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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美國著名的左翼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創立了馬克思的生態學。福斯特在其標志性的著作《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中,重新解讀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以馬克思所處的歷史背景和馬克思的思想發展為基礎,致力于馬克思的生態思想的重建,為馬克思主義生態觀作了迄今為止最為系統的、最為全面的辯護,恢復了馬克思作為生態學家的本來面目,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思想的現代意義。
關鍵詞:福斯特;馬克思主義;生態批判;生態觀
Abstract:AsafamousAmericanleft-wingscholar,JohnBellamyFosterfoundedMarx''''secologyonthebasisofecologicalMarxismandeco-socialism.InhisfamousbookMarx''''sEcology:MaterialismandNature,FosterreinterpretedMarx''''smasterpiecesandrebuiltMarx''''secologywiththedevelopmentofMarxthoughtanditshistoricalbackgroundtakenintoaccount.Thus,hedefendedmostcomprehensivelyandsystematicallytheMarx''''secologicaloutlookagainstvariouscriticismsthatMarxismwasanti-ecologictorestorehistoricaltruth.ForsterrevealedprofoundlywhatMarxthoughtoftheecologyandexpoundeditsmodernsignificance.
Keywords:JohnBellamyFoster;Marxism;eco-criticism;ecologicaloutlook
長期以來,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當代綠色理論中,馬克思常常被看做是一位反生態的思想家,馬克思的思想體系內固有的生態觀點被完全忽視。經過數十年的爭論,指責馬克思缺少生態意識的觀點現在已被證明與事實完全不相符。許多對馬克思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評者最近都不得不承認,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著大量值得注意的生態思想。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批判在學界和社會運動中仍然頗有市場。在對這種批判的眾多回應中,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處于顯赫的地位。福斯特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從事生態學問題的研究。2000年,他的《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一書出版,標志著他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創立。他為馬克思主義生態觀作了迄今為止最為系統的、最為全面的辯護。福斯特緊緊跟隨馬克思的理論足跡,以充分的理性根據展示了作為生態學家的馬克思,以雄辯的事實恢復了馬克思作為生態學家的本來面目,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思想的現代意義。
一、福斯特對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辯護的由來
福斯特對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辯護經歷了一個過程。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一書的前言中,福斯特寫道,由于他一直非常熟悉馬克思的著作,因此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過對馬克思的生態批評。他深知馬克思在其著作中的許多地方都表現出了濃厚的生態意識。但是在寫作《脆弱的星球:短暫的環境經濟史》(1994)的時候,他仍然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馬克思的生態觀點在其思想中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認為這些生態觀點對于我們今天的生態學知識并沒有什么新的或實質性的貢獻;認為馬克思的生態思想對于生態學發展的重要性僅僅在于其提供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而在通常情況下生態學所使用的都是非歷史的和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概念[1]Ⅰ。
福斯特承認,起初,他強調的重點在于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它根植于馬克思的實踐觀。這種觀點,“好像沒有為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探討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學問題留下什么空間”[1]Ⅱ。福斯特思想的根本轉折點,發生在他的《脆弱的星球:短暫的環境經濟史》出版后不久。當時,他的朋友約翰·馬吉(JohnMage)指出了福斯特所犯的錯誤認為資本主義的反生態傾向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17世紀的科學革命,特別是來源于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Bacon)的著作。約翰指出了馬克思與培根的關系以及在17世紀出現的“支配自然”這種思想的歷史意義。由此,福斯特意識到,必須從頭重新認識科學與生態學的全部問題,必須根據馬克思思想體系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從頭重新辯證地考察馬克思的理論及其與生態學的關系。因為,無論是“生態社會主義者”想把綠色理論移接給馬克思,還是把馬克思移接給綠色理論,都無濟于事。正如培根所言:“若期待用在舊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來在科學中取得什么巨大的進步,這是無聊的空想。我們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僅有極微小可鄙的進步,我們就必須從基礎上重新開始。”[1]Ⅳ
福斯特重新考察馬克思的理論以及它與生態學的關系,是從追溯唯物主義的基礎開始的。這種追溯的驚人發現是,培根和馬克思,甚至達爾文的唯物主義都可以追溯到一個共同的起點伊壁鳩魯(Epicurus)的古代唯物主義哲學。作為一位偉大的古代啟蒙者,伊壁鳩魯著作中的觀點被培根、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這些各具特色的思想家所吸收和采用。福斯特承認,伊壁鳩魯哲學為自己提供了一幅唯物主義生態學出現的連續畫面。同時,根據一條密切相關的研究線索,福斯特發現,對德國偉大的農業化學家尤斯圖斯·馮·李比希(JustusvonLiebig)的著作的系統研究,導致了馬克思得出人類與自然關系中的“新陳代謝斷裂”這個中心概念(這是馬克思對自然異化的成熟分析)。在“第二次農業革命”背景下出現的關于土壤退化的討論中,直接包含著馬克思對生態問題的許多論述[1]Ⅳ-Ⅴ。最終,福斯特得出結論:“馬克思的世界觀是一種深刻的、真正系統的生態(指今天所使用的這個詞中的所有積極含義)世界觀,而且這種生態觀是來源于他的唯物主義的”[1]Ⅲ。他由此寫下了《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
二、福斯特對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辯護的指向
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的導論中,福斯特對馬克思的生態批評者的論據作了總結。他指出,批評者對馬克思的生態批判,通常采用以下六個論據。第一,馬克思著作中的生態觀點與其著作的主體內容沒有系統性的聯系,因此被作為“說明性的旁白”而拋棄。第二,馬克思的生態思想被認為是不成比例地來源于他早期對異化現象的批判,而在其后期作品中則較少出現。第三,馬克思最終沒有解決對自然的掠奪問題(沒有將其融入他的價值理論),而是采取了一種“普羅米修斯主義的”(支持技術的、反生態的)觀點。第四,作為“普羅米修斯主義的”論據的一種必然結論,就是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經濟進步已經解決了生態限制的所有問題,并且生產者聯合起來的未來社會將存在于物質極大豐富的條件之中,無需“對稀有資源的分配問題采取認真的態度”或者提出一種“具有生態意識”的社會主義。第五,他們認為馬克思對自然科學或技術對環境的影響不感興趣,因此他并不具備研究生態問題所需要的真正的自然科學基礎。第六,馬克思一直被視為“物種主義者”,即把人類與動物徹底分開,并認為前者優于后者[1]11-12。
福斯特對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辯護,就是從對上述批評予以分析和堅決批駁而展開的,他跟隨馬克思的理論足跡,致力于系統地重建馬克思的生態思想,試圖“理解和發展一種對于我們今天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的革命性的生態觀”[1]2,進而恢復馬克思作為生態學家的本來面目。
福斯特指出,生態思想不僅不是馬克思著作的“說明性的旁白”,相反是馬克思思想體系的主要思想和核心內容。福斯特認為,伊壁鳩魯唯物主義是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義的一個起點[1]15。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在伊壁鳩魯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沿著實踐的方向發展而成的。但是,馬克思在將唯物主義轉變成實踐的唯物主義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放棄他對唯物主義自然觀屬于本體論和認識論范疇的唯物主義的總體責任[1]7-8。馬克思認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以及物質觀/自然觀與社會觀之間應該保持著一種持久而緊密的聯系[1]8。他一直把自己的唯物主義定義為屬于“自然歷史過程”中的一種唯物主義。他強調社會歷史的辯證關系特征和社會實踐對人類社會的根源性。因此,任何把唯物主義與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學相分離的企圖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反對[1]8。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明確表達了把一種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一種唯物主義自然觀以及自然歷史的所有力量結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1]9。福斯特認為,徹底的唯物主義只有將它與現實的自然/物理條件,實際上是與更大范圍的自然界聯系在一起,才有可能產生。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本質上是生態的唯物主義,馬克思的世界觀是生態世界觀。在此基礎上,福斯特進一步闡明了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對解決生態危機的重要意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對解決生態問題具有巨大的潛在優勢,正是因為它所依賴的社會理論屬于唯物主義:不僅在于這種唯物主義強調物質生產條件這個社會前提,以及這些條件如何限制人類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這種唯物主義從來沒有忽視過這些物質條件與自然歷史之間的必然聯系,也就是與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必然聯系。這說明了一種生態唯物主義或一種辯證的自然觀歷史觀的必要性[1]22。福斯特認為,徹底的生態學分析同時需要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兩種觀點[1]16。
福斯特指出,在馬克思的思想體系中,生態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這不僅廣泛體現在他早期對異化現象的批判中,而且還大量體現在馬克思后期的成熟作品特別是《資本論》中。馬克思在其早年著作中(例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就從生態學的角度詳細分析過人類與自然的異化問題。這種趨勢在馬克思的成熟著作《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和《經濟學批判大綱》等中,由于對人類生存和人類與土壤的關系以及資本主義農業的全部問題的關注而得到加強。馬克思思想中的這些主題在后來的著作中并沒有消逝;相反,在馬克思最后十年所寫的人類學著作中,隨著他試圖解決史前問題和原始公社的形式問題,這些主題又呈現出新的意義[1]23。
福斯特指出,馬克思從來沒有對自然采取“普羅米修斯主義”的態度,相反他對資本主義剝削和掠奪自然的問題進行了深刻而系統的批判,并指出了問題的解決路徑。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城鄉之間相互敵對的分裂,使新陳代謝中出現了“一個無法彌補的斷裂”。修復這種斷裂,消除人類與土地關系的異化,就必須超越資本主義,廢除雇傭勞動,建立生產者聯合的社會。具體來說,解決對自然的掠奪問題,必須對人類和土地之間的關系進行革命性的轉變,廢除城鄉之間的敵對關系,使人口分布更為均勻;農業和工業相結合;剝奪地產,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發展理性農業,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發展循環經濟,“減少”和“再利用”排泄物,等等。唯其如此,才能恢復社會與自然之間合理的新陳代謝。
福斯特指出,馬克思反復強調,由于財產私有制,資本主義的技術和經濟進步根本解決不了生態限制的所有問題。馬克思把“自然的掠奪問題”的最終解決交給了“生產者聯合起來的未來社會”。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就是通過聯合的方式積極廢除私有財產。這種積極的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共產主義社會,不再因為把私有財產制度和積累財富作為工業的推動力而被異化,“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2]。馬克思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觀同時成為一種歷史的超越征服了異化社會。可見,生態價值觀是馬克思未來社會理論本身的內在要素和應有之義。
福斯特還論證了馬克思生態思想的自然科學基礎。他指出,馬克思對生態的見解并不只是一位天才瞬間閃爍的火花,而是來源于他對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19世紀的社會環境所進行的系統研究,而這種系統研究又是通過他對唯物主義自然觀的一種深刻的哲學理解而進行的。馬克思認為,如果一門自然科學要完全成為科學,那么它一定應該是唯物主義的。任何對變化的歷史發展和可能性的研究都不能脫離對自然—物理科學的研究。因此,馬克思嘔心瀝血,終其一生,不懈地與自然科學的發展保持一致。那種認為這種做法只是恩格斯的固有做法而與馬克思無關的觀點是錯誤的,馬克思的關于自然科學的筆記是最好的證明[1]10-11。而正是唯物主義和科學的發展才促進了馬克思本人的生態學思維方式的產生。
三、福斯特對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辯護的方法
為進一步對馬克思主義生態觀進行理論辯護,福斯特還揭露了馬克思的批評者的錯誤根源和手法。
一是二元對立的思維。福斯特指出,多數的理論分析都集中于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的對立[1]20。在這種爭論中,馬克思往往被當做人類中心主義的代表,而成了自然的大敵。這樣,馬克思主義就被看做是等于人類中心主義,等于反生態主義。事實上,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這種二元對立的思想,對于我們理解人類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的、真實的、不斷變化的物質條件并無裨益。相反,它往往妨礙了知識和有意義的實踐的真正發展。實際上,這種觀點中所體現出來的二分法往往使“人類與自然”相對立的觀念長期存在[1]21。因此,這種觀念正是造成生態問題的根源。當代綠色理論之所以失敗,就在于它與同時屬于唯物主義也屬于辯證法的思維方式難以協調一致[1]23。
二是無知與混淆。福斯特指出,馬克思的批評者對真正的唯物主義歷史知識知道得并不多,缺少對馬克思的著作進行歷史性考察。因此,在對馬克思的生態批評中,許多批評都常常是將馬克思與馬克思本人所批評的其他社會主義理論家相混淆。正如讓-保羅·薩特(Jean-PaulSartre)所說:“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只是一種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明顯復活。”[1]151馬克思之所以遭到攻擊,就在于他被假設為技術的“普羅米修斯主義”的觀點,即使他本人強烈地反對這樣的“普羅米修斯主義”的觀點,也被他自己的批評蒲魯東(Proudhon)的《經濟矛盾的體系》這本著作所抵消了。同樣,馬克思被指責為沒有認識到自然對財富的作用,即使他尖銳地批判過德國社會學家費迪南德·拉薩爾(FerdinandLasalle)所采取的“超自然”[1]12的觀點(這種觀點把勞動作為財富的唯一源泉,并因此而忽視了自然的作用)。
三是簡單化地貼標簽。福斯特指出,對“普羅米修斯主義”的指責,其內部隱含著一定的反對現代主義的假設:這種后現代主義的假設在許多綠色理論中都成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的環境保護主義,好像應該需要的只不過是拋棄現代性本身。這樣,對“普羅米修斯主義”的指控就是繞了一個圈之后,把馬克思的作品以及整個馬克思主義都貼上了現代主義這么一個標簽。然而,相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馬克思在很多著作中都對蒲魯東的機械“普羅米修斯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如此看來,把馬克思批判蒲魯東的機械“普羅米修斯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張“普羅米修斯主義”,這是對歷史的無知。
參考文獻:
[1]約翰·貝拉米·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M].劉仁勝,肖峰,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