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工業可持續發展思想及績效對比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鄧小平工業可持續發展思想及績效對比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關鍵詞】工業/可持續發展/績效比較
【正文】
［中圖分類號］F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6566(2001)01-0013-06
把中國建設成為工業化強國，是鄧小平的共同夢想和追求，本文試圖通過對他們發展工業的思想、實施績效的比較，為中國工業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做一初步探討。
一、奠定工業基礎，堅持均衡布局——的工業可持續發展思想
1.對新中國工業建設和發展的持續性要有充分認識
經濟的均衡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沒有經濟的均衡發展，就不可能消除貧困，也就談不上可持續發展。建國以后，以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形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工業發展和建設的共識。“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里面，情況是復雜的，國民經濟原來又很落后，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上半世紀。”[1]對于6億人口的大國，要改變貧窮落后面貌，就要發展經濟，發展經濟就要走工業化道路。由于舊中國落后的經濟基礎，中國工業化道路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完的道路，必然是漫長的。這是同志在分析我國國情后，對新中國工業化建設作出的科學判斷。
2.發展工業必須進行三大改造，實現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統一
認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去進行的”，“如果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根據蘇聯當時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強調在發展經濟，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要把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分裂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的大量資金，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除農業稅外，就是發展生產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生產農民需要的生活資料，為國家積累資金。工業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即就是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他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已非常清晰地分析了工業和農業兩大產業部門之間互相依靠，互為條件，共同促進的關系。正是由于這種思想，從1953年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強制要求全國各地從三種社會經濟的基本形式向統一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過渡。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們用八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2]并開始了從全國整體上進行了工業布局、發展重點的調整。
3.在工業生產布局上，充分利用沿海，實行均衡布局
根據當時國內工業的布局狀況，在《論十大關系》中，首先提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其一是工業發展的重點次序和投資比例，即重工業既是優先發展的重點，又是投資的重點，但又要處理好農輕重的關系。其二是把正確處理沿海與內地發展的關系作為我國工業建設過程中的重大關系之一提出來。對于二者關系，他認為“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3]很顯然，這種布局既是為經濟發展平衡考慮，也是為了工業發展的持續性而作出的選擇。重要的是在當時經濟條件下，他對中國礦產資源的分布狀況是很清楚的。“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4]因而，新的工業大部分擺在內地，就會產生三個方面的積極作用。首先是新的工業企業設在內地，對當地生產力的提高是一個很大促進，加速了區域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單一的農業生產布局格局；其次是“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考慮了對國家安全的需要；再次是與資源的分布相結合。因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工業布局是一個生產和原料、燃料相脫離，產品與市場需要相背離的格局，內地布局新的工業，有利于合理利用資源，節約成本，避免加重沿海的畸形分布狀況。
在建立工業基礎，實現均衡布局的思想指導下，將沿海的許多重工業企業，直接實行了整體搬遷，甚至遷到了交通不便的大三線地區，又在內地建立了一批初具規模的、行業較為齊全的工業基地，實現了工業均衡布局一步到位，改變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為我國工業走向持續、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盡管在實現工業布局時出現了偏差，為達到地區平衡出現了新的不合理狀況，但從總體上說，在全國各地均衡地打下工業發展的基礎，推動一個國家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實現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無疑是正確的。
二、調整工業發展思路，實行非均衡布局——鄧小平的工業可持續發展思想
1.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發展重點
的工業化思想在全黨形成共識并付諸實施后，各部門的工作重點都圍繞工業化建設展開。1954年鄧小平當時主管全國財政工作，強調要把國家財政放在穩固的基礎上，確保社會主義工業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必須減少一切可以節減的開支，克服浪費，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末期的設想，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完成兩個改造。此后，他非常明確地告訴大家，不同的階段國家有不同的發展重點，部門工作也有不同的工作重點。今后的主要任務是建設，是發展工業，要依據八大提出的任務，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調動一切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而奮斗。這個任務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完成，而且比搞革命更困難一些，因為我們的本領很差。因此，這一時期鄧小平和在革命完成后，在工作重心的確定上是相同的，而且根據自己對國情的判斷，對經濟建設，特別是當時工業建設狀況中的錯誤提出了尖銳批評，也產生了后來他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對我國工業布局與調整的一系列可持續發展思想。
2.立足資源基礎，合理確定目標
在60年代，鄧小平同志對我國工業的發展問題是在立足現實的基礎上，展望發展前途的。他認為，必須摸清我國現有的工業基礎、資源基礎，確定合理的發展目標，決不可貪大求全，以圖短期內達到目標。“我設想，是否先提一個近期目標，如再經過五年至七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立一個全國范圍的獨立的工業體系”，為農業、為國防建設的更快發展打下基礎。因為在舊中國工業的基礎上要建立新的工業體系，并且要在幾十年的時間內成為世界上主要的工業強國之一，從工業體系的總體設計到每個大中小型企業規模的確定都是非常困難的。而實現問題是工業建設的首要資源人力資源十分匱乏，雖經建國后13年的大力培養；但仍不能滿足各部門對技術人才的要求。我國從1962年起，人口卻以每年凈增1300萬的速度增長，形成了發展建設人才供給不足和消費人口過剩的巨大反差。其次是技術水平低，技術力量薄弱，影響產品的自主開發能力。1963年全國機床只有60萬臺，精密的、大型的、特種的很缺乏。其次是建設資金不足，影響投資能力。所以大量工業建設所需要的石油、煤炭等原料無法開采，能源供應短缺；有色金屬的開采冶煉就更置后了。鑒于這種基礎狀況，鄧小平同志主張以現有的資金、技術、人力資源為基礎，優先加強基礎工業建設，解決基礎薄弱問題，才能縮小與其他工業強國的差距，也才能形成巨大的生產能力，解決眼下新增人口吃穿用的壓力問題。從我國工業發展的實際情況看，正是從1960年開始，由于凈增人口對生活資料的巨大需求，影響到中央決策。本來在“一五”期間和“二五”初期，曾以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而到1959年則將發展次序反了一下，變為農、輕、重，把重工業放到第三位，直接影響到對重工業的投資。對工業發展次序的改變和發展重心的轉移，在當時條件下，也是迫不得已的，反映了人口增長和工業生產的不和諧，由人口因素影響到基礎工業，再到制約整個工業的可持續發展。但鄧小平在這一時期解決基礎工業薄弱問題的先見之明，直到現在，我們還能感受到正是由于當初次序調整投資不足，基礎工業沒有超速發展，使得后來急功近利的結果是工業產業結構不合理，產品質量低劣，基礎工業始終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
3.調整工業發展思路，注重發展速度和發展重點
鄧小平自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后，即著手對工業進行整頓，并對鋼鐵工業、國防工業的整頓作了明確指示，在當年8月《關于發展工業的幾點意見》中，對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從工業區、工業城市發展方向是否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的互補方面；從引進技術加速工業技術改造和產品更新方面；從企業的管理、科研力量、產品質量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這一時期我國工業開始恢復和發展。
鄧小平1978年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針對原有工業布局在全國各地區大而全、小而全的布局狀況，看到了這種均衡布局的潛在缺陷。一是現在發達國家的工業產業布局經過這幾十年的調整已有很大變化，我國原有布局顯得不適應時展潮流。二是工業均衡布局忽略了經濟的效率原則。而當前國家經濟狀況要求在效率與公平的選擇上，應以效率優先。鄧小平根據經濟發展的總體思路，對工業發展布局作出重大調整，改變均衡布局，實施非均衡布局。工業發展在“充分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的老底子”的基礎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5]為此把工業發展的重點向基礎好的沿海地區傾斜。這一思想既是對我國工業發展經驗的總結，也是對工業發展思想合理內核的繼承。
在調整了工業發展的大局后，對工業的發展速度作了調整。1982年，鄧小平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時說：“今后十年經濟發展不會太快，因為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太多，各種比例失調。五年至十年以內，經濟發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長百分之四，達到百分之五就了不起了，我們希望下一個十年也就是本世紀最后一個十年的經濟發展速度更高些。”[6]“前十年打好基礎，后十年高速發展”，要根據國情穩定進行。而從1990年后半年開始，他一直強調：“現在特別要注意經濟發展速度滑坡的問題，我擔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兩年沒問題，如果長期這樣，在世界上特別是同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比，也叫滑坡了。”[7]“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8]適當的速度就是要保證本世紀末的這10年能再翻一番。顯然這個增長速度，針對工業發展而言，則要求更高一些。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在投資方向上，為給本世紀末的最后10年更快發展做準備，鄧小平不止一次強調，從整個經濟發展的戰略出發，這種準備包括四個方面，一個是能源，一個是交通，一個是原材料，一個是智力。“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資方向、資金使用方向等，我贊成加強基礎工業和農業。基礎工業，無非是原材料工業、交通、能源等，要加強這方面的投資，要堅持十至二十年，寧肯欠債，也要加強。這也是開放，在這方面，膽子要大一些，不會有大的失誤。多搞一點電，多搞一點鐵路、公路、航運，能辦很多事情。”[9]應當克服困難下決心，先上大型骨干項目，特別是煤、電、油這些能源項目，這些項目關系到整個工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問題，寧可壓縮一些加工工業的小項目，也要優先安排先上大項目。“我建議組織一個班子，研究下一個世紀前五十年的發展戰略和規劃，主要是制定一個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的發展規劃。要采取有力的步驟，使我們的發展能夠持續、有后勁。”[10]在這一指導思想下，國家對能源工業的一些大項目布局上充分利用自然資源，解決電力供應安排在西南和中部地區，交通運輸和原材料加工業向基礎好的東部沿海地區傾斜，為后10年東部沿海地區的高速發展，工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準備了條件。
三、不同思想實施后產生的效果
1.工業均衡布局產生的實際效果
由上可見，盡管、鄧小平在我國工業的可持續發展上體現了不同的思想。但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為了盡快地把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發達的工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達到國富民強。其具體策略實施后，由于領導者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經濟發展狀況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實際效果。
以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確定工業發展必須均衡布局，是以歷史上形成的不平衡分布為參照，也是以我國資源分布狀況為現實依據的。所以，我國的工業化過程，在蘇聯幫助下，“一五”期間迅速建立了一大批現代工業企業骨干，考慮到國防安全和生產力合理布局，重點進行華北、西北、華中等新工業區建設。這期間進行的694個限額以上工業建設項目中，絕大部分在內地，僅有小部分在沿海。60年代中期，出于備戰考慮，加強三線建設，據不完全統計，從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線部署的新建、擴建、續建的大中型項目達300余項，由“一線”遷入“三線”的工廠有49個。總之，從1956年以來約有2000多個大中型企業，包括國防工業企業，在這些省區建立起來。這30多年直接向內地傾斜的效果，為內地建立了初具規模的各類工業基礎，使原來舊中國畸型工業布局得到了實質性的改觀，為內地經濟持續發展，也為我國工業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盡管現在看來，這種工業布局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天然缺陷，與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存在不同程度的背離，沒有體現效率原則，也沒有使內地廣大地區的人民擺脫貧困，犧牲了東部地區的發展速度。但無論怎樣分析，這種結果帶來的積極作用和跨時代的戰略意義將是持久的。
首先，向內地投資的傾斜，直接刺激了西北、西南區域經濟的發展，實現了本區工業的高速增長，為推動國家工業化進程打下了基礎。統計表明，1953年至1978年期間，陜西工業總產值增長率達20.1%，四川達到11.8%，貴州為11.2%，青海為16.3%，內蒙古為15.0%，山西為12.0%，而同期上海為10.1%，天津為8.9%，遼寧為10%，這些有很好老底子的城市，沒有很好發展，拿出更多的力量來支援內地的工業建設。
其次，這種工業布局雖是為實現領導人均衡布局的思想，但從工業結構看，這些項目中重化工業和軍事工業占有很大比重，這些企業都充分利用煤、鐵、石油等礦產資源的天然分布，這與發達國家工業化早期的“煤鐵復合型”等資源分布為主的布局是相同的，也體現了資源配置上的合理性。而軍事工業的建立實現了國家安全的歷史使命，在任何發展階段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工業布局所產生的社會效應是無法估量的。除了對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外，先進的工業文明對落后農業文明的沖擊，對當地居民轉變思想觀念，擺脫落后的傳統道德意識，起到了實質性作用，往往這種潛移默化過程對人們的影響比赤裸裸的灌輸教育要徹底得多。
第四，如果說這種布局忽略經濟發展的效率，破壞了對個人的激勵原則，影響了我國工業的可持續發展，那我們只能把這種責任歸咎于計劃經濟體制，而當時選擇計劃經濟體制就如同我們現在選擇市場經濟體制一樣，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2.鄧小平調整發展思路，實行非均衡布局的效果
鄧小平在1978年再次主持中央工作后，調整了我國工業發展的總體思路，實行了非均衡布局。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使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先富起來，完成工業發展在計劃經濟沒有完成的資本積累，促進了東部地區產業的高級化。從改革開放后工業發展的情況看，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1)投資傾斜后達到了希望的增長速度
自“六五”期間開始，國家在投資上大幅度向東部地區傾斜，“六五”期間東部地區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設投資占全國總數比重達到47.7%，比“五五”上升了5.5個百分點，“七五”時期進一步上升到52.0%。此后國家對沿海地區的投資比重不斷增大，到1995年國家對沿海與內地的投資比例達到1.84:1，再加上利用外資方面的優勢，如1990～1992年間，東部地區利用外資為257.92億美元，占全國88.36%，中、西部地區分別利用17.42和7.61億美元，占全國比重分別為6.75%和2.94%。大量投資和外資注入，為沿海地區工業發展提供了必要資金，該區也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實現地區工業的超常規發展。沿海地區工業總值年平均增長率最高的如浙江21.1%，廣東19.8%，江蘇18.5%，福建18.3%，山東15.6%，均大大超過全國年平均增長率13.2%的水平。其他如福建、海南、天津都實現了兩位數增長，并且這個增長速度持續了多年。在體制轉軌階段，工業發展非均衡布局，對推動區域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拉大地區貧富差距，起到了關鍵作用，其積極意義和造成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大的。
(2)工業的高速發展改變了沿海地區的所有制結構
投資傾斜后，由于沿海省市充分利用了工業老底子，選擇了適當的工業發展模式，優先發展輕工業，迅速改變了當地的所有制結構，非國有制經濟比重大大高于國有經濟比重。例如浙江省1978年非國有經濟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為38.7%，到1992年上升為73.6%，提高了34.9%，同期江蘇、廣東、福建分別提高了33.3，35.3，41個百分點。非國有制經濟創造了1/2以上的工業總產值，成為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活動主體，帶動了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3)加快了農村城市化進程
工業化的推進，刺激了鄉鎮企業的發展。“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工業，還包括其他行業，解決了占農村剩余勞動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問題。農民不往城里跑，而是建設大批小型新型鄉鎮。”[10]加快了農村城市化進程，也成為農村和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同時，拉大了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區域經濟發展，關鍵取決于工業的發展。沿海地區在工業迅速發展后，短期內拉大了和內地的差距，居民收入顯著提高，已經在政治上、經濟上和人們的心理上造成了極大的不平衡，引發了不安定因素。
(4)工業產業結構形成新的不合理
沿海地區能源缺乏，原材料相對稀缺，不得不發展以加工業為主的輕工業，造成低水平重復建設，浪費嚴重，成為第三代領導人調整產業結構的主要對象。
四、簡短的結語
實現工業化，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是、鄧小平的共同愿望。因所處歷史階段不同，實施工業化的策略也不相同。當時選擇均衡布局，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體制、重工業發展積累不足，沒有推動工業向高級化發展，但奠定了我國工業發展的基礎。鄧小平的非均衡布局思想，使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先發展起來，實現了工業增長的高速發展，完成了資本積累，促使工業向高級化發展，但工業發展引起的地區差距，是在未來幾十年內注意解決的問題。但不論怎樣探究和評判這些思想對我國工業發展的影響，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兩代領導人對中國工業的貢獻，是不可能走向可持續發展之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