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谷詩歌風格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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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李商隱政治詩詩史

論文摘要：李商隱的政治詩忠實地記錄了晚唐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面貌，具有鮮明的政治內容和時代意義。因記述史事的翔實、直率，而放射出詩史的光彩。

李商隱是以愛情詩特別是以“論文關鍵詞:鄭谷詩史內容藝術手法風格

論文摘要:晚唐詩人鄭谷，創作了大量堪稱“詩史”的詩篇。他通過運用典型化的手法，將敘事、抒情巧妙地結合，廣泛而深刻地揭示了唐末的社會現實及世人的心理狀態，呈現出沉郁的風格，在當時產生了重大影響。

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生于宣宗大中年間，卒于唐盡梁初之時，主要經歷彭、嘻、昭、哀四朝。生逢亂世，際遇坎坷。在其現存的詩歌中，約有三分之一反映了唐末的社會現實及世人的心理狀態，堪稱“晚唐咸通后禧、昭宗時代的詩史。

在中國詩歌史上，“詩史”這一概念最早見于晚唐孟菜的《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由此可見“詩史”最早是用來評價杜甫詩歌創作的。自孟茶后，歷來對“詩史”的解釋眾說紛紜，總體說來，有兩種主要觀點:一種認為“詩史善紀事”(邵雍《詩史吟》)。即“詩史”應廣泛反映時事，可以詩證史或補史之網。如黃宗羲《姚江逸詩序》云:“詩之為史相表里也”，《萬履安先生詩序》云:“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謂一代歷史，未聞以詩補史之網o”另一種則認為“詩史”不僅記載時事，還通過個人生活遭遇及情感體驗，多方面反映時事，是廣闊的時代背景、深刻的歷史內涵、生動的精神世界的統一，是一代歷史與心靈史的結合。如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云:“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疾，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浦起龍《讀杜心解》亦云:“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跡，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

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更為全面，因為‘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刻，……它能‘急劇地改變幾乎所有人的生存狀態’，從而活生生地發生在幾乎每個人的行為中，發生在每個人的喜怒哀樂中。因此，“詩史”既包含詩人生活時代的社會現實，也包含由此而產生的情感體驗，是用詩的形式來反映歷史生活的真實面貌和詩人敏銳感受到的時代氛圍，在揭示社會的本來面目和心理狀態的同時，從更高層次上把握歷史精神。

基于上述“詩史”標準，根據嚴壽澄、黃明、趙昌平《鄭谷詩集箋注》，經初步統計，鄭谷現存詩三百二十余首，其中堪稱“詩史”的有百余首。這些詩作廣泛而深刻地展現了唐末社會動蕩、王室衰微、民生疾苦的時代風貌，并將親身經歷和主觀感受融匯其中，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晚唐末期，戰亂頻繁發生，人民四處逃亡，到處呈現出一片衰敗景象。在鄭谷的詩歌中，有大量關于戰爭及其戰后景象的描寫。“高秋軍旅齊山樹，昔日漁家是野營。牢落故居灰燼后，黃花紫蔓上墻生。”(《諸宮亂后作》)反映了黃巢攻破長安前，江陵兩遭兵火的破敗景象。《梓漳歲暮》:“江城無宿雪，風物易為春。酒美消磨日，梅香著莫人。老吟窮景象，多難損精神。漸有還京望，綿州減戰塵。”揭示了黃巢被鎮壓后，中和四年東西川楊、陳交兵，嘻宗及從難臣民歸途阻絕的史實。《長安感興》所記“落日狐兔徑，近年公相家”的景況可視為史載亂后“荊棘滿城，狐兔縱橫”的印證。‘舊暮寒擎急，邊軍在雍岐。”(《搖落》)表現了對新的戰事的隱憂。此外，《鎂破》《漂泊》《初還京師寓止府署偶題屋壁》《奔問三峰寓止近墅》《壬戌西幸后》《黯然》等，也均對唐末戰爭及戰后的凄涼景象有所反映。

戰爭的頻繁發生，勢必給社會帶來極大的破壞，加之賦稅的沉重，地主富商的盤剝，百姓生活貧困、流離失所，與之相反，權貴們卻仍舊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鄭谷關心民生疾苦，并對此進行了廣泛反映。《感興》:“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通過描述百姓荒廢田園，競相種花的奇特景象，揭露了富豪之家奢靡的生活。《偶書》:“承時偷喜負明神，務實那能得庇身?不會蒼蒼主何事，忍饑多是力耕人。”反映了百姓的貧困生活，并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而《錦二首》其一:“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文彩人時難。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灌來云雁活，夜機挑處雨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流離桑拓殘。”將貧苦百姓的雨夜挑機、清燈熒熒、饑寒交迫，與達官貴人的舞衣旋轉、香風陣陣、仙樂飄揚，進行對照，憤慈之情溢于言表。

同時，鄭谷對統治者的昏庸、官場的黑暗、科場的不公也進行了揭露與批判。《順動后藍田偶作》:“小諫升中諫，三年侍玉除。且言無所補，浩嘆欲何如。宮網飛灰燼，殯墻落里間。藍峰秋更碧，沾灑望變輿。”悲嘆帝王不聽取臣下意見，一意孤行，導致傾覆的可悲下場。((蜀江有吊》:“孟子有良策，惜哉今已而。徒將心體國，不識道消時。折檻未為切，沉湘何足悲。蒼蒼無問處，煙雨遍江籬。”痛斥宦官對朝政的掌控及對忠良的迫害。《早人諫院二首》其一:“玉階春冷未催班，暫拂塵衣就紛眠。孤立小心還自笑，夢魂潛繞御爐煙。”反襯官場的污濁與險惡。《贈楊夔二首》其二:“時無韓柳道難窮，也覺天公不至公。看取年年金榜上，幾人才氣似揚雄。”揭露科舉舞弊的盛行及對人才的埋沒。總之，末世的種種弊端幾乎都在鄭谷詩作中有所體現。此外，長期的科舉和仕宦生涯，使鄭谷四處漂泊、顛沛流離。在這一過程中，他已深深感受到李唐王朝日趨沒落、無可挽救的現實。統治者的閉目塞聽，官場的黑暗污濁，世風的澆薄腐化……這些，他都無力改變，只得在風雨飄搖中保持自己不與奸候同流合污的高潔品格，并最終選擇隱退。這從“誰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自遣》)“坐看群賢爭得路，退量孤分且吟詩。”(《春暮詠懷寄集賢韋起居衰》)中均可體現出來。盡管詩人的這種潔身自好思想及歸隱志趣，顯得十分消極和軟弱，但亦是基于對社會現實的體認，亦是對黑暗社會的抗爭，在唐末朝政日非的情況下，難能可貴。本文由中國論文聯盟收集整理。

綜上所述，唐末的社會現實及時代風貌幾乎都能在鄭谷漂流江湖的一葉扁舟中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反映，這些詩歌，堪稱唐末“詩史”。

與詩歌的“詩史”性質相適應，鄭谷在藝術手法和風格上也力求創新，別具一格。

他不單純的以事感人，而是注重主觀情感的抒發，將敘事、抒情融為一體，記敘的是時事，反映的是歷史的真實，抒發的是一己情懷，從而更具感動人心的力量。《送進士許彬》:“泅上未休兵，壺關事可驚。流年催我老，遠道念軍行。殘雪臨晴水，寒梅發故城。何當食新稻，歲穩又時平。”在記敘徐、灑一帶連年征戰及亂后城池荒廢的同時，抒發無限的痛惜及對河東唐師討李克用失利的憂慮。《奔避》:“奔避投人遠，漂零易感恩。愁髯霜颯颯，病眼淚昏昏。孤館秋聲樹，寒江落照村。更聞歸路絕，新寨截荊門。”記錄了秦宗權久圍荊南，道路阻絕，詩人滯留蜀中的史實，并表達了內心的愁苦和絕望，巧妙地將客觀的真實敘述與主觀的強烈抒情相結合。

同時，他善用典型化的手法，選取富有代表性的事件和意象，進行細致人微的敘述和描寫，充滿真實感。《巴江》:“亂來奔走巴江濱，愁客多于江激人。朝醉暮醉雪開霧，一枝兩枝梅探春。詔書罪己方哀痛，鄉縣征兵尚苦辛。鬢禿又驚逢獻歲，眼前渾不見交親。”通過避亂人蜀、嘻宗罪己、鄉縣征兵等典型事件，從側面反映唐末的第二次大動亂及其對社會的破壞。《江際》“杳杳漁舟破嗅煙，疏疏蘆葦舊江天。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萬傾白波迷宿鷺，一林黃葉送殘蟬。兵車未息年華促，早晚閑吟向滬川?”選取了“漁舟破嗅煙”“蘆葦舊江天”“白波迷宿鷺”“黃葉送殘蟬”四個蕭條冷落的意象，反映了戰亂帶來的凄涼色彩，傳達了流落江湖的落寞情懷。通過對具體事件的敘寫及對細微景象的描繪，使詩歌的表現力大大增強。

沉重的現實主題、悲傷的孤寂情懷、凄涼的場景選擇，使得鄭谷的“詩史”帶有沉郁的風格。唐王朝的搖搖欲墜，使得大唐盛世終成歷史、中興之夢化為泡影，晚唐的詩人們已不可能再擁有盛唐文人的昂揚雄風和中唐士子的矯激不平，他們只有懷著濃重的悲哀走向自我心境的挖掘。鄭谷雖力矯“浮華重發作，雅正甚湮淪。”(《故少師從翁隱巖別墅亂后棒蕪感舊槍懷遂有追紀》)的時風，亦不免染上末世的衰颯，因此二者的沉郁并不相同。“杜詩之沉郁如雪中之松，蒼勁挺拔;而鄭谷詩的沉郁則如‘霜中之菊’，凄涼悲切。

縱觀中國文學發展史，每當社會處于劇烈動蕩之際，“詩史”的出現就會成為時代的必然。(詩經》如此，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的建安詩人如此，杜甫如此，鄭谷亦如此。盡管他的成就不及前人，但亦是構成“詩史”鏈上的必要一環，在當時產生了重大影響，“亦晚唐巨擎矣。”一類的愛情詩著稱于世的。但同時，李商隱也是一位關心晚唐現實政治和國家命運的詩人，他現存約六百詩中，直接抒寫時事和用詠史的方式間接反映現實政治的作品約占六分之一。晚唐時期許多重大政治軍事事件，包括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民生凋敝等現實社會內容，都在他的詩中有直接鮮明的反映。本文擬就李商隱政治詩的時代認識價值及其“詩史”意義，作一初步探討。

一、晚唐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記述

唐朝宦官專權，自玄宗重用高力士始。這種情況發展到晚唐，宦官操縱著皇帝的廢立，勢焰熏灼，成為統治集團中最兇暴、最黑暗的勢力。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甘露之變”:文宗和宰相李訓等密謀誅除宦官，結果被宦官仇士良等發覺，搶先劫持文宗，指揮禁軍大肆捕殺朝官，造成長安一帶“流血千門，僵尸萬計”的浩劫。事變發生后，政治形勢異常險惡。然而年輕的詩人李商隱卻憤激于懷，義無返顧地寫下了《有感》二首、《重有感》和《曲江》等一系列聲討檄文。在當時無異如空谷足音，放射出奪目的思想光彩。詩人詳盡地記述了這次事變的經過:“御仗收前殿，兇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事變突發，宦官拚死反撲，長安城充滿恐怖氣氛。之前李訓、鄭注等結怨甚多，事件發生后，輿論極為混亂，李商隱獨能別具只眼，把抨擊的矛頭指向真正的罪魁—宦官。“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肯定他們“銳意去惡”的本意未可抹殺，同時對文宗的倚用非人，予以冷峻的批評。何悼說:“唐人論甘露之事，當以此詩為最，筆力亦全”。全詩傳達出詩人對含恨九泉的志士們的沉痛哀悼，以及自己不屈不撓抗爭黑暗勢力的心聲，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甘露之變”是義山成年以后遇到的第一樁政治大事，他創作的戰斗鋒芒一下子就脫穎而出。事變后的第二年，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質問殺害宰相王涯等人的罪名，表示要“誓以死清君側”，李商隱悲喜交加，作《重有感》紀懷:

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

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華與高

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

詩中貫穿著對國家安危的深切關注，痛感無人像鷹年那樣奮翼高秋，對殘民亂政的宦官惡勢力進行了有力的抨擊。同年春天，他還寫了一首《曲江》，在今昔對比中抒寫出事變對唐王朝命運的深刻影響:“死憶華亭聞鶴，老憂王室泣銅駝。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詩人口睹時艱，令他心碎的不僅是使人心折的流血慘變，更在于它所預示的國家衰亡的命運。

李商隱對于宦官黑暗勢力的憎恨，是與他對封建王朝的命運的深切憂慮，以及要求振作、革新政治的理想緊密關聯的。早在文宗太和二年，朝廷上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劉普對策事。耿介之士劉彗在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考試時，猛烈抨擊宦官亂政，劉普因此被斥逐，“屈聲播于天下”。后來劉彗終被宦官貶死柳州。其間李商隱在黃陵(今湖南湘陰)與劉相遇，寫下了《贈劉司戶普》這首動人的詩章:

江風揚浪動云根，重碗危倍白日昏已斷燕鴻初起

勢，更驚騷客后歸魂。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

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

詩用江風滔天、危舟獨系的情景象征險惡的政治環境，把他對這位凈友的惋惜與不平和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憂慮結合起來，顯示了感人的思想力量。姜炳璋《選玉奚谷生詩補說》云:“磋乎，普之策在太和初，至九年有甘露之變;義山之詩在大中初，迫昭宗時崔召朱溫人清君側，遂移唐柞、與東漢之亡若合符節，則所謂‘漢廷急詔誰先人’，不早數計而燭照之乎?雖謂之詩史可也。”

“大中易政”，是晚唐時期又一場震動朝野的歷史大事件。武宗會昌年間，李德裕再次為相，削奪藩鎮和宦官之權，革除種種弊政，對社會上的一些腐朽現象進行清理。這些新政舉措，使唐王朝呈現出中興的一脈余暉。但好景不長，公元847年，宣宗李忱即位，起用牛黨人物，不問社櫻安危，務改會昌之政，把李德裕一貶再貶，最后貶死崖州，從而也完全斷送了唐土朝最后一線復興的生機。在這場政變風云中，李商隱的政治詩創作形成了一個高峰，他為此寫下了《李衛公》、《舊將軍》、《漫成五章》、《鈞天》、《九日》等大詩篇，以鮮明的愛憎抨擊時政，矛頭直指大中黑暗朋黨政治。他在《舊將軍》中寫道:“云臺高議正紛紛，誰定當年蕩寇勛?日暮鋪橋原上獵，李將軍是舊將軍”對李德裕主政期間對外擊潰回絕的侵擾，對內鎮壓劉棋的叛亂，平定澤、潞五州，著手恢復河涅地區等歷史功績給以贊頌，而用李廣的典故，對他的處境表示了深摯的同情。這一時期，李商隱還結合地理和史實，留下了《井絡》、《籌筆騷》、《杜工部蜀中離席》等著名的政治詩。這些詩思想深邃，藝術精湛，深得杜甫詩沉郁頓挫的精髓。他還寫下r許多充滿感傷的詠懷詩以及大量寄寓現實政治的詠史詩，傾身關注國痛民虞，直至英年旱逝。

二、唐末弊政的深刻剖析與批判

藩鎮叛復不常，是“安史之亂”帶來的遺害，成為晚唐社會政治的“疽癰”之患。李商隱寫了《韓碑》、《隋師東》、《淮陽路》等一系列詩篇，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立場詩人在《隋師東》中寫道:

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斗心軍令未聞誅馬

設，捷書唯是報孫歌。但須梵梵巢阿閣，豈假嗚鴉在浮

林。可惜前朝玄蕪郡，積骸成莽陣云深!

據史載:‘舊寸河南、北諸軍討(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亂平后，滄州一帶“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詩中不僅真實地反映了這場戰爭中將領冒功邀賞，朝廷搜刮趨奉的腐敗現象，以及戰事遷延日久，人民人量死傷的慘痛景象。而且推根究源，從一個重要側面提不了藩鎮割據叛亂局面長期延續的原因。由此可見出他憂國之深，謀國之切，充分顯示詩人政治卜的卓識。

會昌三年(公元843年)，爆發了唐王朝討伐昭義叛鎮劉模的戰事，這是李商隱生平親歷的一次大規模平叛戰爭二詩人《行次昭應縣道中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這首詩中，予以熱情的歌頌:轉將軍大篩掃狂童，詔選名賢贊武功暫逐虎牙臨故

絳，遠含雞舌過新豐魚游沸鼎知無日，鳥覆危巢豈待

風早勒勛庸燕石上，佇光綸鄉李漢庭中當時，朝廷內一些大臣畏敵如虎，反對進討李商隱的態度和這些人形成鮮明對照。詩中直斥叛將劉鎮為“狂童”，指出他必將迅速敗亡的命運，對勒石燕然充滿了堅定不移的信心。格調高昂，整傷雄渾，顯示了李商隱不凡的政治軍事識見和洞察力。此外，不少詩歌還顯示出他敏銳的歷史眼光和獨到的見地。大和八年，成德軍節度使王庭湊死，子元透繼立。王庭湊非常兇悍，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王元述雖仍保持割據，但對朝廷的表面態度略為恭謹。文宗竟因此大喜過望，于開成二年，詔絳王李悟女壽安公主下嫁元透。李商隱在《壽安公主出降》一詩中，對這種忍辱和親、姑息養奸的可恥行徑，予以尖銳的譏評:

幼水聞貞媛，常山索銳師。昔憂迷帝力，今分送王

姬事等和強虜，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壘在，此禮恐無

詩人一針見血地揭穿了事情的本質一“事等和強虜”，以春秋筆法提示出這場婚姻交易背后的難言之隱，可以補正史記載的不足。

晚唐政治的另一個毒瘤即“朋黨之爭”，其與宦官亂政、藩鎮跋肩交惡為患，成為晚唐王朝分崩離析的不治之癥。李商隱是一位富有正義感的詩人，他對當時牛、李兩個官僚集團黨同伐異的宗派爭斗十分厭惡。在《井泥四十韻》中，詩人從“蜀王有遺魄，今在林中啼_飛淮南雞敵藥，翻向云中飛”等一系列歷史傳說中，引發出“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鳳凰不五色，聯翼上雞棲”的憤慨抒寫，對政壇的波詭云橘，以及由此而來的賢愚易位、黑白顛倒、屢起黨獄的現實，表示了沉重的憂慮和反感。

三、對人民深重災難的悲憤訴說與全面記錄

晚唐政治的腐敗，加上軍閥混戰，直接帶給人民以生靈涂炭(〕而各種苛政更造成人民水深火熱的深重災難。李商隱在《淮南路》,《溺岸》、《即日》等大量詩篇中真實地記錄了這一時代面貌，對人民的苦難寄一子了深切同情。其中，全面反映唐代由盛而哀的社會歷史面貌的長詩《行次西郊作一百韻》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長詩作于“甘露事變”三年后的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冬。詩一開頭就描繪了當時長安京瓷農村荒涼破敗的景象和農民極端悲慘的處境:

高田長褂楊，下田長荊棒。農具棄道旁，饑牛死空

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背面啼，無衣可迎

賓。

這與唐王朝全盛時期的情景恰成鮮明對比。詩人追溯這種滄海桑田的巨大歷史變遷，滿腔悲憤地控訴了黑暗政治帶給人民的無比深重的災難:

但聞虜騎入，不見漢兵屯。大婦抱兒哭，小婦攀車

格……少壯盡點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揮淚

連秋云

舉國陷人一片混亂，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到處是戰火硝煙，破城敗垣朝廷財源斷絕，“國整賦更重，人稀役彌繁”。這還不算，而所謂的官軍也比叛匪好不了多少，“官健腰佩弓，自言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輩還射人。”人民在兵荒馬亂中已完全喪失了一線生機，只落得“鄉里駭供億，老少相扳牽。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但欲死山間”。而站在人民對立面的卻是“巍巍政事堂，宰相厭八珍”;“逆者問鼎大，存者要高官”。詩人滿腔悲憤，發出了“中原困屠解，奴隸厭肥豚”的悲憤吶喊，與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同樣具有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

長詩在坳哭國家不幸、人民涂炭的蒼涼氣氛中，還沒有忘記對于致亂原因的探尋，其內容之豐博深廣，批判之激切尖銳，均堪與杜甫的《北征》、《詠懷》比肩。這里，李商隱詩歌“詩史”的特色，又一次放射出奪目的異彩。

李商隱的詩歌，為我們提供了認識那個時代的思想資料，真切地反映出時代的黑暗和唐帝國衰朽沒落的命運。詩人以其敏感的藝術心靈，給我們提供了一幅晚唐社會的真實畫卷，為唐王朝無可避免的衰亡唱出了臨終前的挽歌，“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也許正是李商隱政治詩的時代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