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人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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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語言人類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它是在人類學的學科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西方的語言人類學經歷了田野工作、比較分析、理論概括幾個階段。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種的國家，語言人類學的發展有其廣闊的基礎，加強語言人類學的研究不僅有利于人類學的學科建設，同時對保護語言文化的多樣性、不同的語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諧對話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語言人類學；文化；學科建設

一、語言人類學的學科發展

語言人類學（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類學的分支學科，同時也是人類學與語言學的一個交叉學科。但由于世界各國的學科淵源不盡相同，語言人類學的學科界定以及學科歸屬不盡相同。在前蘇聯所體現的歐洲大陸體系中，人類學主要指體質人類學，它與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構成關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學科。在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美體系中，語言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考古人類學等一起構成人類學的學科體系。現在學術界一般認為，語言人類學是人類學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一個學科，有時也可當作人類語言學。不管是人類語言學還是語言人類學，都涉及到“傳統的歷史比較、親屬關系構擬，到‘認知語言學’(cognitiveanthropology)、‘說話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語用學和語言規劃”。①語言人類學旨在通過語言的研究或借助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達到深化認識人類文化的目的，同時也使不同的語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語言人類學的學科淵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語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紀末，德國學者海德爾(G.Herder,1744-1803)指出語言與民族之間存在著同一關系。他認為，一種民族的語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語言。語言學家馮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進一步發展了海德爾的觀點，他認為語言是全部靈魂的總和，語言是按照精神的規律發展的。“語言的所有最為纖細的根莖生長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對語言的影響越恰當，語言的發展也就越合乎規律，越豐富多彩。”②語言相對論認為，語言有比較完善的和比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蠻部落的語言也不應該受到譴責或輕視，因為每一種語言都是人類原有的創造語言能力的表現。”海德爾和馮堡特都認為民族的語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觀和語言才能的體現。”③在這些觀點中，語言作為“中間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語言作為特殊的民族文化，語言等同于民族精神這些思想，讓人們逐漸認識到語言的文化性質和文化價值。語言是人們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這就是語言的文化性質；語言的文化價值主要指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各民族都會把自己的各種文化放在用語言作為標識的貯聚庫里，通過語言可以來透視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質。

索緒爾（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類學與語言學結合起來研究的第一人。為了回答語言對于人類學、民族學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闡述，索緒爾從語言與種族、民族統一體、語言古生物學、語言的類型和社會集團的心理素質等幾個方面進行了論證。索氏樹立了從語言的角度來探索人類歷史上文化現象的典范，為以后語言與民族，語言與文化相互關系的研究開了先河。④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過“回顧法（retrospectivemethod）”進行語言重建的方法為人類學開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鑒。20世紀初期，索緒爾的追隨者即社會心理語言學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較注重語言與民族以及文化之間的密切關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類學功能學派的代表人物馬林諾夫斯基（B.K.Malinnowski1884-1942）早年從事人類學研究，出版大量的人類學著作，為功能學派的開創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他晚年卻轉向語言學研究。馬氏的學科轉向加強了人類學與語言學的結合，強化了語言研究對于了解和揭示人類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

作為一門學科，語言人類學是在美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摩爾根(L.H.Morgan,1818-1881)在對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調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礎上，在1851年發表了《易洛魁聯盟》一書。該書追溯了易洛魁人數百年的歷史，詳細的記錄了他們的生活環境、經濟活動、習俗、宗教和語言。1871年他又發表了《人類家族的血親和姻親制度》，該著作從語言學的角度討論了印第安人的奇特親屬稱謂和族源問題，開始了對人類早期社會組織原則及其普遍發展規律的探索。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人類學家在對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進行深入研究時，發現印第安人的語言不同于印歐語系諸語言。人類學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認為人類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類發展的歷史，他強調人類學的基本任務就是研究語言、習俗、遷徙、身體特征等的全部總和。覺得要獲得有關印第安人的資料就必須學習他們的語言。他對語言學極為重視，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語言問題，他本人就懂得多種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過程種發現，每一種語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語音、形態的意義和結構、詞匯的特點。描寫一種語言只能根據它自己的結構來描寫。他的這一主張被稱為“描寫語言學”或“結構主義”理論，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種方法對于研究無文字民族的語言尤其有效，對研究那些鮮為人知的語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還組織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語言手冊》（A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guage），搜集了幾十種語言資料，他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一直被列為語言學的經典著作。博厄斯還于1920年創辦了美國最早的語言學刊物《國際語言學雜志》，該雜志對語言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1940年博厄斯寫成《種族、語言和文化》、1941年寫成《達利他人的語法》。博厄斯的“描寫”方法為語言人類學的學科方法奠定了基礎。⑤

薩丕爾(EdwardSapir,1884-1939)是美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晚年開始轉向人類學研究。薩氏重視語言與民族文化的密切關系。他說，“語言的內容，不用說，是和文化有密切關系的。不懂得神通論的社會，用不著神通論這個名稱；從來沒有見過或聽說過馬的土人遇見了馬，不得不為這個動物創造或借用一個名詞。語言的詞匯多多少少忠實地反映出它所服務的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語言史和文化史沿著平行的路線前進，是完全正確的。”⑥沃爾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發展了薩丕爾的觀點，認為語言形式決定著語言使用者對宇宙的看法；語言怎樣描寫世界，我們就怎樣觀察世界；世界上的語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對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們的觀點濃縮為薩丕爾-沃爾夫假說(theSapir-WhorfHypothesis)。雖然“薩丕爾-沃爾夫假說”遭到了許多人的質疑，但是，語言與文化、世界觀之間的相互關系卻一直成為人們長期討論的主題。

20世紀中葉以來，語言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日臻完善。這一階段出現了大量的語言人類學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Philipson）、薩斯曼（ZdenekSalzmann）等人為代表，菲力普森從語言人類學視角對英語進行了個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語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語帝國主義，實際上是間接反映了一種盎格魯文化中心觀。⑧薩斯曼同樣從語言人類學的視角對語言、文化和社會的相互關系進行了論述，指出不同的語言結構與其所反映的思維方式具有協同性；同時還對當今的語言人類學“實用性”展開了論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語言人類學學科理論與方法的發展。⑨

二、中國的語言人類學研究

中國傳統語言學比較注重語言事實研究。先秦以文字訓詁為主；隋唐以音韻為主；清代是文字訓詁全面發展的時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洋為中用時期。⑩但我們也看到，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由來已久。如前文所述，語言學思想有時是時代思潮的延伸，它離不開自己的時代社會背景。如先秦諸子百家關于名與實的討論雖然屬于語言學問題，但更是哲學問題。中國語言學后來的發展都是與經學分不開的。在西方，由于現實需要以及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19世紀誕生了人類學這門學科，在西方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引進到中國之后，中國的語言學研究就在搭建語言學與人類學之間的橋梁。

在國內，羅常培先生當屬于從事語言人類學研究的第一人。上個世紀30年代，羅氏研究語言就已經不把研究的視角局限在語言本身的范圍內了。羅氏通過對山東臨川音系的調查研究，并結合方志、史籍、族譜和已有論著，寫出方言與社會歷史移民關系的論述《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系》；抗日戰爭期間，受費孝通先生的《關于功能派文化論》的影響，于是把研究方向從音韻學和方言研究轉向少數民族語言田野調查研究方面，并調查了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由于人類學歷來比較重視后進民族的田野調查和研究，所以羅氏所作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研究已經表明中國傳統語言學正在朝著語言學與人類學的結合方面發展。1943年以后，羅氏的治學道路從語言學轉向了語言與文化關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圍涉及到了從地名研究民族遷徙的蹤跡；從人名研究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從造詞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別是從詞的來源和演變研究古代文化的遺跡等等。羅氏對于語言人類學的貢獻，正如他本人所說，“假如我這一次嘗試能夠有些許貢獻，那就可以給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搭起一個橋梁來。”其著作《語言與文化》尤其側重國內少數民族和國外文化比較落后的口語，從語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來透視該民族文化的特點。可謂是中國語言人類學的先聲。[11]

20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民族自覺意識得到顯著增強，文化語言人類學在國內重新被認識。從事語言研究的學者運用田野工作方法從事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關系的研究，達到深化認識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時來達到不同語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諧對話。關于此方面的論述，人類學家納日碧力戈已有專門論述。如傅懋勛運用永寧納西族的親屬稱謂來探討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練銘志運用田野調查材料，對現行土家語與古代土家語中的親屬稱謂進行比較后認為，認為古老親屬制有如下一些特點：父系和母系的親屬稱謂區分不明顯，從親屬稱謂大體可以區分出性別和輩分，親屬稱謂是類分式和專門稱謂相結合。湘西土家族古老親屬制的材料，不僅證明了摩爾根關于親屬制理論的主要觀點是正確的，同時也反映了土家族歷史上婚姻制度的演變過程。[13]羅美珍從語言角度闡述了傣、泰民族的發展脈絡及其文化上的淵源關系。[14]周慶生根據傣族親屬稱謂以及人名構建傣族社會歷史和社會結構，力求把語言和文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15]納日碧力戈運用結構主義理論，分析了藍靛瑤親屬稱謂的一些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語言學與人類學之間的對話。[16]吳東海運用傣族詩歌、諺語等語言材料闡釋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進行民族語言個案研究的同時，國內學者從宏觀角度對語言與文化、語言與人類進行了理論上的闡述，為語言人類學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馬學良和戴慶廈二位先生從語言在民族諸特征中的地位、語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關系、從語言研究民族等幾個方面論述了語言與民族的關系，提出從語言特點可以映射出民族特點。[18]陳保亞提出語言決定思維軌跡的觀點，認為“思維軌跡是思維能力在語言系統中的實現。思維軌跡的差異是語言系統決定的，語言澆筑了思維軌跡。”[19]武鐵平等人對陳保亞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人的思維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語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會。[20]張公瑾把混沌理論引入語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開闊了語言和文化研究的視野，同時也為語言人類學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慶生從古今文獻資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調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屬于自己的理論框架，對語言與文化、語言交際與傳播、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等多個方面的關系進行了闡釋。[22]

除了對語言與文化、語言與人類相互關系的研究外，學者們將人類學與語言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從理論和實踐等方面對語言人類學學科進行了闡釋。李如龍是國內界定語言人類學的第一人，他認為語言人類學就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研究語言，用語言材料來研究人類，它是語言學與人類學相互為用的邊緣學科。同時還明確指出了語言人類學的研究論題，即：語言起源；語言與思維；人類群體與語言社區之間的關系；從不同語言的借用看民族間的接觸；從語言材料看人類社會的發展；語言與精神文化之間的關系。[23]鄧曉華綜合運用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從語言結構以及與社會文化結構的關系諸方面來研究語言為何在廣闊的社會文化行為環境中運行其職能。同時，還對語言人類學的對象、范疇、理論和方法進行了界定。指出了語言人類學的特點在于強調語言的文化價值以及強調語言與社會、文化的雙向互動研究。語言人類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在語言與文化的內部聯系上、從民族語言的結構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層文化的特點。[24]

中國的語言人類學的學科建設以及學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廈門大學就設置了語言人類學課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學、云南民族學院等民族院校也開設了該課程。現在一般的民族學科研以及教學機構，都把語言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放在同一個平面上對待。2003年，中國在申辦2008年世界民族學人類學大會時，將語言人類學向國外人類學專家和學者進行了重點介紹。[25]

三、語言人類學研究在中國的現實意義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語言人類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其主要表現在學科建設以及科研成果兩個方面。該學科畢竟是一門交叉邊緣學科，在中國起步比較晚，基礎也表現得比較薄弱，但從學科角度看，這顯然是滯后的。我們認為，有必要加強中國的語言人類學研究，因為它既是學科建設的需要，同時又具有重要社會現實意義。

1.加強語言人類學研究是學科建設的需要。嚴格說來，中國語言人類學的學科淵源有文化人類學、中國傳統文化史、文化語言學以及社會語言學等，雖然這些學科的歷史并不很長，但它們有自己獨到的學科理論與方法，語言人類學要達到與這些學科“平行”，還需要從理論與方法上做一些開創性的工作。中國人類學是從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類學的分支學科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并駕齊驅，中國人類學特別強調文化人類學，似乎文化人類學可以代表中國人類學的全貌，雖然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類學學科的成熟，但同時也顯示出人類學其他學科發展的滯后狀況。所以加強語言人類學的學科建設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國的語言人類學要不斷吸收和借鑒中外文化人類學以及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文化，這是中國語言人類學發展的比然選擇。

2.加強語言人類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種的國家，中國至少有80多種語言，而在當今現代化背景下，文化變遷日益迅速，許多民族的母語危機現象越來越突出。中國如此豐富的語言資源如何保護每一種語言所蘊涵的信息特別是傳統文化如何得到傳承這些都是人們非常關心的問題，人們對母語危機現象的“焦慮”以及對中國很多瀕危語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語言人類學學科的發展；中國豐富的語言資源也表明中國語言人類學具有十分廣闊的前景。

語言是民族的標識，語言人類學研究有利于民族內聚力的增強。一般說來，不同的民族都擁有自己的語言，由于民族成員對自己民族語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語言往往成為民族的象征。如，猶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在長達2000年的時間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員由于對自己民族的熱愛，在如此漫長的時間里卻不約而同地保留著自己的民族語言——意第緒語（Yiddish）。歷史發展到現在，中國境內一些少數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語言，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的瀕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數民族有語言無文字，所以開展民族語言的保護和搶救工作對于民族內聚力的增強，對于語言以及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尤其重要。從這方面看，加強語言人類學研究，建設有中國自己特色的語言人類學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①納日碧力戈.關于語言人類學.民族語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③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緒爾著.高明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⑤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

⑥（美）薩丕爾著.陸卓元譯.語言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⑦劉潤清編著.西方語言學流派［M］.北京：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Philipson.LinguisticImperi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kSalzmann.LanguageCulture＆Society--AnIntroductiontoLinguisticAnthropology［M］.Westview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論學新著［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羅常培.語言與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勛永寧納西族的母系家庭和親屬稱謂.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練銘志.湘西土家族古老親屬制述論。土家族歷史討論會論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務委員會主編，1981.

[14]羅美珍.從語言角度傣、泰民族的發展脈絡及其文化上的淵源關系.民族語文［J］，1992年第6期.

[15]周慶生.傣族人命的等級結構與社會功能.民族語文［J］，1998年第2期.

[16]納日碧力戈.從結構主義看藍靛瑤親屬稱謂的一些特點.民族語文［J］，2000年第5期.

[17]吳東海.傣語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學院學報［J］，2005年第1期.

[18]戴慶廈.語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

[19]陳保亞.語言文化論［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3.

[20]武鐵平，潘紹典.語言。思維。客觀世界——評陳保亞《語言影響文化精神的兩種方式》，民族語文［J］，2000年第2期.

[21]張公瑾.文化語言學發凡［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

[22]周慶生.語言與人類［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

[23]李如龍.略論語言人類學的一些課題.人類學研究［J］，1985.

[24]鄧曉華.人類文化語言學［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

[25]參見No.4oftheApplicationMaterials-CollectionofAnthropologyandEthnologyinChina.ChinaApplicantCommitteeforthe16thCongress(2008)ofIUAE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