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下誠信缺失與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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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當代中國社會誠信缺失的原因，提出了當下中國誠信觀的重構策略。要培育以“誠信”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德規范；發揮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內在整合力；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制度，實現“法治”與“德治”的有機結合。
一、當代中國社會誠信缺失的原因
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誠信缺失現象，甚至一度出現了信用危機，這不僅影響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也影響到我國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繁榮。我國誠信缺失現象的產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的，而是有諸多因素不斷積累與沉淀形成的，這里面既有歷史社會轉型期制度不健全的客觀原因，也有當代主流價值觀模糊和信仰缺失的主觀原因。
1、誠信缺失的客觀原因
我國當代社會誠信缺失不是一下子形成和出現的，它有著必然的歷史原因：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身份社會到契約社會，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轉軌，而相應的體制機制還不完善、不到位，這就為誠信缺失提供了利益“尋租”的機會和空間，使得誠信缺失現象尤為突出。
（1）轉型期社會的客觀特點。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從國家計劃經濟逐步讓位社會市場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而市場關系的運行要靠契約維系，契約合同的遵守則需要以誠信為前提，所以這就要求在經濟領域建立與市場相容的契約誠信秩序。但契約誠信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再加上社會轉型，政府相應的體制機制政策還未及時跟上，或有所偏頗，這就使得經濟領域的誠信缺失顯得有些凸出。同時，由于從傳統體制在向市場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市場經濟還處于不成熟、不發達、不健全的階段，市場機制還很不完善，各種相應的法律法規還未有效建立，政治體制改革還未完全到位，所以就滋養了許多“個人機會主義”、投機心理，鉆國家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從而使各種失信行為不絕于耳。正是由于社會轉型期體制機制轉軌等客觀原因，才導致了各種失信行為的突顯。
（2）政府職能的錯位和缺位。
社會體制的轉軌，要求政府職能相應的轉變，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政府職能未能及時有效轉化，政府機制依舊僵化，故而出現了政府職能錯位和缺位的現象。政府行為不規范、不作為現象頻有發生，政府中的腐敗行為使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嚴重影響了政府形象。有些政府官員利用轉型期社會體制機制不完善，以權謀私、弄虛作假、徇私舞弊、貪污腐化，嚴重影響政府公信，成為一些地方誠信缺失的發端者。同時，因為政府習慣用行政權力來推動社會轉型，但是這容易使政策和市場發生脫節，出現大量的職能錯位和缺位。不規范的行政行為使政府職能嚴重錯位，不作為的行政現象使政府職能嚴重缺位，不規范和不作為都是一種腐敗，損害的都是政府公信力，最終會使政府失信于民，社會信用體系崩盤，所以政府職能錯位和缺位是導致當今社會失信行為頻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3）社會信用體系外在保障不力。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誠信秩序已經被打破，而新的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契約誠信秩序還沒有完全建立，市場主體的行為還很不規范，非誠信的機會和空間還較多，而關于誠信的法律法規還很不完善，并且還沒有建立起專門的、全國性的信用管理體系，一般的信用政策和個人信用記錄，在社會生活中只作為某些參考條件，而沒有作為“硬性”條件納入決策機制，這樣社會信用體系就存在大量制度漏洞，為誠信缺失提供了生存的外在空間和機會。同時，由于目前我國信用管理制度建設的滯后性，對信用中介組織缺乏管理規范和政策支持指導，這也為誠信缺失提供了客觀條件。還有一點就是：我們都知道市場經濟運行靠的是契約，契約的發生前提是承諾而不是許諾。“‘許諾’和‘威脅’都可以看成一種言辭上的表示；而‘承諾’指的是一種行動，言而有信”，“在博弈論中，如果某個參與人采取某種行動，使得一個原來不可置信的威脅變成一個事后可以置信的威脅，事前最優和事后最優相一致，則這種行動被稱為承諾”。[1]而“讓承諾能夠發揮作用的關鍵是承諾需要花費成本”，就像我國古代婚姻中，“男方送的彩禮越貴重，婚禮的成本越高，其承諾作用就越強。一次婚姻就幾乎傾家蕩產的人是不大可能離婚的”，[2]所以說承諾成本是保障契約發生的有力手段，但是由于現階段我國社會對失信行為的處罰力度小，失信成本較低，這使得很多人在這不完善的信用體系中極力“尋租”，造成嚴重的社會失信現象和信用危機。
2、誠信缺失的主觀原因
當前我國社會誠信缺失不僅有外在制度的原因，還有法律意識不強、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失靈、理想信念模糊、社會價值取向扭曲和主流信仰缺失等深層次的內在原因，這些內在的主觀原因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國家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
（1）傳統倫理道德文化的失靈。
傳統倫理社會誠信的踐履主要靠主體的道德自覺，是出于一種真實無妄、一種敬畏、一種內在的情感，它是做人的一種自律標準，它對行為人的約束完全是一種自我要求和克制；違反誠信的人，可能會遭受社會輿論的譴責和良心的詰問，因此傳統倫理誠信觀具有一種內在自覺性。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現在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觀念，在社會運行方面的調節和約束作用重視不足，甚至出現了對傳統文化道德的嚴重破壞和試圖用政治權利來替代傳統文化道德作用的現象。這樣就削弱了傳統道德規范的約束力，同時，由于新的道德文化體制還未有效建立，市場經濟發展所需的現代意義的契約意識、信用觀念還沒有及時培養起來，市場性的文化和道德規范也沒有及時形成，這就進一步助長了誠信缺失現象的泛濫，出現了較嚴重的道德失范、文化危機和信仰危機的現象。
（2）社會價值取向的扭曲。
由于當今社會物質商品高度發達，人們在獲取物質利益的過程中，社會價值取向發生了扭曲，人們開始被“物化”了。盧卡奇把“物化”定義為：“人自己的活動，人自己的勞動，作為某種客觀的東西，某種不依賴于人的東西，某種通過異于人的自律性來控制人的東西，同人相對立。”[3]也就說，人作為商品的創造者和主人卻成了物的附庸品，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物的世界成為了不依賴于人的東西，反過來統治人，隨之而來的就是人的價值的喪失和物的價值的上升，物開始支配著人的命運。人們為了獲取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不擇手段，作為社會有序發展道德規范基礎的誠信也早就被拋在了九霄云外。人們把判斷一切事物價值的標準都用金錢和物質來衡量，而忽略了實存的精神價值和需求，把對金錢的崇拜、對商品的追求、對物質的消費享受等看作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一種方式，但實際上這種扭曲的價值取向正是社會失信行為發生的主要內在原因和當前轉型期各種社會失范現象頻繁發生的深層原因。
（3）主導信仰的缺失。
現代化的核心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祛魅”以追求理性、科學、自由的過程，但現代化卻更側重于人類的物質層面，而忽略了人的精神需求，把人當作了孤立的物質個體。馬克思指出：“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4]“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5]在這里馬克思所說的人的本質，就是指能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從事生產勞動的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它一開始就具有倫理學的意義，是一個多維度的命題。而如今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物欲橫行，人們喪失了自己內心的真實需求和批判否定的能力，人們的精神價值出現了極度的貧困，人們的倫理道德出現了嚴重滑坡，從此道德標準失范、價值信仰失落，人們為了追逐物質利益可以不擇手段，而忘記精神的追求，成為“單向度的人”，即人的心靈已經完全被物欲所吞噬，人已經迷失了自我，人的生存意義的失落、主導信仰的缺失，最終導致拜物崇權傾向的凸顯、貪污腐敗現象的上升，而這些正是社會誠信缺失的內在主要原因。
二、當前中國誠信觀的現代化重構策略
我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要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就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倫理誠信觀和一整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倫理制度規范體系。但是由于市場經濟自身的局限性和轉型期社會特殊的客觀原因，僅僅依靠一種契約誠信顯然是不足的，而且形式還有些僵化，所以要結合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規范，使“法治”與“德治”有機統一，從而建立一種現代化的倫理誠信觀，實現市場經濟視域下中國傳統誠信觀的現代化整合。
1、重構倫理誠信觀的重要性
現代社會，誠信觀不僅是做人的一個基本道德標準，還是社會發展所必需的倫理規范。在當前中國，誠信不僅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應有之意，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道德基石，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思想戰略意義。
（1）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還提出要“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深入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報告旗幟鮮明地把誠信納入社會核心價值觀，作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個人層面的基本要求，并提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建設的高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戰略思維。這體現了國家對現代倫理誠信觀的高度重視，把其納入為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社會發展和個人行為提供明確的方向和道德準則，使其具有了理論決策的高度和意義。
（2）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意。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一致認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全會還強調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善、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進行社會建設。和諧社會所提倡的是自然、社會和人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統一發展，那么其實“和諧”本身中就已經自然而然的包含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是真實的、無妄的、誠信的，所以可以說誠信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意。而同時，把誠信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總要求，提上書面納入決策機制，也正說明了誠信在和諧社會建設發展中的重要基礎性作用。
（3）全面深化改革的道德基石。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的系統性工程，它涉及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它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依據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此外，全面深化改革，不僅要健全體制機制，而且還要求創新體制機制，而體制機制的創新是以尊重事實為前提的。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就是“必須立足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一切改革都必須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歸結為一點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要“實事求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6]換句話說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要以“誠信”為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基礎。只有做到了誠實守信、實事求是，才能抓住問題的癥結，一切改革才能順利進行，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也才能最終得以實現。
2、市場經濟視域下中國傳統誠信觀的現代整合
市場經濟視域下，中國傳統誠信觀必須進行現代轉型，要有所“揚棄”，既要保留其合理的精神實質內涵，又要注入新的內容和形式，要汲取市場經濟社會契約誠信的法治精神和平等自由的觀念，實現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誠信觀的現代化整合，建立一種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又符合中國社會倫理特色的現代誠信觀，從而構建中國整個社會的現代誠信體系。
（1）培育以“誠信”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德規范。
市場經濟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缺陷，存在大量的弊端和不足，并且缺乏清晰的主流價值和主導信仰，這樣在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就容易滋生各種社會問題。為此，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是建設現代市場體系的必要條件，也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增強全社會的信用意識，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個人都要把誠實守信作為基本行為準則。”這里明確提出要把“誠信”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德規范的核心內容。此外，黨的十八大報告也明確提出要“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保駕護航。由此看來，為了避免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必須大力培育以“誠信”為核心的市場經濟道德規范和現代市場社會的主流價值信仰。
（2）發揮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內在整合力。
現代市場社會守信更多的是處于一種對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不是人格追求，在本質上是一種外在的規則守信，而不是內在德性誠信，這樣的誠信體系由于缺乏一種內在的真正的核心價值凝聚力，而顯得有些空泛和僵化，不夠生動活潑，有一種敷衍的嫌疑。而傳統的中國倫理誠信規范則是出于一種內心的真實無妄、一種自覺的敬畏，是建立在人格自律的基礎之上的，守信還是不守信更多地依賴于人格良心，完全是出于一種道義上的自覺，是一種非強制性的情感制約和道德制約，體現的是一種“慎獨”的自律精神。所以在市場經濟視域下實現中國傳統倫理誠信觀的現代整合，就必須要充分發揮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內在整合力的優良因子，使誠信形成一種社會資源，內化為一種現代價值凝聚力，成為生命活動不可或缺的、人的本質的一部分，能夠自由而自覺的遵守。
（3）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制度，實現“法治”與“德治”的有機結合。
現代誠信文化是建立在現代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它是一種契約性社會文化。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提出，契約性合同的維持，需要有穩定的法律原則作為保障，沒有一個預先存在的、有法律而表達的道德環境，社會關系就不可能具有穩定性，社會凝聚力就是個嚴重問題。所以我國要建立現代誠信制度，就應該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制度，把契約作為現代誠信體系建立的主要機制，使契約誠信法制化。這樣契約誠信將倫理道德的人格上升到法律人格，使道德規則法律化，體現了現代誠信體系的自由、平等與公正的法律精神。但是不能因為有了法律的制度保障，就摒棄了誠信作為人倫道德規范的最初的本質內涵的道義性。因為法律手段有自身的局限性，許多領域法律難以作出明確的規定，而道德教育是對心理動機的自律性約束，它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往往能夠起到“法治”不能起到的作用。況且誠信實際上就是道德誠信與法律誠信的有機統一，兩者相輔相成、相互維系。道德誠信是自律的、靈活的、倡導性的，而法律誠信則是他律的、穩定的、強制性的；法律誠信源于道德誠信，是道德誠信的法律化，法律誠信必須有相應的道德誠信作為基礎和依托，道德誠信也必須有相應的法律誠信作為保障。所以在實現社會主義誠信觀現代整合的過程中，要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統一的原則。
三、結語
總之，目前失信行為的泛濫，既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社會轉型期的客觀原因，也不能草率地認為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的失靈所致，而是具有雙重的多維的原因所造成。這就要求我們在實現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當代轉型的同時，既要保留傳統倫理誠信的自律精神，又要遵循市場經濟社會契約誠信法治化的原則，建立一套完備的適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誠信法律道德制度，形成一種以道德為支撐，法律為保障的現代社會誠信文化模式，從而推動整個社會誠信文化制度體系的真正建立。
【參考文獻】
[1][2]張維迎.博弈與社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94.95.
[3][匈]喬治•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M].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刷館，2012.152.
[4][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6.139.
[6]馬克思主義原著選讀[M]．許慶樸等編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09.
作者：張軍興 單位：貴州大學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