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畫院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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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畫院”,其實包括了兩種類型,一是各級政府機構(亦有地方黨委宣傳機構)屬下的、靠行政撥款來維持運營的畫院,二是民間創(chuàng)辦的畫院。尤其是后者,現(xiàn)今已遍地開花。“民辦”畫院另外一個突出特點是其名稱喜歡“打擦邊球”,讓不明就里的人感受到那些畫院的“權威性”。

這與前些年部分畫院所謂的“危機”形成鮮明對比。約在十年前,在文化單位機制改革的背景下,不少文化事業(yè)單位似乎將走上自生自滅之路,而一些畫院的人員面臨著分流改制的窘境。在此勢頭之下,畫院的危機似乎要來了。而僅僅是幾年之后,隨著政策的逐步完善,政府辦的畫院再次受到重視,迎來了第二個春天。民辦畫院正是借此東風而興起,但其更深層的原因,是藝術品收藏市場的紅火。有意思的是,在政府主辦的畫院積極建立拍賣公司或“交流中心”,主動拓展市場時,而一些大中型藝術品拍賣公司、畫廊卻在成立“畫院”。“學術”打市場牌,而“市場”卻在打學術牌。

顯然,是藝術與資本的聯(lián)姻催生了眾多的“畫院”。為什么這些松散的機構不約而同將自己命名為“畫院”?這是因為,在當代畫家的心目中,“畫院”這個名稱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在古代,畫院是最高級別的繪畫創(chuàng)作機構,在當代,畫院則意味著名家聚集之地。中國人歷來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作品(哪怕是涂鴉)貼上了“畫院”的標簽,就仿佛身價有了保證。在藝術品市場紅火而且雜亂的背景下,各級畫院之“名”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含金量不等的“商標”。因此,在“商標”效應下,各類“畫院”紛紛注冊成立。絕大部分“民辦畫院”中畫家目前的追求也主要著眼于低層次市場的開拓,這必然會限制其對于繪畫本體的深層思考。

所以說,“民辦畫院”的大批涌現(xiàn),與藝術自身關系不大,反倒能折射出藝術品市場特別是國畫市場的無序狀態(tài)。不過,“民辦”畫院也并非一無是處,它們靈活的運作方式、寬松的管理方式,可以為“體制內”畫院的建設提供借鑒因素。政府主辦的幾家知名度較大的畫院所辦的進修班也持續(xù)火爆,這類進修班為各地畫家(其中多數為青年人)提供了接近名家的機會。畫院的教學帶有“雅集”的性質,這種學習方式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它對正規(guī)院校幾近僵化的教學模式具有沖擊力,而靈活多變的“課徒”方式更接近傳統(tǒng)中國畫的教育宗旨。客觀地說,政府辦的畫院與“民辦畫院”可以在“文化生態(tài)”上獲得互補的和諧狀態(tài)。當然,其前提條件是所有的畫院都必須納入政府部門的宏觀管理框架。

因此,不妨做這樣一個設想:姑且對“民辦畫院”持寬容態(tài)度,讓它們在藝術領域進行自由的探索。而對于“體制內”的畫院畫家,則要有相對明確的創(chuàng)作要求,“政府辦”畫院不應該成為各類“新思潮”的試驗場。有幾家老牌畫院曾提出以“新院體”來統(tǒng)領創(chuàng)作,對此,筆者持贊同意見,因為真正意義上的“保守”往往能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發(fā)揮其文化制衡作用,從而消解激進主義導致的弊端。但要警惕的是,“涂著文化脂粉游走江湖”的現(xiàn)象依然存在,這種現(xiàn)象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危害遠遠大于被某些“正統(tǒng)”理論家所深惡痛絕的“后現(xiàn)代藝術”。

當代幾家著名畫院如國家畫院、北京畫院、江蘇省國畫院、廣東畫院、上海中國畫院、陜西省國畫院、浙江畫院等一直在國內外享有盛譽,其影響力一方面來自于歷史積淀,另一方面得益于院內畫家的卓越成就。大樹底下好乘涼,應該看到,上述畫院的部分畫家存在著“坐吃老本”的惰性心態(tài),從而導致創(chuàng)作水平的不穩(wěn)定,這種現(xiàn)象必須引起注意。幾年前,曾有人抱怨說,“體制內”的畫家領取國家的薪水,而賣畫所得卻歸個人。由此,筆者聯(lián)想到“體制內”的作家群體——這一群體也領取政府薪水,稿酬卻歸個人。就這一點看,作家們與畫家們的待遇是一樣的。可是,我們卻很少聽到有人指責作家們“揩國家的油”。究其原因,大約是專業(yè)作家能“出活”,其作品水準讓業(yè)余作者難以望其項背,而且,專業(yè)作家們的成果產生的巨大的社會效應,也讓人們服膺。

由此可見,創(chuàng)作出精品是贏得社會尊重的首要條件,也是畫院發(fā)展的根本。“精品”的產生,首先需要作者有嫻熟的技法,能駕馭題材,但從更深層來說,則需要作者具備必要的文化修養(yǎng)。當然,要求“體制內”的畫院畫家們都成為學者型的藝術家,這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可是,要求“體制內”的畫院畫家必須出精品,則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就現(xiàn)狀而言,“政府辦”畫院目前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需要學者型、研究型的藝術家。這類藝術家數量不需要多,而是需要精。如果這問題不能解決,那么畫院的“危機”就可能真的要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