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影響生態環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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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區域概況和研究方法
1研究區域概況
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區位于敦煌市南郊，它以其獨特的“山泉共處、沙水共生”沙漠奇觀著稱于世。自改革開放以來，當地旅游發展迅速，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2年景區營業總收入達到6346萬元，接待人數增加到58萬人次。景區周圍的月牙泉村有居民221戶，共820多人，居民參與旅游業可分為幾個階段:①1978—1985年零星參與階段。其間由于旅游業剛開始發展，接待的主要是國際游客，游客人數少，全村僅有10多戶參與到旅游業中，主要是從事牽駱駝服務和經營小商品。②1986—1993年初步參與階段。其間全村有30多戶自愿參與到旅游業中，由于游客人數增加，旅游服務價格上升，再加上景區管理委員會限制村民加入，參與旅游的居民收入非?？捎^。③1993—2001年深入參與階段。其間約有120戶居民從事旅游工作，但農業仍是他們的經濟基礎，參與旅游業的居民還要從事農業。④2002年—至今全面參與階段。由于敦煌水資源危機，出現了天然綠洲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劇、風沙災害頻繁、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生態環境問題。為了保護好生態環境，月牙泉村的農用水井被迫關閉，農業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再加上當地政府實施了月牙泉滲水工程，建設生態保護林，征用了居民的大量農田，當地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農業基礎。為了解決當地人生存問題，政府決定給全村每戶平均分配兩個“駱駝號”，讓他們全部從事旅游服務。整個村的絕大部分收入都來自旅游業，當地村民從此從農業轉入到旅游服務業中。政府加強旅游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發展旅游業解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調查
問卷分為三個部分，包括居民的人口社會學統計特征、對旅游影響的態度和總體對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其中，個人對旅游業的依賴程度用旅游收入和在景區工作的人數衡量，社區歸屬感用是否在本地出生和在當地居住的時間衡量，與旅游者接觸的次數用旅游旺季每周與旅游者接觸的平均次數衡量。為了保證旅游影響的態度指標具有代表性，結合相關文獻資料，對文中出現的旅游影響指標分別進行統計和排序，選取出現頻率大于30%的26個指標，然后再根據調查地的實際情況，對選取的各個指標進行調整，使指標的語言表達方式更容易被當地人所接受。對旅游影響的態度測量參照Ap、Crompton在旅游影響研究中使用的Fishbe態度量表模型，公式為:A0=Σni=1biai。式中，A0為對一個事物和現象的態度，bi為感覺，ai為評價。采用這種乘積函數方式評估當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是積極還是消極，感覺和評價采用5分Likert量表?？紤]到當地人口數量狀況，本研究選取整個月牙泉村為研究范圍，以每戶為調查對象進行面對面調查。調查時間為2013年10月，正值旅游淡季，配合調查的時間充裕。調查時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相結合，主要針對家中男、女主人進行。共發放問卷177份，由被調查人面對面交流完成問卷，有效問卷達100%。收集的數據采用Excel軟件進行編碼處理，用SPSS17．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二研究結果
1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
在被調查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48．00%;年齡在25—44歲的為48．60%，45—64歲的為390%，15—24歲的為140%，65歲以上的為5．10%。在教育程度構成方面，40．70%的居民擁有初中文化，小學學歷的為24．30%，未受過教育的為15．80%，高中的為15．30%，中專及以上的為4．00%。職業是農民的占71．80%，當地經營業主的為14．10%，其余依次是工人(4．00%)、學生(40%)、教師(30%)、其他(30%)、離退休人員(1．70%)、行政事業單位工作人員(0．60%)。全家年收入以20000—25000元的為37．30%，25000元以上的為27．70%，15000—20000元的為20．30%，10000—15000元的為10．20%，5000—10000元的為40%，5000元以下的為1．10%。家里有1人在景區從事工作的為74．60%，有2人的為18．10%，無人從事景區工作的為5．60%，有3人的為1．10%，3人以上的為0．60%。
2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總體上
當地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感受深刻，總體變化均值為91，除外來投資外，所有指標變化均值都超過了5，表明當地居民認為旅游發展對當地起了積極作用。偏好的總體均值為91，說明當地居民樂于接受這種變化。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的態度較積極，總體均值達到15．39。其中，在基礎設施、環保意識方面的得分分別為17．94和16．41，顯示出居民的較高認同度和滿意度;而在外來投資、娛樂休閑機會、文化活動開展、文物保護力度、傳統文化的變化等指標的均值都低于15，態度平淡。在旅游負面影響，總體變化均值為65，與正面影響感知相比，居民對負面影響的感知較弱，其中感受變化較大的有生活用品和服務價格、生活垃圾、土地和房屋價格、貧富差距、噪音5個指標，得分均值都超過了80;感覺變化最小的為“犯罪率”，變化均值得分為16。偏好的總體均值為19，說明當地居民對旅游發展所帶來的負面變化并無反對情緒，包容了這些變化。態度的總體均值為11．36，說明當地居民對旅游負面影響態度較溫和，沒有顯現出消極態度。比較而言，居民對日常生活影響和寧靜生活氛圍的態度更寬容，但在意上繳的稅收和犯罪率兩個指標。
3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差異分析
為了分析當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不同態度，了解不同群體對旅游影響的差異性，采用聚類分析法對當地居民進行分類。首先采用分層聚類，運用沃德法，選擇歐氏距離進行聚類分析，得到聚類樹形圖，根據以前研究成果和綜合分析，將旅游地居民分為三種類型;再根據聚類數目運用非階層聚類分析中二階段聚類法分析，并對分類結果進行方差檢驗和判別分析。結果顯示，除了上繳的稅收、娛樂休閑機會、外來投資、貧富差距指標外，所有指標的方差顯著性都為0．00，表明整體分類正確率為97．74%。類型1的居民占850%，為146人;類型2的居民占7．90%，為14人;類型3的居民占9．60%，為17人。對三種類型的居民比較可知，第一類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的態度較積極，各指標得分平均值高于第二類居民低于第三類居民，他們承認旅游給當地帶來了積極效應，感覺較滿意，但也感受到了旅游的負面影響，沒有顯出強烈的反感態度，在土地和房屋價格、上繳的稅收、犯罪率、貧富差距、日常生活影響、交通擁擠狀況、噪音的態度得分均值最高，顯示出對旅游負面影響的容忍。這類居民可命名為熱情的支持者。其中，25—44歲的占50．00%，職業主要是農民，所占比例為79．59%;旅游旺季時每周與旅游者直接接觸的平均次數超過5次的為68．50%，當地人占98．60%。第二類居民在旅游正面效應方面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如就業機會為10．29%、家庭收入為9．79%、自豪感為121%、文物保護力度為11．93%，他們對旅游正面效應的認同度低，沒有顯示出積極態度。同時，他們在消極影響方面的得分值也較低。其中，生活用品價格、土地房屋價格、上繳的稅收、貧富差距、日常生活影響、交通擁擠狀況、寧靜生活氛圍打擾指標在三類居民中得分最低，表現出不滿意態度。這類居民可命名為冷漠的支持者。其中，女性比例為71．40%，15—24歲的占50%，職業主要是當地經營業主(35．70%)，其次是學生和農民(各占28．60%)。這類居民直接與旅游者接觸的次數較少，57．10%的居民每周與旅游者接觸的平均次數都小于1次。與其他兩類居民相比，第三類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的態度最積極，主要是在基礎設施、知名度、使用普通話頻率的指標平均分值很高。同時，他們也注意到旅游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在生活垃圾、噪音、犯罪率方面持消極態度。這類居民可命名為矛盾支持者。其中，25—44歲的為58．8%;在受教育程度上，590%的為初中，88．2%的每周與旅游者直接接觸的次數都超過了5次，且100%是當地人。
4旅游影響態度維度分析
為了簡化變量，分析居民對旅游影響態度的主要維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對26個指標進行分析，KMO值為0．74，Bartlett''''s球形檢驗值(0．00)表明數據適合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因子載荷矩陣，各指標負荷值都在0．8以上，累積方差貢獻率為67．07%。我們對總體量表和各分量表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總體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736，各分量表中除積極環境影響外，其他可信度都大于0．6。由于上繳的稅收、犯罪率、日常生活影響、娛樂休閑機會、上繳稅收5個指標在各主因子上的載荷小于0．5，所以被刪去。居民思想觀念、知名度、使用普通話頻率等指標在第一因子上有較大載荷，主要反映的是旅游社會影響方面，可命名為積極社會影響因子;家庭收入、就業機會、生活水平3個指標在第二個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反映的是旅游經濟影響，可命名為積極經濟影響因子;寧靜生活氛圍打擾、交通擁擠狀況、生活垃圾等指標在第三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可命名為消極環境影響因子;生活用品價格、土地和房屋價格、貧富差距在第四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命名為消極經濟影響因子;文化活動開展、文物保護力度、傳統文化的變化在第五個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可命名為積極文化影響因子;基礎設施、環保意識在第六個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可命名為積極環境影響因子。在旅游正面影響方面，居民在積極環境影響上平均分值最高，態度最積極;其次是積極經濟影響和積極社會影響，在積極文化影響方面得分值最低，居民對這方面影響的態度不積極。在旅游負面影響方面，消極經濟影響比消極環境影響平均分值低，顯示當地居民對負面經濟影響的態度更消極。為了解居民的態度與人口統計學特征、社區歸屬感、個人對旅游業依賴等變量之間的聯系，本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進行檢驗，研究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是否在這些變量影響下有顯著的差異。如果存在顯著性影響，進一步運用事后檢驗(POST－HOCtest)，分析變量各類別在因子上的均值差異。結果表明，性別和年齡對居民的態度各因子沒有顯著性差異。教育程度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積極文化影響、積極環境影響四個因子上有顯著性差異，對其余兩個因子無顯著性差異。其中，在積極社會影響因子上，大專文化的平均分值顯著高于其他的平均分值，并與其他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1);初中文化和中專文化的居民差異顯著，前者比后者的均值高。此外，其他教育程度之間差異不顯著。在積極經濟影響上，中專文化的居民平均分值顯著低于其他類居民(p＜0．05)，其他類之間差異不顯著。在積極文化影響因子上，大專文化的居民均值顯著高于其他居民(p＜0．01)，其他教育程度之間差距不顯著。在積極環境影響因子上，大專與其他教育程度差距明顯，均值顯著高于其他(p＜0．01)。收入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消極環境影響因子有顯著差異，對其余的因子無顯著性差異。在積極社會影響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與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之間有顯著差異，其均值顯著低于其他類。在積極經濟影響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均值顯著低于其他類(p＜0．001)。在消極環境影響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與20000—25000元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5)。職業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積極文化影響、積極環境影響因子上有顯著性差異，對其余的消極影響因子無顯著性差異。在積極社會影響上，除退休人員外，學生和其他職業有顯著差別(p＜0．05)。教師與農民、工人、離退休人員之間也有顯著差別(p＜0．05)，教師的均值明顯高于后三者，當地經營業主與農民之間也存在顯著差距(p＜0．001)。在積極經濟影響上，學生平均分值最低，與其他職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5)。在積極文化影響上，教師和農民、學生、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離退休人員之間存在顯著差距(p＜0．05)，學生和工人、經營業主之間也存在顯著差距。在“積極環境影響”因子上，教師與農民、工人、學生之間有顯著差距(p＜0．05)。家人在景點工作的人數只對積極經濟影響、消極文化影響因子上有顯著性，其他無顯著性。旅游帶來的收入僅在積極經濟影響上有顯著性。居住時間對積極經濟影響因子有顯著性差異，對其他因子無顯著性差異。與旅游者接觸次數僅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消極文化影響因子有顯著性，在其他因子上無顯著性。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以上變量類別在因子上的均值差異。
5影響支持水平的因素分析
為了了解積極社會影響態度、積極經濟影響態度等因子是否對居民支持旅游業發展有影響，本文采用分層回歸分析方法，在控制住居民的人口統計學特征、社區歸屬等變量后，分析各變量對支持水平的影響，第一步選擇控制變量進行回歸，第二步把積極社會影響態度、積極經濟影響態度等6個自變量作為第二層引入回歸。第一步引入的控制變量對居民的支持態度有一定的解釋力(R2=0．20)。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對居民支持旅游業發展的態度無顯著的影響，但職業和全家年收入有顯著預測力，職業排序從農民、工人、學生、教師、當地經營業主、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離退休人員到其他，可見職業與旅游業的關系越不密切，越有可能不支持旅游業發展(Beta=－0．22，p＜0．01)。全家年收入從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5000—20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到5000元以下共6個等級，收入越低的家庭對旅游業的支持態度越弱(Beta=－0．33，p＜0．01)。在旅游業依賴的指標中旅游帶來的年收入對旅游支持態度有顯著負影響，從旅游業中獲得收入越少，越傾向不支持旅游業的發展(Beta=－0．28，p＜0．01)。社區歸屬感中的居住時間對支持態度有顯著作用，居住時間越長，越有可能支持旅游業發展(Beta=0．18，p＜0．01)，而居民與旅游者的接觸程度對支持態度無影響。在分析了人口統計學特征、對旅游業依賴程度、社區歸屬感等變量后，旅游影響態度各維度對預測支持態度做出了新的貢獻，對支持態度方差的解釋顯著增加，對支持態度解釋的變異量增加了36%，并達到顯著水平(p＜0．05)。從標準回歸系數可見，積極社會影響態度、積極文化影響態度、積極環境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無影響。積極經濟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有較明顯的預測力(Beta=0．21，p＜0．05)。消極環境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有明顯的負影響(Beta=－0．17，p＜0．05)。消極經濟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有顯著的負影響(Beta=－0．10，p＜0．05)。總體表明，隨著居民的積極經濟影響態度增加，消極的環境影響和經濟影響態度減少，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業的發展。
三討論與分析
綜上所述，處于生態危機下的當地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感知強烈，并做出了積極的評價，但大部分人還沒認識和感知到旅游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即使感知到一些負面影響，對此也持寬容態度，甚至作出積極評價，這與當地實際情況有關。由于當地水資源危機，居民放棄農業轉入旅游業，兩者相比，從事旅游業賺錢快、收入高、體力勞動較輕，旅游業不但解決了當地人的生存問題而且還促進了當地發展，當地居民對旅游帶來正面變化感受較深。而對旅游的負面影響，一方面現階段當地居民主要關注經濟發展問題，受經濟利益的驅使，為了賺取更多利益可忍受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當地特殊的情況造成居民對一些負面持歡迎的態度，這與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如大量游客的到來，雖然使鄉村失去了往日的寧靜，但熱鬧的氣氛也給鄉村寂寞的生活增添了活力;游客增加導致生活垃圾增加，但由于發展旅游業之后有人管理和打掃環境衛生，當地的衛生條件比過去更好，所以居民對這種變化做出了積極評價。根據當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可把當地居民劃分為三種類型:積極支持者、冷漠支持者、矛盾支持者，其中積極支持者的人數占絕大多數。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居民分化類型較少，一種類型占了絕大比例，另外兩種類型的人數很少，說明當地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態度剛開始分化，態度差異并不明顯。當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共有6個維度:積極社會影響態度、積極經濟影響態度、消極環境影響態度、消極經濟影響態度、積極文化影響態度、積極環境影響態度。居民的態度受人口統計學特征、社區歸屬等變量的影響。在分析各變量支持水平之間的關系時，發現人口統計學特征、社區歸屬等變量對支持水平有一定的預測力。其中，職業、收入、旅游收入、社區歸屬對支持水平有顯著影響，這與Haley的研究中人口統計特征無影響僅旅游經濟關聯起著顯著作用有所不同。在旅游影響的態度因子中，積極經濟影響態度影響最大，而消極經濟和環境態度起著負面影響，表明當地居民對旅游經濟影響態度越積極，越有可能支持旅游業的發展，但消極的經濟和環境影響態度有可能減弱支持水平。
作者：王瓊張軍民劉群單位：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