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城鄉關系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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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城市與鄉村及城鄉經濟是學術研究領域不同分支學科的研究對象與重點內容之一。如何科學處理城鄉關系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面臨的重要問題。中國城鄉關系及其由此引起的矛盾和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比一般發展中國家更為突出。本文對國內外城鄉關系問題的理論研究進行綜述，以期為中國在新時期實踐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和促進城鄉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理論參考和政策依據。

[關鍵詞]城鄉關系；二元結構；研究綜述

一、城鄉關系問題的提出

城市和鄉村是構成社會兩個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城鄉關系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大分工的產物，自城市產生后，城鄉關系便隨之而產生。城鄉關系是廣泛存在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普遍聯系與互動關系，是一定社會條件下政治關系、經濟關系、階級關系等諸多因素在城市和鄉村兩者關系的集中反映[i].城鄉關系包含相當廣泛的內容，如城鄉發展關系（產業發展關系、經濟發展關系）、城鄉經濟關系、城鄉文化關系、城鄉社會關系、城鄉生存關系、城鄉運行關系等。查閱現有的城鄉關系研究文獻，可以發現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重點從城鄉線性經濟關系來考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城鄉發展與規劃問題，并且形成了相當豐富的研究結論，如發展經濟學中的二元結構理論、核心—邊緣發展理論，城市經濟學中的城市空間擴散理論和城鄉邊緣區理論。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并不把城鄉關系作為它的重要研究對象。在完全市場競爭和信息充分的嚴格假定下，它只是專注于研究資源配置的價格理論，無需考慮城鄉差別及其相互關系[ii].瑞典經濟學家俄林從區域分工和貿易出發分析了生產要素價格和商品價格的均等化趨勢最終會導致區域差異的消失，可以隱約發現對于城鄉關系的區域均衡分析思想。總體上看，中外學者對城鄉關系及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研究成果是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國城鄉關系的理論基石，也是我國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城鄉和諧社會的重要依據。

二、國外城鄉關系研究進展與述評

產業革命以前，城市與鄉村的經濟性質并未徹底改變；機器大工業的產生，撕裂了“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原始的家庭紐帶[iii]”，出現嚴重的城鄉二元分化，城鄉關系的相關研究初步彰顯。從歷史上看，各國在發展初期都經歷了城鄉關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動狀態。不過，在發達國家，由于城市化過程在較長時間內消化了一部分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使得城鄉對立的矛盾得到緩解，城鄉關系的理論研究成為區域經濟尤其是城市經濟的一部分。然而，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邊是現代化的大城市，另一邊卻是貧困、落后、分散的廣大鄉村；原有城市缺乏對農村人口的吸收能力，新城市缺乏發展壯大的動力，加之政府“城市偏向”與城市居民的“鄉村歧視”，城鄉之間的二元結構十分突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及其區域二元社會經濟文化結構問題的研究在較廣泛的領域和視野展開。

1.發展經濟學對城鄉關系問題的研究

對于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濟學，城鄉關系成為其最為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它探討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面臨的城鄉關系、結構變遷、勞動力轉移、資本積累、技術選擇、環境污染、生態惡化、人口增長極變化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形成了基本的理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用二元結構解釋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城鄉工農關系以及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轉換。

（1）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從對經濟思想史的考察看，最早將“二元結構”概念運用分析人類社會經濟現象的是荷蘭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伯克，他在對荷蘭政府于1860年企圖在其屬地東印度推行經濟自由政策而遭失敗的反思中發現，當時的印尼社會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社會——殖民主義輸入的現代“飛地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傳統社會并存。1954年，劉易斯在其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的“二元經濟”模型與城鄉關系研究表明，傳統部門勞動力無限供給構成了二元經濟的內在特征，二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部門轉移的問題。也就是說，通過現代大工業的發展，取得資本的積累，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充分的轉移，誘發產業結構的演變，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最后經濟由二元變成一元。

（2）費景汗——拉尼斯二元經濟論20世紀60年代，費景漢和拉尼斯在運用微觀經濟學基本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的基礎上，構建了費景汗——拉尼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iv].此模型揭示了二元經濟發展中勞動力配置的全過程，并證明了伴隨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不僅可以獲得經濟發展，而且可以完全實現商品化。他們認為，工業化過程中必須保持農業生產率的同步提高，以此來增加農業剩余和釋放農業勞動力。與劉易斯模型相比，費景漢和拉尼斯認為，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平衡增長對避免經濟增長趨于停滯是很重要的。

（3）喬根森二元結構模型喬根森模型對劉——費——拉尼斯模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假設提出置疑，并試圖在一個純粹新古典主義框架內探討工業部門的增長是如何依賴于農業部門的發展的[v].喬根森認為，為了使經濟持續發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工業部門積累資本是必要的。但是，其先決條件是正的農業剩余。由于農業剩余的出現，現代部門的發展成為了可能，即農業產出達到了人口最快增長時所需要的農產品數量，農業部門就會出現剩余勞動力。這部分剩余勞動力是需要轉移的，而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速度取決于農業剩余的增長速度。同時，還取決于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狀況。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越快，其儲蓄率就越高，勞動力增長越快，經濟也就增長越快，最終完成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

（4）哈里斯——托達羅模型哈里斯——托達羅為了解釋普遍存在于很多欠發達國家面臨廣泛的城市失業的情況下由鄉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現象，而首先在1970年提出了一個具有啟發意義的哈里斯—托達羅假說，即在被分割的、但是同質的勞動市場上用預期工資的均等取代工資的均等。他同時指出，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是解決城市失業和“城市病”及“農村病”的根本途徑[vi].正如吉利斯在說明城鄉關系時所指出的：“如果工業化不是萬靈藥，那么農村發展也不是。它們相互需要，缺一不可，如果不平衡增長過頭，就會受到損害[vii].”農村和城市必須協調發展，工業化才能順利推進。

（5）繆爾達爾的地理二元結構理論1957年，繆爾達爾在《經濟理論和不發達地區》一書中提出的“地理二元結構”，利用“擴散效應”和“回流效應”概念，把二元結構理論引入了經濟發展理論，指出城鄉的諸多差異會產生進而引起“累積性因果循環”，導致城市區域發展更快，鄉村區域發展更慢（鄉村發展陷入納克斯描述的“貧困的惡性循環”），使城鄉差異在逐步增大中出現“馬太效應”，最終在空間組織結構上呈現為埃及發展經濟學家阿明在《世界范圍的積累》中所謂的“中心—外圍”結構。要改變這種地理上的二元經濟，政府應該在某些發達地區累積起發展優勢時采取不平衡發展戰略，促進其擴散效應的形成。在此基礎上，赫希曼進一步提出了“極化效應”與“涓流效應”。20世紀70年代，米爾頓·桑爾頓對計劃理論作了歸納性總結：城市與農村處于兩個不同的經濟循環層次，城市高級循環與農村低級循環二者是相互補充、相互競爭的關系。

2.社會學和城市經濟學對城鄉關系問題的研究

自近代工業革命以后，西方城市學者和社會學者面對社會發展普遍出現的城市居住擁擠、交通不便、環境污染等問題，就城鄉關系研究領域均提出了城鄉協調發展的觀點。早期的理論研究主要以重農主義學者鮑泰羅為代表，他在《城市論——論城市偉大之原因》中特別研究了農業生產與城市發展的關系，認為農產品剩余是城市存在的基礎。隨后，杜能于1826年在《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一書中，樹立了城鄉聯系研究的一個典范。他設定的“杜能圈”成為區域經濟學、空間經濟學的理論基礎。18世紀以后，城市普遍受到古典經濟學家的重視，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要先增加農村產品的剩余，才談的上增設城市。其后，馬克思將古典經濟學的城市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20世紀以來，城市經濟學和社會學者從經濟、社會、地理、環境、人口、生態等不同的角度，在探討農村城市化過程中形成了眾多研究成果。拉塞爾·史密斯1925年發表的《北美：人口、資源、發展及其作為工業、商業地區大陸的發展前景》是研究城市與鄉村相互關系最為優秀的著作之一。[viii]

（1）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烏托邦思想——以摩爾、傅立葉、歐文為代表16世紀，烏托邦思想的倡導者們提出城市與鄉村協調發展的新模式，希望通過他們心中所造的理想社會組織結構來改變當時面臨的諸多社會經濟問題。如摩爾以期通過構建“烏托邦”社會設想避免城市與鄉村的脫離。隨著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城市發展的進一步認識，傅立葉提出了“和諧社會”的概念，他把個人幸福與人類幸福結合起來，給人類描繪了一種統一的和諧欲望。歐文為了解決社會生產和家庭消費的矛盾，提出“勞動交換銀行”及“農業合作社”，在此基礎上建立“新協和村”，組織社會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化大生產。總體看，這些理想社會在實踐中必然以失敗告終，但他們都將城市發展作為與農村協調的一個經濟系統單元，使工業生產與農業發展相協調。這是后來田園城市和衛星城市思想理論的重要來源。

（2）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1898年，英國人霍華德提出了田園城市理論，提出在工業化條件下實現城鄉結合的發展道路[ix].經過調查，他著書《明天—一條真正引向改革的和平道路》認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導致城市人口聚集，應該從城市和農村相結合的角度來管理土地，以便解決城市發展問題。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思想始終堅持城市外圍要有相當面積的永久性綠地，相對空想社會主義者而言，他不僅提出自己的設想，用圖解的形式描述了田園城市結構，而且把城市的發展從城鄉協調的角度重新闡釋，把城市與外圍鄉村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并對資金來源、土地分配、城市財政收支和田園城市的經營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綠化帶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對后人的城市規劃與城市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3）沙里寧的有機疏散理論沙里寧為緩解由于城市過度發展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在他的著作《城市：它的發展、衰敗和未來》中提出了有機疏散理論以解決城市布局和發展問題[x].沙里寧全面考察了中世紀歐洲城市和工業革命后城市發展的歷史，分析了有機城市形成的條件，揭示了現代城市衰敗的根源，提出了促進其進一步發展的對策。該理論最為顯著的特點是主張將原來密集的城區分成一個一個的集鎮，集鎮之間用保護性的綠化地帶聯系起來。沙里寧的有機疏散理論討論了城市發展思想、城市經濟狀況、土地、立法、城市居民教育、城市設計等方面的內容，將城市看作一個有機聯系同時存在相對分離的區域，從區域角度講，這是一種城鄉差距較小的城鄉區域均質體。1918年，他的理論在實踐方面形成了芬蘭大赫爾辛基方案。

（4）馬克思主義的城鄉關系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城鄉融合理論是用歷史的、發展的唯物主義辯證思想認識城鄉關系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鄉村變為城市，生產者也改變著，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新的觀念、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列寧在對城市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在所有的現代國家，城市是人民的經濟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是進步的主要動力。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城鄉關系理論認為，城市的發展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對立，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并一直延續到現在。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在城鄉關系的發展趨向上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城鄉的分離對立也就是社會的不協調，是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未來的社會不是固化城鄉的分離，而是實現城鄉融合，達到城鄉融合是一個漫長的社會歷史過程，要通過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以及伴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而發展的城市化來最終實現城鄉融合，實現城鄉一體化的最高境界。

（5）賴特的廣畝城理論1932年，賴特提出廣畝城設想，將城市分散理論發展到了極致。賴特認為，現代城市不能代表和象征人類的愿望，也不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是一種反民主機制，需要將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在《消失中的城市》中他指出，未來城市應該是無所不在而又以無所在的，這將是一種與古代城市或任何現代城市差異如此之大的城市，以致我們根本不會把它當作城市來看待。在隨后出版的《寬闊的田地》中他正式提出廣畝城設想。這是一個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一個地區性農業的網格之上的方案。可以發現，賴特的廣畝城設想是在美國小汽車大量普及的條件下出現的，美國1960年代的“市郊商業中心”“組合城市”和可以認為是這種思想的實際體現。

（6）芒福德的城鄉發展觀關于城鄉關系，美國著名城市地理學家芒福德指出，城與鄉，不能截然分開；城與鄉，同等重要；城與鄉，應該有機的結合起來[xi].如果要問城市與鄉村哪一個更重要的話，應當說自然環境比人工環境更重要。芒福德非常同意賴特的主張，即通過分散權力來建造許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個更大的區域統一體，通過以現有的城市為主體，就能把這種區域統一體引向許多平衡的社區內，就有可能促進區域整體發展，重建城鄉之間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個地方享受到同樣的生活質量，避免特大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困擾，最終達到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發展模式。

（7）麥基的亞洲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加拿大著名學者麥基通過30多年對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實證研究發現，亞洲國家的城鄉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城鄉之間的傳統差別和城鄉之間的地域界限日漸模糊，城鄉之間在地域組織結構上出現了一種以農業活動和非農業活動并存、趨向城鄉融合的地域組織結構[xii].他用desakota來概括這種特殊區域產生過程的空間模式。Desakota意為城鄉一體化，描述的是在同一地域上同時發生的城市性和農村性的雙重性的產物，使得城市與鄉村的概念在這種區域變得模糊。我國普遍用“城鄉邊緣區”概念指代Desakota.

（8）城鄉邊緣區理論對城鄉邊緣區的真正理論研究雖然是從1970年代才開始的，但若從其早期的理論萌芽看，甚至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孤立國”農業區位論。從早期的萌芽階段到二戰后現實經濟發展對研究的啟動階段以至目前研究的現狀，都反映出了城鄉邊緣區研究的復雜性與艱難性。早期的狄更生的三地帶論，以及50年代托馬斯和庫恩的城市地域結構中都包含有對城鄉邊緣區的研究萌芽[xiii].城鄉邊緣區的主要特征表現為地域空間結構上的動態、過渡性；人口在社會學特征上的多元化；經濟發展的復合型；激烈競爭的多樣化土地利用等特征。就當前來看，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正在逐漸消除城鄉之間的差別，如果考察城鄉邊緣區的發展前景就可以發現，城鄉關系的變化必然會影響處于二者之間的城鄉邊緣區，促使城鄉邊緣區經過最初相對獨立發展的階段后，完全與城市和鄉村的發展相融合，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

除此之外，空間理論在農村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城市與農村的相互關系及轉變趨勢。如日本學者岸根卓郎提出“城鄉融合設計”概念，試圖通過超越城市、農村界限的“人類經營空間”的建立，產生一個與自然交融的社會，即城鄉空間融合的社會，他強調發展“農工一體復合社會系統”、“自然—空間—人類系統”，組成三維的立體規劃實現城鄉融合[xiv].

3.國外城鄉關系問題研究述評

縱觀以上理論，它們多是在發達國家城鄉關系問題并不明顯的條件下創立的，且一般把城市與鄉村分離開來研究，這對發展中國家協調城鄉關系的針對性明顯不足。同時，西方城市發展觀和增長正統論（即主張優先發展制造業實現都市化）一直占據研究主流，導致城市學者和社會學者的諸多研究，都是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鄉規劃、發展、布局問題和以城市為中心的社會發展進步問題，沒有將城鄉關系納入明確的分析框架，沒有跳出城市并站在更加廣闊的視野下研究城鄉關系。在處理城鄉經濟發展關系的實踐方面，1970年代，日本“第四全綜”和韓國的“第三次國土規劃”，突出強調點（城鎮）、線（基礎設施）和面（農村地域）的網絡化發展，分別較好的處理了本國的城鄉發展問題[xv].但是，國際上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實際國情千差萬別，即使是與那些具有重大參考價值的墨西哥、泰國、印度、巴西等國相比，中國的城鄉關系問題在形成機理、演變過程、城鄉關系應該采取的對策措施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的，當我們面對這一特殊問題時，可能無法也不能夠將現成的結論從國外照搬。顯然，國際的理論進展和實踐發展雖然對中國城鄉關系的研究有很多參考價值，但不能直接應用到中國城鄉關系的良性協調互動實踐中來。

三、國內城鄉關系研究進展與述評

沒有城市與鄉村的分離與對立，就沒有必要談論城鄉關系問題。在中國，城鄉關系問題研究與其社會經濟發展實踐緊密相連。建國初期，由于城鄉居民可以自由流動和遷徙，國家提倡工農聯盟、城鄉互助，因而城鄉關系還沒有出現問題，國內學者對城鄉關系的研究總體上是以政策性應用研究為主的。這些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不同程度地受到20世紀20年代前蘇聯那場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協調發展派”和以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為代表的“超工業化派”之間的著名的工業化論戰的影響[xvi].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城鄉發展差距急劇擴大，城鄉關系日益成為一個不能回避的研究領域，并在理論研究中先后形成了城鄉協調配套改革主張、城鄉良性互動主張、統籌城鄉發展及構建和諧社會等政策主張。

1.國內城鄉關系研究脈絡

（1）建國后的城鄉關系論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中論述“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時指出，中國工業化過程中，必須協調農輕重的關系，并提出只有重視農業、輕工業，才能最終發展重工業的思想，從中可以隱約看出當時中國政府對城鄉關系的態度[xvii].自從1958年中國實行“戶籍登記條例”后，城鄉關系的矛盾就逐步積累，但計劃經濟的宏觀體制背景使得城鄉關系問題長期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最終導致城市與鄉村的分離與對立日益嚴重并不斷強化，形成一個難以逾越的城鄉關系鴻溝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脫臼，理論與實踐方面討論城鄉關系問題日益增多。這一時期，國內研究者關于城鄉關系的研究占主流的觀點是“抑農重工”的政策主張。這一主張的要義在于通過廣泛討論關于生產資料優先增長，進而從城鄉關系的角度為國家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進行理論研究服務，提供政策研究支持。這些觀點顯然是為通過剝削農民積累工業化的資金進行論證的，對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

（2）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城鄉關系研究自1980年代中期農村鄉鎮企業異軍崛起后，中國的城鄉關系問題開始日益突出，理論界和決策層逐步認識到城鄉隔離問題的嚴重性。實踐層面，1984年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拉開后，城鄉經濟迅猛發展，中國工業化進程大大加快。這一時期，國內社會學、經濟學、生態學、城市地理、城市規劃等專業領域的學者對城鄉協調發展展開了廣泛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其主要研究內容多集中于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主體內容、發展目標、本質特征、動力機制、建設模式、規劃實施等方面[xviii]，[xix].社會學者認為城鄉一體是打破相互分割的城鄉壁壘、逐步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促進生產力在城鄉之間合理分布、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緊密結合與協調發展的必經途徑；經濟學者的研究分析了經濟發展的規律，從城鄉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出發認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是現代經濟農業和工業聯系日益緊密、協調城鄉發展以獲取最佳經濟效益的客觀要求；生態學者根據區域生態群落的合理分布規律，認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是城鄉區域生態經濟良性平衡系統的最高境界；城市地理學者認為城鄉一體化是城鄉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城鄉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自然——社會—經濟符合系統發展變化的頂級狀態，它是通過城鄉關系自身否定之否定而實現的。經濟學領域值得提及的兩部著作是，1980年代末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編纂的《城鄉改革實踐的思考》，重點討論了中國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路，從如何完善市場體系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企業機制入手，分析了溫州的改革實踐與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問題；駱子程《城鄉經濟結合戰略》一書分“城鄉關系工農結合”、“城市企業企業家”、“農業農村改革”、“地區經濟戰略”、“農業機械化”等部分，以河南省為案例，提出了城鄉經濟結合發展的基本內容和若干建議。在這之后，1994年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的第3號國情報告《城市與鄉村——中國城鄉矛盾與協調發展研究》，以城鄉二元結構為基本線索，分析了城鄉矛盾的特殊性、演變過程、體制原因及影響后果，并提出解決這一矛盾的基本思路。除此之外，還有關于城鄉協調的動力機制和城鄉市場建設的研究，自下而上式的鄉村城市化與自上而下式的城市廣域化共同作用下新型城鄉關系個案研究，等等。

（3）20世紀末期的城鄉關系研究1996年，周叔蓮、郭克莎、金碚等學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八五”重點項目《城鄉二元結構下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研究》暨“中華基金”贊助項目《中國城鄉協調發展問題研究》，是他們繼《國外城鄉經濟關系理論比較研究》和《中國地區城鄉經濟關系研究》之后的重要成果，主要分析了如何把握城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態勢與特點，減少它們之間的摩擦和對立，提出了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對策措施。同年，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王積業、王建等學者的研究報告《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二元結構矛盾與90年代經濟發展的出路選擇》，提出主要運用政府力量創造出城鄉經濟雙層目標發展的態勢，通過“城鄉分離”工業化戰略的設想解決二元結構問題的結論也頗具意義；陳吉元、韓俊等在其出版的《人口大國的農業增長》中分析了中國城鄉分割體制形成的原因及該體制的現實困境，他們認為鄉鎮企業是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渠道，農民工進城也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有效辦法，必須保持工農業和城鄉協調發展。同一時期的相關研究還包括張福信《城鄉一體化發展決策理論與實踐》所分析的城鄉實現一體化的決策實施問題；費孝通《城鄉和邊區發展思考》以論文集的形式所提出的農村經濟發展的戰略應該因地制宜、以多種模式縮小差距、減少貧困的觀點；陳錫康則在《中國城鄉經濟投入占用產出分析》中利用“投入—產出”分析方法，討論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農業科研等內容，并編制了完整的中國城鄉經濟投入占用產出表。1998年，農業部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的調研報告《二元社會結構——城鄉關系：工業化、城市化》，認為我國二元社會結構包括戶籍、住宅、糧食供給、副食品供給、燃料供應、教育、醫療、就業、保險、勞動保護、婚姻、征兵等10余種制度，這些制度是判斷農民和市民階層的依據，兩個階層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存在比較尖銳的矛盾，呼吁走出二元進而走向現代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隨后，課題組成員郭書田、劉純彬出版了《失衡的中國》一書，該書指出我國基本國情為二元社會結構，并研究了二元結構與工業化、城市化的關系。

（4）21世紀初期的城鄉統籌發展與和諧社會構建研究2000年以來，圍繞三農問題形成的原因、解決思路與途徑等問題，特別是針對中國如何加快新型工業化和推進城鎮化問題，理論界就城鄉關系問題也附帶展開了探討，尤其是近期圍繞統籌城鄉發展的討論與研究使城鄉關系問題在新形勢下成為區域經濟研究的又一熱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是要求各級政府在制定計劃、解決問題、分配收入等方面，不要就農村說農村，就城市說城市，而是要改變“城鄉兩策，重城抑鄉”的思路，優先考慮農村，從城鄉各自的小循環、小系統走向城鄉統一的大循環、大系統，樹立城鄉一盤棋的總體思想，發揮城市輻射帶動優勢和城鄉之間關聯優勢，打通城鄉，資源共享，雙贏共榮。其中，從社會學角度頗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曾菊新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現代城鄉網絡化發展模式》；2004年10月，張平軍的專著《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對中央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內涵、機制創新及其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任務、對策進行了系統性綜合研究。2004年3月，在杭州召開的“和諧社會模式與‘三農問題’解決途徑”學術研討會上，國內專家學者圍繞著“和諧社會模式”、“快樂原則”、“城市化”、“農民利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若干問題進行了研討；2005年初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召開了“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壇，專題討論如何通過協調城鄉發展關系，形成社會妥協、達成社會共識、實現共同富裕，最終形成社會和諧、構建和諧社會。

（5）國內城市經濟學者的城鄉關系研究國內城市學者圍繞城鄉關系發展中出現的城鄉一體化趨勢對郊區化及城鄉邊緣區的研究也非常豐富，如周一星[xx]、石憶邵[xxi]和張翔[xxii]、柴彥威[xxiii]等學者的研究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們認為，城鄉邊緣區的出現使原有傳統的城市和鄉村兩分法的地域體系不再適用。由于多種問題、矛盾的集中所在，城鄉邊緣區作為一個獨立的有機體，同城市和鄉村共同構成了一種新型的三元結構的地域體系，即城市、城鄉邊緣區與鄉村。同時，城鄉邊緣區作為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過渡地帶，還是城鄉關系協調發展的橋梁以及城鄉矛盾的緩沖地帶。總體上看，中國學者對郊區化及城鄉邊緣區的研究最早是從介紹西方郊區化的現象、總結其研究方法開始的，他們相繼總結了西方發達國家城市郊區化的歷程，進一步給出了國外各種郊區化浪潮的研究方法。但是，把“郊區化”作為一種城市發展現象與我國城市掛鉤并開展相應研究則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對于中國的未來發展來說，研究城鄉邊緣區，將城鄉邊緣區納入城鄉一體化的研究中，無疑對協調城鄉關系，促進城市和鄉村的共同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除此之外，2002-2005年，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戰金艷[xxiv]、曾磊[xxv]、魯奇[xxvi]等學者，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了較為完整的城鄉互動與關聯發展的綜合指標評價體系，是對城鄉關系發展量化評價方面的新嘗試，他們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不同區域城鄉關系協調發展決策的探討和實踐層面可操作性政策的出臺。

2.國內研究的簡短述評

縱觀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國內就城鄉關系問題所涉及到的諸多子問題，如：如何評析產生城鄉分離與對立的根源？城鄉不協調對三農問題背景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的危害何在？如何以消除城鄉分離與對立解決三農問題進而實現城鄉一體化？統籌城鄉發展需要哪些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政策供給？統籌城鄉發展、重構和諧的城鄉關系的微觀基礎何在？當前中國農村在尚未完成城市化、市場化的背景下應該如何推進新型工業化？如何跨學科從文化視角分析和審視城鄉關系等等，國內的研究絕大多數集中在宏觀層面，圍繞社會熱點就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展開應對性和政策式討論，緊緊圍繞城鄉關系問題展開研究的論文和專著一般散見于對于其他相關問題的研究之中，而針對城鄉關系的特殊性進行重點研究的更不多見。從城鄉發展關系實踐層面看，中國城鄉呈現三種發展階段：一是城鄉經濟發展水平都很高，即較高水平的城鄉均衡發展階段；二是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大，即城鄉非均衡極化發展階段；三是城鄉經濟發展水平都很低，即城鄉低水平均衡發展階段。顯然，與中國中東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城鄉社會總體發育程度低，城鄉居民市場意識較為淡薄，自我經濟發展能力差；加之西部城鄉發展所面臨的自然條件更加惡劣，城鄉協調發展所必需的資金、技術、政策供給更加匱乏，構建和諧的城鄉社會和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難度更大，困難更多，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我們將城市與鄉村緊密結合，通過自然、社會、經濟、政治、人口等方面的聯系尋求城鄉之間的一體化融合，為中國城鄉關系協調提供理論支撐。

四、基本結論與政策啟示

工人和農民的關系、城市和農村的關系、工業與農業的關系是中國社會的基本關系，如何協調和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涉及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最基本的戰略選擇。中國提出建立和諧社會是以和諧的生活為基礎的，是以不斷提高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和形成和諧生活方式為邏輯點和實際起點的；城鄉社會的和諧要求在一定和諧生活基礎上的和諧，形成同和諧生活相適應的城鄉社會發展文明形態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內涵。同時，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大量耕地被征用，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土地產權不清，失地農民增多，農民利益受損，農村和城市、農民與市民越來越不和諧，建立起農村與城市的和諧、農民與市民的和諧刻不容緩。總體上看，中國現階段的農業正處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過渡階段，城市正處于傳統工業社會向現代市場文明轉型的快速發展階段。協調城鄉關系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致富農民、發展農村和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發展與社會進步、優化城鄉人民生活條件的必然選擇。中國城鄉關系的逐步協調及城鄉走向融合是必然是一個漫長的客觀發展過程，但這一過程不會自動實現，城鄉不會自動走向融合，城市不會自動帶動農村，農村不會自動實現城市化。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把“統籌城鄉關系”作為“五個統籌”的第一位加以提出，并且強調“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這是我國從根本上協調城鄉關系的重大理論創新和政策保障，是確保城鄉社會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戰略性思路。毫無疑問，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的緩慢有著城鄉分割體制的深刻根源。因此，城鄉關系演進的客觀規律要求我們在推進城鄉發展過程中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從體制、制度、政策和機制上實現不同層次的創新，重點解決制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體制性矛盾和結構性障礙，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治的各種制度，校正嚴重失衡的城鄉差別發展戰略。從實質看，就是要真正做到統籌城鄉關系，把城市和農村作為一個整體統一籌劃，構建全新的城鄉社會經濟均衡協調發展的基本戰略框架。作者認為，城鄉和諧社會的建立，首要是以消除城鄉發展過程中對于鄉村“社會排斥[xxvii]”為目標的城鄉之間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發展的和諧，其次是以消除城鄉發展過程中對于鄉村“社會剝奪[xxviii]”為目標的城鄉社會各階層和居民之間人與人的關系的和諧，同時還包括以實現城鄉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城鄉人民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生態保護之間的和諧，從而消除城鄉發展過程中的“社會斷裂[xxix]”。城鄉經濟發展是不以人為割裂的意志為轉移的，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的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只有相互聯系、依賴、補充和促進，統籌城鄉發展才會具有實踐意義，中國城鄉關系才會真正趨向協調。

[i]蔡云輝：《城鄉關系與近代中國的城市化問題》[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第117-122頁。

[ii]趙勇：《城鄉良性互動戰略》[M]，商務印書館，2004年10月第1版，第16頁。

[iii]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頁。

[iv]李曉瀾、宋繼清：《二元經濟理論模型評述》[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第14-20頁。

[v]畢世杰：《發展經濟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45-147頁。

[vi][美]馬爾科姆。吉利斯：《發展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4頁。

[vii]張國：《中國城鄉結構調整研究——工業化過程中的城鄉協調發展》[M]，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12頁。

[viii]趙勇：《城鄉良性互動戰略》[M]，商務印書館，2004年10月第1版，第16頁。

[ix]孫久文：《區域經濟規劃》[M]，商務印書館，2004年11月第1版，第26-27頁。

[x]陳友華、趙民：《城市規劃概論》[M]，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74-75頁。

[xi]郝壽義、安虎森：《區域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404-405頁。

[xii]郝壽義、安虎森：《區域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395-399頁。

[xiii]范磊：《城鄉邊緣區概念和理論的探討》[J]，《天津商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第28-34頁。

[xiv]張偉：《試論城鄉協調發展及其規劃》[J]，《城市規劃》，2005年第1期，第79-83頁。

[xv]張國：《中國城鄉結構調整研究——工業化過程中的城鄉協調發展》[M]，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5頁。

[xvi]趙勇：《城鄉良性互動戰略》[M]，商務印書館，2004年10月第1版，第24頁。

[xvii]：《論十大關系》（節選），《馬克思主義著作選讀與簡介》[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386頁。

[xviii]張偉：《試論城鄉協調發展及其規劃》[J]，《城市規劃》，2005年第1期，第79-83頁。

[xix]王景新：《明日中國：走向城鄉一體化》[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6-19頁。

[xx]周一星、孟延春：《中國大城市的郊區化趨勢》[J]，《城市規劃匯刊》，1998年第3期，第22-27頁。

[xxi]石憶邵、張翔：《城市郊區化研究述要》[J]，《城市規劃匯刊》，1997年第3期，第56-58頁。

[xxii]柴彥威：《郊區化及其研究》[J]，《經濟地理》，1995年第12期，第48-53頁。

[xxiii]蔡人群：《廣州城市郊區化的進程及動力機制》[J]，《熱帶地理》，1996年第16期，第122-128頁。

[xxiv]戰金艷：《城鄉關聯發展評價模型系統構建》[J]，《地理研究》，2003年第4期，第495-501頁。

[xxv]曾磊：《我國城鄉關聯度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區域比較分析》[J]，《地理研究》，2002年第6期，第763-770頁。

[xxvi]段娟、魯奇：《我國區域城鄉互動與關聯發展綜合評價》[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5年第1期，第76-81頁。

[xxvii]社會排斥意指城鄉社會發展中為把整個社會建設的更有效率，國家相關制度的設計和供給在保障與維護部分居民利益的同時，會有意或無意排斥另一部分居民的正當利益并使其逐漸呈現邊緣化發展趨勢。

[xxviii]社會剝奪意指在當代城鄉社會發展中的城市拆遷和失地農民問題，尤其是對生活在城市邊緣失地農民的社會剝奪問題。

[xxix]社會斷裂意指城鄉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諸多障礙因素阻礙了城鄉社會階層間的自由流動，尤其是下層向上層的流動，是他們通過自身努力所不能實現的，如農民很難有向上流動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