來。在社會大分工以后,同一生產部門內部也實行了小的分工。正是隨著生產力和人的需要的發展,封建社會的分工和交換更是比原始社會、奴隸社會有所擴大,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工和交換更是高度發展。在當今世界,社會分工的細密和商品交換的廣泛達到了空前的地步。社會從而不斷地向前發展。
社會發展的目的是以滿足人的需要為本
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是一致的,應該說人的發展才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最高尺度。社會的發展就是人自身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5]社會的發展就是人的發展和為人的發展。因為社會發展進步實質上是人們追求幸福滿足其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的結果。由此可見,離開了人就不能成其為社會,離開了人的發展,社會就無從發展,整個社會是以人的發展為目的的。所以,人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前提和主體。換句話說,人是社會發展的起點,社會發展的歷史首先表現為人的發展史。因此,社會發展必然要體現在社會主體,即人的身上。關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的著名論斷、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把人民群眾置于社會發展的主體地位。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在于人的發展,在于滿足人的需要。具體來說,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的需要的滿足方式的不斷發展和滿足程度的不斷增進;二是人的能力、關系和需要本身的發展階段的上升和發展程度的提高。社會發展最明顯的標志首先在于社會能夠為人的需要的滿足提供日益充分的條件和對象。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意義不僅在于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增進,更重要的在于它們能滿足人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社會生產的目的是什么,恐怕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而是為了滿足人自身的需要而生產。無論什么社會生產,都是以滿足人的需要為目的的,只不過存在著為多數人還是為少數人的差別而已。在由極端低下的生產力決定的原始公有制下,原始人的生產勞動是為了滿足全體氏族成員的低級需要。在奴隸社會里,生產的直接目的是滿足少數奴隸主階級的需要。在封建制度下,生產的直接目的是滿足少數地主階級的需要。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直接目的是滿足少數資產階級的需要。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生產的直接目的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當然,在私有制社會里,剝削階級又不得不在有限的范圍內滿足勞動者的需要,否則,他們需求的滿足,就會出現“危機”。
社會發展不但是意味著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絕對數量的增長,而且意味著這種產品能夠從質上適應人的需要,在量上能滿足人的需要。鄧小平同志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把人民需要的滿足放在最終地位,原因也就在于此。就制度文明來說,社會制度直接規定和制約著人們滿足需要的方式。人的需要是社會的,因而也只能通過社會來滿足,處于不同社會制度或不同社會地位中的人,其滿足需要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社會制度的進步也必須通過人們需要的滿足方式的發展和滿足程度的增進表現出來。離開了人的需要的滿足,社會文明就失去了意義,社會發展就失去了主體內容。
社會發展的實質,決定了人的需要滿足程度和人本身發展程度是社會進步的主體尺度。從社會進步的量變階段即同一社會形態自身發展來看,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每一點提高,都意味著人們需要滿足程度的增進,都促進著人們需要本身的多樣化和需要層次的提高;社會制度的每一項進步的調整和變革,都為人的能力發展和需要提升提供著新的可能性,都促進著人們社會性和個性的發展。從社會進步的質變階段來看,新舊社會形態的每一次更替,都意味著人類總體需要滿足方式的上升和滿足程度的提高,都意味著人類總體在能力、關系和需要的性質和水平方面的發展。
作者:王朝暉單位:商丘職業技術學院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