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和近代啟蒙運動發端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鄭觀應和近代啟蒙運動發端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鄭觀應，在眾多中國近代史與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都被作為早期改良主義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歷史定位。如果轉換一個視角，就會發現，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鄭觀應名副其實地是一位從事近代實業開拓、經營、管理的實業界前驅;在中國啟蒙運動發展中，鄭觀應又名副其實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觸及啟蒙思潮各項基本問題的啟蒙運動前驅。作為實業家，鄭觀應的啟蒙思想醞釀、成形和發展，便具有自己親身實踐的豐富經驗與堅實基礎;作為啟蒙思想家，鄭觀應的實業活動便具有明晰的目標與開闊的視野。這二者緊密結合，構成鄭觀應獨樹一幟的鮮明個性和明顯區別于他人的獨特的歷史地位。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詳論鄭觀應作為實業界前驅的一面，只就他如何成為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啟蒙運動的前驅，扼要談一點看法。
一、中國主動融入世界的最先覺悟
1880年由中華印務總局刊問世的《易言》，是鄭觀應闡明他啟蒙觀點的第一部代表作，收文36篇;另有一刻本由上海淞隱閣排印于1881年，收文20篇。題名“易言”，取《尚書·說命》“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及《詩·小棄》“君子無易由言”之意，說明作者雖深知君一子不可輕易立言，還是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韙，“美芹獻曝”，而“達人杰士”們陳述自己的意見:更深知這些見解縱然獲得一些人的認同，要在行動中得到貫徹，那肯定更為艱難。[i]
兩個版本《易言》都以《論公法》一文開篇，顯然不是偶然的，因為這篇文章點明了貫穿全書的主題。因為所論“公法”，不僅僅指一般所說的國際法，而且指一種世界秩序。
文章指出:由于近代以來歐洲各國“兵日強，技日巧，鯨吞蠶食，虎踞狼貪，環地球九萬里之中，無不周游販運”，中國也已改變了先前株守于東方一隅的狀態，“廣開海禁，與之立約通商”，使東方“一變而為華裔聯屬之天下”。文章批評國人并沒有真正認清這一形勢，清醒看到中國在世界上僅“為萬國之一”，從而主動積極地融入這一新的世界體系，同時，列強也在盡量阻止中國融入世界:“若我中國，自謂居地球之中，余概目為夷狄，向來劃疆自守，不事遠圖。通商以來，各國恃其強富，聲勢相聯，外托修和，內存覬覦，故未列中國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國亦不屑自處為萬國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文章指出，中國置身于構建世界秩序的參與者之外，勢必“孤立無援，獨受其害”，為此，必須“蟠然變計”，改變以中心、老大自居的傳統觀念，自覺融入世界體系，與其他國家共同構建世界經濟與政治秩序:“夫地球圓體，既無東西，何有中邊?同居覆載之，奚必強分夷夏?如中國能自視為萬國之一，則彼公法中必不能獨缺中國;而我中國之法，亦可行于萬國。”[ii]
通觀《易言》全書，經濟方面論稅務、論商務、論開礦、論火車、論電報、論開墾、論機器、論船政、論游歷等等，政治方面，論議政、論考試、論吏治、論邊防、論交涉等等，軍事方面論水師、論火器、論練兵、論民團等等，實際上都是研究中國在所有這些領域如何真正融入世界體系，并利用對于世界秩序的構建來發展自身，以及維護自身的權益。
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所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iii]《易言》表明，鄭觀應對世界歷史的這一巨大變化，已經有了相當的深刻的認識，正因為如此，他抨擊了在中國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義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保守主義，而要求中國直面世界各國各方面互相往來、互相依賴的新形勢，以主體精神投身于創建新的文明，包含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物極則變，變久則通。雖以圣繼圣而興，亦有不能不變、不得不變者，實天道、世運、人事有以限之也。”[iv]鄭觀應所要求的變革，因此便遠遠超越了洋務運動在技術層面、工具層面上的變革。要求中國自覺地將自己定位于“萬國之一”，使全國土下從中國中心論的觀念虛構中解放出來，急超直追，而不再老大自居，固步自封，自我陶醉，這是一個整體性的、全局性的覺悟。這一覺悟的產生，標志著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真正發端。
二、“商戰”近代意義的追尋與詮釋
有研究者指出，“商戰”一語，最初出自曾國藩筆下，1862年他在《復毛寄云中丞》書中寫道:“至秦用商鞍以‘耕戰’二字為國，法令如毛，國作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戰’一字為國，法令更密于牛毛，斷無能久之理。”[v]商戰與耕戰相對，一指商務，二指征戰，而且是從否定的角度予以評價。七十年代之后，開始出現從肯定的意義上評價西方以工商為先而謀富強的言論。而努力追尋“商戰”近代意義并反復加以論釋者，則由鄭觀應肇始。
在鄭觀應這里，“商戰”系對應于“兵戰”而言。兵戰，指軍事沖突。商戰則指在市場上進行競爭。他的名一言是在他的另一部名著《盛世危言》中提出的“習兵戰不如習商戰。”[vi]說的是學習西方，僅僅熱衷于購鐵艦、建炮臺、造槍械、制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事不遺余力，遠不如象西方各國那樣傾其全力振興商務。為進行“商戰”就必須破除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重本抑末的成見:“中國以農立國，外洋以商立國。農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盡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時，小民各安生業，老死不相往來，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國兼并，各圖利己，藉商以強國，藉兵以衛商。其訂盟立約，聘問往來，皆為通商而設。英之君臣又以商務開疆拓[，辟美洲，占印度，據緬甸，通中國，皆商人為之先導，……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據興商務。安得謂商務為末務哉?”[vii]
進行“商戰”，就是從傳統的農耕經濟轉變到現代工業經濟，從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轉變到現代市場經濟。《易言·論商務》己指出:“原夫歐洲各國，以通商為大徑，以制造為本務。”[viii]《盛世危言·商戰》中更指出:“商務之盛衰，不僅關物產之多寡，尤必視工藝之巧拙。有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為晉用，去所惡而投其所好，則可以彼國物產仍漁利彼。若有商而無工，縱令地不愛寶，十八省物產日豐，徒棄己利以資彼用而己。即今力圖改計，切勿薄視商工。”[ix]《盛世危言》》一書寫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初版于1894年，是為五卷本，1896年經增刪又出版了十四卷本;1901年又出版過八卷本。1894與1896年版《盛世危言》相關論述，仍屬于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發端。
商戰，從根本上說，就是人才之戰，不僅僅需要商業人才，士、農、工各行各業都應當為“商戰”盡力。在《盛世危言，商戰下》中，鄭觀應強調指出:“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我中國宜標本兼治。若遺其本而圖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學業不興，才智不出，將見商敗，而士、農、工俱敗，其孰能力與爭衡于富強之世耶?[x]在同書《商務》篇中他更指出:“商以貿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國，與士、農、工互相表里。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制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坐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商之義大矣哉!”商戰，必須根本改變傳統的賤商觀念和士農工商等級結構，充分肯定現代企業家在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為此，鄭觀應特別抨擊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固守傳統觀念，己成為工商業發展即進行“商戰”的重大障礙:“中國不乏聰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積習太深，不肯講習技藝，深求格致，總以工商為謀利之事，初不屑與之為伍。其不貪肥者，則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圖者，必借端而胺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無護商之良法。雖欲商務之興，安可得哉?[xi]
商戰，尤需要造就一大批現代商務人才，即現代企業家與行政管理者，他們都能按照世界范圍內行之有效的規則不斷推進工商業的發展。《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務》篇中指出:中國自通商以來，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原因就在“講求商務之無人耳”:“推原其故，上在官司而下在商。官不能護商，而反能病商，其視商人之贏細也，為秦人視越人之肥膺，私真雖充，利源己塞。此弊之在上者也。至于商則愚者多，而智者寡;虛者多，而實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創者寡;欺詐者多，而信義者寡;貪小利者多，而顧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珍域己分，厚己薄人，伎求無定，心不齊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虧，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xii]鄭觀應的觀察是如此深刻，以致在一個世紀之后，他所揭示的這種在上之弊與在下之弊我們還隨處可見。為改變這一狀況，全面提高工商業者及相關行政管理者一的素質，鄭觀應要求在中央于六部之外特設商部，分設商務局于各省水陸通藺，由素有聲望的紳商為局董，支撐和保護工商業者發展實業，“必使中國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國所需于中國者，皆可運售”。同時，“必于商務局中兼設商學，分門別類，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開其智;罰其偽，賞其信;勸其創，戒其因;務其大，篇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贏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詐者可信，貧者可富，廢者可興。”同時，于各府、州、縣設之商務公所，由工商業者自行選舉商董，“毋恃官勢，毋雜紳權”，由他們自己研究謀畫，決定興廢，以使“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勢合，利無不興，害無不革”[xiii]。這里，當然不乏理想主義，未免太樂觀了一點，但是，要發展現代工商業，就必須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質的企業家與行政管理者，必須建立近代企業制度，按照確定的通行規則行事，這一清醒的意識進一步說明，在鄭觀應這里，“商戰”有著非常明確的近代意識。
三、知識、觀念、能力轉換的全面關注
啟蒙的意義，在于它不僅能站在時代前列，對于國家和社會所面臨的最急迫的問題作出回應，而且深切關注全民族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沿著科學化、理性化方向全面轉換。這也正是鄭觀應作為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發端者關注的重點。
鄭觀應尖銳地抨擊長期以來，中國“學校之制度，人各延師以課其子弟。窮民之無力者荒嬉頹廢，目不識丁,竟惘知天地古今為何物，而蔑倫悖理之事，因之層出不窮。此皆學校不講之故也。”[xiv]對于科舉考試制度，他更一再加以批評，指出:“中國文士專尚制藝，即本國之風L、人情、兵刑、錢谷等事亦非素習。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雖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無用之時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又安國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懷柔遠人乎?不能也。一旦業成而仕，則又盡棄其所學。嗚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下之無謂，至斯極矣!”[xv]為適應科舉而學習，“遂以浮華無實之八股，與小楷試貼之專工:,汩沒性靈，虛費時日，率天下而入于無用之地。”[xvi]
怎樣改變這一狀況?鄭觀應認為，首先應當廣建學校，“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廠之大本也。”要象德國那樣，“學之大小，各有次第”:首先解決普及義務初等教育問題:“鄉塾散置民國，為貧家子弟而設，由地方官集資經理。無論貴賤男女，自五歲后皆須入學，不入學者罪其父母。”然后，通過通商院、實學院、技藝院深造，杰出者再入太學院學習。[xvii]鄭觀應指出:“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強強于學，非強十人也。然則欲與之爭強，非徒在槍炮戰艦也，強在學中國之學，而又學其所學也。”[xviii]為此，他建議:“中國亟宜參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日本設文部大臣，并分司責任。聘中外專門名家，選譯各國有用之書，編定蒙學普通專門課本，頒行各省。并通傷吏督同地方紳商就地籌款，及慨捐矩款，相助者報部獎勵。務使各州、縣遍設小學、中學，各省設高等大學，一體認真，由淺入深，不容躐等。”[xix]
廣設學校，更要全面改變教學內容，以改變人們的知識結構和人們的既有觀念。他在《西學》一文中痛斥一此“自命正人者”動以不談洋務為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實是誤國誤民。他介紹西學分天、地、人三類。所謂天學，“以天為綱，而一切算法、歷法、電學、光學諸藝，皆由天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地學，“以地輿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皆由地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人學，“以方言文字為綱，而一切政教、刑法、制造、商賈、工技諸藝，皆由人學以推至其極者也。”凡此，皆是有益于國計民生之學。鄭觀應還指出:“論泰西之學，派別條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無一不精，而皆導其源于汽學、光學、化學、電學。”應用性強的各種學問，都以基礎性的學問為根基。西學還有一個根本性特點,這就是“皆實征諸事，非虛測其理”。[xx]凡此，鄭觀應認為，都值得中國師法。“西法各種，西人藉以富強，已收實效，皆有程式。我步趨其后，較易見功。由西文譯作中文，以西學化為中學，不及十年，中國人才無難與泰西相領頑。”[xxi]
為改變人們陳陳相因的習慣性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除發展學校教育外，還需大力發展社會教育。鄭觀應指出:“大抵泰西各國教育人才之道計一有三事:曰學校，日新聞報館，曰書籍館。”[xxii]興辦各種報章雜志，出版各種圖書，建立一大批報社和圖書館，便成為進行社會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盛世危言》中有《日報》篇，專論廠設日報在“通民隱，達民情”中無可替代的作用，主張各省創辦臼報，以使“民心無不愜，民志無不伸”，同時，通過報紙，使諸者不逾戶庭而周知天下事[xxiii];有《藏書》篇，專論各省應于各廳、州、縣分設書院即圖書館，“購中外有用之書藏貯其中，派員專管。無論寒儒博士，領憑入院，即可遍讀群書。"[xxiv]
要實現人的知識、觀念與能力，或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轉換，除去上述這些舉措外，最重要的，還是要根本改變統治者一以貫之的愚民、防民的思想。在《盛世危言·教養》中，鄭觀應特別指出:“暴秦崛興，焚書坑儒，務愚黔首。明季制藝之科，專圖錮蔽天下之人材。”統治者“謂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業可世守。故凡能開人聰明、啟人知識之事，悉欲抑而屏之”。這是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的一個根本原因。而橫覽環球各國，其國運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才，而人才之盛衰，莫不關乎教化。事實己證明，只要“人之靈明日啟，智慧日積”，便能“人才濟濟，國勢以強”。[xxv]正因為如此，對于人的知識、觀念、能力轉換的全面關注，必然要引向強烈要求改變現存統治制度、統治秩序，而這一方面的內容，又成為鄭觀應《易言》與《盛世危言》關鍵部分。
四、拓荒者的耕耘與收獲
近代啟蒙運動的肇始者，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都是一批思想上的拓荒者、耕耘者、播種者。他們的思想剛剛從舊營壘中走出來，但是，整個身體，事實上還生活在舊的營壘中。他們的思想還有許多地方不成熟;而為了繼續在舊的營壘中生存，他們不能不經常運用一些能被舊營壘認同的某些傳統話語，來給自己涂抹上一層保護色。鄭觀應也不例外，這也就是他的著作中常常夾雜有若「明顯與基調并不協調的言論的原因。當然，這類論述也有一部分，是為了讓人們更方便地加以理解和接受。拓荒者、耕耘者、播種者最大的困擾，就是不知自己的勞動究竟能獲得多少成果。在1901年清廷宣布實行新政之后，鄭觀應深為感慨地寫道:今朝廷有更新之詔，微聞主議者略舉數端曰:親貴游歷;科舉改章;廣設學校;考取優生，肄業泰西，各專一藝;講武備;開議院;改律例:定商律、報律;開報館;譯西書;改官制;設巡捕;廣郵政;維持圈法;廣開礦產;行印花;用民兵;重農工:保商務;開銀行;行鈔票等事。凡此皆二十年前余《易言》、《危言》中分類論及，惜守舊者惡談西法，維新者不知綱領，而政府志在敷衍，憚于改革，不求中外利病是非，只知安富尊榮，保其祿位。[xxvi]
鄭觀應為他的許多見解未更早為人所接受，許多主張未更早在實踐中被實施而感到難受。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啟蒙者的可貴也正在于此，因為他們比較早地看到了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鄭觀應的《易言》與《盛世危言》，特別是《盛世危言》一書，其實還是比較幸運的。因為它們直接啟迪了在中國后來歷史發展中領導時代潮流的三位偉人:康有為、孫中山、。光緒皇帝1895年也讀了《盛世危言》，還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該書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在當時，流通范圍如此之廣的著作，恐怕沒有第二部。拓荒、耕耘、播種，總是有收獲的，因為未來總屬于先行的啟蒙者。
鄭觀應值得人們永遠紀念者，也在于此。
注釋:
[i]鄭觀應:《易言·自序》，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64頁。《尚書·小棄》“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一句，鄭觀應引作“《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參見該書第173頁。
[ii]鄭觀應:《論公法》，見《鄭觀應集》上冊，第66-67貞。在《易言》20篇木中，本文標題改作《公法》，文字改動較大，但所論“公法者，彼此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可相維系，而不可相統屬之道也”，主旨未變，只是批評中國傳統觀念與行為者，口氣緩和不少。
[iii]《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頁。
[iv]鄭觀應《易一言·自序》，見《鄭觀應集》上冊，第66頁。
[v]《曾文正公全書》書札卷十七，參見吳雁南等《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998年版，第166貞。
[vi]鄭觀應:《盛世危言》五卷本《商戰》，十四卷本《商戰上》，見《鄭觀應集》上冊，第586頁。
[vii]鄭觀應:《盛世危言》五卷本《商戰》，十四卷本《商戰上》，見《鄭觀應集》上冊，第614頁。
[viii]《鄭觀應集》上冊，第73頁。
[ix]《鄭觀應集》上冊，第588頁。
[x]鄭觀應:《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商戰下》，見《鄭觀應集》上冊，第296-297頁。
[xi]鄭觀應:《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商務二》，見《鄭觀應集》上冊，第607,609頁。
[xii]鄭觀應:《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務》，十四卷本《商務三》，見《鄭觀應集》上冊，第615-616頁。
[xiii]鄭觀應:《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務》，十四卷本《商務三》，見《鄭觀應集》上冊，第616-617頁。
[xiv]鄭觀應:《盛世危言》五卷本《學校》，八卷本《學校上》，見《鄭觀應集》上冊，第245頁。
[xv]鄭觀應:《盛世危言·考試上》，見《鄭觀應集》上冊，第291頁。
[xvi]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見《鄭觀應集》上冊，第275頁。
[xvii]鄭觀應:《盛世危言》五卷本《學校》，八卷本《學校上》，見《鄭觀應集》上冊，第246頁。
[xviii]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見《鄭觀應集》上冊，第276頁。
[xix]鄭觀應:《盛世危言》，八卷本《學校上》，見《鄭觀應集》上冊，第267頁。
[xx]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見《鄭觀應集》上冊，第272-275頁。
[xxi]鄭觀應:《盛世危言·考試下》，見《鄭觀應集》上冊，第301頁。
[xxii]鄭觀應:《盛世危言》五卷本《學校》，八卷本《學校上》，見《鄭觀應集》上冊，第247頁。
[xxiii]鄭觀應:《盛世危言》五卷本《日報》，}四卷本《日報上》、《日報下》，見《鄭觀應集》上冊，第345、349頁。
[xxiv]鄭觀應:《盛世危言·藏書》，見《鄭觀應集》上冊，第306頁。
[xxv]鄭觀應:《盛世危言·教養》，見《鄭觀應集》上冊，第480頁。
[xxvi]鄭觀應:《盛世危言》八卷本《自強論》，見《鄭觀應集》上冊，第338-33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