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設計教育與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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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藝術學作為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其內容涵蓋了人文、藝術、科技和經濟等諸多領域。然而，若將設計藝術教育作為一項產業或事業來考察，就會發現它在現代的發展與興盛，主要還是得力于科技生產力的發展與市場經濟的需求。我們只須回顧一下中國改革開放20余年的歷程，便可明白科技與市場對設計教育事業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這是由于：
第一，一切科學技術發明都有賴于設計的物化，使之成為方便、實用的產品或商品。從兒童玩具到航天飛機，從日常生活用品到各種高科技產品，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都離不開設計的參與。尤其是現代，隨著新的設計理念及高科技手段的應用，使得設計與科技的結合更趨緊密。作為知識密集型的產業之一，設計自身的“先進生產力”性質也日益凸顯。因此，在以“科教興國”的口號為標志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設計行業及設計教育事業受到空前重視就勢在必行。
第二，設計的基本功能是為實用目的服務，它創造使用價值和價值。設計的這一基本屬性決定了它與商品經濟的必然聯系。在商品經濟中，設計不僅能夠以知識密集型的造物手段為企業和商品創造高附加值，而且在整個市場經濟的運作中，還起著滿足消費、引導消費和創造消費的巨大作用。近現代以來，由于西方“消費主義”和“廢棄制”理論與實踐的形成，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不僅成為企業的信條，而且成了衡量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正是在上述市場經濟、市場競爭、消費主義和對物質利益充分肯定的條件下，現代工業設計及其教育事業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并具有了越來越重要的社會地位。
毋庸諱言，改革開放20余年來，我國的設計教育事業在自身得到長足發展的同時，也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高等設計院校陸續為社會各界培養、輸送了大批設計人才，也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然而，正如人們用“雙刃劍”的比喻來形容科技力量一樣，現代設計及設計教育事業在取得輝煌業績的同時，也日益暴露出自身的隱患，我們的教育觀念和教學內容中滲透了濃厚的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在這種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學生們一味追求實用價值，認為凡是有用的，能帶來財富的，就是有價值的，就值得去學習和獲取；反之，那些與實用價值相去較遠的人文學科（如文學、史學、哲學、美學）和人文精神（如對人生意義的思索，對社會倫理、環境倫理乃至全球倫理的關注等等），則被視為可有可無之物，受到棄置和冷落。就總體來看，在高等設計教育中，那種追求短期效益的現象普遍存在，那種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充斥于課堂內外，人們紛紛鐘情于各種短線專業和實用課程，而對學術價值和人文精神則不再關心。面對市場經濟和物質主義的巨大沖擊，我們的設計教育將如何自處？這實在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課題。看來，我們實有必要對現行的設計教育（從教育方針到教學內容）作一個深刻的反思，其中對人文精神的關注和強調則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
二、“人文精神”辨析
如前所述，在目前這樣一個歷史轉型時期，高等院校設計教育中普遍的浮躁現象和商業化取向導致傳統的人文價值受到極大的挑戰。為了匡正這一流弊，許多專家學者寄希望于人文素質教育，試圖以此來提升人的精神品格，抵御功利主義的侵蝕。然而，對于“人文精神”的具體內涵，在一般大眾中卻乏人深究。人文精神是一個外來語，英文為Humanism，從字面上看是“人”的“主義”或學說。我們不妨將它視為一種以人為主體，以人為對象的思想，或者是對人的一種關注。人文主義思潮最初萌發于15世紀西方的文藝復興，其原初形態大抵是源于一場反對宗教神學對人性的禁錮、提倡征服自然、尋求人生快樂、鼓勵自由創造和爭取個性解放的運動。
而作為一種主義或學說的明確提出，則是在18世紀法國的“啟蒙運動”。在啟蒙思想家那里，人道主義理論是以私有制為基礎，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因此他們的這種人文精神帶有典型的資產階級特征。近些年來，西方更有人將個人主義與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一道，并稱現代社會的“三大特征”，以突出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關注。總之，西方“啟蒙心態”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目前已經成為現代人類文明最強勢的意識形態，其影響已經由西方發達國家波及各發展中國家，成為判斷現代人類社會狀況的重要價值標準。在設計界，簡單搬用西方“人文精神”的一個典型例證，是對“設計以人為本”之類口號的濫用。
就字面來看，這一口號提倡“一切設計都是為人服務”的原則似乎沒錯，尤其是當它在概念上將個體的“人”與整體的“人類”混為一談時，就更具親和與蠱惑的力量。然而，正因為這一口號在概念上的含混，就使得每個人都可以站在以自我為中心的本位立場，將“以人為本”讀作“以我為本”。于是，在這面大書著“人”而實為“我”的大旗下，人們便可以理直氣壯地展開一場為滿足私欲而進行的角逐，而設計則成了這場“消費主義運動”的助推器。至于這場運動給人類文明帶來的災難，諸如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能源耗竭、信仰危機、倫理失范等等，已然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此不勞贅述。留給我們的問題只是：為什么一個標榜“以人為本”的、在主觀上極具人文關懷的運動，到頭來反倒成了戕害人類自身的禍首？對于這個關乎人類命運的問題，目前許多人文學者都給予極大的關注，并試圖對之作出解答，其中亦不乏有益的見解。例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就提出，是否可以用中國傳統文化（例如儒、道、佛）中的人文精神，對西方的“啟蒙心態”進行反思、批判，甚至彌補和重新建構？杜先生認為，這種思路可行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第一，西方的人文精神站在“以人為中心”的立場，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與沖突，以對自然的征服、破壞和攫取為主要特征。在這一觀念影響下，近代以來，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和諧機制遭到嚴重破壞，例如空氣的污染、水資源的惡化，以及其他資源的破壞等等，已達怵目驚心的地步，十分令人擔憂。然而，在中國古代，儒、道、釋各家都有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有益智慧，如儒家的“天人合一”觀點，道家的“人與萬物為一”的觀點，佛家的“眾生平等”、兼善、戒貪欲等等觀點，都是值得現代人類汲取和借鑒的寶貴精神遺產。
第二，西方的人文精神強調以個人為中心，鼓吹個人利益至上，實際上是撇開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把人當做一個孤立絕緣的個體來考察立論的，它體現著一種缺乏溝通的狹隘與自私。而在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中，除了“仁者愛人”的兼愛精神外，還有一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溝通理性，即把人當作人際關系網絡上的一個中心點。在這個網絡中，每個人或每個局部的利益都要取決于它在這個網絡中的“上下文”關系。比如，就家庭而言，個人是私，家庭是公；就社會而言，家庭是私，社會是公；就國家而言，集體是私，國家是公；就全球而言，國家是私，全體人類是公，如此等等。當個體或局部的私利與全體的公利相沖突時，不是孤立地強調一方無視另一方，而是積極地尋求二者利益的協調、和順與一致，從而在最大的限度上去謀求絕大多數人乃至全體人類的共同利益。顯而易見，在這種溝通理性和兼愛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人文精神，顯然要比西方啟蒙心態的“人文精神”來得更全面、更兼容、更通達、更辯證，因此也更加博大而完備。現代人類只有秉持著這種具有溝通理性的涵蓋性的人文精神，才有可能協調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等關系，才可能建立起環境倫理和全球倫理的新秩序。①
三、批判與建構——對人文素質教育的思考
我們從以上的反思與辨析中，大體可以明白這樣兩層意思：在現代藝術設計教學中，只講工具理性和實用主義，不講人文素養和人文精神，不行；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地簡單照搬西方“啟蒙”以來的“人文精神”用于我國的教學實際，也不行。
本文認為，要想有效地抵制工具理性和實用主義的侵蝕，糾正當前設計教學中的隱患與失誤，還需有多種渠道、多種形式的應對措施。首先，應當加大設計教育中的人文學科（包括文學、史學、哲學、美學等）選修課程的課時比例。在我國高等藝術院校中，由于招生時對考生的文化課成績要求很低，新生入學時的人文基礎知識一般比較薄弱。因此對入學后的新生及時進行人文素質教育就顯得十分必要。在海外及港臺地區，人文素質教育被稱為“通識教育”（GeneralEducation），它旨在通過各種人文知識教育和其他多元化的實踐方式，來達成人的全面發展。它的使命包括：補缺、糾偏，擺脫功利主義的狹隘與淺薄；整合、貫通，由知識的學習漸臻智慧的領悟；超越功利，超越“小我”，弘揚新的具有涵蓋性的人文精神。②人文素質教育實在是療救功利主義的一劑良方。其次，在設計專業課的教學中，應當注意人文知識與人文精神的融合與滲透。
藝術設計教學除了在公共選修課中講授人文文化知識以外，還應將相關的人文知識和人文精神融入設計專業教學的每一個環節中去，使二者成為有機的整合。比如，在講授商業廣告課時，教師可以結合廣告的意識形態功能，來強調廣告人應該負有的社會責任與商業道德；在講授公益廣告課時，教師可以結合社會公德、環境倫理和全球倫理等方面的問題（如環境保護、反對戰爭、維護和平、預防艾滋病、關心殘疾人等等），布置一些設計課題，讓同學們通過作業實踐，深入思考這些關乎人類命運的重大現實問題，以培養他們的愛心、責任感與情操。而在服裝設計、陶瓷設計、書籍設計等課程的教學中，教師則可以隨時穿插講解一些人文文化知識和優秀的人類文化遺產，以增強學生的人文修養和對歷史文脈的把握，從而使他們能夠在設計實踐中融入更多的人文內涵。
當然，對這些課程的具體操作及講授內容的深淺優劣，還要取決于任課教師的素質與水平，因為教師畢竟是實現教學目的的關鍵一環。再次，除了在課堂上加強人文知識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育以外，還應通過各種講座、論壇、報刊以及其他輿論形式，在大學校園中喚起對商業化及功利主義的警覺意識，建立起對各種流行思潮的批判性思考。從歷史上看，各國的大學均不同程度地扮演了“社會良心”的角色，因為，大學是知識分子群體的集中地。由于“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他們不屬于任何特定的經濟階級，知識和思想是他們唯一的憑藉，所以他們才能堅持自己的思想信念，以獨立不羈的精神人格，對各種社會現象持客觀的批判態度。在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中，就強調大學應當獨立而充分地就各種社會問題發表意見，“通過不斷分析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趨勢，增強批判功能和前瞻功能，并成為預測、警報和預防的中心。”④
當然，我們所說的大學的批判，其性質有別于流行的傳媒觀點和市井牢騷，它是一種建立在人類社會主流價值觀基礎之上的、具有嚴肅的學術精神和學理支撐的批判形式。面對社會上流行的各種庸俗化、功利化思潮，只有充分發揮大學的批判功能對其進行抵制和清理，才有可能在校園中重新建立起一種健全的、富有涵蓋性人文精神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從而給大學生的人生觀以正確的導向，使他們成為既有專業知識和技能，又有健全的人格和人文素養的高質量的人才。總之，在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我國高等設計教育和其他學科的教育一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何“在經濟功能和文化功能、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實用性和學術性之間尋求合理的張力并重塑大學的社會形象”這對所有的教育者、研究者和決策者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考驗和現實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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