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政績觀及語義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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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政績觀考核的目標更具全面性和科學性。生態政績觀要求考核各級干部的政績時，兼顧經濟建設成果和社會進步；兼顧硬環境的加強和軟環境的改善；兼顧當前的發展和發展的可持續性；兼顧經濟增長的總量和人民群眾得到的實惠；兼顧城市變化和農村發展；兼顧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和黨的建設的成效。這將有助于引導公務員更多地關注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經濟利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關注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平衡及代際長遠利益，從而使干部的工作成績能夠得到較全面、客觀、公正的評價，有助于營造求真務實的良好氛圍。2.生態政績觀檢驗政績的標準在于人民群眾利益。在《在全黨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精神，大興求真務實之風》中指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領導干部都要堅持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覺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來檢驗自己的工作和政績，做到凡是為民造福的事情就一定要千方百計辦好，凡是損害廣大群眾利益的事情就堅決不辦。”［2］29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發展階段，人們的利益需求結構開始發生變化，人們追求的利益包括經濟利益、社會利益、生態利益和精神利益等多元化。生態政績觀從人民多元利益出發，使領導干部認識到自己的“政績”，不應局限于某些指標，而要體現在為群眾造福上。它可以是收入水平和財富的增加，就業率的增長，可以是資源的有效利用，空氣、水等環境質量的提高，可以是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公民知識水平和綜合素質的提升［3］。從而使領導干部的政績觀從只對上級負責轉變到對人民群眾負責上來。
3.生態政績觀考核的方法凸顯生態保護。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1］，這就為生態政績觀的價值體系指明了方向。一是建立綠色GDP考核體系，將生態資源環境成本、民生成本和社會成本納入考核體系，從而科學全面地評價黨政領導干部的綜合政績。二是建立環保和發展綜合決策機制，真正做到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生態化。三是建立生態問責體系，實施責任追究制。將生態責任延伸到行政體系內部的每一個部門，對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浪費與損失的，要依法依紀嚴厲懲處，并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這與十八大報告中“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1］的精神完全吻合。四是推行生態審計制度。主要審查領導干部任期內生態環境改善情況，主要投資項目的環境效應，生態建設任務完成情況，環境污染事故發生情況，招商引資過程中是否引進污染嚴重的企業等。五是完善生態政績考核機制。設立多元考核主體與多元考核形式相結合的考核機制，人民群眾、媒體、社會中介機構應成為政績考核的主體，要建立健全民主評議制度、干部政績公示和公議制度等，這樣評估結果才更真實、公正、可靠，使得各級干部不僅對上級機關負責，更重要的是對人民負責，建立讓老百姓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4.生態政績觀考核的結果必須與政府官員的提拔和晉升相結合，實施環保一票否決制。十八大報告中指出，要“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1］。對只單純追求經濟增長，任期內發生重大污染事故，造成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或轄區環境質量大幅下降，引起群眾投訴的干部，應當給予降免職處理。如果任期內當地經濟發展效率和質量改善了，環境污染治理和清潔生產水平達標了，能源資源消耗下降了，區域生態質量改善了，市民對生活、環境比較滿意了，這樣的干部可以破格提拔。從而建立一套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政績評價體系，形成正確的用人導向，激勵政府官員樹立正確的政績觀。
生態政績觀的基本原則
1.發展經濟與維護生態并重“，生態價值優先”。在《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牢固樹立保護環境的觀念。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社會生產力持續發展和人們生存質量不斷提高的重要基礎。”［2］37因此，生態政績觀要求摒棄“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生態效益”的傳統政績觀，堅持發展經濟與維護生態并重，“生態價值優先”原則。所謂“生態價值優先”原則，即生態價值優先于經濟社會發展價值，以生態價值主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則［4］。它包含生態規律優先、生態資本優先和生態效益優先的具體要求。生態價值優先的經濟，是一種在生態效益必須為正數的前提下，追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最大化的經濟，以“生態價值大于零”的效益取向來導引經濟社會發展。即經濟發展以不破壞既有生態環境為前提、以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為原則，實現生態效益“至少等于零，力求大于零”的價值目標。當市場原則、科技原則和政策制度原則等與生態規律、生態價值的基礎性地位發生沖突時，要服從生態規律生態價值優先的原則。
2.區內發展與區際共榮并重，整體利益最大化。在《努力實現“十一五”時期發展目標，推動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中說道“：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是貫徹全國一盤棋思想的必然要求，是發揮各個區域優勢，增強全國發展合力的現實需要。”［2］42因此，生態政績觀要求摒棄“只重視局部利益，不惜犧牲國家利益”傳統政績觀，堅持區內發展與區際共榮并重，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整體利益最大化要求各經濟區域必須堅持全國經濟“一盤棋”，區域經濟優勢互補共融互動、協調發展，以達到生態環境資源配學習十八大專欄置最優化、整體發展利益最大化的理想預期。各區域在謀劃自身經濟增長的同時，自覺把自身經濟發展的方向、重點、力度放到經濟發展的全局中考量，局部區域的發展必須有益于整體利益最大化。
3.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并重，未來利益至上。在《全面加強新形勢下的領導干部作風建設》中指出“：領導干部……那種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做法，那種畸輕畸重、忽視協調的做法，那種熱衷于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做法，那種好大喜功、脫離實際的做法，都是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科學發展的目標格格不入的。”［2］92生態政績觀強調各級領導干部既要把經濟發展和資源與環境的承載力統一起來，實現經濟利益與生態利益相結合，又要把實現當前發展的目標和為未來的發展創造條件統一起來，為子孫后代留下充足的發展條件和發展空間；既要充分考慮當代人利益的發展訴求，更要重視后代人永續發展的需要，把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的代際公平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科學理性地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生態政績觀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價值取向
生態文明，是指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是指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良性循環，全面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倫理形態。可以說，樹立生態政績觀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必然要求。
（一）樹立生態政績觀是生態文明核心價值的必然要求生態文明從廣義上講是指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根本出發點，希求人與自然生態的互利共生，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態機制，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方位的生態化構建，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文明形態［5］。生態文明具有多層次內涵和特征，主要可以概括為生態系統平衡、人與自然協調進化、人類社會永續和諧發展等。但生態文明核心價值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即人自身的生存發展需要不能超出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閾限，要在尊重生態規律、不破壞自然生態系統可持續性的前提下組織安排人類的各種活動，并且要努力通過人自身的實踐活動來修復破損的自然，真正實現生態良好和生活良好并存的格局。以過分重視經濟績效指標，忽視生態環保指標；過分重視短期的顯性政績，忽視長遠的隱性政績；過分重局部利益，忽視整體利益為特征的傳統政績觀，對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完全背離了生態文明核心價值的要求。因此，要建設生態文明必須樹立以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生態政績觀。
（二）樹立生態政績觀是生態文明本質特征的必然要求生態文明強調人、自然、社會的和諧發展，在本質上是一種生態世界觀，世界是系統性的關聯存在，是由各種共生的關系網絡構成的有機整體。它具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人—自然—社會”復合系統的整體性，人、自然和社會構成了完整的物質世界，它們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二是“經濟—生態—社會”復合系統的整體性，當代人類生存發展的環境是由經濟、生態、社會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構成的復雜系統，它們相互交織在一起成為一個和諧、協調發展的、循環再生的、動態進化的有機整體。生態政績觀與生態文明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是以生態哲學為基礎，認為人的存在狀態、性質及其發展趨勢，與自然生態系統密切相關，人類正是在“人—自然—社會”復合生態系統自組織演化中生成、發展，并豐富自身的本性。人與自然組成的復雜生態系統，是一個不斷打破原有的平衡，又不斷創造著新的平衡的動態過程，人類作為有理性的實踐者，應該成為生態系統發展過程中平衡的引導者、調控者和建設者，有效促進生態系統整體的優化，從而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各級政府官員作為經濟活動的引導者、調控者只有樹立生態政績觀，才能在創造政績過程中以尊重和維護生態環境為出發點，以環境資源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承擔起維護生態系統整體穩定和發展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只有樹立生態政績觀才能引領生態文明建設。
（三）樹立生態政績觀是生態文明價值取向的必然要求人類與生態環境協同進化與和諧發展，是生態文明的真諦。這就是說，人與自然必須是共同生息、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6］。這就決定了現代人類的生產實踐必須以人類與自然界的共存共榮作為價值取向，在保障與滿足人類的需要與利益的同時兼顧自然的需要與利益，人與自然休戚與共的價值觀規定了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既應遵循人的價值尺度，又要重視自然的價值尺度，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是生態文明價值取向的客觀要求。這充分顯示出現代人類在生態文明時代的新的價值追求與價值尺度的調整。而傳統的政績觀片面地把人的價值尺度作為人類實踐唯一的價值取向，顯然不能適合生態文明發展的時代需要。生態政績觀正是適應生態文明價值取向的政績觀。生態政績觀遵循生態、經濟、社會整體發展觀，不僅要承認人作為類存在物具有內在價值，而且應認同非人類物種作為自在存在物同樣具有內在價值；不僅要考慮人類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也應考慮自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既不能單純以人為尺度，也不能單純以自然為尺度，而是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尺度。因此，生態政績觀要求現代人類的生產實踐必須突破傳統政績觀片面的價值取向，實現價值尺度的生態轉換：人的價值尺度和自然的價值尺度的有機統一是人類實踐最高的行為準則和終極的價值。這與馬克思的基本觀點相符合“：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則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7］
建構生態政績觀必須實現價值觀的生態轉向
生態政績觀不是自然生成的，是建構而成的。建構生態政績觀需要從多方面創造條件，而更為根本的是價值觀的生態轉向。因為政績觀是對政績活動本質的認識及其價值訴求，它最直接地體現了政權機構的領導者從政、施政的指導思想和價值取向，是創造政績的思想基礎和精神動力。建構生態政績觀，要求領導者的價值觀實現從經濟理性轉向生態理性，從個人價值訴求轉向整體價值訴求，由單一價值訴求轉向綜合價值訴求，從無視成本價值訴求轉向生態成本價值訴求，這集中體現了生態政績觀的價值意蘊。
（一）從經濟理性轉向生態理性建構生態政績觀首先要求領導者轉變世界觀。經濟理性作為一種傳統機械論哲學的世界觀，從主體角度講，是單一主體，是一種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只重視人們的需要，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映；從價值角度講，是看重交換價值，在交換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從目的合理性角度講，是支配目的合理性行為的工具理性；從理念角度講，是指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指向的價值理念。［8］以經濟理性為導向的政績觀把經濟增長作為唯一目的，把提高GDP作為唯一標準，以犧牲生態環境、子孫后代的利益和非人類存在物的生存條件為代價，來獲取眼前和局部的經濟利益，對當下的生態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生態理性是在生態文明視域下對經濟理性反思的成果。它作為生態哲學的世界觀，從主體角度講，生態理性是雙重主體。生態理性不僅重視人的價值，而且也重視非人類的內在價值；從價值角度講，生態理性是看重使用價值，提高產品的使用價值與耐用性；從價值合理性角度講，生態理性是支配價值合理性行為的價值理性；從理念角度講，生態理性是以整個生態和諧為理念的實踐活動［8］。生態理性是強調人和人、人和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的價值理性，是強調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的價值理性。以生態理性為導向的政績觀要求領導干部應以尊重自然生態規律為前提，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價值取向，以生態、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用生態思維模式來關注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關注代內公平和代際公正，這既是生態文明進步的充分體現，也表征了生態政績觀的基本要義。因此，建構生態政績觀，政府官員必須在世界觀上實現從經濟理性轉向生態理性。
（二）從個人價值訴求轉向整體價值訴求政績觀說到底是公務人員的價值觀在政績問題上的思想折射，是人生觀、利益觀和權力觀等方面的反映，是為誰創造政績、由誰評價政績的問題，即如何處理官與民的關系問題的反映。所謂個人價值訴求就是在處理官與民的關系時將官與民對立起來，是“以官為本”的個人主義的政績觀，它把謀取個人名利地位作為創造政績的價值目標；以實現個人價值最大化和獲得職位升遷作為創造政績的目的；把上級領導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政績的唯一標準。因而他們熱衷于搞一些與自己官位升遷捆綁在一起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不干“民心工程”，不干“利民工程”，不干那些為后人打基礎的工程。這種既不對黨和國家的事業負責，也不對民族和人民利益負責的個人主義的政績觀完全背離了科學發展觀的基本精神。所謂整體價值訴求就是在處理官與民的關系時將官與民的關系看成是平等的關系，是“以民本位”的馬克思主義的政績觀。它始終把為人民群眾創造政績作為價值目標；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創造政績的目的；把人民群眾視為評價政績的主體；把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視為評價政績的標準，這也是生態政績觀的價值訴求。生態政績觀強調以人為本，講求社會發展和政績就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確立執政為民是創政績的最高價值取向，把人民群眾作為創政績的最高價值主體，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作為創政績的最高價值追求，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創政績的最高價值理想，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因此，建構生態政績觀，政府官員必須在人生觀、利益觀和權力觀上實現從個人價值訴求轉向整體價值訴求。
（三）由單一價值訴求轉向綜合價值訴求這是遵循怎樣的發展觀創造政績的問題。傳統的政績觀以“唯經濟主義”發展觀為指導，把人類社會的發展片面地理解為單一的經濟增長，經濟利益是人的唯一利益，對個人物質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活動的唯一動力，經濟目標是人類發展的唯一目標或最高目標，經濟手段是調動人的積極性的唯一手段，只要經濟發展了各種社會矛盾都自然化解，經濟發展即社會全面發展，導致政績等同于經濟業績，以GDP的增長數量作為政績考核唯一尺度，造成浪費資源、環境破壞和社會發展失衡。生態政績觀以生態文明的整體發展觀為指導，強調自然、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生態可持續是發展的前提和條件，經濟可持續是發展得基礎和手段，社會文明持續進步是發展的目的和目標。人類共同追求的應該是自然—經濟—社會復合大系統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與和諧進步。因此，生態政績觀要求政府官員在發展觀上從單一重經濟效益的價值訴求轉向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并重的綜合價值訴求，駕馭好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復雜格局，把創造政績的行為限制在生態的自我再生能力、環境的自我凈化能力以及資源的自我循環能力所允許的閾值內，爭取以最小的資源消耗取得最佳的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開創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四）從無視成本價值訴求轉向生態成本價值訴求傳統的政績觀無視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的付出，一味強調經濟增長，形成了以“資源環境換增長”的高資源、高污染、高風險、粗放式發展模式，經歷了“先破壞，后保護；先污染，后治理；先耗竭，后節約；先砍林，后種樹”的發展道路，資源環境嚴重透支。生態政績觀旨在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強調創造政績時所付的資源、環保等成本，反對單純以經濟效益、生產成本、生產總值來衡量政績的優劣，在定性政績的優劣時不僅看其所帶來的直接效益，更重要的是考評其贏取的社會效果和付出的資源代價、環境成本，對以高額生態成本代價換取的政績予以否定。根據黨的十八大報告“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1］的精神，建構生態政績觀必須要求政府官員從無視成本價值訴求轉向生態成本價值訴求。生態成本是人類在經濟活動過程中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壞以及因此而對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帶來的危害所構成的負經濟效益［9］。它包括生產過程資源耗竭全部、生產過程環境污染全部、資源恢復過程耗竭全部、資源恢復過程環境污染全部、污染治理過程資源耗竭全部、污染治理過程污染全部、最終使用資源耗竭全部、最終使用環境污染全部等［10］。對生態政績實施中生態成本進行分析，有助于增強政府官員政績成本意識，提高民主、科學決策水平，要減少隨意性和盲目性，最大限度地避免決策失誤。用盡可能少的投入獲得盡可能大的綜合效益，切實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和不計成本的重復建設，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經濟運行模式。
作者：溫蓮香單位：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