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8年后對資本主義認識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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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中央九月會議”。會上除討論軍事、建立全國性政府、恢復和發(fā)展經濟以及黨的建設等問題以外，還專門討論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描繪了新中國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及發(fā)展方向的藍圖。其中，在這次會議上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便是資本主義問題。這次會議至建國前夕對資本主義認識和以前相比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對新中國成立以后資本主義的坎坷歷史命運具有重要影響。本文擬對這一問題作一初步的闡述。

在1948年中央九月會議前，對資本主義的認識重于其進步性、前進性、上升性，提出要大力發(fā)展資本主義。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要相當程度地發(fā)展私人資本主義。他說，民主革命勝利后，“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fā)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注：《選集》，2版，第2卷，65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4以后，揚棄了“相當程度地發(fā)展”這種比較模糊的舊提法，而代之以“充分發(fā)展”“廣泛發(fā)展”“廣大發(fā)展”這種更進一步的明確的提法，從而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給予了更多的肯定。1944年7月，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就鄭重聲明：“我們堅信，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私人資本，在戰(zhàn)后的中國都應給予充分發(fā)展的機會，因為中國需要發(fā)展工業(yè)。”（注：《文集》，第3卷，18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45年4月初，在六屆七中全會上所作的《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的報告中明確提出：“這個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的，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fā)展”（注：《文集》，第3卷，2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在黨的“七大”上不只一次地強調要廣泛發(fā)展資本主義，認為新民主主義條件下的資本主義是幫助社會主義前進的，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發(fā)展的。

以上說明，讓資本主義在革命勝利后有一大的發(fā)展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思想。為達到此目的，認為要對私人資本主義采取提倡、獎勵和保護的政策。早在土地革命的戰(zhàn)爭時期，就主張：“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注：《選集》，2版，第1卷，1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7年12月中央擴大會議上把保護民族工商業(yè)作為黨的三大經濟綱領的內容之一。1948年1月，在為中央起草的一個決定草案中總結這方面工作時，高度評價了這一政策。他說：“各解放區(qū)過去保護并獎勵一切于國民經濟有益的私人工商業(yè)發(fā)展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后仍應繼續(xù)。”（注：《選集》，2版，第4卷，12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需要指出的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所堅持的對私人資本的保護政策中已含有限制的內容。他接受了孫中山的“節(jié)制資本”的口號，主張節(jié)制私人壟斷資本的形成。這表明他提倡的對私人資本的保護政策，包括了利用和限制兩層含義，但主要的是利用，限制的內容僅僅是壟斷性的企業(yè)，因為這關系到國營經濟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如果拋棄“節(jié)制資本”的口號，那就拋棄了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如果拋棄了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那就離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方向，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但這種限制和中央九月會議及其所說的限制的含義是不同的。

1948年中央九月會議的召開，對資本主義地位和作用的認識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與此相聯系，對私人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程度以及我黨應采取的政策的認識也發(fā)生了某些變化。

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批評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是“新資本主義”的說法，指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量上較小，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著決定作用。這就大大突出了國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相應降低了私人資本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新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問題，指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提出要與資本家進行斗爭。“斗爭有兩種方式，競爭和沒收，競爭現在就要，沒收現在還不要。”（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斗爭問題的提出，實際已把私人資本主義看作了國營經濟的主要對立面，明顯強調了私人資本主義的消極作用，從而為降低在私人資本主義所應達到的發(fā)展程度問題上的調子開辟了道路。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長時間里，是主張讓私人資本主義有大的發(fā)展的。1948年中央九月會議以后，他便改變了這一提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以“容許其存在和發(fā)展”“也不是如同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那樣被限制和縮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國型的”，這一模糊的提法代之。50年代初，在編輯《選集》時，又將《論聯合政府》原文中的“廣大發(fā)展”字樣統統改為“必要的發(fā)展”，并將“發(fā)展資本主義”改為“資本主義的某種發(fā)展”。這與劉少奇在《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一文中所提出的讓私人資本主義“適當的發(fā)展”意思相近，這也就是所設想的私人資本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所應達到的發(fā)展程度。與1948年9月以前所提出的讓私人資本主義有“廣大”“廣泛”“充分”發(fā)展的主張相比，已大大退了一步。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由此可見，到了這時，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所有制經濟，更多地強調促使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以確保社會主義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絕對優(yōu)勢，從而確保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方向。對于過去提出的“保護民族工商業(yè)”的政策，也作了某種修改和新的規(guī)定，明確提出對私人資本采取“利用”和“限制”政策。

在1948年中央九月會議上，仍堅持對資本主義的“利用”政策。他說：單講與資本主義競爭，還不能解決問題，還有一個利用它以發(fā)展生產的問題。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和《論人民民主專政》兩文中都提出要利用一切于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xiāng)資本主義因素。但是與過去不同的是，在肯定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時，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明確提出要對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制政策。而在《給劉少奇的信》中則進一步強調：“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注：《文集》，第5卷，17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按照這一時期的論述，限制的內容包括三方面：第一，有害于國計民生的投機操縱的工商業(yè)；第二，不利于國計民生的非壟斷性商業(yè)；第三，不利于我們的方面。在中央九月會議的講話中提出，要對資本主義又聯合又斗爭，“斗爭是限制不利于我們的，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方面”（注：《黨的文獻》，1989（5）。）。聯系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插入這句話的背景，這里的“不利于我們的”，顯然是指在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不利于無產階級競爭得勝的方面。這樣，限制的內容比以前有了重大擴展。不僅如此，在這種實行限制的原則下，所規(guī)定的限制的范圍也比過去大大擴大了。這就是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講的四個方面的限制政策：一是在活動范圍上的限制。不允許私營工商業(yè)向有害于國計民生的方向發(fā)展，允許和鼓勵其向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方向發(fā)展。二是在稅收方面的限制。對不利于國計民生者收重稅，有利者收輕稅甚至免稅。三是市場價格上的限制。不允許任意提高價格來獲取壟斷利潤，允許他們獲得正當的利潤。四是在勞動條件方面，不允許資本家過多剝削工人，允許他們獲取一定的剩余價值。試圖運用上述政策杠桿，指出所倡導的發(fā)展目標、所允許的活動范圍、所禁止的經營領域、所反對的謀利方式，來推動資本家自我調節(jié)經營方向和方針，以適應于和服務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發(fā)展。

這表明，在建國前夕，已初步提出對私人資本主義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總政策。而建國后，在實踐中最終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