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年間華北地區鼠疫流行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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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明代萬歷年間，華北地區發生了大范圍的瘟疫。對于這次瘟疫，曹樹基認為是鼠疫，本文就此論點提出幾點存疑。這次瘟疫，其時稱為大頭瘟。對于大頭瘟，古今學者多有論述。至于大頭瘟屬于現代醫學何種疾疫，目前學界并沒有取得一致認識。因此曹文對萬歷年間華北地區瘟疫的論證不夠充分，尚需深論。

關鍵詞：萬歷年間華北鼠疫大頭瘟

曹樹基在《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發表了《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一文（以下簡稱“曹文”）。曹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結合一些地方志材料，認為明代萬歷、崇禎年間華北地區先后發生大范圍鼠疫流行，繼而又詳細分析了疫發生的背景以及造成的影響，并提出不少新論。曹文發表后，反響強烈，深受史界好評[1]，并榮獲中國史學會1998年中國古代史優秀論文獎。不過，仔細閱讀后，就會發現曹文多有疑點，如萬歷年間華北社會鼠疫流行、鼠疫亡明因素和死亡人口達千萬等諸論。其中“萬歷年間華北社會鼠疫流行論”為曹文立論之一，故筆者現就此問題提出幾點存疑。

萬歷年間華北地區流行的瘟疫為大頭瘟

曹文主要通過借鑒前人研究成果、文獻所載的萬歷年間疫名癥狀以及人口死亡狀況來論證“萬歷年間華北地區鼠吡饜新邸鋇摹S捎謚形饕蕉圓±砣鮮?、症合犺数p橢瘟品椒ㄓ兇漚洗蟮牟煌災攣頤怯惺焙苣汛酉執窖Ы嵌壤磁卸ü糯慘呃嘈汀2還?，染J頤悄莧分糯慘咂涫輩⌒?，则稌烆U欠治齪團卸瞎糯慘呤粲諳執窖Ш沃旨膊∈怯兇胖匾鎦摹＝鼉兔鞔蚶曇浠鋇厙饜械奈烈叨?，据蠄替有关资料显是G涫背莆笸肺痢C鞔飫ァ兌椒嬌肌罰?584年）卷一《大頭瘟門》載：“大頭瘟，前古未之論也，東垣始論之。今上壬午，北方病此者甚眾，死者不啻數萬人。昆居南土，未嘗見其證，鄉人自北方來者，皆言患者頭大如斗，躋頭而還自若也?！眳抢?，1551—約1620，安徽歙縣人。據其所述，“壬午”年“北方”發生了大頭瘟疫。其中“壬午”年即萬歷十年，“北方”即今天的華北地區。就是說，萬歷十年華北地區發生了一次瘟疫，其疫型時稱大頭瘟，癥狀為“頭大如斗，躋頭而還”?！夺t方考》成于萬歷十二年，故其記載應是較為可信的。而有關萬歷年間瘟疫其時的稱謂與癥狀，除此之外，河北、河南及山西等三省有關材料記載也頗為詳細，其中曹文也多有引述。

河北?，F存的有關河北省一些府縣方志材料對此間瘟疫的類型及其癥狀多有記載?？滴鮗2]《新樂縣志》卷一0《災祥》載：“萬歷十年（1582）春夏，大頭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即萬歷十年真定府新樂縣發生的瘟疫為大頭瘟。又康熙《武強縣志》卷二《災祥》載：“萬歷十年春亢旱，瘟疫大作，人有腫脖者，三日即死，親友不敢吊，吊遂傳染。甚至有死絕其門者，遠近大駭，號為大頭瘟?！奔慈f歷十年真定府武強縣發生的瘟疫也為大頭瘟，其癥狀為“腫項”。又《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百八《真定府部紀事》載：“(萬歷)十年春三月亢旱，瘟疫大作，人有腫脖者，三日即死，親友不敢吊，吊遂傳染，有死絕其門者，號為大頭瘟”。[3]又康熙《懷來縣志》卷二《災祥》載，萬歷十年，宣府地區發生瘟疫，“人腫頸，一二日即死，名大頭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戶絕。冬傳至北京，明年傳南方。”即萬歷十年宣府發生的瘟疫為大頭瘟。又康熙《文安縣志》卷一《災祥》載：“萬歷十年，患大頭瘟疫，死者枕籍，苦相染，雖至親不敢問吊?！比f歷十年，文安縣發生的瘟疫為大頭瘟。又如光緒《順天府志》卷六九《災祥》載：“萬歷十年四月，京師疫。通州、東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頭瘟癥死者枕藉，苦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奔慈f歷十年順天府發生的瘟疫為大頭瘟。上述材料表明，萬歷十年，河北地區發生的瘟疫為大頭瘟，主要癥狀為“腫項”，且其傳染性強、危害性大。

河南。有關萬歷年間河南地區瘟疫流行情形，時醫龔廷賢《萬病回春》（1587）記載頗為詳細：

萬歷丙戍春，余寓大梁屬瘟疫大作，士民多斃其癥，閭巷相染，甚至滅門。其癥頭疼身痛、憎寒壯熱、頭面頸項赤腫、咽喉腫痛、昏憒等癥，此乃冬應寒而反熱，人受不正之氣，至春發為瘟疫，至夏發為熱病，名曰大頭瘟，大熱之癥也。余發一秘方，名二圣救苦丸，用牙皂以開關竅，而發其表，大黃以瀉諸火而通其里。一服即汗，一汗即愈，真仙方也。日夜塞戶填門，應酬不暇，全活者不能勝數矣。但人稟之稍壯者，百發百中；其虛弱者，余先以人參敗毒散，輕者即愈，如未愈，用牛蒡芩連湯可收全效。[4]

這條材料說明，萬歷十四年，河南開封發生的瘟疫為“大頭瘟”，其癥狀“頭疼身痛，憎寒壯熱，頭面頸項赤腫，咽喉腫痛，昏憒”等，并用“二圣救苦丸”等方劑可治之。又[畢沅]乾隆[5]《彰德府志》卷三一《祥》載：“萬歷九年，林縣人皆腫項。涉縣旱，大饑。十年，林縣蝗，腫項，人見病及，哭者即死。”萬歷九、十年，河南林縣發生的瘟疫其癥狀為“腫項”。而“腫項”恰是大頭瘟的重要癥狀之一，故而萬歷年間林縣發生的瘟疫極可能為大頭瘟。綜合上述兩條材料可判斷，萬歷年間河南地區發生的瘟疫當為大頭瘟。

山西。有關山西地區的疫型和癥狀也有少量材料記載。乾隆《沁州志》卷九《災祥》載，萬歷十年，“武鄉大疫，俗名大頭風，有一家全疫者”。萬歷十年武鄉發生的瘟疫其時稱為“大頭風”，而大頭風，“頭大如斗，俗名大頭瘟，天行時疫病也。感天地不正之氣，甚而潰裂出膿，由邪客上焦之故，宜普濟消毒飲?！盵6]即萬歷十年武鄉發生的瘟疫為大頭瘟。又萬歷《山西通志》卷二十六《祥異》載：“（潞安）萬歷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門自闔，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7]。萬歷九年，潞安地區發生的瘟疫其癥狀為腫項，且傳染性強，據前文所述可知這次瘟疫無疑也是大頭瘟。故而萬歷年間山西省流行的瘟疫即是大頭瘟。

綜上所述，明代萬歷年間華北地區發生的瘟疫其時稱作大頭瘟，其癥狀主要為“頭疼身痛，憎寒壯熱，頭面頸項赤腫，咽喉腫痛，昏憒”等，其中“頭大如斗”較為明顯，而且傳染性強。不過，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大頭瘟是否就如曹文所言的鼠疫？為了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現對古今學者有關大頭瘟的論述作一簡單回顧。

古今學者對大頭瘟之認識

據前引吳昆《醫方考》載，大頭瘟始由金元時期李杲所論。李杲《東垣試效方》卷九《雜門方·時毒治驗》載：泰和二年四月，濟源“民多疫病，初覺憎寒體重，次傳頭面腫甚，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頭天行，親戚不相訪問，如染之，多不救?！睂φ諈抢ァ夺t方考》和龔廷賢《萬病回春》所載的萬歷年間華北大頭瘟癥狀，不難發現，它與泰和二年濟源的大頭天行較為一致，即李杲所言的大頭天行就是大頭瘟。對于大頭瘟，李杲本稱為時毒。對于時毒，元齊德之《外科精義》卷上《時毒》（1335）又作了進一步描述：“其候發于鼻、面、耳、項、咽喉，赤腫無頭，或結核有根，令人憎寒發熱，頭痛肢體痛，甚者恍惚不寧，咽喉閉塞。人不識者，將為傷寒，便服解藥，一、二日，腫氣益增。方悟，始招瘡醫。原夫此疾，古無方論，世俗通為丹瘤，病家惡言時毒，竊恐傳染?！逼浜竺鞔耐魴C、薛己及陳實功等[8]多持此論。同時，李杲又把大頭瘟稱為大頭天行，并歸其于“瘟疫”或“時疫”，以致其后不少醫家沿襲此論，如朱震亨、樓英等[9]。至明代吳綬始把二者結合起來，認為大頭瘟既屬時毒又屬瘟疫。不過吳綬卻以大頭傷寒來稱大頭瘟，“大頭者，一曰時毒，二曰疫毒也，蓋天行疫毒之氣，人感之而為之大頭也?！盵10]其后顧世澄《瘍醫大全》及高秉均《瘍科心得集》也持此論。[11]

至明萬歷年間，吳昆始用“大頭瘟”相稱本病。此后，大頭瘟正式替代“大頭天行”。如張介賓《景岳全書》性集《雜證謨·瘟疫》（1624）載：“大頭瘟者，以天行邪毒客于三陽之經，所以憎寒發熱，頭目頸項或咽喉俱腫，甚至腮面紅腫肩背斑腫，狀如蝦蟆，故又名蝦蟆瘟。大都此癥多屬風熱，然亦有表里虛實之辯，又外科有時毒證，亦即此也，方治具見本門，當參閱之?！蓖瑫r該書賢集《外科鈐·時毒》又載：“其候發于鼻、面、耳、項、咽喉，赤腫無頭，或結核有根，令人憎寒發熱，頭痛肢體甚痛，甚者恍惚不寧，咽喉閉塞。人不識者，將為傷寒。原夫此疾，古無方論，世俗通為丹瘤，病家惡言時毒，竊恐傳染?！庇直丶峨s證謨·咽喉》載：“瘟毒喉痹，乃天行瘟疫之氣，其證則咽痛項腫，甚有頸面頭項俱腫者，北方尤多此病，俗人呼為蝦蟆瘟，又名鸕鶿瘟，亦名大頭瘟”。大頭瘟，除時毒外，又有瘟毒喉痹、蝦蟆瘟、鸕鶿瘟等相稱。又孫志宏《簡明醫彀》卷二《瘟疫》(1629年)載：“大頭瘟，因天行邪氣，客于三陽之經，頭目俱腫而為病也。太陽頭頂腦項赤腫，宜荊防敗毒散，加羌活、蒿本，陽明鼻額面腫二目不開，氣喘口干，普濟消毒飲，內實防風通圣散間服，少陽耳之上下、前后、頭角赤腫，寒熱脅痛，小柴胡加消毒藥，頭面大腫發熱骨痛中和湯、麻黃湯，汗出腫消。”又吳有性《溫疫論》卷下《集補諸瘟方治》（1642）載：“大頭瘟者，其濕熱氣蒸傷高顛。必多汗，初憎寒壯熱體重，頭面腫甚，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又程國彭《醫學心悟》卷三《疫癘》（1732）載：“頭面腫大，名曰大頭瘟者；頸項粗腫，名曰蝦蟆瘟者，古方普濟消毒飲并主之?！庇趾螇衄帯夺t碥》（1751）卷三《頭痛》載：“大頭痛，頭腫如斗，俗云大頭瘟?！庇稚蚪瘀棥峨s病源流犀燭》卷二十《瘟疫源流》（1773年）載：大頭瘟，“其癥狀發于鼻面耳項咽喉間，皆赤腫無頭，或結核有根，令人多汗氣蒸，初則憎寒壯熱，肢體重，頭而俱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甚則堵塞不能食飲，舌干口燥，或恍惚不寧。不速治，十死八九。”又劉奎《松峰說疫》（1785年）載：“大頭瘟，外科門亦名時毒，此癥有陰陽，有可汗不可汗者。其癥發于頭上，并腦后、項、腮、頰與目，赤腫而痛，發熱，癥似傷寒?！庇謪氰稖夭l辨》卷一《上焦篇》（1812）載：“溫毒：咽痛喉腫、耳前耳后腫，頰腫，面正赤，或喉不痛，但外腫，甚則耳聾，俗名大頭溫，蝦蟆溫者。”又林佩琴《類證治裁》卷一《疫癥》（1839）載：“大頭瘟，濕熱傷巔，腫大如斗，赤腫無頭，或結核有根，飲人多汗氣蒸。天行癘氣，染之多死，乃邪熱客於心肺，上攻頭面而為腫，初則憎寒壯熱、體重、頭面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甚則堵塞不能飲食，舌干口燥，恍惚不安，不速治，十死八九。”

自宋元以來，大頭瘟多有“大頭天行、大頭病、大頭風、大頭傷寒、時毒”等名相稱，而其癥狀卻較為一致，主要為“發于鼻面耳項咽喉間，皆赤腫無頭，或結核有根，初則憎寒壯熱，肢體重，頭而俱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甚則堵塞不能食飲，舌干口燥，或恍惚不寧?！睆默F代醫學上看，大頭瘟究竟屬于什么疾??？對于這一問題，現代學者也是眾說不一的，大體有下列四種：一、大頭瘟為丹毒。民國期間編述的《中央國醫館統一病名錄》載：“大頭瘟，顏面丹毒”。而對于《溫疫論》和《溫病條辨》中所述的大頭瘟，姜春華更認為是“顏面丹毒”。[12]此外，鄧鐵濤《中醫學新編》、陳佑邦《中醫急診學》、王沛《中醫外科治療大成》、袁鐘《中醫辭?！返榷汲执擞^點。[13]二、大頭瘟是腮腺炎。陳潮祖對《溫病條辨·溫毒》論道：“本病多見于小兒，西醫稱為腮腺炎。有發病速、傳染快兩個特點，主證又是頭面腫大，故中醫稱為大頭瘟?！盵14]耿一貫也談到：“在我國各地民間對流行性腮腺炎所慣用的名稱不同，如乍腮、大嘴巴、豬頭風、蛤蟆瘟、大頭瘟、搭腮腫等?！盵15]三、大頭瘟為丹毒及腮腺炎等疾病。《簡明中醫辭典》載：大頭瘟“實包括顏面丹毒、流行性腮腺炎等病”。[16]朱文鋒《實用中醫辭典》：大頭瘟“包括痄腮、顏面丹毒等病”，[17]而痄腮即為流行性腮腺炎。石學敏、李湘云認為大頭瘟相當于現代醫學的“顏面丹毒、流行性腮腺炎”等病。[18]四、大頭瘟是鼠疫。持這種觀點主要有范行準、甄志亞、梁永宣、符友豐和曹樹基等。[19]其中以范行準為代表，他對此談及：“過去有不少學者都把大頭瘟、疙瘩瘟等看作丹毒，這是錯誤的”，進而認為李杲《東垣試效方》中的“大頭天行”、吳綬《傷寒蘊要》中的“大頭傷寒”及吳有性《溫疫論》中的“大頭瘟”都是“鼠疫”，主要為腺鼠疫或皮膚鼠疫。[20]

萬歷年間華北地區大頭瘟為鼠疫存疑

萬歷年間華北地區發生的大頭瘟是否為鼠疫，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只能根據實際情況來進行判斷，絕不能憑著自己的主觀來臆測。

綜觀曹文對萬歷年間華北鼠疫流行觀的論證，主要采取下列三種方式：首先，從疫型和癥狀來論證。曹文對萬歷年間山西沁州、潞安和京師等地瘟疫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判斷的，現引述如下：

在沁州，“萬歷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頭風，有一家全沒者”。所謂的“大頭風”，實為腺鼠疫患者因頸部或耳后淋巴結腫大的別稱，19世紀云南鼠疫流行時，當地有稱此疫為“大頭天行癥”的。這與山西“大頭風”的含義是相同的。

同年（萬歷九年）疫情也擴散至遼州及潞安府境?；颊叩呐R床表現為腫項，且傳染性極強，據此可斷定為腺鼠疫。腺鼠疫臨床上一個顯著特征為淋巴結腫痛，腫痛部位包括鼠蹊腺、腋腺、頸腺等……因此，可以認為在鼠疫大流行時，頭部或頸部淋巴腺的腫大是最引人注意的。

“萬歷十年四月，京師疫。通州、東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頭瘟癥，死者枕藉，苦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睆呐R床表現來看，所謂的“大頭瘟癥”也是頸項腫大所致。

有關萬歷年間華北地區流行瘟疫的疫型和癥狀，前文已作了詳細說明，此處不再贅述。至于大頭瘟是否就是鼠疫，學界仍歧見不一。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大頭瘟的頭部腫大并非頸項腫大所致。其次，引用伍連德的相關論述來在論證。具體如下：

他（伍連德）說:“在幾條有關鼠疫癥狀的資料中，有一條關于1644年山西東南部潞安鼠疫流行的記載特別重要。地方志的作者不僅記載了患者項部和腋下長有硬血塊，而且還記載患者會突然吐血死亡。就我所知，這是目前有關中國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記載?！辈槿f歷《山西通志》卷二六《祥異》條下記，潞安“萬歷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門無故自闔,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在順治十八年的《潞安府志》卷一五《紀事》中，則有記載說崇禎十七年“秋大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此兩條資料綜合，則可與伍連德文中所言對應。他對這兩條資料的判讀，得到鼠疫學界的認同。

就上述兩條材料而言，有關崇禎年間的瘟疫材料與伍氏提及的內容較為吻合，當是伍氏所指的材料。而有關萬歷年間的瘟疫條材料則與伍氏所說的不相一致。伍氏對上述兩條材料沒有完全判讀。曹氏在這里扭曲了伍連德原意，旨在以此為前提，為下文華北社會流行瘟疫的疫型采取先入為主之見，這種立論有失偏頗。再次，從人口高死亡率來論證。如曹文對萬歷年間山西大同和成安縣瘟疫的判斷就是典型例子：

萬歷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從該疫的傳染性極強這一點判斷，當為鼠疫……廣平府成安縣，“十年，成安疫死者其眾，一人有病，傳染及于親鄰，遂至吊問俱絕”。成安縣瘟疫傳染烈度之強，只能認為是鼠疫的流行。

對此，曹文進一步解釋：

能夠導致患者人口大量死亡的傳染病只有少數幾種。鼠疫、天花和霍亂是三大國際檢疫的烈性傳染病。其中霍亂并不是中國原有的傳染病，而是在19世紀中葉才由國外傳入的?！抑匕Y天花的死亡率不過為20—40%……在急性傳染病中，以傷寒病人的病死率為最高，為10—47%，亦難超過50%的死亡率水平。其他各種急性傳染病，不見有超過傷寒的死亡率的。

姑且不論曹文的解釋是否正確，僅就曹文對原文的理解，恐怕難免牽強附會。原文中的“十室九空”、“闔門不起”不過是泛指罷了。中國古代文獻對數字的記載多為概數，夸大其辭，并不確切。如嘉靖九年（1530）徽州地區“痘災盛行，而死者過半”[21]和萬歷二十四年（1596）無錫小兒“無男女，皆出痘，痘多厄殺人，存者十不得四”[22]的記載即是兩例。反之，萬歷年間華北地區瘟疫死亡率果真如方志所言，為何《明神宗實錄》、《萬歷邸鈔》及時人文集奏疏中對此甚少甚至不見記載呢？原因就在于，方志對萬歷年間華北地區疫情的描述多有虛飾之處。

宋元以降，大頭瘟疫曾發生多次流行，涉及的地域也非常廣泛，并不限于北方。據孫一奎《醫案五卷》卷一《三吳治驗》載：“張孝廉后渠，丁年患大頭疫，頭大如斗不見項，唇垂及乳，色如紫肝，昏憒，不知人事，賭駭而走。其年疫甚厲，人畏傳染，至廢吊慶，張與考功公子同受春秋于會稽陶春然所?！∮锨镩潏蠼?。”這里張后渠所患的大頭疫即為大頭瘟。后渠患疫之時，本是成丁之歲，恰巧其年大頭瘟流行。而后渠又于萬歷二十五年[23]中舉，可知，這次大頭瘟流行當在萬歷二年至二十五年之間。又明清之際，四川“遭獻忠亂后，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面腫赤，大幾如斗”。又清咸同之際，“粵匪鼠擾，吾衢大兵之后，繼以兇年，沿門闔境，盡患瘟疫，其時豐父子診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更有頭面頸項，頰腮并腫者，為大頭瘟?！盵24]又民國八年，甘肅華亭“秋冬，人多大頭瘟”。[25]除流行之外，大頭瘟也多散發?！睹t類案》載：嘉靖三十一年，游讓溪“忽感大頭風癥，始自頸腫……面發赤，三陽俱腫，頭頂如裂，甚多汗寐，則誕語?！庇巫屜贾〖礊椤按箢^瘟”。又清代嘉慶年間，徽州“荔翁尊堂，年屆六旬，初發寒熱，疏散不解，越日頭顱紅腫，漸及面目頤頰，舌焦口渴，發熱脈數。予視之曰：‘此大頭時疫癥也，東垣普濟消毒飲最妙?！凑Z‘大頭時疫’即大頭瘟也。此病……其實即現代醫學所稱的‘顏面丹毒’或‘腮腺炎’”。[26]近代以后，大頭瘟仍不時散發。同治七年，江蘇太倉某西村沈氏患大頭瘟，“頭大如斗”[27]。而有關近代大頭瘟案例，《二續名醫類案》多有收錄。范行準認為近代以后，“鼠疫的病因既明，過去那些疙瘩瘟、大頭瘟、瓜釀瘟等都漸成歷史的名辭了”。[28]實際上，在鼠疫病因既明的情況下，大頭瘟一名并未廢除。故而無論是從發病的特性還是從其流行的地域來看，大頭瘟與鼠疫多不相符。

明清時期，大頭瘟多能有效治療，尤其在初發之時，普濟消毒飲最為有效。反之，普濟消毒飲對鼠疫治療則不然。羅如南《鼠疫約編》載：“辛丑（1901）九月江邊鄉鼠疫起，……有某君之妾，額下發核，寒熟并見，脈則右盛于左，睛微紅，喉微痛，身帶痹，先延劉君可藩，進普濟消毒飲大意，無甚見效。余因發在上部，亦繼進是方，略為加減，亦不能應手，改用活血解毒湯。囑其日夜三服，寒熟即罷，神秩清爽?！彪m然中醫講究辨證治療，但在病程、病候相似的情況下，同一藥物對同一疾病的治療結果不會因人而異。在病程、病癥相似的情況下，普濟消毒飲能有效治療大頭瘟而不能有效治療鼠疫，則說明大頭瘟和鼠疫有所區別。據現代臨床醫學證明，普濟消毒飲對治療丹毒和腮腺炎卻極具療效。

曹文對萬歷年間華北地區鼠疫流行觀點的論證不夠充分，不僅沒有對其時疫型加以詳細地考辨，而且對其癥狀也多有曲解。特別一提的是，曹文對相關材料的收集不夠完整，尤其是與其文論述內容有著密切聯系的龔廷賢《萬病回春》和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兩部重要文獻均無引述，不能不說令人十分遺憾。同樣，對于郭藹春《中國醫史年表》以及一些中醫辭典等重要工具書，也似乎在曹文中不見反映。至于眾多的明清醫籍，曹文更是棄之一邊。即如《明實錄》、《萬歷邸鈔》以及其時文人文集，曹文也好象無以檢閱。同時，曹文對其引述的文獻材料有時又不夠準確，或多字、或書名有誤。這些不能不對該文的學術價值不無影響。至于萬歷年間華北地區大頭瘟發生的背景以及造成的影響，也恐非曹文所言，由于這一問題與本文主旨無關，茲不贅述，另作補論。

注釋

*本文的萬歷年間無特別說明外，特指萬歷八年至十六年。

[1]如辛德勇、華林甫《1997年中國歷史地理研究述評》（1998年第7期《中國史研究動態》）：“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歷史研究》第1期)是一篇頗具特色的論文，因為以往有關中國歷史的研究，多考慮人的社會屬性，很少注意到人也是生物圈的一個組成部分；曹文則認為：人口的繁殖與遷移、農業區的開發與拓展也是一種生物行為，一種類似于動物覓食、求生的本能；為此，他考察分析了萬歷、崇禎年間山西、河北、河南三省鼠疫兩次大流行及其生態背景和社會環境，認為嘉靖時期漢族移民開始對山西長城口外的蒙古草原實施移民開墾，擾亂了烏蘭察布高原長爪鼠鼠疫源地長爪沙鼠的生態環境，人、鼠接觸增多，染疫的可能性隨之增加，萬歷九年自大同開始的鼠疫大流行很可能與漢族移民的這一活動有關。據他估算，明末兩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三省死亡人口合計超過1000萬，明王朝是在災荒、民變、鼠疫和清兵的聯合作用下滅亡的”。此外，張憲博《1997年明史研究概況》（1998年第12期《中國史研究動態》）、李伯重《氣候變化與中國歷史上人口的幾次大起大落》（《人口研究》1999年第1期）、藍勇《20世紀運用人地關系思維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論與實踐述評》（2000年26卷第5期《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賴文等《近50年的中國古代疫情研究》（《中華醫史雜志》2002年第2期）、李玉尚《近代民眾和醫生對鼠疫的觀察與命名》（《中華醫史雜志》2002年第3期）、余新忠《20世紀以來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第10期）和曹樹基、李玉尚《歷史時期中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論傳統時代的“天人合一”觀》（李根蟠、原宗子、曹幸穗主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12月）等文均有所述評或引用。

[2]曹文為“順治《新樂縣志》”，而顧廷龍《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無“順治《新樂縣志》”之記載。

[3]曹文認為該條材料所載為“欒城縣”情形，查原書無“欒城縣”三字。

[4]龔廷賢：《萬病回春》卷二《瘟疫》。

[5]乾隆年間，先后共修有三部《彰德府志》，曹文對此沒有說明。

[6]沈金鰲：《雜病源流犀燭》卷二十五《身形門·頭痛源流》。

[7]曹文中“郡城北門”后多“無故”兩字。

[8]見汪機《外科理例》卷三《頭面赤腫》、薛己《外科發揮》卷三《時毒》及《外科樞要》卷三《論時毒》、陳實功《外科正宗》卷六《時毒論》。

[9]見朱震亨《丹溪心法》卷一《瘟疫》、樓英《醫學正傳》卷二《瘟疫》。

[10]吳綬《傷寒蘊要》卷一《瘟疫》。

[11]見顧世澄《瘍醫大全》卷十二《大頭傷寒門主論》及《時毒門主論》、高秉均《瘍科心得集》卷上《辨大頭瘟抱頭火丹毒論》。

[12]姜春華《姜春華論醫集》，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月第1版，第298、299頁。

[13]鄧鐵濤《中醫學新編（第2版）》，上?？茖W技術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32、42、89頁；陳佑邦、王永炎主編《中醫急診醫學》，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229頁。王沛、李曰慶、張燕生等主編《中醫臨床大系·中醫外科治療大成》，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87頁。袁鐘、圖婭、彭澤邦、艾景錄等編《中醫辭海（上冊）》，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89頁。

[14]陳潮祖《中醫治法與方劑第三版》，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年8月第1版，第178頁。

[15]耿貫一：《流行病學第二卷》，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501頁。

[16]《中醫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簡明中醫辭典（修訂本）》1979年3月第1版，第45頁。

[17]朱文鋒《實用中醫辭典》，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735頁。

[18]石學敏《中醫綱目（上、下）》，人民日報出報社，1993年第1版，第656、699頁；李湘云《溫病學辭典》，1991年10月第1版，第90頁。

[19]甄志亞《中國醫學史》，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37-238頁；梁永宣《溫病學的形成與發展》，見《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7頁；符友豐《金元鼠疫史與李杲所論病證》，《中醫研究》，1996年第4期。

[20]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62、163、242、243頁。

[21]汪機：《痘治理辨·序》。

[22]徐允祿：《思勉齋集詩集》卷九《痘記》。

[23]參見該書卷一《三吳治驗·萬歷龍飛二年小峰吳小川目疾》和卷五《宜興治驗·少冢宰徐檢老賀壽而臀生痔癰》條中年代。

[24]雷豐：《時病論》卷八《附論》

[25]轉引袁林：《西北災荒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1522頁。

[26]清程杏軒著，李濟仁、胡劍北按注并校：《杏軒醫案并按》，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20、21頁。

[27]傅松元：《醫案摘奇》卷一《大頭瘟》。

[28]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44、2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