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轉社會學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土地流轉社會學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土地流轉的影響機制分析

國家、市場機制、地方性制度（地方家族主義、權力網絡）是許多學者用來分析我國農村經濟制度發展與變遷的主要解釋框架，而這3個因素也構成了土地產權“鑲嵌”的社會背景，從根本上影響著土地流轉的進行。

1國家要素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由國家主導的制度創設

1949年以來，由于國家在組織領導土地運動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把自己的意志注入了農民私有產權之中，這種“路徑相關”，就使得國家可以依其意志調整產權，建立符合其意識形態的集體產權制度。當然，國家的引入非常容易導致農民所有權的殘缺，其實質是國家擁有土地的最終控制權，并通過法律、法規加以表達。從國家創設的法律分析，《物權法》第125條規定，土地經營權人可以依法對其承包經營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有權從事種植業、林業、畜牧業等農業生產。中央2001年18號文件也明確指出：“土地流轉的主體是農戶，土地使用權流轉必須建立在農戶自愿的基礎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迫農戶流轉土地，也不得阻礙農戶依法流轉土地。”《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3條也明文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應當遵循平等協商、自愿、有償，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迫或者阻礙承包方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钡菄也⑽疵鞔_土地集體所有權的主體，憲法中依舊保留了國家對集體土地的征用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權，擁有比所有權人更大的控制權，這使得農村土地權利擁有者之間的關系變得不穩定，從而阻礙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國家要素的另一體現是國家科層體系對地方政府的影響?，F有的政治體系使地方政府有按照上級要求完成上級任務的政治壓力，地方政府會想方設法實施土地流轉的政策與任務。但是，中央政府和政策決策過程的穩定制度安排從來就存在著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區別。一個基本的觀察是，中國的國家政權不是鐵板一塊，中國改革時期的政治邏輯表現在政府各部門間多種利益間的平衡、妥協和達成一致，體現了一種漸進而不是跳躍式的改革道路。因此，國家政策的決定和推行是在各個部門間的相互作用和制約下實現的。在一定的政策條件下，當國家與地方政府目標并不一致時，地方政府可以憑借其國家人角色，假借國家政策，使其偏離國家目標。比如國家希望土地流轉實現土地利用集約化經營，促進農民增收，而有的地方政府把這一目標形式主義化，缺乏為民增收的考慮，甚至侵犯農民權益。

2地方性制度進行清晰的產權界定

將農民的土地經營權不受限制地進入市場，這是當前土地流轉政策的愿景。而事實上，制度經濟學產權觀念源自于西方個體主義傳統，與我國鄉村社會建立在地方化的家族主義、村落共同體意識上的產權觀念并不一致。我國鄉村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建立在親緣、地緣基礎上的社會，家族主義傳統至今發揮影響，缺乏個體主義存在的空間。Schurmann指出，在這樣的家族主義傳統下，中國人在宗族觀念下的土地觀念，比如家財共有制、先買權的設定、典權的設定、找價、回贖權等等，都使土地無法私有化和自由轉讓，只有生產價值而沒有經濟價值。此外，傳統社會中對于田底、田面權的分割、永典權的設定，與制度學派的產權觀念明顯大異其趣。因此，當產權制度移入我國時，就會受到傳統主義的制約。此外，由于法律對集體產權主體的模糊設定，使土地的經營權基本上表現為社區成員權資格的獲得。所謂成員權，即土地集體所有制賦予村莊內部每個合法成員平等地擁有村屬土地的權利。由于成員權的存在，每當一個新的合法成員進入村莊時，他都有從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權利，而每當一個成員離開村莊時，其他人享有將其土地平分的權利。而什么樣的個體擁有成員權資格，又深受家族主義、社區派性等因素的影響。如蔣省三等觀察的一些現象：一是已棄耕的外出務工人員認為自己擁有本地戶口，理所當然有權重新索回土地承包經營權；二是小城鎮落戶者，其認為雖然戶口不在村，但是祖輩住在村里，主要家族都在村里，有權回村要求承包地。再比如出嫁、嫁入的女人，也存在著土地的紛爭。這些現象反映了成員權的靈活性，同時也是土地流轉的一種障礙。由于社區成員資格的派性，阻礙了有受讓意愿的非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進入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真正作為交易的財產進入市場而自由轉讓，因此，這種轉讓不是市場機制下真正意義的資源流動。另外，鄉村權力網絡也影響土地流轉。集體化時代以來形成的路徑依賴，使發揮原來大隊功能的村委會和村干部也就理所當然的成為集體經濟組織的代言人，擁有比農民更大的土地控制權。當然，由于其介于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的角色，村委會（大隊）干部角色也表現出復雜性，既有道德層面，又利用這種權力獲得好處。一些地區的土地流轉中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就是村委會在收回承包地過程中，出現損害農民利益的事件。此外，由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制這一法律形式，給予村集體類似于土地所有者的法人地位，而這種權利又天然的集中于干部手中，這也使干部有了主導土地流轉行為的最合理支持，當干部向營利型經紀人的方向轉變時，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干部傷害農戶土地利益的事件。

3市場機制經濟學認為

西方自由主義范式通常被認為是解決制度失效的靈丹妙藥。在這種范式中，經濟行為與政治、法律等領域分離，商品也僅僅是個人的財產，不用牽涉到任何的親屬或依附性群體。這些觀念對于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重要貢獻。土地進入市場，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匿名的關系。而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土地往往具有不可讓渡性，體現更多的是社會關系與社區意識。比如，Freedman強調土地作為中國宗族的存在與延續的經濟價值，為了保證宗族團結，往往設置族田、公田，增加共有財產，避免土地流出社區，降低宗族的實力。Schurmann則認為，我國傳統社會強調孝順，鼓勵祖先崇拜來加強祖產與家族之間的關系，確保土地在近親的范圍內延續下去，共同避免了土地私有制度的興起，以及大家族的解體。也因為如此，土地也具有了社會意義。無論是經濟意義的強調，還是社會意義的強調，鄉村社會對土地交易的慎重與過度市場化的限制是其共同點。當然，將土地保留在社區內部，也是道義經濟的體現。集體化以來，土地所有權留在集體，按人口均分經營權，其實質是防止土地兼并，同樣具有規避風險的意義。而這一考慮，當然也會內在地限制土地市場的形成，對于土地規模經營往往產生負面影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還受到地區特征的影響。由于各地市場傳統、地理區位與社會結構各不一致，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在東部地區，因其商業傳統及市場中心的地位，土地流轉市場也較為發達；而在一些遠離經濟中心，社區主義傳統強勢的地區，通過市場機制來進行土地流轉就會受到制約，比如鄉村地方非正式的限制會影響市場機制的功能，通過村干部推動土地規模經營、通過宗族選擇交易對象，通過“找價”傳統尋求增值收益的合理性等等。這一點從農村土地流轉調查課題組對江蘇南通石港與江西贑中高滕鎮的調查比較中就能看出。石港地處經濟發達的江南，有悠久的市場傳統，土地市場發育完善，土地流轉出村落的情況較多，競價激烈，合同效力很大，往往可以達每公頃15000元的年價。而地處贛中偏僻的高滕鎮，宗族意識較強，土地流轉往往在村內實現，如果要進行大規模的流轉，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委會來推動，簽訂的合同也有熟人社會的特點，價格體現的市場意義不大，最高每年每公頃3750元，在土地增值時，承包者往往會拋開合同，要求漲價。通過對這3種社會性因素的分析來探討土地經營權流轉中所涉及的產權邏輯：（1）具有物權特征的土地經營權的歷史性。土地經營權能夠作為流轉的主體，是國家意識形態性與法律設計的后果，具有歷史性與社會性，國家（政府）可以剝奪；（2）權利主體的模糊性。國家法律并未清晰規定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的具體構成，這給予地方性非正式制度解釋的空間；（3）權利分割的多元性。法律明確規定農戶的經營權，但是并未明晰土地集體所有權主體，這種模糊性使利益相關者如何分割收益權、控制權、讓渡權，要依賴社會性制度；（4）權利實現的雙重性。國家是權利實現的重要手段，通過頒布法律來實現權利的保護，社會關系與社區意識對實現權利的保護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5）讓渡權利的多樣性，以及價格機制的多樣性。市場是土地流轉的主要方式，但是地方渠道也可以實現土地的流轉，要根據所處區位、經濟傳統、地方社會形態來看待不同的讓渡方式與特點。

二結論

在具有濃厚文化和歷史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中，土地流轉不僅僅是一種市場行為，不僅僅只受經濟規律的影響。它也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進行，嵌入在社會關系之中，流轉人和被流轉人之間仍然還有一個相連接的紐帶。同時，從宏觀層面來看，我國土地產權是“殘缺”和“模糊”的，導致土地集體所有權主體虛置，土地核心處分權缺位，交易受限，農民的土地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等問題，這也為鄉村各種社會性因素的介入提供彈性空間。因此，筆者從產權社會學視角出發，認為單單依靠國家的法律制度及市場機制來討論土地流轉，脫離產權運作的社會環境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唯有加入地方制度分析，考慮國家、市場、地方性制度的互動關系和影響過程，全方位地看待土地流轉這一經濟現象，才能更清晰地解釋影響土地流轉的因素，從而為解決土地流轉中遇到的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胡亮劉月平單位：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