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政策改革開放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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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方面、多渠道扶持民族教育在資金上，《關于從民族地區補助費中適當安排少數民族教育經費的建議》提出:少數民族教育建設，在保留原有的特殊照顧之外，“允許地方收入增長部分全部留給地方，中央補助的數額每年遞增百分之十，并決定設立“少數民族教育補助專款”。在招考制度上，為擴大少數民族學生入學比例，黨和政府要求中等專業學校，須“注意招收少數民族學生”，“注意照顧文化薄弱地區和民族地區”高等學校，應“對少數民族學生執行擇優錄取的政策傾斜和照顧，尤其是對民族自治區域學生的錄取比例不低于少數民族人口的比例”。在師資方面，黨中央強調，應加強民族教師隊伍建設，改善民族教師的工作、生活條件。《關于邊境縣(旗)、市中小學民辦教師轉公辦教師的通知》指出:各邊境縣的民辦教師，經考核合格者，均可轉為公辦教師;在少數民族山區、牧區的民辦教師，由各省(自治區)有計劃地安排勞動指標，擇優、分批地轉為公辦教師。《關于進一步加強民族教育工作的報告》強調，“加強在職教師的崗位培訓工作，是提高少數民族區域教育質量的關鍵，也是教育事業調整的主要內容”，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建設工作”。［總的來說，這些扶助政策基于對我國民族教育實際的把握，抓住了資金、師資、招錄等關節點。它們的實施，對于促進民族教育的發展，推動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采取適合民族特點的教學教育形式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發展民族教育事業中強調要充分照顧民族特點，即在指導思想上實事求是，在政策制定上因地制宜。具體而言:首先，發展民族寄宿制基礎教育。寄宿制民族中小學，適應于人口較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牧區和山區，有利于提高入學率與教學質量。改革開放初期，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不僅在偏遠民族地區建立了一批寄宿制學校，而且對住校生實行了助學金制度。其次，統籌民族文字教材的編撰工作。黨中央強調，“編譯少數民族文字教材，既要注意教材的統一性，也要注意靈活性，把社會主義內容同民族形式結合起來”，還指出:各級政府應采取有效措施，“恢復和建立民族語文的翻譯出版機構，調配足夠的懂行的業務人員充實編譯隊伍”，“恢復民族教育的津貼辦法，改善民族教材編譯人員的生活條件及工作條件”。再次，增加民族學校的教職工編制定額。教育部、國家民委要求:“由于民族學校某些特殊性，還應對民族學校的編制予以放寬。民族學校，包括小學、中學、中專和大專的教師、職工編制，應根據實際需要，是的放寬”。此外，黨和政府特別注意“雙語”教學的推廣工作。教育部指示:必須“在有民族文字的少數民族中小學中，應盡快恢復民族語文教學，是學生首先學好本民族語文，并根據需要同時學好漢語文”。以上政策的相繼出臺表明，中國共產黨對于民族教育及其發展已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最為明顯地是根據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特點確定了民族教育政策走向以及發展思路，為我國的民族教育政策和工作的發展前景指明了正確方向。
3.舉辦特殊形式的民族教育為解決民族地區人才缺乏的難題，這一時期黨和國家開始探索加快民族地區人才培養的新途徑，在內地開辦民族基礎教育學校和民族班就是其中一個。《關于落實中央關于在內地為辦學培養人才指示的通知》指出:計劃在中國內地創建學校或者舉辦民族班，并且每年招收1300名到1500名藏族學生。在全國十六個省(直轄市)的中等以上城市(區)選取條件較好的一至二所中學舉辦班。內地班(校)在讀人數已近8000人。在民族高素質人才培養上，黨和國家除恢復和發展民族學院外，還創建了普通高等學校民族班這一特殊形式，并將其作為支援邊疆及民族地區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措施之一。教育部頒發的《關于在部分全國重點高等學校試辦民族班的通知》要求:自1980年秋季開始，“有重點、有計劃地在全國部分重點高等大學舉辦了少數民族班”并逐步根據情況擴大到中央有關部委和地方高等院校。此外，針對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教育部和國家民委聯合頒發了就《關于加強領導和進一步辦好高等院校少數民族班的意見》以及《關于教育部部屬高等院校少數民族班畢業生分配問題的通知》等文件。可以說，這些措施的出臺，既有利于少數民族學生教育質量及各方面綜合素質得到了較快提高，又實現了民族教育辦學模式與發展路徑的多元化，促進了民族教育事業的大發展。
4.調整民族學院的辦學方針長期以來，民族學院作為具有鮮明特色的民族高等教育機構，在培養少數民族人才，培訓民族政治干部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面對改革開放后，民族地區民族政治干部和專業技術干部都比較缺乏的狀況，國家民委與教育部聯合印發的《關于民族學院工作的基本總結和今后方針任務的報告》，該報告就關于民族學院關于新時期的工作開展與發展前景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針，也就是“各民族學院必須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堅決執行新時期黨和國家對民族工作的任務，大力培養四化所需要的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政治干部和專業技術人才，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報告同時還強調，“民族學院既有黨政干部培訓的，又具有培養專業性人才的系、科。嚴格地講，民族學院與一般的少數民族政治干部學校和一般的少數民族綜合性大學是有所不同的，而是完全兼有這兩個方面的少數民族高等院校”。以上這些論述，不僅改變了民族學院過去僅只“培養普通政治干部為主、迫切需要的專業技術性人才為輔”的思維方式，同時還將培養專業技術干部與培養政治干部并列為新時期民族學院的主要任務。通過這一調整，切合了民族地區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也繼續突出了民族學院的辦學特色。另外，為了適應“四化”建設的發展，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關于民族院校干部輪訓轉向正規培訓的意見》系統明確了“各民族學院黨政干部輪訓要逐步過渡到正規培訓，其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少數民族干部的專業、知識水平”的要求，并制定了民族院校干部培訓教育的發展規劃，還詳細規定了班級設置、招生要求和學制學時等。
二、改革開放初期民族教育政策的特點
1.民族教育政策著眼于新的時代環境針對改革開放后，我國民族工作面臨的與過去截然不同的環境，黨和國家著眼于服務經濟建設、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大局，把促進民族教育事業發展與變化了的客觀環境相統一，使民族教育政策既符合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又貼近少數民族地區群眾的生產生活。例如，黨中央將民族教育政策的指向由過去強調少數民族干部的輪訓和培養，逐步轉為對少數民族群眾文化教育的普及與提高，尤其在資金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等等。可以說，依據新的時代環境，對民族教育政策做出的方向性和策略性的及時調整，既反映了改革開放后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不斷發展變化的實際，也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對于民族教育的可持續發展規律和建設規律的認識得到了更進一步地深入，從而開創了我國民族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2.民族教育政策開始納入法制化軌道十一屆三在全會后，為了貫徹落實民族教育政策，維護少數民族教育的平等權利，黨和政府在頒布和修訂各類法律法規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到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強調用立法的形式保護和發展民族教育。1982年通過的《憲法》，在總綱中明確規定: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主地管理本地區的教育、文化、衛生、科學及體育事業”。關于通過的《民族區域自治法》強調:“國家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努力幫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并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依據國家法律規定，結合民族特點和實際需要，自主地發展民族教育事業。可見，新時期黨和政府改變了過去在民族教育工作中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轉而依靠法律法規這一長效手段，使民族教育工作做到有紀可循、有法可依，這標志著我國民族教育政策及工作步入了法制化階段。
3.重視民族教育政策體系的構建縱觀改革開放初期黨的民族教育政策，從內容上來看，政策的覆蓋面越來越廣，其中關于在內地開辦民族基礎教育學校和民族班、民族院校轉型發展、民族寄宿制學校建設等政策，均是第一次在黨和政府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從層次上來說，不僅有指令性政策、建議性政策，還出臺了保障性政策、監督性政策以及較為詳細的民族教育發展規劃等，使民族教育政策的系統性、可操作性、延續性增強;從結構上域自治法》為基本依據，以全國性的民族教育政策為導向，以各級地方自治條例、地方性政策法規為主要內容的民族教育政策體系，為民族教育工作順利開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此外，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也越來越多的論及民族教育問題，反復強調了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指導性意見。綜上所述，改革開放初期黨的民族教育政策，內容更為充實、層次更加分明、結構逐步完整，與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實際結合得愈加緊密，突顯了政策的現實性與創造性，有力地保證了少數民族文化教育事業的恢復和發展。
作者：胡超磊劉源泉單位：三峽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江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