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股份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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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托機制是股份制得以建立的基礎。在當前的農村股份制改革中，由于受長期形成的傳統習慣影響，村民對村干部缺乏信任。而村干部們則不對村民們負責，因而無法建立起股份制所要求的信托機制，缺乏基礎的股份制最終只能流于形式。文章通過個案分析的方法，對農村股份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根源進行了簡要分析，指出建立和完善信托機制對我國的股份制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股份制；農村改革；傳統；信托機制

2003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經過多年的探索之后，股份制的地位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一場股份制改革的浪潮席卷了中國的城市和農村。

文章將通過個案分析的方法，對農村股份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根源從傳統文化的角度進行簡要的分析。

一、農村股份制的發展現狀及困境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肇始，股份制改革的探索也始于農村。

改革開放以后，在農村中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業的勞動生產力，同時也解放了農民的思想。富裕起來的農民很快認識到了“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的道理，認識到了工業的重要性。但是，農民興辦企業面臨著缺乏資金的問題。在沿海，比如蘇南，這些傳統上經濟比較富裕的地區，由于集體經濟有較好的基礎，往往可以由集體來解決資金問題，由此產生了一批鄉鎮企業，形成了著名的“蘇南模式”。但是，在一些落后地區，由于集體經濟相對薄弱，只能靠向村民集資來解決資金問題，這就為股份合作經濟的產生提供了契機。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蘇南模式”在經歷最初的輝煌之后遇到了挑戰。“蘇南模式”以鄉鎮企業和農村的小城鎮化為核心，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創造了一種“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城鎮化發展模式。為農民的增收和農村面貌的改變提供了一種新途徑，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鄉鎮企業自身的弱點也漸漸暴露出來。鄉鎮企業的建立，依靠的是政府的強制力量，集體經濟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隨著自身規模的壯大，其產權不明的缺點嚴重制約了自身的發展。為了應對這一問題，大多數鄉鎮企業先后進行了改制，對股權結構進行調整。主要措施是集體經濟逐步退出，由企業職工購買股權，或者由企業的經營者購買，成為大股東。經過改制，原來以集體經濟為特征的鄉鎮企業就轉變成了股份合作制企業。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中的股份制改革向更深的層面推廣。2005年初，蘇州市在農村全面推廣了“三大合作”的改革。所謂“三大合作”，是指農村社區股份合作制、農村承包土地股份合作制、農村專業合作制。到2005年底，“三大合作”經濟組織已發展到916個，涉及農戶24萬戶，占全市農戶總數的21.6％，60多萬農民擁有了股權。

2005年下半年，我們選取蘇州市金光村進行了調查。并進行一些理論分析，希望能對我國的新農村建設事業有所幫助。

金光村地處蘇州城北，原屬虎丘鄉，在蘇州市進行新的區劃調整后，隸屬于蘇州市平江區城北街道，改稱金光社區。金光村雖然地處蘇南地區，但是“蘇南模式”并沒有使其受益。20世紀80年代，在“蘇南模式”的影響下，村里辦了一些集體企業，但是這些企業沒有為村里帶來預期的收益，金光村也依然是當地有名的窮村。

2005年6月，在平江區政府的統一規劃和領導下，金光村進行了股份經濟合作制改革。改革歷時三個月，到8月基本完成，成立了城北街道金光股份經濟合作社。經村民代表大會確認，村經營性集體資產(主要指村集體所有的廠房、門面房、供電、供水等公用基礎設施，以及未分配到農戶而由村里使用的土地等)折股共計17251.9股，這些股份以戶為單位計入股權證，共有424個家庭獲得了股份，涉及村民1346人。股東享有的權利主要包括：對合作社的各項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對財務、資產運行情況進行民主監督，享有股本、股紅分配權等等。

2005年8月18日召開股份經濟合作社第一次股東代表大會暨成立大會，通過了《金光股份經濟合作社章程(草案)》，選舉產生了城北街道金光股份經濟合作社董事會及監事會。通過改革，金光村原有的集體經濟轉變成了股份經濟合作社，在形式上，采用了現代股份制企業的組織形式，由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行使對金光股份經濟合作社的管理權。

但是，通過調查我們發現，村民們對這次改革的關注程度不高，甚至可以說是非常的冷淡，有些村民根本記不清自己家所持股份的數量，這非常不合邏輯。一項與每個家庭息息相關的改革為何會受到人們如此的冷遇?這使我們非常困惑。

二、金光村股份制改革中的傳統困境

對于我們的困惑，村干部們給出的解釋是，村民們整天忙于賺錢，對村里的事情根本不關心。

確實，從經濟角度看，村民們這些股份所產生的收益很有限。隨著蘇州城區經濟的發展，地處城郊的金光村形成了一種租賃經濟，租房收入成了村民們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平均每戶每年有近4萬元。而合作社2005年每股的分紅是10元，絕大多數的村民持股數量都在90股以下。因此，對村民來說，分紅所增加的收入只有幾百元，實在是少得可憐。

但是，從我們的調查來看，經濟利益并不是村民們的唯一訴求。比如，村民們為了恢復期間被拆除的白衣庵，可謂不遺余力，真正做到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村民李彩英自己就拿出八千元錢來修繕白衣庵的房子。據她介紹，這筆錢是否能收回當時真沒有把握，只是家里老人身體不好，想著做點善事。可是沒想到這筆錢很快就由村民們捐的善款補上了。從我們掌握的資料來看，村民們的捐款數額雖然不大，但次數相當多，每逢陰歷初一、十五或是觀音菩薩的生日(據村民們介紹每年有三次)等重要的日子，廟里都會有活動，而每次參加活動的村民都會捐一些錢，十元、二十元不等。這是村干部們無法想象的，他們每次都要拿錢才能讓村民們干點事情。比如村民代表的選舉就是每人發了五十元錢，挨家挨戶找人投票的。這種捐款并不能給村民們帶來什么經濟利益，反而會有經濟上的損失。可見，單純用經濟的觀點很難解釋村民們對股份制改革的冷淡，我們需要從其他方面尋求其根源。

通過進一步的調查，我們發現，這些股份對于村民更多的是一種象征。按照《金光股份經濟合作社改革的實施意見》的規定：折股量化到人的集體資產股權，只能作為享受集體經濟收益分配的依據，資產所有權屬股份合作社集體所有。這些集體資產過去一直都是由村干部們經營管理的，村民們很少有權過問。現在，這些資產雖說改由董事會經營管理了，但因為董事會還是那些人，所以，實際上還是由村干部們在經營，村民們仍然無權過問。對他們而言，自己所擁有的股份只是一份領取福利的憑證而已。

由此可見，造成村民們對股份制改革麻木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對經濟利益的無足輕重，而是改革沒有改變集體資產的經營方式。村民們也沒有因此獲得任何額外的權力，他們對改革自然無動于衷。

事實上，改革對金光村舊的管理模式并沒有產生大的影響。無論是在改革方案的選擇還是在改革的人事安排上，村黨支部(更準確地說是黨支部書記)都順利地貫徹了自己的意志。特別是在人事安排上，董事會和監事會的負責人都由村主要領導兼任。其中，黨支部書記兼任董事長，其余人員也都是村各級組織的領導。這樣，金光村原有的管理體制和組織結構實際上是被平移到了新的組織中來。可見，金光村的股份制改革沒有能改變長期形成的傳統，反而是傳統深刻地影響了這次改革。

那么，影響力如此巨大的傳統究竟是怎樣一種傳統呢?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村民和村干部雙方的行為中尋找答案。

在村民方面，他們一般都不愿和村干部們為難，更談不上監督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村里實行的許多福利政策，從失地村民的糧食補貼，到退休村民的養老金，從婦女的生育補貼，到全體村民的合作醫療，雖然絕大部分的福利政策都是上級部門統一部署的，但是村民們還是多多少少把這份人情記在了村干部的名下其次，村里老人的態度也至關重要。在金光村，老人是村里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因為年輕人忙于在外打工賺錢，很少有時間參與村里的公共事務，而老人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村里，他們之間的家長里短、街談巷議就成了村里最主要的民情。村黨支部對此一向非常重視，特別給老人們安排了一些額外的福利。比如，年終給老人發些東西，過年請老人吃飯，給退休的老黨員訂一份《蘇州日報》等等，老人對此非常滿意。我們在訪談中發現，老人們基本不愿意和村干部們為難，主要就是覺得面子上過不去，不好意思。而老人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年輕人的態度。

此外，村民們現在也很少有機會和村干部們接觸。按照村民們的說法，村干部是離他們越來越遠了。新的村委會辦公樓建在了村開發區內，與企業為鄰，遠離了村民的生活區。村里的一些家庭婦女甚至對村里的領導都很不熟悉，對村里的一些政策也很不了解。

在村干部方面，更多的是考慮不給自己惹麻煩，盡可能避免和村民們發生直接的利益沖突。比如，2004年的拆除違章建筑風波。據村里的老支書介紹，因為當時村里有150多個工廠，廠里的外地人對住房有很大的需求。另外也有一些村民確實存在住房困難，比如兒子多，成家了需要房子等。但是政府又早就凍結了宅基地的審批，于是好多人開始在自家的空地上修建房屋，違章建筑也就越建越多。村干部開始對此也不聞不問，后來有人舉報，政府才命令村里組織了強制拆除。但是，村里也只是做了一些表面文章，甚至私下里還給了一些補貼，以息事寧人。

在股份制改革中，村干部們也沒有過多地為自己謀取利益，他們只是拿了自己該拿的股份。黨支部書記由于不是本村人，在村里工作時間短，只得了貢獻股一股。可見，村干部們實際上在盡量回避和村民的矛盾。

因此，在金光村，村民和村干部之間但求相安無事，村民不會想到去監督村干部，而村干部也沒有想到要對村民們負責。

60年前，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曾對中國農村的權力結構作過分析，他指出：“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鄉土社會里的權力結構……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在金光村，這種基本結構沒有改變，它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

三、股份制及其實質

股份公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在羅馬帝國時代，當時的商品和貨幣關系已經非常發達，在宗教、軍事等組織中產生了與股份公司相似的經濟形式，比如，古羅馬的包稅人的股份委托公司。

教會在股份制的產生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教會對資產進行管理的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對現代股份制公司具有重要影響的概念，其中包括：

第一，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觀念。天主教會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而這些財富通常都是由教士來管理和經營的，其所有權和收益權則歸教會所有。這就是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最早形態。

第二，信托的觀念。在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以后，教士對教會托付給他管理的資產，必須擁有足夠的權力才能經營，而作為管理者的教士則必須盡職地為教會的利益服務，這就提出了職業操守的問題。

第三，有限責任的原則。在中世紀的歐洲，對教會進行債務的無限追索是不能被教會所接受和容許的，因此，教會作為所有者只承擔有限責任，這就形成了現代股份制中有限公司的概念。

這些概念都是現代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的基礎，對現代股份制的產生有著重要的意義。

現代意義上的股份制則起源于中世紀的歐洲。在公元10～14世紀期間，地中海國家的海上貿易非常繁榮，而海上貿易的特點是風險大、投資大，遠非單個資本所能夠承受。為了分擔風險和籌集資本，地中海沿岸出現了最早的股份公司組織。

15世紀末，新航線的開辟和所謂的地理大發現，使得歐洲貿易的中心從地中海沿岸轉向了大西洋沿岸。貿易的規模越來越大，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為了保護本國的貿易利益，各國紛紛建立了一批特許貿易公司。特許貿易公司是由國家許可建立的，是一種特權的象征。但是，它已經具有了現代股份制公司的許多特征：具有法人地位、靠募集股金建立、由董事會領導下的經理人員來經營。

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公司的規模越來越大，公司的業務也日益復雜，股權出現了大規模分散的情況。此時，對企業經營和管理的要求越來越高，需要更多具有專業技能的管理者，于是，逐步形成了現代的經理人制度，經理人憑借其經營和管理能力在企業中取得了決策權。這是現代股份制形成的根本標志。

經過長期發展和完善，股份制在二戰后成為西方最重要的企業制度。

通過對股份制產生過程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股份制有幾個重要特征：獨立的法人地位；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信托機制有限責任；等等。結合金光村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獨立的法人地位、有限責任以及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等條件，在國家現行法律的框架范圍內已經可以得到保證。但是，信托機制的形成則不能簡單地通過立法的方法加以解決。

信托機制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基礎，也是現代經理人制度產生的保證，是經理人階層獲得企業經營權的前提條件。這種信任在給企業家提供動力的同時，也給企業家施加了很大的壓力，這和中世紀的教士有著根本區別。教士們在經營教會財產時，所依靠的是教士對上帝的良心，一旦教士們的良心為貪婪所取代，教會就必然陷于腐敗。現代股份制則與所有者的監督緊密相連，只有在這種壓力之下，企業家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才智，為企業的發展盡心盡力，對所有者的利益負責。

可見，現代股份制對所有者和經營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所有者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監督權，以保證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訴諸經營者的良心；經營者則必須對所有者的利益負責，而不是對其他什么人負責，二者之問必須建立起有效的信托機制。但是，在金光村，無論是村民還是村干部，都很難符合這樣的要求。村民們無法監督村干部，而村干部則沒有想到要對村民負責，雙方甚至有時處于相互戒備之中，因此根本無法建立起股份制所要求的信托機制。最終的結果是，村民并沒有因為掌握了股份就成了合格的股東，村干部也沒有因為有了董事的頭銜就成了合格的經理人。這樣的股份制并沒有帶來任何新的東西，村民們的冷淡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金光村的股份制改革中，村民和村干部都缺乏股份制所要求的現代意識，長期形成的傳統使得雙方無法形成有效的信托機制。而信托機制是現代股份制得以建立的基礎，缺乏信托的股份制只是形式上的股份制，因此，金光村的股份制改革最終只能流于形式。

其實這不是金光村所特有的現象，同樣的傳統對整個中國社會都有著廣泛的影響。類似的問題在規模較大、比較規范的股份公司——上市公司中也同樣存在。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上市公司忙于圈錢，股民們忙于投機，大家都不關心公司的盈利情況，只關心自己能不能通過股市賺錢。導致了上市公司搞欺詐，股民們則忙于哄抬股價，股東與公司之間根本無信托關系可言。這和金光村的股份制在本質上沒有什么區別，只是表現不同，其影響力也不同而已。

可見，信托機制的缺乏是我國股份制改革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建立和完善這一機制，將對我國股份制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