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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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現代民主合法性理論經歷了古典民主主義、古典共和主義和代議制民主的發展，認為多數人的決定就是合法的。但在民主的漫長成長過程中，民主本身的一些缺點慢慢暴露出來：少數的影響、多數的暴政、代表的限制、少數的受侵犯。于是人們提出了民主的合法性的疑問。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提出了民主與專政的不可分割、民主的階級性、民主的經濟基礎這三大觀念，從而較好的解決了民主的合法性的疑問。
一、民主合法性與民主的合法性
“民主并不是簡單地多數人決定的制度，而且更是一個讓人們有權利平等地發表意見和聽取不同意見爾后尊重多數人決定的制度。”[1]雖然歷史上民主合法性的定義有許多，但上述的觀點是主流。而民主的合法性雖與民主合法性只有一字之差，在含義上卻截然相反。民主的合法性是對民主多數人的決定就是合法的懷疑，并非多數人的決定就是合法的。民主的合法性主張，在尊重多數人決定的同時也應保護少數人的利益，不能以多數人的決定為借口來犧牲或侵犯少數人的利益。
民主合法性最普遍的形式就是多數至上主義民主。多數至上主義民主之所以能被大多數人所承認，是因為它涉及到一個政治運作是否公平的命題，“它強調政治程序應被設計成下述方式，即至少在重要事務上，最終所做出的決定是大多數或相對多數的意向，或者說應該有充分的信息，和足夠的時間來反應他們的意向。”雖說多數至上主義民主強調多數人的決定，但它并不是集體主義或功利主義，“多數至上主義前提并不否認個人擁有受大多數人尊重的道德權利。”不過總體來說，多數至上主義民主仍以多數的意見為決定方向，“除了政治上的大多數以外，沒有其它團體能通過議會的活動來決定言論自由要求所包含的意義。”[2]
民主的合法性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是洛克的自由主義民主，它是以自然狀態下人們的天賜權利為依據的。“人們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未經本人同意，不得把任何人置于這種狀態之外，使它受制于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利，任何人放棄天賦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會的各種限制的惟一方法是通過同其它人達成一致，加入和聯合成一個共同體。”[3]人們通過這個共同體來保護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而在這個共同體中，“大多數人自然擁有屬于共同體的全部權力，可以隨時運用全部權力為社會制定法律并通過他們自己委派的官吏來執行那些法律，因此這種民主形式就是完善的民主政體。”[4]第二種觀點就是德沃金的合憲性民主。“它認為民主應具有一種不同定義所確立的目標，即集體決定是由政治機構做出的，而這些政治機構的結構、組成和實踐是將社會所有成員都視為一個個體，并予以同等關注和尊敬。”合憲性民主與多數至上主義民主有較大的分歧：多數人決定（議會）制訂的法律如果侵犯了憲法規定所保護的公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財產權和自由權，這種民主即為不合法的、違憲的。
二、民主合法性理論的歷史發展
（一）古典民主主義
公元前五世紀，希臘許多城邦在民主化改革以后產生了古典民主主義，其中以雅典為典型。雅典民主具有兩大標志。一是對公民美德的普遍認同，“為共和城邦作貢獻以及將私人生活置于公共事務和共同善業之下。整個城邦就是一個巨大的共同體，公、私事務與公職人員、普通百姓之間沒有具體的分界線。”“在這樣的共同體中公民享有權利和義務，但這些權利并沒有分散到個體市民手中，而義務也不是由一個以維護公民利益為目的國家來推行的。”[5]二是對法律的普遍認同。雖然雅典與當時專制的斯巴達相比，是一個較自由的城邦，但是，“雅典人不認為自己是完全不受約束的，但他在僅僅屈從于他人專斷意志的約束與由法律這一應受尊重的規則所確認的‘約束’之間作出了界分，因為后者是一種自我強制。”[6]
古典共和主義有兩個致命的問題。一是缺乏憲政支持，使得反動者和暴君極易煽動民眾的非理性激情，從而導致災難的發生，麥迪遜就曾尖銳的指出“即使每一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每一次雅典人大會也仍然會是一堆流氓。”[7]二是極端平等問題。柏拉圖認為“（民主政體內的）政治領袖屈服于人民的要求，而且把政治策略建立在可銷售的東西之上，這就使政治領導能力受到了削弱。對于各種慎重的判斷……以及使人難看的事實，政治領袖一定會盡力避免。權威、秩序和穩定之間的不協調……社會的凝聚力受到了威脅，政治生活變得越來越支離破碎。”[8]
（二）古典共和主義
與古典民主主義出于古希臘不同，古典共和主義起源于古羅馬。古典共和主義在命題上與古典民主主義非常相似，例如，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社會應當由公民美德與法律來支撐，人們通過直接參與行政、立法、司法及分擔公民責任來達到政治上的滿足。但古典共和主義與古典民主主義之間的確有著三個重大的區別。一是到達完美社會的路途不同，古希臘往往只集中關注普通民眾（多數人）的利益，而古羅馬關注的是一個包含了普通民眾（多數人）、貴族（少數人）、君主（一人）等社會上所有派系組成的一個政治混合共同體（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二是對于公民道德的不同看法，古希臘十分信任公民道德的自控力（而這種自控力很多時候都處于失控狀態），古羅馬則更關注公民道德的脆弱性。三是古羅馬人試圖找出政府權力的合法根源，而古希臘人沒有多作關注，因為在古希臘人眼中，政府權力天生就是合法的。
古羅馬帝國和十二世紀的意大利城市被認為是古典共和主義的兩大代表。古羅馬帝國被認為是共和國有兩個原因，一是羅馬人擁有極高的道德素質，并積極參與國家事務。二是古羅馬帝國建立了一種包括三大社會主流力量的混合憲政模式，讓這三種力量形成一種巧妙的平衡。而相對于封建歐洲，獨立且自治的城市共和國是意大利人的一項偉大成就，因為“它們對廣泛流行的認為政府是神賜的貴族統治的觀念，公開提出挑戰。”[9]
（三）代議制民主
古典共和主義與古典民主主義規模較小，都是直接制民主，沒有人考慮過代議制政府的可能性，甚至還有不少學者如盧梭，非常激烈地反對代議制政府，“主權不能被代表，正如不能被異化。”代議制政府中的民眾“只有在選舉議會議員時是自由的，只要議員一選出，他們就變成了奴隸，是沒有任何地位的。”[10]規模問題是民主一直不能跳脫直接制的主要原因。
而美國建國以后，人們發現，通過代議制與民主的結合，美國竟然突破了“民主制在規模上的局限性，后者一直是反民主力量指責民主的重點，這樣，代議民主制成為既可靠又可行的政府體制，即使在漫長的時間和廣大的疆域跨度下依然可以保持穩定。”[11]美國代議制民主有兩大核心，一是代議政府制，這種體制“將公眾的觀點通過一個選舉出來的公民代表團來提煉補充。公民代表的優點在于他們代表了國家的真正利益，他們的愛國心和正義感使其最大程度上避免采納短期的、具有派別偏見的意見。通過公民代表的闡述，公眾的意見比人們自己直接的表達更接近公共利益。”二是一個龐大的選民群體。大共和國有小共和國無法比擬的優點，首先，大國易找到擅長管理公共事務的代表，因為大國的候選人較多，而“這兩種情況下所需代表數目與選民數目不成比例，在大國中這一比例更小”。其次，“由于在大國中每個代表需由比小國更多的選民選出，就減少了大國中不合格代表通過非正當手段被選上的機會，民眾更加自由的選票也就更能集中于那些擁有最好道德和個性的候選人身上。”[12]代議制民主也存在兩個比較明顯的缺點。一是民眾與政府的距離，“代議民主政體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遠離民眾的直接接觸，以至于有的批評者質疑這一新體制還能否被冠以民主這一令人崇敬的稱號。”[13]二是很多普通民眾感覺自己似乎失去了對公共決策的影響力而產生了邊緣感，此時應引入自由結社來給予民眾充分的個人參與空間，讓這些民眾能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因為政治結社自由是大規模民主的必要成分。
三、對民主合法性的置疑
（一）少數的影響
在民主的程序中，有一個廣受推崇的原則，那就是平等投票權，即每個人不論其出身、地位、受教育的情況如何，他在選舉時都擁有投出一張跟別人價值相等的選票的權利，這個權利看起來是如此正確，以至于一經推出便廣受擁戴，人們完全沒有想到應該對這個權利再加上什么補充和限制。實際上，這個正確的權利下面隱藏著一種危險的變數，就是多數人的決定可能被少數人的決定所影響而改變，使結果最終按照少數人的希望而不是按照多數人的希望發生，這就是少數的影響。這種畸形的民主在歷史上曾有學者對此做過大膽而精辟的分析，“使少數有權否決多數（在需要超過多數才作出決定的情況下，往往如此），其趨勢就是使多數人的意見服從少數人的意見。由于少數幾個州不出席，國會往往處于波蘭議會的情況，那里只要有一票就足以停止其一切行動。”[14]在美國的憲政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少數的影響的例子。2000年的布什訴戈爾案中，候選人戈爾在全國范圍內比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多得了53萬多張選票，卻因在佛羅里達州比小布什少了幾百張票而敗北，幾百對53萬，這樣懸殊的少數影響多數的案例竟然改變了美國總統大選如此重要的事情的結果，不能不說給民主的合法性蒙上了一層陰影。這恰好說明“一票之差就會破壞平衡，一個人反對就會葬送掉一致性”[15]的惡果。
少數的影響之所以能破壞民主的合法性，是有兩個重要原因的，其一就是破壞人們的政治平等。少數的影響使社會中的全體公民在參與國家事務的過程中，只有起決定作用的那少數人才是真正地治理了國家這個組織，而無決定作用的多數人實質被剝奪了治理的權利，它破壞了這樣的信念——“所有社會組織成員都具有足夠素質與其他人一起平等地參與治理該組織。”少數的影響只鄭重考慮有決定權的少數人的利益偏好，“但不公平地考慮任何人的偏好就破壞了平等考慮各種利益這一原則（這是政治平等邏輯的一個推論）。”[16]少數的影響破壞民主的合法性的另一個原因，是它破壞了人們在原初狀態下訂立的神圣契約。當今社會中，人們所享有的一切民主權利都來源于人們在蒙昧狀態下所訂立的一個原始契約，而這個“契約的諸條款，根據我們的理解，可以歸納為一條，即每一個成員都把自身以及他所有的權利都交給了整個社會。”“我們每個人都加入到社會之中，把自身以及我們全部的力量都置于公共意志的英明領導之下；”[17]很明顯，在少數的影響的情況中，那些少數者沒有把自己的所有權利都交給社會，至少他們保留了改變他人決定的權利；這個社會也沒有處于公共意志的領導之下，這個社會處于少數者的領導之下。
（二）多數的暴政
在民主的程序中，還有著另一個廣受推崇的原則，那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個原則的本義是讓全部民眾在充分地討論后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多數人的身上，人們普遍認為多數人的權利比少數人的權利更重要，多數人的決定雖然不一定比少數的更接近真理，但至少更遠離錯誤。這種看法在正常情況下是完全可行的，但如果多數人因為一種非理性的激情而作出一個錯誤的決定，那這種具有極大傷害性的行為就是多數的暴政。有一點是所有人都不可否認的，一個社會中能力低下的人數量總要多于能力高強的人，“因此，在處理公共事務的某些個別時刻，或為某種不正當情感及不法利益所左右，人民也可能一時主張采取一些措施，而事后則極為悔恨并予以譴責的。”[18]而關于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莫過于蘇格拉底被501人組成的雅典陪審團以281票對220票判處死刑。
多數的暴政是如此明顯地踐踏了民主合法性，以至于傷害了人類生存的兩條重要原則，其中之一就是正義。在多數的暴政中，多數派往往利用自己的決定性力量將本身的意志上升為法律，由此產生了人類發展史中最殘暴的一種現象——“惡法”。二戰時，納粹德國制訂的許多法律即為“惡法”的例證。新自然法學派認為“惡法非法”，“惡法”因為違反自然法精神和正義原則，所以不應具有法的強制力和約束力。多數的暴政踐踏民主合法性的另一個原因是傷害了道德原則。一個族群憑借著自己人數和力量上的優勢歧視另一個族群，并宣稱這樣做是民主的，根據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但實際上，這種歧視行為是違反道德的，因為其根源正是多數的暴政。“在任何一個對一個特定的少數民族具有組織偏見的社會里，功利主義觀點必須關注的個人選擇必然沁透了那種偏見，他的必然結論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中，任何一個旨在證明那一少數民族處于不利地位政策的功利主義觀點都不可能。”[19]正是這種道德偏見，導致了美國社會中存在的種族問題，并最終在1954年的布朗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中釀成一次憲政風暴。在道德層面而言，多數的暴政“不是法律規則的實際目的，也絕不會是調整人類行為的規則體系用以建立和實現的方式。”[20]
（三）代表的限制
當今民主制政府的一個標志就是代議制政府，何為代議制政府呢？從本質上說就是人們以選舉的方式產生一個通過大多數人的看法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形成的集體。這種代議制是在無數法律先賢們通過分析古代直接制民主的缺點后找出的一個優秀制度，但這種制度卻暗藏一個隱患，那就是被部份選民選出的一個代表只能代表那一部份選民的意志，他不能代表全國選民的意志，其權力應該受到限制，這就是代表的限制問題。
代表的限制問題之所以也能動搖民主的合法性，是有兩個重要因素的，其中之一就是代表本身的可信性。美國開國元勛漢密爾頓對此有過尖銳獨到的分析：人是生活在世俗社會中的，每個美國人都會有自己的追求和野心，即使是由各州選出的代表也不例外。反而正是這些具有高人一等的才智的代表們更有著強烈的野心。如果不對各州的代表加以限制，那么美國國會就會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而限制的方法就是以參議員的野心來制衡眾議員的野心。把那些代表們所能代表的選民由全國縮小到推舉那個代表的一群選民，才能使上述野心對抗野心的方法獲得成功。盡管“用這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存的控制了。”[21]代表的限制問題動搖民主的合法性的另一個因素，就是代表的結構問題。美國是在代議民主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國家之一，然而其國會仍然存在諸多問題：第一，數量很少的議員將是公眾利益的不可靠的受托人；第二，他們對許多選民的狀況不會有很好的了解；第三，最初人數已經很少，到后來會因為全國人口的增加而使得議員數與所代表的選民數越來越不相稱。由此可知，人民代表不應該也不能夠代表全國選民的意志，如果由部份選民選出的代表最終能夠代表全國選民，那就使代表們原已過分強大的權力變得更為強大，超過了民主所能容納的范圍。
（四）少數的受侵犯
前述的多數的暴政問題對民主的合法性的危害是在多數人所作的決定為錯的情況下產生的。那么當多數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作出正確決定時，就是完全合法的民主嗎？事實上仍然不是，只有在多數作出正確決定來保證自己的利益且又不損害少數的利益時，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合法民主。
少數的受侵犯問題之所以能危及民主合法性，是有它的兩個因素的。其一是關于人的權利問題。“每個人都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在任何時候都應被維護，甚至不能用社會福利和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理想而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為了保證真正的機會平等，社會對受惠較少的人提供的補救措施也不能用經濟效益和社會福利來衡量。”[22]這種人類天生的權利是一切民主政策施行的基石，這種權利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假設必需侵犯，也應當給被侵犯的人作出補償。“非有恰當補償，私人財產不得充公。”美國人權法案第五條中明文作出如此規定。少數的受侵犯問題能危及民主合法性的另一個因素就是選擇的自由。合法的民主的核心應為自由。每一個公民自出生的那一刻起，除了生命以外獲得的最大權利就是自由。正義、平等，契約的簽訂、道德的形成……其本源都是自由。每個人都有自由去想他能想的一切，都有自由在法律的范圍內做他想做的一切，而無需理會他的這種自由產生的結果是否與社會上多數人的觀念相一致，因為“我們已經認識到即使是最大多數群眾的道德觀念也不能成為真理的根據。”[23]即使只有一個人，他的選擇與除他以外的所有人的觀念相對立，也仍然不能將公眾的意志強行疊加在他的頭上，因為這樣就傷害了那個人的自由，而自由是一種如此強硬的權利，強硬到幾乎沒有其它事物能夠凌駕其上。只有在公眾意志對個人意志的形成自由給出一定的妥協空間后，才能說民主在根本意義上達到了合法的要求。
四、馬克思主義民主對西方民主的修正
前述的民主觀皆為西方從奴隸社會一直延伸至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觀，這些觀念雖有許多有價值之處，但也有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從上述歷史與問題中似乎不能找到最適合施行于社會的民主觀，難道真正的民主永遠不能企及嗎？馬克思主義民主為我們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答案。馬克思主義民主與西方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提出了民主與專政的不可分割、民主的階級性、民主的經濟基礎這三大觀念，而正是這三大觀念，恰好能解決西方民主所存在的四大疑問。
（一）民主與專政的不可分割
民主在大多數思想家的腦海中與專政是兩個彼此對立的觀念，但馬克思卻認為這二者是密不可分、一體兩面的。民主永遠不可能存在于社會中所有人的身上，必然有一部份人要受到專政的統治，這才是民主的真正面貌。而西方民主學者所謂的民主應及于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身上只是一種空想，這正是西方民主會產生少數的影響與多數的暴政問題的原因。但假如我們引入民主與專政的不可分割即能很好地解決這兩個問題。
民主是用來保護統治階級權利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統治階級是廣大人民群眾，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統治階級是少數資本家。每一個社會中，起主導作用的都是統治階級，所以資本主義政府作出的所有決定都是少數的影響，只不過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影響披上為社會謀利的外衣，不易被群眾察覺，只有某些時刻，當這種決定暴露其真面目時，才會為人注意。而多數的暴政的產生是因為，資本家中某些處于邊緣地位的人想要獲得權利中心的力量，利用自身的財產和信息優勢煽動廣大人民所造成的鬧劇而已。資產階級的根本權利如果受到了被統治者的沖擊，他們就會把“自由、平等、博愛”這六字真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騎兵，炮兵’！”[24]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這些問題將不復存在。因為社會主義政府既是由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那么政府作出的大多數決定都是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意見，少數的影響問題不復存在；而正因為是廣大群眾當家作主，社會上的大多數人當然不會起而反對自己統治的政府，就不會出現多數的暴政。同時，人民群眾利益的被保護當然會造成陰謀家與政治流氓利益的被侵犯，不過，民主是與專政密不可分的，對統治者民主自然是對被統治者的專政，這是符合社會現實、歷史發展潮流與民主的真正含義的。
（二）民主的階級性和代表的限制
西方民主實踐中代表的限制問題的出現，是因為那些人民代表（議會議員）們想要無限制的擴大手中的權力而產生的。這種情況的出現倒不能完全稱之為野心的澎脹，其實很多代表都是懷著為人民謀福利的心理去求取權力的。但為何好的初衷卻帶來壞的結果呢？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民主是有階級性的，他們總認為民主是超階級的，是應為所有人服務的。而事實上民主是為階級利益服務的，民主不過是國家中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和不同階級間互相爭斗的工具，“國家內部的一切斗爭——民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相互之間的斗爭，爭取選舉權的斗爭等等，不過是一些虛幻的形式——普遍的東西一般說來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在這些形式下進行著各個不同階級間的真正的斗爭”。[25]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因為民主的階級性的原因，人民代表只能也只會從人民群眾中選出，這些代表自然只會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如此，則完美的解決了代表的限制問題。
（三）民主的經濟基礎和少數的受侵犯
西方民主學家普遍認為民主與經濟存在較大關聯，卻始終沒有意識到經濟對民主起著決定性作用。但實際上民主卻正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縱觀西方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一直都是經濟基礎在決定國家制度的變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正是一切制度興起和滅亡的根源。“現代國家承認人權同古代國家承認奴隸制是一個意思。就是說，正如古代國家的自然基礎是奴隸制一樣，現代國家的自然基礎是市民社會以及市民社會中的人……現代國家就是通過承認普遍人權承認了自己的這種自然基礎。而它并沒有創立這個基礎”。[26]西方民主理論對國家沒有創建經濟基礎這個問題并未予以重視，也沒看到落后的生產關系與先進的生產力間危險的矛盾，才造成了當少數的受侵犯問題出現時不知所措的情況。
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因為馬克思提出了民主的經濟基礎理論，初始即大力改革生產關系，發展生產力，使二者相適應，讓每一個人民群眾的利益都得到保護，盡量保證不會出現為了多數人的決定而傷害少數人利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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