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元詩歌特征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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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貞元時期的詩歌創作長期以來為學界所輕視。其實，它是有其獨特風貌及詩史意義的。詩歌思想格調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數的“由冷變熱”、審美趣味的“由平轉奇”這三個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貞元詩歌疏蕩奇崛的總體特征的同時，也顯示了其從大歷詩風向元和詩風過渡的詩史意義。
唐德宗李適在位二十六年(780-805)，其中貞元(其年號)時期長達二十一年(785-805)，因而整個德宗一朝的詩壇可以被稱為貞元詩壇。早在中唐時代，李肇就在其《國史補》中從詩歌創作角度指出“貞元之風尚蕩’}m。可惜的是，后世在此基礎上對貞元詩風的進一步申說卻中斷了，仿佛只是一段沒有代表性詩人因而缺乏個性可言的過渡時期，貞元詩壇長久地被絕大多數詩論家和文學史家所漠視。他們或以“大歷體”、“元和體”來遮蔽貞元詩壇的客觀存在;或視之為處于“大歷之后”、“元和中興“之間而”流于委靡;微不足道的階段，甚至在近年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如中國社科院“中國文學通史系列”之《唐代文學史》、袁行需主編《中國文學史》等)和學術專著(如蔣寅著《大歷詩風》中這種偏頗的看法依然存在。少數論著(如許總著《唐詩史》雖然提及貞元詩風，可惜語焉不詳。實際上，這一時期的詩壇既具有由大歷詩風向元和新變的過渡性，又呈現出自身的鮮明風貌。
錢起(貞元元年，即785年卒)、李端(貞元二年卒)、韓栩(約貞元三年卒)、劉長卿(貞元四年卒)、戴叔倫(貞元五年卒)、司空曙(貞元六年卒)、韋應物(約貞元七年卒)等大歷詩壇宿將中的大多數人隨著各自人生暮年的來臨，在進人德宗朝以后詩歌創作進人了低沉期(韋應物在晚年仍有不少佳作，是個例外)。換句話說，這些詩人詩歌創作的輝煌期主要在大歷時代。到貞元十一年(796)至貞元十六年(800)間，孟郊、韓愈、張籍、李翱等先后在汁州和徐州會合，作為此后元和詩壇兩大派別之一的韓孟詩派才初步形成。除孟郊以外，韓愈等人在貞元后期(盡管韓在這一時期已逐漸成為古文運動的領軍人物)詩歌創作的成就還不算很大CsC。而元白一派的興盛比韓孟一派還要晚些，遲至貞元十八年(802)，年輕的白居易、元棋在長安應吏部試期間方始訂交，其時二人作品還不多，名氣也小。其他如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的創作狀況和文學地位也與元白相差無幾。顯而易見，除了年紀較大的孟郊以外，韓、白、元、劉、柳等人到了元和時期才在詩壇大放異彩。
其實，貞元詩壇還是有其鮮明的風貌和支柱人物的。上述唐人李肇所云“貞元之風尚蕩”，語言雖嫌簡略，卻十分明確地將貞元視為唐詩流變中的一個獨立階段。此時詩壇的面目既有異于大歷時期的風格趨同，又不同于元和時代的千姿百態，石氏柱其間的詩人為數雖少卻各具一副筆意。在這二十多年中，“大歷十才子”與地方官詩人群凋零較早(盧綸是個例外，他在貞元年間久佐軍幕并創作了一些優秀的軍旅題材詩篇);方外詩人群主要是顧況、皎然在支撐門戶，臺閣詩人前有包信，后有權德輿引領風氣;李益則北上邊塞南游江淮，詩名揚于天下;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韓孟詩派先驅的孟郊也在貞元后期脫穎而出，“寒”氣逼人。在上述這些詩人中真正具有創作實績，具備詩史意義的當屬從大歷時代走來的顧況、李益與崛起于貞元后期的孟郊三家。顧況在建中初至貞元末先人韓混幕為判官，再人朝為校書郎等職，不久被貶為饒州司戶參軍，最終歸隱受道篆。在這期間，顧況先后創作了大量的題畫詩、音樂詩、山水詩和感懷詩，風格“俗”、“奇”互見，充分反映了詩人的生活熱情和放曠情懷。孟郊從建中元年至貞元二十年經歷了漫游、應試、為漂陽尉及辭官等人生轉變，卻因拙于生事，潦倒始終，所以其詩“寒”、“怪”相融，好古守拙的寒士之風洋溢其中，從而引導了韓孟一派的創作風氣。而李益則自建中元年至貞元十六年五度北上從軍，在隨后的幾年中又南游江淮一帶。這二十余年是李益詩歌創作的高峰期。其間他創作了數十首悲壯蒼涼的優秀邊塞詩和多首清新優美的描寫江淮風光和反映南國風情的動人詩篇，詩風剛柔相濟。三人在當時鼎足而立，盡管詩風各異，但都精神飽滿，元氣充沛，以各自的優秀詩篇交相輝映，充分展示出貞元詩壇“尚蕩”的獨特風貌。如果說，李肇把大歷詩風概括為“浮”，把元和詩風概括為“怪”都有失公允的話，他用一“蕩”字來形容貞元詩風則是比較恰切的。按照筆者的理解，在這里，“蕩”首先是一種心理狀態，一種處于低沉與振奮之間的臨界性的心理狀態。隨著歷史由“大歷低谷”向“元和中興”攀升，人們的內心也由一潭死水逐漸蕩起漣漪而終至波濤澎湃，而貞元時代人們的心態恰恰就處于這個微波蕩漾的階段。進而，這種心理狀態反映到詩歌創作中，便呈現出一種奇崛放任、疏蕩磊落的詩歌風貌，這就是“蕩”字在文學批評方面的主要內涵。這是從“氣骨頓衰”的大歷詩風到百婀爭流的元和詩風之間必然要經歷的重要階段。對于“尚蕩”的貞元詩風，可以從“由上返下”、“由冷變熱”、“由平轉奇”三個方面作具體分析。
首先，詩人的生活道路、詩歌思想格調“由上返下”。大歷時代的主要詩人，無論是“十才子”還是江南地方官詩人，其生活范圍基本上是在社會的中上層;而到了貞元時代，處于中堅地位的詩人們則差不多都有社會下層生活的體驗。李澤厚認為，以兩稅法的國家財政改革為法律標志，世俗地主日益取代門閥世族，中唐世俗地主在多方面開拓世俗化，在文藝美學領域貴族氣派也隨之逐漸讓位于世俗風度川。顧況家門不顯，一生大部分時間是隱居，而他的隱居(晚年人道后除外)只是遠離名攻利奪之地，對于民間的世俗生活卻是非常親近，這既與他的出身有關，也是受當時盛行于南方的洪州禪之類主張融人日常生活的“世上禪”影響的結果(當時許多的方外詩人如秦系、于鵲、劉方平、皎然等人都是這樣)。就李益而言，雖然出身隴西大姓，但到他的父輩那一代已經門柞衰微，他早年又長期沉跡下僚，尤其是貞元時代北上邊塞南游江淮的經歷使他接近了下層百姓特別是戍邊士卒的生活，深刻體驗到了他們的愛國情懷和思鄉之苦。和李益有些相似，“大歷十才子”中的盧綸在仕途遭到挫折后，于貞元元年人河中渾城幕為判官，在長達十余年幕僚生涯中，既親見軍旅之威武，又深知士卒之苦辛。孟郊一生窮愁潦倒，在人生的絕大部分旅程中，生計甚至比平常百姓還要艱難。“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借車》)，“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送淡公》)，正是詩人窘困生活的生動寫照。
貞元時代的詩人們有了這樣的人生經歷和生活體驗就能寫出反映民生甘苦、士卒哀樂以及其他人間真相的詩篇，就能夠在詩歌中寫出民間氣息和民歌風味。他們的詩作，有的關注百姓命運，如顧況的《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孟郊的《寒地百姓吟》、《織女詞));有的描寫邊塞將士之勇敢、軍旅生涯之苦樂，如李益的眾多邊塞詩以及盧綸的《逢病軍人》等軍旅題材詩;有的同情遭遇婚戀不幸之婦女，如顧況的《棄婦詞》，李益的《雜曲》、《江南曲》等。民間風味和理俗氣息在顧況的詩作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他的《石苔鮮歌》明白如話，《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詼諧土氣，《古仙壇》戲謔天真。在顧況的詩集中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七所載的顧況替秀才續詩的那則軼事，尤其可見顧況詩風理俗放誕的一面。這種理俗氣息在盧綸詩中也有反映，以致于許學夷對他的《與張摧對酌》有“讀之誠欲嘔吐之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他的《王評事驗馬花燭詩》以及《送道士》也有“頗涉俗格”之評。顯然顧況等的粗豪理俗之作已經開啟了“元輕白俗”(蘇軾《祭柳子玉文》)的先聲。而在上述李益的幾首婦女詩中，民歌風味也是很濃郁的，“殊有漢魏樂府之遺’。
其次，詩人的生活態度和詩歌情感指數“由冷變熱”。由于國家形勢的衰弱和人生前途的迷茫，大歷詩人們對國家、社會甚至對自身都表現得相當漠然。他們的心態從總體上講是暗淡無光的，甚至是未老先衰的。這種情況到了貞元時代則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國家整體形勢的好轉，詩人們開始有了希望，心中也平添了不少熱情。他們開始關注現實，盡管現實還并不算美好;他們開始關注自身，盡管人生還有很多的不如意。顧況雖然被目為方外詩人，但他對世俗生活卻充滿熱情。除了在晚年受道篆以后，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把自己融人現實生活之中，尤其是滿懷熱情地追求生命自由和人生理想，癡迷地構建自己瑰麗迷人的藝術世界。他為人絕不為名疆利鎖所束縛，相反，活得很張揚、很痛快。且看作為詩人兼畫家的顧況在作畫時是何等的激情四溢:“每畫，先帖絹數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調諸采色各貯一器，使數十人吹角擊鼓，百人齊聲吠叫。顧子著錦襖纏頭，飲酒半酣，繞絹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攤寫于絹上，次寫諸色，乃以長巾一，一頭覆于所寫之處，使人坐壓，己執巾角而曳之，回環既遍，然后以筆墨隨勢開決為峰巒島嶼之狀。”李益從軍邊塞近二十年，邊睡大漠的偏遠荒涼，軍旅生涯的奔波艱險并沒有使他為國靖邊的熱忱和建功立業的熱望有絲毫的消磨。“莫遣只輪歸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幸應邊書募，橫戈會取名”(《赴鄰寧留別》)，正是李益的熱誠自白。孟郊長年饑寒交迫，厄運相仍，但他的心底還是熱的。他孝敬老母(《游子吟》)，愛戀妻子(《結愛》)，痛悼夭子(《杏蕩》)，牽掛兄弟(《憶江南弟》)，惦念朋友(《沛州離亂后憶韓愈李翱》)。貞元時代詩人們心頭的種種熱情，反映到創作中來，便是顧況詩之放曠，孟郊詩之冷硬，李益邊塞詩之悲慨。究其實，這放曠，這冷硬，這悲慨，皆是詩人們各自生活熱情的不同表現罷了。而這種種創作熱情的進一步生發，則開啟了此后元和時代孟、韓、元、白、劉、柳、長吉諸人千帆競渡各逞詩才的興盛局面。
最后，詩人的生存方式和詩歌審美趣味“由平轉奇”。蔣寅指出:“大歷詩人有個普遍的傾向，就是共性突出而個性平淡。”仁川換句話說，大歷詩人的生活是比較低調的，甚至是平庸的。而貞元時代的詩人們則力圖在生存方式上打破平庸，活得更為張揚，更有個性。顧況思想深受道教和禪宗的影響，為人狂放不羈。早在大歷時代就與被流放江南的放達之士李泌、柳渾“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舊唐書》卷一三0《李泌傳》)。建中末，顧況人韓混幕，主要是因為與幕主及僚友戴篙、張符等在藝術(主要是繪畫)趣味方面的投合。貞元五年，當柳渾舉欲薦他人朝為校書郎時，他竟以“此身還是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顧況《答柳相公》)狂誕詩句相辭。雖然對于這個為人艷羨的清望之職始辭終受，但他卻依舊我行我素、不自檢束，終因“作《海鷗詠》嘲消權貴帕3口，被貶為饒州司戶參軍。數年以后，顧況徹底脫離官場，人茅山為道士，壽近期頤。由此可見，顧況是一個萊鶩不馴的“狂生”(顧況曾多次如此自稱)，一個無功無名的奇士。與顧況不同，孟郊的生平特征是“寒”與“直”。“寒”主要是指他生活的貧寒;而“直”主要是指詩人甘于這種貧寒生活的寒士風范。他幼年喪父，生活窘困，屢試不第，至貞元十二年四十六歲時才中進士，五十二歲始為漂陽縣尉。在任上仍以游覽賦詩為務，出薪傣之半請人曹務，終因貧困至極而辭職。此后他又有喪子之痛，最終在六十四歲時暴病而卒。其實，窮愁潦倒的生活并不完全是命運的安排，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孟郊正道直行、視富貴若浮云的人生操守有關。在《傷時》一詩中他曾自言君子固窮之志:“常聞貧賤士之常，草木富貴莫相笑。”在黃緣攀附成風的中唐時代，孟郊這種古直高潔的品性是難能可貴的，以致于在五百年后元人辛文房對孟郊的為人仍然滿懷敬意:“郊拙于生事，一貧徹骨，裘褐懸結，未嘗俯眉為可憐之色。”匕’‘〕與顧況之“狂”、孟郊之“寒”不同，李益的生活主調是“剛”。李益性情之“剛”主要表現在他北上邊塞、“五在兵間”(李益《從軍詩序》)的人生選擇上。李益五度從軍，前后歷時近二十年，次數之多，時間之長，不要說在中唐，就是在盛唐的邊塞詩人中也極為少見，而這恰恰凸顯了他勇武堅毅的襟懷。
詩人們個性突出、不甘平庸的生存方式，使得他們的詩歌在審美趣味上也發生了由平到奇的轉變。貞元詩風之奇，首先表現在顧況詩歌的奇幻上。顧況之詩從形式上講以古詩和歌行為最多，這類詩體限制最少，最易表現放曠不羈的情懷;從題材內容上講，顧況寫得最好的是題畫詩、音樂詩、山水詩和詠懷詩，詩中多表現他對藝術的鐘愛，對自然的阪依，對塵世的唱嘆，以及對神仙縹緲之境的向往。奇幻放蕩的內容配以最少約束的形式真可謂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想象過人，筆致縱橫，意象新奇，境界奇幻是這些詩作最為突出的特點。韓門弟子皇甫提對顧詩所作的“偏于逸歌長句，駿發掉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的評價，并非虛譽。貞元詩風之奇，同時表現在李益邊塞詩的悲壯上。正如蘇雪林所指出的大歷詩歌可以說是“優美”而不能說是“壯美。而從建中初到貞元末，李益在邊幕中陸續創作了大量的寥廓悲慨的邊塞詩。盡管詩中的情調不如盛唐邊塞詩那樣高昂，但卻掩不住凜凜的陽剛之氣。貞元詩風之奇，還表現在孟郊詩作的怪誕上。孟詩在內容上多寫某些極端的事物，如寒冷、饑餓、疾病等等。詩人這種以丑為美挑戰傳統的審美趣味主要是由他窮愁潦倒、厄運相仍的生平遭際所造成的。他選擇這些令人不快甚至恐懼的事物作為吟詠對象，“企圖通過對丑惡事物的描述，在理性上給予否定，從而達到對美的肯定。同時，在心理感受上，又努力以丑怪、奇異、荒誕、突兀的形象和畫面，使讀者震驚;震驚之余，使讀者在回味中思考這些形象和畫面所留下來的哲學因素。”與此相應，孟詩在用詞、造句、修辭等方面也有不少一反常態之處。總括來講，李益詩風的悲慨是對建安風骨和盛唐氣象的新變;顧況詩風的奇幻是對李白詩歌飄逸氣息的發展;孟郊詩歌之怪誕則比顧況更進一步，直接開啟了元和詩壇的尚怪詩風。
綜上所述，在世俗地主社會地位日益上升的貞元時代，詩人們與社會下層的關系較之大歷時代更為密切，下層生活的體驗也就更為深廣。這無疑會激發出他們關注社會關注人生的生命熱情和飽滿的藝術活力，并促使他們創作出或放曠或悲壯或怪誕的元氣充沛的優秀詩篇，不但成為從大歷向元和過渡的詩史紐帶，同時也呈現出貞元詩壇自身疏蕩奇崛的獨特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