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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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和神經，它具有共產主義政黨的一般特征，是政治權力的絕對壟斷者。作為中國政治的定義性標志，黨的性質變化直接決定和反映著國家的政治走向。共產黨一直試圖駕馭轉軌過程，但它必須準備為此而承受代價，轉軌所造成的社會趨勢對黨本身所產生的沖擊同樣是不可抗拒的。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共產黨以一種特有的方式適應正在形成中的多元社會，發(fā)生了實質性的政治轉變。本文試圖從兩個方面來描述這種轉變。

一從廣泛性利益組織向狹隘性利益組織的轉變

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1982）一書中，用狹隘性利益集團和「制度僵化癥」理論解釋歷史上的國家衰敗，此書在政治學界的影響相當廣泛。后來，他通過發(fā)展該書中的觀點，提出了一個從分利集團角度解釋社會主義政治變遷的理論模型（Olson,1990,1995,1996,2000:Chap.8;MurrellandOlson,1991）。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理想形態(tài)是由一種廣泛性利益所控制的獨裁政體，黨─國領袖作為中央計劃社會的「所有者」，其個人利益與社會財富的增加是相容的，甚至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局也是一個利益廣泛性的統(tǒng)治集團，共產黨的利益廣泛性促使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初經濟飛躍式增長。但是，隨著社會穩(wěn)定時間的延長，社會主義國家無法避免受害于其內部人組織的集體行動，陷入了比西方民主社會更嚴重的制度僵化癥，這成了經濟發(fā)展的最大障礙。從這一角度，奧爾森對中國「」的正面作用給予了高度肯定性的評價（Olson,2000:166-167）。饒有趣味的是，這一難于用事實證明的假設卻也得到了不少正面的回應（Chan,1987；Bramall,2000:454-458,470；Shirk,1993:13）。

奧爾森等人只注意到了共產黨作為一個廣泛性利益組織，與社會整體利益的相容性，并沒有更深入一步探討這種保證這種相容性的制度結構是甚么。事實上，共產黨的利益廣泛性是由以下幾個制度因素所決定的。

（一）社會政治構造

共產黨的利益廣泛性是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構造緊密相關的，可以說它根植于革命后建立的特殊的黨-國體制。在這一體制中，黨、國家（無產階級）與社會很大程度上同構，使三者在利益上的一體化成為可能。一方面，可以說黨被擴充為國家，國家被擴充為社會；另一方面，則可以說社會被簡約為國家，國家被簡約為黨。這種政治構造的實質是「黨-無產階級-人民」的等級制（見下圖），它建立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之上。

首先，由「人民」構成社會，「人民」是個限制性很強的階級概念，并非自然存在的所有社會成員的集合。可謂是馬克思主義「人民」概念的發(fā)明者，他用階級觀點重釋了這個最常被濫用的術語，早在1949年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他就回答了「人民是甚么？」的問題，指出人民是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階級的聯(lián)合體，他們「組成自己的國家」，對對立的階級「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guī)規(guī)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1968：1364）。后來在1957年《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進一步發(fā)揮說「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其原因在于社會階級結構及各階級的政治態(tài)度在不同歷史時期會有不同（，1999：205）。總之，「人民」是與「人民」的敵人相對存在的，「人民」的敵人屬于要被消滅的對象，他們不能成為社會的組成部分；社會是由人民──以無產階級為核心的階級聯(lián)合體──構成的。在政治上居于比「人民」更為優(yōu)越地位的是無產階級，它既是人民的核心，又是國家的領導階級，也可以說是國家的所有者。居于這個等級制頂端的最核心的是共產黨，一方面，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1，另一方面，它是國家的領導核心。

總之，在這樣的一種體制中，共產黨的利益、無產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社會利益的同質化決定了社會結構極為單純。相對于同質化的社會利益而言，共產黨自然就是一個利益廣泛性組織。

（二）基層黨組織

根據(jù)共產黨章程的規(guī)定，企業(yè)、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qū)、社會團體、社會仲介組織、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三名以上黨員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基層組織被認為是「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戰(zhàn)斗堡壘，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zhàn)斗力的基礎」。黨通過無處不在的基層組織，以組織化的形式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這些規(guī)模不一的黨組織，不僅具有對社會進行控制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基層社會利益的表達功能。社會利益能通過它們，傳達到黨的各級決策機構，這可能使黨的政策具有足夠廣泛的利益代表性。

（三）黨員2

黨員的品質和數(shù)量都可能有助于提高共產黨所代表的利益廣泛性程度。就黨員的品質來說，合格的黨員應當具有將集體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的品質，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因此，黨員的利他主義就不但能推動社會上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而且能將這種利益反映到黨內，使黨的政策代表這種利益。顯然，黨員的整體素質越高，黨的利益廣泛性程度就越高。就黨員的數(shù)量方面來說，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黨員數(shù)量的增加與黨的利益廣泛性程度是正相關的。由于共產黨員與黨的組織聯(lián)系十分緊密，所以共產黨員實際上相當于資本主義國家選舉型政黨的核心成員，選舉型政黨的核心成員人數(shù)是非常有限的，相比之下，中共的黨員人數(shù)占全國人口的比例是非常高的。1949年中共取得全國政權時，約有440萬黨員，此后年均以超過百萬的人數(shù)遞增，到2003年達6823.2萬人3。黨員占全國人口的比例也逐年提高，1949年是0.9%，1956年是1.74%，1964年是2.55%，1981年是3.96%，1990年是4.3%，到2001年達到5.3%（李一，2001）。4

（四）意識形態(tài)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意識形態(tài)是一種極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意識形態(tài)體制是國家政治體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意識形態(tài)在保持共產黨利益廣泛性方面的重要性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意識形態(tài)具有使社會中的人口同質化的功能（申明民，2002a），這意味著社會利益結構的簡單化。越是簡單化的利益結構越易被黨所代表，黨在這樣的社會中的利益廣泛性程度也越高。第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包含著對共產黨員行為規(guī)則的全面要求，在意識形態(tài)體制強大而有效的時候，它能通過強化黨員的合規(guī)范行為，提高黨的利益廣泛性程度。

以上四個方面的制度因素曾使共產黨像一個利益廣泛性組織那樣行動，這有一些歷史的證據(jù)，比如：它對于發(fā)展經濟有極強的動力，制定了一個又一個的雄心勃勃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它致力于注重社會平等、全民基本福利保障的發(fā)展。它極強的政治動員能力，實際上也是它利益廣泛性的一種表現(xiàn)。但是，在一個非民主的社會中，獨裁性政黨組織利益廣泛性程度的不斷提高，也隱含著危險。奧爾森曾提醒了分利集團的利益廣泛性程度提高的消極影響：第一，任何組織的廣泛性增加后，其壟斷性隨之增加（1993：54），壟斷對微觀競爭的削弱所產生的危害也隨之增加。第二，無論對于經濟組織還是政治組織來說，構成上的廣泛性加重了政策制定中的資訊不足問題，因為社會中的組織越具廣泛性，決策實體就愈少，決策權愈集中，有關集體利益的資訊難于得到，易出現(xiàn)決策錯誤；同樣由于缺乏決策者之間的競爭制衡機制，決策錯誤難于糾正（1993：57，99）。「如果某一政治體系全部都是由高度廣泛性的組織和機構所組成，則易于形成比較統(tǒng)一的輿論和政策，而較難于發(fā)現(xiàn)其主張和政策中的錯誤」（同上：57）。共產黨國家確實受害于此，但利益廣泛性的共產黨大體上仍起著特定制度所要求的積極作用。

伴隨共產黨規(guī)模的擴大，黨的利益廣泛性程度的提高受到內在的約束，即黨內的特殊利益小集團變得活躍起來，這會降低黨的利益廣泛性。在歷經「」對黨內特殊利益的打擊之后，轉軌之初面對的是一個利益廣泛性的共產黨。然而，在轉軌過程中，共產黨逐步由一個廣泛性的利益組織演變?yōu)楠M隘性利益組織。其原因終可歸結到市場化引起的上述制度因素的減弱。首先，隨著社會結構的多元化發(fā)展，「黨-無產階級-人民」的簡單政治社會結構事實上不復存在，復雜的利益結構不可能在黨內得到一致的反映。「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實際上就是黨對這種形勢威脅的一種反應──黨希望通過做到「三個代表」，有能力整合多樣化的社會利益要求：

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fā)展，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yè)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許多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出來。國內出現(xiàn)的這些新情況、新變化，決定了社會成員經濟收入來源的多樣化、經濟利益的差異，進而決定了他們思想觀念的差異，這就要求黨和政府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同時，也要求黨和政府及時掌握群眾的思想動向，努力滿足群眾的正當合理要求，不斷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學會做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近年來，新的社會組織、經濟組織和社會活動領域不斷出現(xiàn)，在這些新組織、新領域中，黨的工作還十分薄弱。這都是黨的領導面臨的新課題。（中共中央組織部編寫組，2003：13-14）

社會結構的多元化對黨的利益代表功能的削弱，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1）市場化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自主性市民社會與黨有先天的距離感。在市場社會的發(fā)展過程中，黨被迫做出了一定的讓步：黨是執(zhí)掌政權的黨，而不是執(zhí)掌社會的全能型黨。因此，黨容忍了自身在政權體制之外的新社會領域和社會組織中「弱存在」的現(xiàn)實──如果說它在政權體制之內的存在是不容抗拒的「強存在」的話。在政權體制之內，黨作為政權的所有者，能以強制為基礎設置黨組織，并任行決斷；可是，在新社會領域和社會組織中，黨員身份一般并不代表政治上的特權，黨組織設置和活動方式都不以強制為基礎。在2001年，全國有外商投資企業(yè)8.4萬個，但具備建立黨的基層組織條件（有三名以上黨員）的只有1.4萬個，其中只有86.8%的真正建立了黨組織。在123.8萬個私營企業(yè)中，具備建立黨的基層組織條件的只有5.8萬個，其中只有80%的真正建立了黨組織5。（2）黨的意識形態(tài)傳統(tǒng)限制了黨的功能定位。比如，私營企業(yè)主等「新社會階層」出現(xiàn)并愈益壯大之后，黨在2001年之前很長的時期內都難以逾越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障礙在這些群體中發(fā)展黨員。（3）與多元化相聯(lián)系的是社會流動性的增強，這使黨的基層組織活動成本大大增加，比如對于國有企業(yè)破產之后的失業(yè)、下崗人員，以及對于「流動黨員」，黨組織都難以有效展開活動，它們在利益表達和整合方面的功能受到很大限制。

問題的實質或許在于，在多元化趨勢愈益顯著的社會形勢下，社會中復雜多樣的利益要求不可能通過一個政黨來表達。共產黨不可能像它過去所做的那樣代表全社會的（即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代表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就必然失去代表另一部分人利益的機會。這是一種不可改變的兩難處境。比如在是否吸納私營企業(yè)主等「新社會階層」入黨的考量上，如果突破過去的障礙，就將面臨與其傳統(tǒng)階級基礎的疏離，對強調階級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這種調整的政治成本是極其高昂的。

多元化趨勢的不斷發(fā)展也是與意識形態(tài)的衰落相伴發(fā)生的，完美的意識形態(tài)教義最終在市場化激發(fā)起來的個人利益和個性化滿足的侵蝕下，變得千瘡百孔。意識形態(tài)既失去了使人口同質化的社會功能，也喪失了改造黨員主觀世界的能力──這使黨員的政治態(tài)度變得消極和平庸，他們不再有反映社會利益要求的熱情和責任感，甚至表現(xiàn)出相當強的政治冷漠。對共產黨員政治先進性日益喪失、「混同于普通群眾」的擔憂在改革過程中不絕于耳，但在改革起初的1980年代最為強烈，那時候的黨刊充斥著這樣的激烈警告：

如果我們的黨組織和黨員都只是把自己看成一般的商品生產者和銷售者、市場競爭的參加者，借口觀念更新，放棄共產主義理想，丟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完全按照商品經濟中通行的原則來指導黨的生活，指導黨員的行為，只知道商品、貨幣、掙錢，為了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與國家講條件，與人民群眾爭利益，甚至利用權力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那么，共產黨就會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設的領導者變?yōu)樯唐方洕顒又械囊话愀偁幷撸優(yōu)榕c民爭利的商人集團。這樣，黨在人民群眾中就不會有號召力、凝聚力，就不可能有崇高的威信，人民群眾就不會擁護黨。（程繼堯，1989）黨員政治態(tài)度的消極化和平庸化不僅與意識形態(tài)的衰落有關，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黨的組織規(guī)模擴大的策略所致。壟斷社會權力的意圖使之采取盡納社會精英的策略，黨可能認為，只要將社會各個角落里有影響力的個人吸收到黨內就可避免影響力資源外流。與改革前的極端政治化社會不同，在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中，個人的影響力主要取決于他的技術性能力，而非政治態(tài)度，比如在大學生中成績好的學生是有影響力的，在科研機構里研究成果突出的學生是有影響力的，在工廠車間里技術能手是有影響力的，在農村最有致富能力的農民是有影響力的。在這樣的社會情勢下，盡納社會精英（以保持對社會的影響力）的策略與黨（對其成員）的政治凝聚力存在著相互削弱的關系。考察黨員納新的實踐可以發(fā)現(xiàn)，黨基本上是選擇了取前者而舍后者，黨的中央組織部門強調所發(fā)展的黨員要「優(yōu)秀」，絕大多數(shù)基層黨組織在發(fā)展新黨員的時候對其政治態(tài)度并不真正關心，只要他們按照程式作出無關痛癢的表態(tài)就可以了。雖然各行各業(yè)的精英人士有很多被吸收到了黨內，但這些人卻極其缺乏對黨的政治使命的認可和忠誠感，他們對黨的政治前途漠不關心6。這導致了一種奇怪的現(xiàn)象：雖然黨員的人數(shù)一直在增加，但黨在反映和整合社會利益方面的能力卻急劇下降。

那么，這些對黨的政治目標缺乏認同的人為甚么愿意入黨，或者是抱著「無所謂」的態(tài)度入黨呢？對于那些已在黨內的人來說，為甚么不愿意退黨呢？其原因僅僅在于個人的實際利益──它們與黨的整體利益不相關，甚至是沖突的。對于追求個人利益而言，黨員的身份仍是有價值的。因此，入黨成為追求和實現(xiàn)個人與集團的特殊利益的一種方式和途徑。在這種情況下，就像在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時期一樣，規(guī)模不斷擴大的共產黨內部生長出許多特殊利益來──只不過這些特殊利益在改革時代是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總之，在非戰(zhàn)爭條件下，一個組織嚴格的掌握龐大權力體系的執(zhí)政黨，一方面，由于黨員身份能夠帶來一定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許多黨員僅是出于謀取個人現(xiàn)實利益的考慮而入黨；另一方面，由于沒有清除缺乏黨的意識的黨員的機制，所以最終難免成為一個特殊利益的混合體。

綜上所述，在轉軌過程中，共產黨蛻變?yōu)楠M隘性利益集團是這樣兩種過程的交叉性結果：一方面，由于社會結構的多元化，黨因無法代表多樣化的利益要求而變得狹隘；另一方面，黨為了繼續(xù)保持全面的社會影響力而不斷擴大規(guī)模，導致被其內部受到市場支持的特殊利益所分裂。從實質上來看，這兩個方面都反映著一個事實：共產黨與市場化社會的內在沖突。

二從理想主義的革命黨向權力主義的執(zhí)政黨轉變

從1949年到改革以前的時代，共產黨是一個典型的革命黨，它將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不斷革命的訴求之上。革命就是為無條件地盡快實現(xiàn)共產主義的完美社會而斗爭。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這個斗爭就是階級斗爭──由于階級斗爭是實現(xiàn)共產主義的唯一途徑，所以要「以階級斗爭為綱」，以此為指導最終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這個斗爭頗具原教旨主義的特征，它不但針對政治權力和經濟關系，而且還針對「舊社會」的一切規(guī)則，以及最深層次的思想意識領域。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就是這樣一個最徹底、最深刻的革命運動的天然領導力量。

革命的共產黨洋溢著理想主義的氣質和精神。革命者的形象是單純、無私、坦蕩、自信、大無畏、永葆青春活力的。這是因為，革命的正當性來源于奮斗目標──共產主義──的道德完善性和歷史必然性。革命絕不是為了獲得政權，而是為了實現(xiàn)遠比獲得和執(zhí)掌政權更重要、更有歷史意義的目標──解放全人類。因此，革命體現(xiàn)著最高的歷史價值和道德關懷。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是共產黨革命區(qū)別于歷史上許多以奪取政權為功利目標的革命的重要標志。

作為理想主義的革命黨，執(zhí)政遠不是共產黨的目的，相反，它的目的是要消滅政黨、階級、國家等與執(zhí)政有關的一切政治設施。假如說黨在1949年前的直接目標是為了獲得政權的話，那也只不過是一個階段性的、低級的目標，是實現(xiàn)最終目標的一個必經過程。雖然黨在1949年以后成為了執(zhí)掌政權的黨，但是政權對于黨并沒有多么崇高的價值，它的意義只是在于，它的強制力為盡快實現(xiàn)革命目標提供了方便。也就是說，政權只是體現(xiàn)著工具價值。為了實現(xiàn)革命目標，甚至完全可以不要政權，可以打破自己本已執(zhí)掌的政權──假如這個政權阻礙了革命運動的話。這也正是「」之所以「自己革自己命」的邏輯并非全然荒謬、以至不可思議的根據(jù)。

同樣是出于理想主義的使命之必需，產生了革命的專制──無產階級專政。試想，相比于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現(xiàn)實的舊社會是多么的落后和骯臟！舊社會與理想社會的差距產生出了革命的需求，差距愈大，就愈需要用革命的專制來促進邁向理想社會的步伐。因為有如此強烈的革命正當性為依據(jù)，所以革命者有充分的自信、理由和勇氣去利用任何手段消滅阻礙前進的反革命力量。為甚么共產黨的革命專制是登峰造極的？因為極權主義的控制是社會盡快向共產主義過渡所必需的，它具有善的正當性；因為共產主義革命者對殺人沒有任何恐懼、猶豫和懺悔，以革命的名義，甚么事都可以做。革命專制是比執(zhí)掌政權層次更高、涵蓋更廣的概念，它是革命階級意志的體現(xiàn)。可以沒有政權，但卻不可能沒有專制。在某種意義上說，革命專制首先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專制，意識形態(tài)具有高于政權的地位，甚至政權可以被看作是意識形態(tài)的奴仆而已，之所以這樣，也正是因為意識形態(tài)作為溝通理想與現(xiàn)實的橋梁，是終極理想在現(xiàn)世的代表。

在鄧小平取得黨的最高領導權之后，從1978年開始，共產黨迅速從革命黨的立場后退。這是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所必須的。鄧小平的最大貢獻在于，他把共產黨統(tǒng)治的合法性基礎從革命轉向了經濟發(fā)展，持續(xù)高速的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明顯改善為黨提供了新的合法性來源。但與此同時，市場化基礎上的經濟增長也創(chuàng)造了一種使黨的合法性潛伏危機的社會形勢──在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日漸消退、社會利益與意識日益多樣化的社會形勢下，黨的統(tǒng)治地位喪失了以前所具有的革命神圣性，處于一種由現(xiàn)實條件所決定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因為在改革以前，黨是一切政治權力和經濟福利的唯一來源，而如今，黨要與其他權力和福利來源進行競爭。這種狀態(tài)無疑啟發(fā)著共產黨的執(zhí)政意識，所謂執(zhí)政意識，也就是一切從維護政權出發(fā)的意識。執(zhí)政意識的萌發(fā)表明共產黨已經沒有了革命的優(yōu)越意識或霸權意識，把對統(tǒng)治合法性的追尋從革命意識形態(tài)轉向了被統(tǒng)治者的現(xiàn)實需要，因而實際上是黨的角色意識的一種轉換。

執(zhí)政意識從鄧小平時期開始萌發(fā)。比如，他在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曾說「我們黨是執(zhí)政黨」，并提出了「執(zhí)政黨應該是一個甚么樣的黨，執(zhí)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于領導？」的問題（鄧小平，1994：274，276）。雖然鄧小平常用「執(zhí)政黨」這個詞，但由于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共產黨的執(zhí)政地位是相當穩(wěn)固的，如何維護政權的問題并不迫切，所以并不是他最為關心的問題，他真正關心的是發(fā)展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zhí)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發(fā)展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鄧小平，1993：28）。1989年「六四事件」及蘇聯(lián)、東歐執(zhí)政的共產黨倒臺之后，共產黨執(zhí)政地位面臨的威脅猛然凸現(xiàn)，但此時鄧小平隨即退出政治舞臺，將共產黨的領導權交給了以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也將回應這一系列歷史性事件給黨造成的沖擊的歷史重任留給了。在又經過十三年之后，也即將退出政治舞臺時，他將自己的歷史功績定位在解決了「建設一個甚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歷史課題，其成果就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一種執(zhí)政黨理論。中共十六大報告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學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這里所說的「黨的歷史方位」，就是「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zhí)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此前，在2001年著名的「七一」講話中，就已提出了這一觀點。這標志著中共從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轉變，無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從政治綱領層面，都已全面完成。可以說，從2001年「七一」講話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這一年多的時間，堪稱是1978年后中共最重要的政治調整期，期間，共產黨的政治綱領確有十分重大的轉折。對自身執(zhí)政地位的認識，則是共產黨發(fā)動這一轉折的動因。

2001年以后共產黨明確提出要牢固樹立「執(zhí)政黨」的角色意識，強化「執(zhí)政意識」，其出發(fā)點是要維護黨的永久執(zhí)政7地位。永久執(zhí)政的假設在共產黨的意識里自始就是存在著的，只不過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是潛意識中的一種隱含的假設。在和鄧小平當政時期，永久執(zhí)政似乎是不言自喻、不成問題的，有關黨的建設的各種方針政策無不是以此為隱含的前提。執(zhí)政黨問題的提出，不僅使這一預設明朗化了，而且更是包含著維護永久執(zhí)政的意圖。顯然，這一問題提出的背景，是黨永久執(zhí)政的假設遇到了挑戰(zhàn)。這一挑戰(zhàn)從遠處說是來自于1989年的民主抗議事件，從近處說則是直接產生自199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事件對思想產生的觸動之強烈多少有些出人意料，1999年4月25日「」信徒聚集中南海后，他對如何處理「」連續(xù)做出了一系列批示，稱這是1989年以來國內出現(xiàn)的最嚴重的事件，并把與「」的斗爭定性為「一場爭奪群眾、爭奪思想陣地的嚴肅的政治斗爭，關系到共產黨人的根本信仰，關系到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根本思想基礎，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總之，「」事件使他強烈地感受到了群眾與黨的離心力以及政權基礎的不穩(wěn)定性，「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思考這種情況出現(xiàn)的原因和對策，從此主導了他的思想發(fā)展。關于這種情況出現(xiàn)的原因，他得出的基本判斷是所謂的社會生活的「四個多樣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分配和就業(yè)方式等的多樣化。從公開發(fā)表的講話來看，從1999年6月28日在紀念中共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始，到2000年5月14日在江蘇、浙江、上海黨建工作座談會上全面提出「三個代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每次講話基本都要提到這「四個多樣化」對黨執(zhí)政提出的新挑戰(zhàn)、新要求。「三個代表」就是他針對這種挑戰(zhàn)提出的總對策，「三個代表」被概括為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zhí)政之基、力量之源」，算是畫龍點睛，相當透徹。2000年6月在西北五省區(qū)黨建工作和西部開發(fā)座談會上，明確解釋道：「我們黨要不斷鞏固自己的執(zhí)政地位」，就必須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提出堅持『三個代表』的要求，其出發(fā)點和著眼點就在這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2：579）。「三個代表」與「永久執(zhí)政」目標之間確定而直接的聯(lián)系，一目了然。

共產黨的政治意識從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轉變，應當說符合現(xiàn)代政黨政治發(fā)展的一般方向，有其進步意義。尤其是，這其中隱含著的「黨的執(zhí)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觀點8，表明共產黨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正視潛在的政治競爭。應當把這看作是共產黨對變化著的社會形勢的一種適應。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面對變化著的社會形勢對其執(zhí)政地位的挑戰(zhàn)，共產黨所選擇的并不是順應歷史潮流，向現(xiàn)代類型的民主執(zhí)政黨轉變，而是寧要逆歷史潮流而動，為不可為之事──「永久執(zhí)政」。「永久執(zhí)政」的理念，所反對的是政黨輪替的政治民主，實則是專制。在完成從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轉變之后，共產黨仍然是一個專制政黨，它仍然要做全中國的領導核心，所說的仍然是重復的老話：「工農民學商，黨是領導一切的」（，2001：359）。因此，圍繞向執(zhí)政黨的轉變，中共「執(zhí)政意識」的凸現(xiàn)，以及執(zhí)政能力的建設，只是表明了它在多元化趨勢不斷加強的不利社會形勢下繼續(xù)追求和維護的政治決心、「斗爭精神」和制度化努力。

社會政治條件變了，而共產黨的專制目標沒有變。其結果是共產黨權力策略的變化，即在從理想主義的革命黨立場退卻之后，演變成為了一個純粹權力主義的執(zhí)政黨。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它把實現(xiàn)權力最大化作為唯一的行動方針，執(zhí)政不再是實現(xiàn)理想主義目標的手段和工具，而成為終極目標，黨的一切活動的出發(fā)點就是保證永久執(zhí)政。2000年，提出「要深刻認識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長期執(zhí)政的政黨喪失政權的教訓」，他說，「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執(zhí)政幾十年的政黨先后下臺，有的已經衰亡。……認真分析這些政黨的興衰，加以借鑒，對我們加強黨的建設很有意義」（，2001：442）9。他所說的長期執(zhí)政的黨是指蘇共、印度國大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中國（臺灣）國民黨等政黨，本來，這些政黨被選下臺，是所在國家或地區(qū)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重要標志。但是，中共卻不從這個角度看待問題，它不從國家政治的長治久安出發(fā)，而是從一黨之私利出發(fā)，提出總結這些政黨暫時失去政權的教訓，為的是永遠能夠獨占權力，表明了它將自身利益置于國家長遠利益之上的狹隘性。

第二，從理想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后退。當黨采取了權力主義的功利立場時，它所奉行的就是利益政治，放棄過去的理想主義原則是一種必要的代價。以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為例來說，改革之初共產黨的基本表述不僅有理想主義的成分，也有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維護黨的特殊政治、經濟利益的成分，即公有制。由于隨著市場化改革對計劃經濟體制破壞的加深，公有制已經越來越不能有效保障黨的特殊利益。所以，公有制逐漸被從社會主義本質的界定中排除了出去。對這個問題講得最多的鄧小平，在其最后一次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表述（即1992年「南方談話」）中，將其界定為「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1993：373），其中除了生產力標準外，剩余的兩項都反映了共產黨對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理想的認知。當然，這種理想主義的表述與兩極分化愈益加深、社會弱勢集團生存狀況持續(xù)惡化的現(xiàn)實之間具有難以彌合的差距。問題是，在上面已討論過的共產黨上世紀末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堅持這樣的「社會主義本質論」對維護共產黨的權力地位沒有多大的作用，于是，「社會主義本質論」就被「『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覆蓋。在「三個代表」提出后，「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之類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提法在領導人講話和黨的檔中就消失了。在對「三個代表」的解釋中，已經基本上看不到有傳統(tǒng)社會主義理想的痕跡。正如有評論指出的：「只要能維持或擴大統(tǒng)治集團的既得利益，甚么理論、道路、原則、價值都可以接受」（康曉光，2002）。

第三，政治基礎轉向分利集團。在轉軌過程中，分利集團作為新形成的資本所有者控制了決定性的經濟資源。共產黨為了使其政權獲得最大的政治支持，注定要走向與分利集團的結盟。因為共產黨所維持的是一個沒有競爭性選舉的權力體制，在這個體制中，分利集團之外的社會大眾是沒有政治影響力的，所以共產黨只可能依靠分利集團。社會大眾的政治影響力來源于他們人數(shù)眾多，而這只有在公開的競爭性選舉中才能體現(xiàn)出來。依靠分利集團與共產黨的壟斷性政治利益是相容的，而依靠社會大眾與黨的壟斷性政治利益是不相容的。這就是共產黨為甚么要擴大其群眾基礎的原因。擴大群眾基礎，實質上是要把已經在經濟上壯大了的分利集團拉攏過來，最明顯的就是允許私營企業(yè)主等「新社會階層」入黨。黨與分利集團結盟的實質，是權力和利益的交易，作為交換，黨也會為實現(xiàn)分利集團的經濟利益最大化服務。比如，國有企業(yè)的關閉、破產，在很多情況下是分利集團對工人剝奪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有數(shù)百萬的職工下崗、失業(yè)，工人對此進行抵抗是必然的。對此，共產黨的立場完全站在了分利集團一邊，《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在實施關閉、破產國有企業(yè)中加強黨的工作的意見》中，只是強調要把大力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下崗、失業(yè)工人顧全大局，理解和支持企業(yè)的關閉、破產，保持穩(wěn)定，保證關閉、破產工作順利進行作為黨組織的「中心任務」，而絲毫不提黨組織在維護職工權益、監(jiān)督保證企業(yè)關閉和破產的合法操作方面的作用（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局，2002：56-61）。

競爭性民主體制中的政黨（包括執(zhí)政黨）所奉行的都是權力主義的策略，即以爭取權力（選票）最大化為唯一目標。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中，體制的競爭性與各個政黨的權力主義策略之間構成了一種平衡。但是，在中共壟斷性的政治體制中，權力主義的策略只可能有一種結局：它為了實現(xiàn)權力最大化，放棄曾經抱有的建立公平社會的理想，滑向與分利集團的同盟。這會導致制度僵化癥加重，阻礙政治制度的變革。這是對于國家的一種致命的政治威脅。畢竟，純粹為了特殊利益集團掌權而專制比為了公平理想而專制更不能令社會容忍。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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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中共十六大修改過的黨章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表明共產黨的傳統(tǒng)政治邏輯開始出現(xiàn)變化。

2黨員包括預備黨員與正式黨員，除此之外，「入黨積極分子」的身份類似于「準黨員」。從廣義來看，以上三種人都承擔著黨員的個體角色。

3《人民日報》2004年7月1日特刊。

4其中2001年的百分比資料，作者根據(jù)有關資料對李一引用的資料做了調整。

5據(jù)有關未發(fā)表資料，2002年。

6中共的領導人對蘇共解散時黨員的冷漠反應頗有感觸，他們在許多場合經常講：為甚么當戈巴契夫宣布解散蘇共時，蘇共的黨員很平靜地接受了這一事實，而不是為了維護黨的存在而抗爭？這樣的提問實際上包含著對中共黨員政治狀況的擔憂。2000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了全國30萬名黨員思想狀況問卷調查，這次調查的結果一直沒有全面公布，從反面說明了結果可能很不樂觀。這種擔憂影響了后來的黨建指導思想，從2000年起，「黨的意識是執(zhí)政黨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全黨同志都要增強黨的意識」的提法開始出現(xiàn)；針對黨員中存在的理想信念動搖、宗旨觀念淡薄、組織紀律渙散等突出問題，黨的十六大作出了在全黨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決策，該活動于2003年展開試點，2005年全面展開。

7永久執(zhí)政，也就是共產黨自己所說的「長期執(zhí)政」。由于黨所說的「長期」其實是無限期的，所以確切地說應當是「永久執(zhí)政」──它清晰地表達了共產黨對待政權的一貫態(tài)度。

8這一觀點后來在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關于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被明確提了出來。

9經中央點題，國內社科學術界一時形成了分析長期執(zhí)政的大黨喪失政權原因的熱潮，這些文章打著探討「政黨執(zhí)政規(guī)律」的幌子，總結出了這些政黨社會與階級基礎不適應社會發(fā)展、反腐敗不力等方面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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