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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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的歷史觀最基本的特征是唯物史觀。

1.從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看，的歷史觀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早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前的1921年，在給蔡和森的一封信中，就非常明確地：“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1]。這被視為正式確立唯物史觀的標志。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區別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宇宙觀上的不同，認為“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2]。1949年8—9月，為抨擊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提出的一系列錯誤的歷史觀，在《唯心主義觀的破產》一文中，旗幟鮮明地宣告：“我們是反對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3]。同年11月，閱讀了吳晗撰寫的《朱元璋傳》后，寫信給吳晗：“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于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4]。1959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發表談話，進一步向全黨提出：“我們要作出計劃，組成這么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5]。從的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觀，并號召人民將其用于歷史研究和歷史學習之中的。

2.從歷史方法論來看，所采取和創立的一些方法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方法論的繼承和發展。

首先，完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強調在研究歷史時，必須以階級分析的方法為主要武器，通過對人們經濟地位的考察來區分社會階級的分野并認識他們的政治態度。肯定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改變只注意孤立的描述政治事件，而轉向對社會和經濟的復雜過程的研究。他曾指出：“惟覺中國的歷史學，若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勢將徒費精力，不能有良好的結果”[6]。而且他從現實的革命斗爭形勢出發，不僅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各個階段的任務和特點對各個階級進行了分析，而且將封建時代的人們劃分為農民和地主兩大階級，這就十分有利于確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這是將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應用于歷史研究的最為明顯的體現。而且在的影響下，在中國史學界確立了這一方法論。

其次，將馬克思主義研究問題的方法概括為“實事求是”。資產階級歷史家完全否定歷史事實的獨立意義，認為歷史事實是由學者“創造”出來的，沒有客觀性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則鮮明指出歷史事實的獨立意義，認為歷史事實的客觀性，正確闡述了歷史事實與對歷史事實的解釋之間的關系。“不論在自然科學或歷史科學的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并且在發現了以后，要盡可能地用經驗去證明”[7]。列寧曾把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的方法總結為：“即把歷史當作一個十分復雜的矛盾、但畢竟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8]。因此，同志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概括為“實事求是”，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方法論的重大貢獻。

再次，在歷史研究中采用了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方法。指出，應摒棄歷史唯心主義的方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由部門到綜合的科學方法。他主張“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9]，并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提議：“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10]。

分析和綜合是辯證思維的一個基本方法。提倡在分門別類研究的基礎上，運用分析與綜合的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是對中國古往今來一切歷史研究方法的繼承、發展和超越。

3.從提出的一些歷史理論看，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原理。

（1）歷史發展論。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變化的、發展的，人類社會存在著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新舊事物始終處于相互斗爭之中，其最終結局，必然以新事物的勝利而告終。則強調，“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指出：“任何事實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了一系列的曲折斗爭。斗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于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于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11]如具體論述了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轉化，以及資本主義又是如何被社會主義這個新的社會制度所取代的。[12]

（2）矛盾運動論。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的發展是充滿著矛盾的運動，而且矛盾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是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的發展是在矛盾中實現和通過矛盾實現的。指出：“在人類歷史中，存在著階級的對抗，這是矛盾斗爭的一種特殊的表現”[13]。人類社會正是在矛盾斗爭中得以不斷發展的。強調，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也是不斷變化的。例如他認為，在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當受到帝國主義侵略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而這種國家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國一八四0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九00年的義和團戰爭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況。”當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國家采取比較溫和的壓迫形式時，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同帝國主義人之間的矛盾，如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戰爭，1927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而當著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存在的時候……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眾則站在另一極端，成為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14]

（3）規律制約論。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人類社會在本質上也同自然界一樣，是一個客觀的發展過程，遵循著一定的必然規律，而不是完全依照人們的主觀意志，任意地變動，毫無必然性可言。在這點上，同樣堅持了唯物史觀的立場，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著不可違背的客觀規律，人們只能通過認識和運用規律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凌駕于客觀規律之上。

關于規律（包括歷史規律在內），有著精辟的論述，在《實踐論》中，他論述了人們取得成功與掌握規律性的關系，論述了如何認識規律的方法，論述了掌握規律性的目的。[15]一生都在研究中國革命及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依照對規律的認識去從事革命實踐活動，指導偉大的中國革命，并在一些方面提出了一些規律性的論斷，如“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到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16]的規律，如關于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規律，關于中國革命戰爭（指土地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17]，關于中國抗日戰爭戰略戰術的規律等。

4.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原理應用于歷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借鑒歷史文化遺產和吸取他國優秀文化成果的原則。

（1）古為今用。自“五四”以來，在我國歷史科學戰線上，關于如何對待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存在著盲目崇古和對古代文化完全否定的兩種錯誤傾向。針對這兩種錯誤傾向，指出：“我們必須尊重歷史，絕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18]。1960年12月在對兩個外國代表團的談話中說：“所謂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與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應當批判地利用封建主義文化，我們不能無批判地加以利用”[19]。這種尊重歷史辯證法的發展，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華”，這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由于善于批判利用封建主義文化，所以他善于古為今用，如他強調“歷史上存在過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都沒有成功……只有徹底地克服了流寇主義，提出并實行建立根據地的方針，才能有利于長期支持的游擊戰爭”[20]。

（2）洋為中用。認識到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對于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21]。又說：“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22]。但這種吸收“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23]，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在對待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財富的態度上，采取了“大量吸收”的博大胸懷，他是站在全人類文明的歷史高度，來看待世界歷史上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資本主義世界的優秀成果的。他理直氣壯地要求中國人吸收、繼承、發展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

二

革命史觀是歷史觀最為鮮明的特征。

作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革命的卓越領導者，不是以史學工作者或史學家的身份對歷史進行研究和全面論述，而是以革命領袖的身份來概括同現實革命斗爭密切相關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